"对不起，"客栈老板娘说，"没有刀叉，只能用筷子吃，可以吗？""没问题，"我满是自信地回答——毕竟在离开德国之前，我就开始训练自己用筷子吃米饭和面条了。
当德国的朋友问起来，"整整三个月都要吃奇怪的食物，你可怎么熬过来啊?"我只是淡定地笑笑而已。在中国，我可不想像个又萌又蠢的游客一样，到处去问别人最近的麦当劳在哪，或者靠吃士力架活下去。面对这次中国之行的终极体验，我可是准备得相当充分了。然而现在，这位盛情款待我的友善的女士正在往餐桌上摆放鱼头、豌豆，还有切成厚片的莲藕。她看着我吃力地剥着鱼头的皮，用筷子刺穿高尔夫球般大小的藕片，两分钟后，她仁慈地说："你也可以用手。"
在我来到湖南之前，我已经在北京打探了相当多的餐厅和小吃摊。我想尝遍我的德国朋友们嫌恶的所有食物——比如动物身上怪异的部分、从来没听说过的蔬菜，还有难以形容的创意料理。我得承认我是个吃货，而且总是倾向于把饮食习惯小题大做。别人把吃饭看成抵抗饥饿的途径，而我却常常只是因为新鲜、刺激就尝试新食物。而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再没有比中国更能扩大自己饮食视野的地方了。
在北京吃饭，我发现的第一个秘密是：怪异食物越多，食用它的方式就单一。比如，我到北新桥一家有名的卤煮店（我管它叫做"内脏餐厅"），这里供应用猪肺和猪大肠煮成的汤锅，大肠柔软而紧实，猪肺吃起来像软骨似的。可我却被周围的人吸引了，来这吃饭的几乎都是男士！他们一边喝着白酒，一边享受着大块的肉和内脏，多数人手里还点着烟。看起来，他们就像是把这顿饭当作特别具有男子汉气概的经历一样来庆贺着。
我也了解到中国人并不喜欢在餐桌上与朋友交流"嘿，你那份鸭肉怎么样？"他们只享受自己的那一份美味。我所见的大多数餐厅都是为了一群人用餐而设计的，而不是让单身人士坐下往自己嘴里塞吃的。我也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怀有激情而严肃认真地探讨食物。所以，对于我来说，餐桌上的转盘是分享的象征，而中国人想要尝试新鲜的东西。
尽管我所见到的很多西方游客都觉得这些食物令人作呕，我却试着接受它们，这也是个有趣的经历。我喜欢软嫩的饺子、清脆的卷心菜，还有像肉一样的豆腐乳。我吃过四川火锅和维吾尔族的羔羊肉，特别喜欢。有人告诉我，中国人讲究食疗，食物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所以我大啖牛蹄筋来治疗我的脚伤。为了抵御北京冬天的寒冷，我还喝了些很多醋椒汤，又辣又热乎。更有趣的是，鸭舌原来是一种极为简单、有些咸味的小吃，当你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就着啤酒一起吃，就像薯片一样——这真是听起来最堕落的事了。顺便说一下，当我回到德国，我可以告诉我那些爱挑剔的朋友们，中世纪帝国（作者暗讽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还将中国视作落后国家的目光狭隘的欧洲人）也有饺子和炸薯条——甚至比我们的还好。
在探寻中国菜的旅途上，我的语言能力也提高了。我发现"饿、喝、吃"是用最基本的声音表达出来的——è,hē和chī——就像是快被饿死之前每个人都能低声说出来的安全用语。不过，在中国的饭馆点菜可谓惊心动魄。在学会"làjiao"（辣椒）这个名字之后，在一个没有人说英语的湖南乡村，我走进一家饭馆并点了"làjiao"。服务员回来的时候，左手拿着一只青椒，右手拿着一只红辣椒。"好吧"，我想，"她想知道把哪种蔬菜放在食物里。"就在那充满勇气的短暂而愚蠢的一刻，我伸手指向了红辣椒。十分钟后，我被招待了一碗米饭——和一叠十只巨大的红辣椒，没有别的。从那天起，我才知道那道菜的正确名字应该是"zhu ròu là jiao"（猪肉辣椒）——而且我猜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了。
红辣椒也象征着中国人饮食习惯的一个不足之处：大声吃东西、不断地吸鼻涕，这些都没关系，可擦鼻子是个禁忌——但是随着你往嘴里塞辛辣的食物，鼻涕会不断地流出来。当我点了一杯水想要平息我翻滚的胃时，通常是热水，这反而让我更痛苦。但是看看我拥有的那些美好的经历，这不过是一个非常小的牺牲而已。
当我和在德国的朋友互通邮件时，他们问起："你已经尝过狗肉了吗？"嗯，我不想错过任何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走进了一家小饭馆，一尝这种动物的味道。狗肉伴着芝麻，散发着一股强烈的香味，让我想起牛肉和野鹿。我喜欢这东西，这并不像是打破了某种禁忌。相反，我只是做了一件很正常的、在这个国家被接受的事。我感到自己已经变得有一点像中国人了。
但是这种胜利并没持续太久。当我和北京的朋友谈起最近的经历时，他们大多向后缩了一下身，露出痛苦的表情："你吃狗肉了？你怎么能这样？我永远都不会吃那东西的！"即使是这位湖南的友善的老板娘，当我告诉她我做了什么的时候，她也感到厌恶，"小狗是友善的动物，"她说，"我们湖南人也很友好的。我们永远不会吃奇怪的东西。"她一边说着，一边又给我夹了一个鱼头。
（Jochen Pioch居住在柏林，他是《明镜》周刊、《GEO》的撰稿人，他在今年九月开始了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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