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5日星期六

墙外楼: 被反腐逼入萧条的行当又多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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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反腐逼入萧条的行当又多了一个?
Jul 5th 2014, 12:59, by 墙外仙

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真是威力巨大,其蝴蝶效应在把茅台酒、高档餐饮、演艺、高端会所、景德镇瓷器"整"入价格下行通道乃至大批关张之后,这次又要把EMBA学费给打下来了。

据媒体报道,EMBA秋季班招生已拉开帷幕,但各大高校EMBA的招生老师都不轻松。自从国企和政府收紧了高管、领导公费学习的经费后,国企和政府官员的比例大幅下降,几乎年年都上涨的EMBA学费,今年尽管已经拿到涨价的批文,但也放弃了涨价计划。

有高校EMBA老师透露,八项规定出台后,政府、国企收紧了高管、领导公费学习的经费,EMBA面临招生压力是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今年在西南财大EMBA班中,民营企业家的比例大幅上升到六成,往年政府和事业单位人员、国企高管、民企高管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

往年是政府和事业单位人员、国企高管所组成的"政府军"占到三分之二,今年是民企占到六成,比例的颠倒,显示出中国EMBA教育在生源上重大的变化。而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拜反腐政策所致。近年来,有相当一部分舆论认为官员不该入读

EMBA教育,认为学费昂贵不说,还助涨了官商勾结的不正之风,今年1月份,民革广东省委既曾发起提案,建议颁布官员禁读EMBA令,尽管至今仍没有相关禁令颁布,但由于中央反腐手段日渐凌厉,风口浪尖上,报名者还是显著减少了。

关于官员就读EMBA的比例,《福布斯》曾对中国商学院EMBA项目的调查,显示EMBA学员中政府官员所占比例平均为8.3%。其中,清华五道口的EMBA学员中,官员比例在10%以上,而长江商学院比例最高,为11%。据称,长江商学院对副局级干部全部免学费,仅需交5万元以内的注册费。至于国企高管就读EMBA的比例,则没有具体统计。

EMBA是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的英文缩写,EMBA教育旨在培养具有高度政治素养、责任心和职业道德的中、高层管理者,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官员读EMBA,可多学专业知识,提升经济地方技能,本无可厚非,为什么会受到反腐政策的巨大影响呢?这实在是跟今天中国的EMBA教育已逐渐变味大有关系。

中国的EMBA教育近年来学费大涨,从原来的十几万飙升到几十万甚至近百万,以至饱受诟病。涨价是因为受追捧,而受追捧是因为学员们通过教育获得了等值甚至超值的知识吗?非也。学员们为学习支付了学费不假,但其中溢价部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混圈子"、"搭官员"、"交朋友",这才是EMBA学员花高价读书的普遍目的。

比如媒体报道中就讲了EMBA利益闭环:金融行业高管、企业老板、政府官员,这三者的诉求构成了EMBA不竭的生源,金融业高管掌握了资金审批的阀门,他们就读EMBA后,希望需求贷款的企业老板慕名而来,尾随其后的便是希望招商引资的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同样需要赢得金融业的支持,金融业高管也能够从众多项目中轻松找到有利可图的项目,在EMBA的平台上,三方逐渐形成了默契,更多的人也慕名前来。这个利益闭环中其实还应该包括包括"学校"这一链条,比如像前文所述,一些学校对一定级别政府官员全部免学费,吸引他们就读,然后再对慕名而来的民企金主收取高昂学费,而民企土豪则可以从在与官员"同窗"过程中建立的铁的关系获得超额回报。

这就难怪一些名校办的高端国学班也能从企业家身上赚取巨额学费了,因为在这些"平台"上,学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和谁一起学。现在由于反腐的原因,官员开始回避上EMBA班,这等于是釜底抽薪,抽去了EMBA这个名利场利益链条中的最关键一环,如果这种现象坚持下去,相信高昂的EMBA学费一定会持续回落,而中国的EMBA教育也重回校园本色,这倒也不是坏事。

说句实话,官员就读EMBA数量减少虽然现在看值得欣喜,但细思起来也很不正常,因为官员就读EMBA在本质上并不是坏事,那些贸易、金融、经济管理等相关部门政府官员,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确实需要经济管理的知识,他们能充好电,能力得到提高,可以更好的进行政府管理工作。至于在EMBA教育中所潜伏的腐败因子,其根源也不是EMBA,如果制度反腐得力,官员和企业天天吃住在一起估计也不敢腐败,反之,就算明文禁止了官员上EMBA,那些不良动机者还是能够找到其他机会厮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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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如今的权力基础是功勋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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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权力基础是功勋阶层
Jul 5th 2014, 11:47, by 墙外仙

开国功臣子弟,在过去30年里,没有转职成资本家的,剩下的那群人。

依葡萄的说法,在89年,某位或者几位老人(可能是八老中人),就在开始布局,为后改开时代做人事和理论上的准备。

之后十几年,一边在人事上安插红二代,一边等待社会演变到一个临界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必然会形成一个阶级。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到某个时点,这个阶级必然会要求推翻政权,强化自己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优势地位,也必然会引起待富阶级的反感,这就是临界点。

大约在02年开始,这些未转职资本家的山头派系们实现了大和解,以刘源、林家、毛家的和解为标志。在05年前后,形成普遍共识。08年国进民退,是这批人确立在中央的权力的标志。

中央,是代表了上千万人利益的一个集团,先控制军队,再控制中央,然后制地方,这是路线图。维尼熊,不过是他们选出来执行这个路线图的人选。先控制军队再控制中央的具体路线一直不清楚,但是TG如果倒台,资改派摇身一边继续当权的话,其它功勋阶层就只能沦为小民,这是这个阶层形成合意的基础。唯勋贵与P民能与社稷共命运,富人与高层中产动不动就移民逃出去了。

486一直插手不进军委,而386对军队的控制主要依赖军委和辽宁帮。08年影帝的四万亿,使影帝失去了最后的权威,连芒总都说,影帝去温州就只是作秀的,温州的债务危机除非王73去才有可能带钱去。

10年底有一个毛诞辰记念大会,开国将帅除了叶家和邓家,都去了。这是功勋阶层的庆功大会。布局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收官而已。大龙是注定被杀的,杀不杀,几时提子,只是看怎样才能榨出最大利益来而已。具体某个人的下场处置并不重要。

辛苦捞了上千亿,其实那只是幻觉,只是暂时放在你家而已。权势在,依附于权势的这些财产就在。权势不在,这些财产就无力能守护。徐阶权倾一时,也没象张居正那样倒台,他置下的几十万亩地在死后照样被抢走。沐国公做了三百年云南王,明朝亡了他家也跟着灭了。东晋的王谢亦如是。关键不在于财产多少,而在于家族能持续兴旺的依靠。财产本身只是暴力的对象而已。

成功的例子,一个是李鸿章的后人,把家产全球分散配置;一个是西方的豪门,把政权当作工具。所以资改派,如果不能把政权变质,就守不住这些财富,即使把财产向外转移,也会被追回来,因为今天TG的触角已经全球化了,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暴力,而不是法律。但是即使资改派把政权变质了,也要担心,因为中国有造反的传统,又被老毛打上了平等的烙印,而军队的主体成份仍然来自于社会下层。

这个阶层的解决方案,大概是资产保持名义上的国有,而高级官位的占有则是阶层独占。中下层官僚的地位下降变成打工仔,用城市化和工业化信息化打破地方豪族对地方官位的独占。由于信息化还在发展中,所以未来的社会形态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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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黎蜗藤:如何看待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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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蜗藤:如何看待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Jul 5th 2014, 10:56, by 墙外仙

7月1日,安倍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通过"内阁决议"的方法修改对宪法的解释,从而在宪法的高度确认日本"部分地"拥有集体自卫权(Collective Self-Defense)。这意味着,日本经过战后70多年的和平国家之后,终于走上了迈向正常国家的道路。
很多中国媒体一直错误地把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视为日本要"走军国主义道路"。这种看法完全是从部分媒体与专家从单维的角度出发理解问题,认为解禁集体自卫权"针对中国",而无法理解整个问题的背景和实质,给公众带来错误的信息。
在70多年前,作为二战中的战败国,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制定了日本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这就是日本和平宪法的来源。根据字面上的解释,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和别国开战的。当然,在国际实践上不能作茧自缚,没理由要求和期望日本在任何条件下都打不还手,这既不符合政治逻辑,也不符合政治现实。于是如何对宪法第九条进行解释,就成为日本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最初,日本吉田内阁确实认为宪法第九条甚至连"自卫权"也放弃了,这时日本指望美国完全负责日本的防卫。但很快证明这是行不通的,美国不愿也无法独力承担防守日本的重任。于是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政府转而认为宪法第九条并没有禁止日本的"自卫权"。
在1954年,日本成立自卫队,通过法制局长和防卫厅长做出了鸠山一郎(鸠山由纪夫的祖父)内阁对宪法与自卫队及自卫权的关系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宪法 并未否定自卫权,自卫队也并不违宪,从此确立了日本拥有"个别自卫权"。应当承认,拥有个别自卫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权利(连自卫也不可以还能称一个国家 吗?),日本成立自卫队是无可厚非的。
但这时日本内阁的解释中仍然否定"集体自卫权"。在1954年4月,法制局长官佐藤达夫就"行使自卫权的三项条件"作了定义:(1)存在紧急而现实侵害;(2)没有其他排除手段;(3)为了实行最低必要限度的防御而采取必要措施。1954年 6月,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下田武三在国会就"集体自卫权的定义和自卫权行使界限"进行答辩时,以上述"三项条件"为依据表明"宪法不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日本政府在议会答辩中首次直接言及宪法禁行集体自卫权问题。
所谓禁止集体自卫权,就是指当日本的盟国受到袭击的时候,只要日本本土没有受到袭击,日本就无权出兵协助盟国。
世界上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否认自己拥有集体自卫权,这和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的权利是不相符的。因为在联合国宪章51条规定: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本应拥有集体自卫权这种"正常"的权利,但是日本宪法第九条以及官方的解释,把这个权利自我限制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一直没有被视为"正常国家"的由来。
美国和日本在1951年签订《日美安保条约》,在1960年修改这一条约。根据新修改的条约第五条:
缔约国的每一方都认识到:对在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的任何一方所发动的武装进攻都会危及它本国的和平和安全,并且宣布它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任何这种武装进攻和因此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采取了为恢复和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时,必须停止采取上述措施。
尽管这个条约的英文版被称为"互助安全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但事实上这个条约对美国是不平等的。因为根据条约,在日本受到攻击的时候,美国有义务帮助日本,但是当美国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却没有义务帮助美国。当时双方都知道,日本根据宪法解释无权派兵到海外,没有"陆海空军",也没有集体自卫权。
这个"海外"的定义是非常严格的,根据美国和日本的理解,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仅仅是在日本行政管理下之领土(包括钓鱼岛),其领海与内水也属于领土。但是专属经济区则不属于领土,而属于公海(high sea),亦即海外。因此,即便美国船只在日本临近的海域受到攻击,只要不在日本12海里领海之内,日本也无权亦无义务对美国提供防卫帮助。
日本政府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在1972年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无损其否定集体自卫权的实质。田中角荣内阁的解释是:"主权国家都拥有国际法规定的集体自卫 权,日本当然也不例外。政府的立场是日本虽拥有集体自卫权但其行使超出自卫的界限,因而不能被允许。"根据这种解释,日本实际上是拥有集体自卫权的,但是 行使这种权利则超出了宪法的规定,因此,这个权利属于已经拥有,但碍于宪法无法行使。
通过日美安保协议,日本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自己却仅仅把防卫力量控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日本的军费开支长期低于GDP的1%,是世界上相对军费开支最低的大国。日本因而可以全力发展经济,长期占据GDP第二的位置。
日本右倾的政治家多以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为夙愿,此点既无法否认也可以理解,有哪一个国家愿意永远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呢?但中国一些专家往往把对日本解 禁集体自卫权视为日本政治家的一厢情愿,又不失"挑拨离间"地告诫(提醒)美国,把美国视为要和中国一样阻止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的"同路人",这就有点令 人啼笑皆非了。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推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要动力。
美国对于日本限制集体自卫权向来颇有微言。如前所述,日美安保条约对美国是不平等的。自冷战结束,美国一直希望日本对集体自卫权解禁。从波斯湾战争 (1990年)开始,美国就希望日本能够为美国主导的盟军联合行动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屡屡因为日本缺乏集体自卫权而作罢。无疑,日本可以提供支票簿,但 这并不能代替真正的"出力"。在以后的美国主导的历次战争中,这个问题一再引起争议。
1993年,美国参议员罗特(Bill Roth)最早开始提出把日本(和德国)完全行使国际责任作为美国支持日本入常的先决条件。各种美国智库也反复强调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必要性。美国政府 也一再向日本领导人要求改变这个政策。尽管美国一再推动,但日本一直没有能够做到这点。日本政府在2011年也承认,日本集体自卫权问题是美日之间最突出 的问题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推动日本做出政策的修改远在中国崛起和中日关系紧张之前,很明显,即使在现在中国因素是推动日本成功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原因之一,它也不是日本要修改政策的最初因素。
从美国的角度,日本不肯平等地分担互相的防卫责任,真是太不够意思了。但日本之所以迟迟未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其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不愿推动,而在于反对派的 力量太庞大。日本是一个民主政体,能否实现某个宪政上的改动并不仅仅在于政府的想法,更不在于美国是怎么想的,而在于日本政府在国内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民 意,或者说获得足够的民意代表(议员)的支持。
事实上,自9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压力下,较为重视美日关系的日本自民党(以及其联合政党)政权都一直在推动修宪。但是由于国内反对的声音太大,历届政府 都仅仅在"小动作"上做出修改,直到安倍第一次当政,才真正把修改宪法做为实际的执政目标。他在当时举出了四个必须修改的理由:第一,在公海上防卫美国战 舰;第二,在日本上空拦截攻击美国本土的导弹;第三,为受攻击的国际维和力量提供帮助;第四,为维和活动和其他集体防卫活动提供后勤支持而提供武力保障。
在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哪怕仅仅是解释宪法,都是存在巨大争议的。最大的反对者来自属于日本左派的和平主义力量,他们担心一旦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意味着日本存在重新被卷入战争的可能。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认识这种担忧。
第一,这种担忧是担心日本重新走上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这种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日本绝不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但必须看到,把解禁集体自卫权看作是 军国主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世界上除了日本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拥有集体自卫权,这种权利也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没有理由把拥有集体自卫权等同于军国主义。 否则岂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军国主义?
当然,有一种担心是害怕一旦开了一个头,就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上同一条旧路。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目前,尤其是和平主义深入人心的时代,还看不到丝 毫这种迹象。日本人民也应该有自信一旦有这样的苗头,民主体制有能力做出即时的反应。对日本有实际影响力的美国同样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第二,有很多人的担忧是日本必须为集体自卫权作出牺牲。这个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反映了一种不劳而获的孤立主义式的自私。那些日本人企图永远享用美国 所给予的安全保障,而不需付出(除金钱之外的)代价。日本不可能一方面要求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困难的、会得罪人 的、需要勇气的和可能导致牺牲的事务中,永远出钱不出力。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勇于承担国际责任,而不能永远指望搭美国的便车。
但无论如何,在日本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下,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老大难的问题。日本政府即便是有心,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日本要解禁集体自卫权是由两种力量所推动的:一方面,日本部分政治家(我们姑且称为右倾政治家)努力要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另一方面,美国也积极推动日本解禁。而阻碍的力量主要是国内的左派和平主义者。
我上面的分析中缺少国际社会的因素,这是因为相对而言,国际上的反对力量(比如说中国)可以说并不十分重要。这是因为:第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完全是日 本的内政,即便是稍有联系,也仅仅和美国有关,因为美国是帮助日本制定宪法的唯一国家,是在法理上有一定的联系的唯一国家,其他国家无权干预。第二,集体 自卫权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拥有这种权利的国家反对别国也拥有这种权利,名不正言不顺。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形势对于日本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影 响,任何国家在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总是希望国际有一个良好的反响的,只是这不是决定性的力量。
从这次日本解释宪法后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可以看出这一点,外交部并没有高调指责日本解释宪法,只是强调这种政策的改变不应该影响中国的安全。可见,中国实际上缺乏冠冕堂皇的理由去阻止日本解释宪法。当然,媒体的激烈反应是有的,也可以理解。
从法律的角度看,日本的修宪可以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直接修宪,即对宪法第九条做出修改。这有极大的困难,需要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三分之二的票数通 过,还需要全国公投的大多数通过。第二种方法是先修改宪法中修改宪法的程序(第九十六条),再依照这个程序进行修改。这样的难度可能会稍低,但也非常困 难。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内阁进行宪法解释,而让集体自卫权与宪法第九条相适应。这正是安倍内阁的做法。一些中国媒体说安倍修宪,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宪法并 没有被修改,仅仅是被重新解释了。
这种做法听上去很取巧,但事实上,回顾战后日本历来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惯例。比如从吉田内阁的"完全没有自卫权"到鸠山内阁的"承认个别自卫权",这都是出于内阁的解释。安倍的做法并没有超出前任的惯例。
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安倍的内阁解释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也容易被滥用。但是,尽管这种做法比修宪要容易一些,它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否则,日本历届自民 党政府也早已用这种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了。安倍的执政联盟中有公明党成员,这个一向持和平主义立场的政党如果不同意,内阁解释也无法通过。另外民意和众议 院也非常重要,如果民意反对声音太大,以及执政联盟没有控制众议院(经过选举),那么众议院可以就此提出对安倍的不信任动议,一旦通过安倍就要再次下台。 因此,这个看上去是内阁"为所欲为"的做法事实上也有相当的困难。
当然,和正式修宪相比,这个做法毕竟难度小一些,但也因此具有不稳定性。比如,如果以后左派上台又有足够的支持的话,他们也可以把这个解释改回来。
毋庸讳言,安倍之所以能够完成对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和中国关系极大。一方面,中国在公务船频繁进入钓鱼岛海域、中国军舰频繁穿越日本群岛的海岛以及东海防 空识别区问题上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恐惧(这里无意指责任何一方)。中国的反日行动以及一些不负责任的国家级媒体和专家的恐吓性的反日言论亦引起日本很多人民 的反感(想一想中国人民对越南反中的感觉)。最后,中国屡次拒绝日本提出的依照国际法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提议,让日本人民和政客失望,把广大的亲中的和平主 义者都推向了反面。
后者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因为一向亲中的公明党曾经向中国来访的国务委员唐家璇提出这个建议,但是被他一口回绝。这让公明党感到无法在这个问题上以自己的方法取得进展,只得转而支持安倍的做法。这在政治上帮了安倍的大忙,也是安倍得以解释宪法的最决定性因素。
此外,中国在东海、南海以及其他陆上边界的多面出击也为安倍的做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尽管这不是必要的,但也在国际舆论上为安倍营造了正面的气氛。
如果从中国希望阻止日本解释宪法的角度看,中国的外交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以失败来形容。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无疑为日趋紧张的东亚政治增添了不明朗的因素,但也不必过高地强调其负面的作用。毕竟,日本这次仅仅是"部分地"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安 倍的解释是对前述三原则的第一条:"存在紧急而现实侵害"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即:"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者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 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至少从条文上看,达到这个要求还是不那么容易的。实际上,根据条文,这个解释甚 至还不能覆盖安倍在2007年所提出的四个情况。美国尽管欢迎安倍的解禁,但还有媒体指出这个解禁的力度还不达到美国的期望。当然,实际应用如何,还需要 继续观察。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安倍内阁解释过宪法一次,要再次解释宪法几乎不可能。
因此,日本现在虽然部分地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但这只是实现正常国家的第一步,还难以称得上完全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更谈不上什么军国主义。
安倍在国际外交上一再强调"积极和平主义"。对此,中国颇有点不以为然。但如果真是说到做到"和平"二字,似乎也不应太过以负面的角度来看待。当然口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不一定一致,对此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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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经济观察报》青岛港“骗贷门”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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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青岛港"骗贷门"发酵
Jul 5th 2014, 10:29, by 墙外仙

  7月2日,山煤国际董秘办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们刚刚起诉,还没开庭审理。"她表示,山煤煤炭已于6月25日向山西省高院递交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山西省高院已接收该材料。
  记者获悉,原告山煤煤炭向上游企业中信澳大利亚资源有限公司等采购铝粉、铝锭、电解铜等货物并签署了外贸采购合同,并分别销售给下游企业广南公司、新联国际并相应与其签署外贸销售合同。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青岛德诚想从中间赚一点费用,上下游都是他们指定的。"上述山煤国际董秘办人士称,青岛德诚指定了上游企业中信澳大利亚资源,下游企业广南公司、新联国际。
  上述山煤国际董秘办人士表示,"当时德诚公司是行业里面很有地位的公司,考察之后就决定和他们合作,所以就签订这些合作协议,主要是风险管控的考虑。"
  签订合作协议后,山煤煤炭向上游企业开具以其为受益人的远期信用证,还就上述业务项下15份外贸销售合同向下游企业交付仓单等货权转移凭证,但下游企业广南公司及新联公司却未按外贸销售合同的约定向其付款1.2亿美元。该合同担保人是化隆先奇。
  但这只是拖欠货款的冰山一角。
  此外,山煤煤炭向青岛德诚购买氧化铝,并销售给青岛亿达矿业有限公司。其中,德正资源为青岛亿达在前述内贸销售合同项下的价款给付等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内贸采购合同及内贸销售合同签署后,山煤煤炭向上游企业青岛德诚支付价款,但下游企业青岛亿达却未向山煤煤炭支付价款3.5亿元。该项合同担保人是德正资源。
  山煤煤炭上述内外贸已被拖欠的货款合计十多亿人民币。
  山煤煤炭所起诉的六名被告,单纯从股权关系上,青岛德诚、德正资源、化隆先奇,与广南公司、新联国际、青岛亿达并无关联。然而,前者却甘愿为后者提供担保。
  山煤国际董秘办人士指出,"法律上无法证明他们有什么关系。"一般为别人做担保,要么有股权关系,要么私人关系特别好,要么存在互相担保行为。而对于上述担保行为,上述董秘办人士表示看不懂。
  掌控着上述几家担保公司的,正是陈基鸿。陈生于广东汕头,是德正资源实际控制人,旗下子公司包括青岛德诚、化隆先奇等。2010年,陈以33.5亿元入选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332位。
  "山煤煤炭现在在积极讨回货款,主要还是跟广南、新联两家下游公司要钱,而德正因为做了担保,所以我们起诉他们,冻结保全他们的财产。"山煤国际董秘办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不可忽视的是,除了山煤国际,德正系还陷入其他官司。
  陈基鸿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4月11日,他与山煤集团董事长郭海、广州萝岗区委书记骆蔚峰一行参观萝岗区。4月29日,陈基鸿因与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的落马有关,被有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
  这也成为德正系百亿骗贷案发的重要导火索。
  6月20日,由债权银行组成的债权委员会发布了一组统计数据,据该数据显示,德正集团在青岛当地银行的授信敞口为66.7亿元,共涉及银行机构17家。受此影响,多家债主争先恐后申请冻结德正系资产。据记者掌握的资料,德正资源持有深圳市霍煤鸿骏铝业贸易有限公司30%股权。如今,这部分股权遭受多方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从2014年6月18日到2016年6月17日。
  上述山煤国际董秘办人士透露,他们申请的司法冻结包括德正系其他子公司部分股权。不过她表示,由于有多家债主申请司法冻结,"具体能要回多少钱,就不太清楚。"
  兑付悬疑
  如果十多亿货款无法收回,"年底的时候有可能会记在坏账。"上述山煤国际董秘办人士表示,
  2013年,山煤国际净利润7亿元。一旦十多亿货款全部成为坏账,山煤国际难免亏损,这将拖累山煤国际母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山煤集团持有山煤国际57.43%的股份。长期以来,山煤集团依靠山煤国际的业绩苦苦支撑。以2013年为例,山煤国际营业收入813亿元,占据山煤集团营业收入的63.9%。
  即使如此,山煤集团仍不可避免出现多年亏损。2012年,山煤集团营业总收入109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亿元。2013年,山煤集团营业总收入127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1亿元。因连续两年亏损,山煤集团"11山煤债"债券已于4月30日开始连续停牌。
  山煤集团一位中层人士告诉记者,近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发来的有关决定,公司2011年发行的公司债券,自2014年5月9日起暂停上市,债券简称由"11山煤债"更名为"山煤暂停"。
  上述山煤集团中层人士介绍,为改变公司发展颓势,时任山煤集团董事长杜建华在2012年就要求山煤集团与德正资源在多个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并要求相关部门着手组织有关项目的详细调研和审批工作,实现项目落地。
  2012年2月20日,广东德润投资有限公司顺利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山煤集团持股51%,德正资源持股49%。主要从事氧化铝、铝、铝土矿、铜等有色金属国际、国内贸易。
  2013年3月26日,在广东德润第一届一次股东会上,山煤集团董事长郭海表示,山煤和德正作为两个性质和产业具有很大不同的企业,合作经历了认真慎重和细致深入的调研过程,双方要珍惜这次宝贵的合作机会。
  彼时,广东德润制定未来三年发展目标,依托股东优势,贸易板块要按年实现显著增长,柬埔寨氧化铝项目要尽快推进。
  广东德润不负众望,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近132亿元,利润1.53亿元。
  如今,随着德正系百亿骗贷案爆发,双方合作或将中断。多家银行机构已经申请对德正系旗下多家公司资产进行司法冻结。作为德正系主要子公司之一,广东德润将难以避开这轮司法冻结。
  记者获悉,处于动荡边缘的广东德润,如今不断招聘中高层人员,包括总部财务经理、子公司财务经理等职位。一旦德正资源所持股份被冻结,广东德润未来发展将无法依托德正资源的股东的优势,这将对其未来的发展埋下不确定性。
  而这一切,也将影响到山煤集团"11山煤债"的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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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佳木斯去掉贷款就是一个空壳城市:规划国土两局联手造假骗贷 城投公司“假地”融资数十亿 原市长兼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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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去掉贷款就是一个空壳城市:规划国土两局联手造假骗贷 城投公司"假地"融资数十亿 原市长兼公司董事长
Jul 5th 2014, 10:28, by 墙外仙

佳木斯城投公司"假地"融资数十亿 原市长兼公司董事长

近日,佳木斯市原国土局长宋学英在狱中写下3万多字《自述》,反思从2002年到2012年担任国土局长的处境和抉择。

宋提到,他曾在市领导的指示下,为佳木斯市最大的国企——新时代城投公司违规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让其融资骗贷数十亿元。

记者调查发现,该城投公司由市长兼任董事长。规划、国土等部门联合造假,为城投贷款提供"假土地证"。

这种现象并非孤例,也为如今高发的地方债敲响警钟。

佳木斯市最大江心岛——柳树岛,聚集着三个村落,1000多户村民。"绝大部分都是耕地。"6月29日,一位拉着马车的村民说,在11平方公里的岛上,除了农家乐和娱乐公园外,到处种着树木和庄稼。全岛只有0.7平方公里是合法的国有土地。但是,佳木斯市最大的国企——新时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新时代城投"),拥有该岛11平方公里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已将其抵押融资了10亿元。

"那个证是假的。"宋学英说。这名佳木斯市原国土资源局局长,因受贿罪今年4月被判刑入狱14年。

他告诉记者。佳木斯市城投公司违规举债背后,是一个城市高速发展的灰色样本。

造假抵押柳树岛

"改造居民区、建工厂、修公园等项目,资金筹集方式通过办理假土地证、再拿去抵押贷款。"柳树岛地块就是其中一例

佳木斯,"东方第一城",是中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是个崭新的城市,主要街道"八横九纵",500多栋楼和主干路完成了美化、亮化。

"这背后问题很多。如改造居民区、建工厂、修公园等项目,资金筹集方式,都是用假的城市规划、办理假土地证、再拿去抵押贷款。"宋学英说,2011年,国土部、国家审计署对佳木斯用地情况进行调查,从银行贷款开始倒查,查出多个假地贷款的项目。

柳树岛地块就是其中一例。

2011年,国家土地督察沈阳局对佳木斯市督察时发现,2009年佳木斯市政府为融资需要,将违规划拨给"新时代城投"的柳树岛用途由绿化用地调整为建设用地,划拨土地使用权面积调整为1143.07公顷。并按商业、旅游、娱乐用途虚拟规划条件进行作价评估34亿元,以此为抵押发行企业债券10亿元。

经过督察人员现场踏勘,柳树岛现状为旱地、林地、内陆滩涂、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和村庄组成。真正可以用来抵押的国有建设土地仅有70公顷。

宋学英说,当时为柳树岛作抵押贷款,按照时任佳木斯市长孙喆的批示,佳木斯国土局的任务就是办理虚假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及虚假的土地评估。

如果按照正规程序,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需经过集体土地转让手续,并按照规划、土地用途进行价格评估,缴纳土地出让金后才能办理,而柳树岛上述程序均未进行。

宋学英说,规划局也出具了虚假的规划许可证,他们按照规划局"虚拟"的地块面积、方位,国土局直接盖章,出具了"虚假"的土地使用证和他项权利证。

记者致电市规划局,该局一曾负责过规划审批的处级负责人表示,规划局曾参加过国土局商讨土地融资的会议,但他记得没有给柳树岛审批过规划,他也不清楚为何柳树岛能作为国有土地拿去抵押贷款。

6月23日,在哈尔滨监狱服刑的宋学英告诉记者,为这些"假地"办理假证,都经过时任佳木斯市主要领导批示同意。"否则我有多少脑袋也不敢办。"

市长兼职城投公司

事实上,在职官员在企业兼职属于违规行为。历年来,国家相关部门曾多次禁止官员在城投公司兼职

6月27日,记者找到"新时代城投",它在佳木斯财政局十八层高的办公大楼里,与财政局同楼办公。

当日,获知新京报的采访意图后,新时代城投办公人员表示,他需向一周姓局长汇报。

据内部人士透露,新时代城投与佳木斯财政局合署办公,除了高管交叉任职外,办公人员也有交叉。

"新时代城投"成立于1999年。与国内其他地方的国资城投公司类似,作为佳木斯市政府经营城市的主体,为其提供资金上的"借、用、管、还"一条龙服务。

2004年,佳木斯市政府又成立佳木斯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发展中心(简称"佳木斯城投中心"),代表市政府控股"新时代城投"。城投中心董事长由佳木斯原市长孙喆兼任,直到2013年孙喆调任齐齐哈尔市长为止。

政府官员兼任城投公司董事长的现象在国内并不鲜见,但由市长兼任城投公司董事长的情况却很少。

据内部人士称,原主管国土城建的佳木斯副市长张书滨退居二线时,希望到新时代任职,但未获批准。

事实上,在职官员在企业兼职属于违规行为。历年来,国家相关部门曾多次禁止官员在城投公司兼职。

2004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

同时,《公务员法》与《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规对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兼职现象也有着明确规定,给予记过、降级或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另外,2009年,佳木斯市政府又成立另一家城投性质的公司——佳木斯佳和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佳和投资")。佳木斯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孙涛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2年,国家审计署发现,"佳和投资"也存在用假的土地证贷款的现象。

国家审计署报告称,2010年11月22日,佳木斯市政府为融资需要,违规为4宗集体土地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总面积178万平方米,设定住宅、商服用途,虚假出让给佳木斯佳和投资,获取贷款4.5亿元。

城投公司所向披靡

佳木斯市一离任官员表示,在土地出让市场上,位置好的土地由城投公司先挑,这对市场竞争带来很大破坏

和其他城投公司相比,"新时代城投"的职能异常强大,除了时任市长兼公司董事长,佳木斯于2009年又赋予公司,具有土地储备经营主体、棚户区改造及安居工程建设主体职能。

然而,城投公司实施土地收储属于违规。根据国家《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土地收储应由隶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事业单位承担。

佳木斯市一离任官员表示,在土地出让市场上,位置好的土地由城投公司先挑,这对市场竞争带来很大破坏。

"新时代城投"具备这些职能后,在房地产开发和土地市场中"所向披靡"。

佳木斯国土局内部人士称,在佳木斯市西出口,沿江路南,多数土地由"新时代城投"先占后开发,并可直接出让。佳木斯有的改造工程,属于尚未规划就已开工。

"新时代城投"在佳木斯西林路与红旗路交叉口西侧开发的小区,将百年老街西林路西延路堵死。市国土局内部人士说,这样做破坏城市规划。

7月3日,"新时代城投"办公室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拿去贷款的土地都是市城府批的地,"怎么可能是假的。"

"只是当土地出让需要履行手续,或贷款需要土地证时,他们才和规划局、国土局打招呼。"上述人士说。

这个说法在新时代城投公司的内部文件中得以证实。

2011年4月5日,"新时代城投"呈给佳木斯市政府一份请示报告称: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内江南村东区、收获机械厂、博康二院西等腾空地块已与上海禄丰投资咨询公司签订出让协议。现急需规划、土地部门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以解决目前的应急还贷问题;请规划部门尽量放宽规划条件,以保障土地出让工作顺利完成。

业内人士称,国有土地出让,若按正常程序,应由规划局先办理规划许可证,划定土地性质(工业、商业或居住)、土地勘测定界,而后估价,进行招拍挂,中标单位缴纳土地出让金后才能完成出让。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新时代城投"尚未经规划、国土部门同意,就已签订土地出让协议。

60亿资金之渴

在有限的农用地转国有土地指标下,佳木斯市并没有太多的土地用来贷款;但2010年佳木斯办省运会需60亿

佳木斯在2010年出现了城建资金的异常渴望。那年,为举办黑龙江省第十二届省运会,佳木斯市启动城建百日会战。

340多个项目要推进,施工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要新建、维修和拓宽改造的31条道路及21座桥梁同时开工;17条主要街路和"五园一带"绿化工程全部启动;500多栋楼房的美化同步跟进;156万平方米棚户区改造工程全力推进。

其中,路桥、园林绿化、城市亮化及体育场馆续建等工程必须在百日内完成。

据宋学英介绍,当年"新时代城投"拿柳树岛抵押融资的10亿元,主要用于省运会体育馆的修建。

据内部人士介绍,2010年之前,新时代城投可以利用地方财政担保在银行贷款。

而在2010年6月,国务院下发19号文《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办法的通知》,禁止地方政府用财政收入给融资平台担保贷款。

通知规定,融资平台若要贷款融资,需要提供符合抵质押条件的项目资产或项目预期收益等权利作为贷款担保。

于是,为了贷款需要,城投公司需要提供有效的质抵押物,而在有限的农用地转国有土地指标下,佳木斯市并没有太多的土地用来贷款。

佳木斯市原国土局长宋学英说,压力之下,佳木斯市开始频繁使用"假地骗贷"。

"拆东墙补西墙"

大规模举债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还贷压力。为此佳木斯市政府决定用一些不属于城投公司的土地抵押还贷

大规模举债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还贷压力。宋学英说,新时代城投、佳和公司除了依靠自身经营的土地、房地产开发收益还贷外,还需要佳木斯市政府设定新的抵押物,"拆东墙补西墙,暂付利息继续,以贷养贷。"

比如,2011年3月,"新时代城投"为了偿还此前的贷款,将一块原不属于自己的73公顷土地,落到其名下用于抵押还贷。随后,"新时代城投"又将一片尚未获批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拿到银行去抵押。

"新时代城投"给佳木斯市政府的请示报告,证实了宋的说法。

该报告称"三、四期棚户区改造拟贷款17.1亿元,由于国家金融政策调整,该项贷款无法继续利用地方财政担保,需要佳木斯市提供总价超过24.5亿元的抵押担保手续。需要国土、规划等部门尽快提供三、四期棚户区改造工程地块的土地使用证、规划文件及地价评估报告等贷款资料。

"还贷急再贷更急。拟予大力支持,各相关部门应全力速办为宜。"对此报告,佳木斯市原副市长孙博前做出批示。佳木斯市原市长孙喆则批示:"同意博前意见"。原市委书记林秀山圈阅。

"国土局出了文件,向政府说明,三、四期棚户区的土地,没有用地计划,没经过省厅审批,另外地面上还有其他项目在施工,若答应新时代城投的请求势必违法。"据宋学英回忆,这个报告呈送市政府后,主要领导仍电话指示他为新时代城投办理。

宋学英还记得,新时代城投有一笔3亿元的农行贷款被查出使用农用地抵押贷款,要求新时代城投变更抵押物。最终市政府又另找一片正在使用中的国有土地变更抵押。

2011年,在佳木斯一次紧急还贷专题讨论会上,宋学英被公布的贷款总额惊呆了。他说,那次公布出来数十亿元贷款总额,"我心里一算,等于佳木斯这几年啥也没搞,都是贷款做的。佳木斯去掉贷款就是一个空壳城市。"

偿债是继任者的事?

有关专家指出,城投债之所以造成危机,存在领导干部考核体制的原因。现任地方政府领导人多希望手上可用的资金越多越好,至于还债则是继任者的事

假地贷款并非佳木斯市独创。

2012年,国家审计署查出,2009年到2011年,齐齐哈尔市政府指示当地国土资源局将不是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范围的公用设施用地、滩涂用地,办证给了黑龙江鹤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用于抵押融资共获取贷款11.18亿元,用于发行债券共获取资金12亿元。

对于佳木斯市和齐齐哈尔假地贷款融资的问题,国家审计署建议,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此后佳木斯制定《土地抵押问题整改工作方案》,收回"虚假"的土地使用证;对相关贷款项目的抵押物进行变更,并制定还款计划分期还款;另外,对相关地块争取办理征用及转用手续,将土地转为符合规划的合法建设用地。

2013年,佳木斯市原市长孙喆调任齐齐哈尔市任市长。

宋学英认为时任的有关领导也应承担责任。

6月26日,记者向孙喆秘书用电话和短信表达采访意图,但一直未有回音。

"佳木斯市用地没有几宗是规范的,只是手续全与不全之分。"宋学英说,他当国土局长十年,几乎天天都在给政府用地补手续。

宋学英认为,尽管国土系统已垂直管理,干部垂直任命;但是党务、财权、业务都由当地党委政府掌握,国土局长处在"脑袋在上,身子在下"的尴尬处境。

如今,宋学英认为,规则不应随意改变,否则容易滋生贪腐。

2011年原规划局长葛凤岭被抓,系因修改已出让土地规划,涉嫌受贿。此案也牵涉到佳木斯原市委书记林秀山。去年7月,已调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林秀山被中纪委带走调查,至今由河北省检方羁押。

随后林秀山案牵出佳木斯原副市长张书滨。今年年初,黑龙江省纪委宣布对张书滨"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原城建局长刘国桥以受贿罪被起诉。

宋学英也因收受多名房地产老板和单位下属的贿赂而被起诉。

如今,"新时代城投"在忙于维系城投资金运转,2012年、2014年,公司又发行2次公司债[0.06%]券,分别融资贷款10亿元和13亿元。

有关专家指出,城投债之所以造成危机,也存在领导干部考核体制的原因。城投债即使违约,也是若干年之后的事,现任地方政府领导人多希望手上可用的资金越多越好,谁借贷越多,政绩就越突出,至于还债则是继任者的事。

今年5月20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意见》明确: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

这意味着,全国上万家国资城投公司将迎来新的变革,它们将不再是政府的融资平台,不再被允许为政府融资,而是将变为纯粹的企业。

佳木斯规划国土两局联手造假骗贷:疯狂举债缩影

  佳木斯规划、国土两局联手造假,助城投公司骗贷融资,堪称"剑走偏锋"。而今偿贷危机已浮现,其警示意义不容小觑。

  城投公司以"假地"套现数十亿,时任市长特批办理,规划、国土两局联手出具虚假土地证,最终遭到原国土资源局局长举报……据新京报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最大的国企——直接由市长兼任董事长的城投公司,涉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十亿元。因这些"假地"不具备合法的土地开发资格,偿还贷款已出现危机。

  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之下,各地大规模举债搞城市建设,在过去数年蔚然成风。然而,因现行《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不列赤字",没有举债资格的地方政府大多选择以城投债这种企业债的方式来间接操作。而我国《担保法》也有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以财政收入为支持来提供担保。因此,由地方财政收入担保的城投债,其实不受法律保护。

  据统计,全国至少有数千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其提供资金上的"借、用、管、还"一条龙服务。从新闻看,佳木斯市无疑也秉持着该模式,但它更像是"剑走偏锋":为了骗贷,多个部门出具虚假土地证明,"一把手"更被举报是授意者,制造出造假链。

  这要放在一般企业,这么大规模的骗贷,责任人早该被依法重判了。可因佳木斯市城投公司的特殊属性,相关责任人非但无需为造假骗贷负责,反而可拿违规举债换政绩。在偿债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缺失之下,官员无须为过度负债承担责任,只要能借到,哪怕是公然违法也在所不惜——这在佳木斯"假地"骗贷事件中,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且不说政府官员兼任企业领导明显违规,单说这种用"假地"骗来的贷款,就藏着巨大的违约风险。可以想见:既然是举债,就总要偿还,地方政府又不能创造财富,负担最终还将转嫁给纳税人。虽然马路、广场光鲜,可终究只是经不起风险的肥皂泡;更何况,疯狂举债的高速之下,重复建设与低质发展必然遗患无穷。也难怪,当地原国土资源局局长称:"佳木斯去掉贷款就是一个空壳城市"。

  佳木斯"假地"骗贷,堪称地方疯狂举债的一个缩影。应看到,今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上广浙等10个省市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但在有序放开地方举债"前门"的同时,必须关好之前无序举债的"后门"。众所周知,越是疯狂的违规举债,越是容易让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而改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违规举债的强效约束机制,"只管自己借钱创政绩,不管继任者怎么还钱"的潜规则,早该改变了——像佳木斯这样,不惜用"假地"来合谋骗贷,就该作为"灰色样本",给各地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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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再服务的服务业
Jul 4th 2014, 21:30, by 墙外仙

梁文道

【不劳而获】

自由行游客的数目要是减少两成,对香港的零售、餐饮和服务业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如果说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个未知数的话,那么自由行对这几个行业已经造成的影响,就肯定是个已知的事实了。只不过,这个事实还呈现出了许多不同的面目,任何一个角度可能都只是管中窥豹而已。

比如说前一阵子很受欢迎的"澳牛"网文,便指出了传统街坊老店的变容,说它食物质素下降,但服务态度变好,似乎是为了讨好财大气粗的自由行贵客。而有台湾 酒店业教父之称的严长寿,则抱怨传统五星级酒店开始不信任住客,要他们签下一些很辱人的保证书(例如不在非吸烟房内吸烟),因为有些北方来的游人实在不够 规矩。我也曾在这里说过一些的士司机的坏话,他们好像唔再忧做,甚至可以胡乱开价,全靠本地多了一群不知就里的乘客。

这些现象看似十分矛盾,同样是游客暴增的结果,有的是态度转佳、殷勤待客;有的则是爱理不理,以大爷的身份去对付大爷。然而,它们却都是你我共见的事实。最近,我才发现自由行原来还产生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前两个月,我在尖沙咀一间表行更换表带上的螺丝,于是就有机会亲眼见证自由行豪客的威力。那是一家三口,孩子一进来就坐在梳化上低头玩弄手机,爸爸妈妈则 站在一个独立的玻璃柜前,带着疑惑的神情观察里头那枚隆重供奉起来的腕表。店员过来,爸爸便问:"这是什么表?"店员回答:" XXXX陀飞轮"爸爸再问:"什么叫陀飞轮?"店员简略地介绍了几句之后,爸爸就开始谈价钱了,同时不忘补上一个不少豪客都会关心的问题:"这个牌子排得 进世界十大名表吗?"得到解答,爸爸妈妈商量了一下,遂带着孩子出去。没几分钟,他们又回来了,原来刚刚是去逛逛隔壁几家表行,比较一下。这一回,他们下 定决心出手。就是这样,在我等着修理表带的短短二十分钟之内,一枚取价港币百万左右的手表卖出去了!

请问,这样的生意,你还用得着费心去做吗?难怪不少内地顶端奢侈品的代理商和负责人都一谈起香港就有气,他们在里头砸银子做公关做宣传,做响了一个牌子之 后,客人就过关买便宜货。我甚至听说,内地某些表商还时常要替香港分公司"服务":客人在香港买了表,便立刻戴在手上回去,连盒子都不要,回去之后,才在 内地同一个牌子的分店领取表盒。完事后,本地分店再把原来装载那只表的表盒寄上去给他们"补仓"。所以如此,是因为客人们害怕遇上过关检查,查中的话,重 税难免。

说回那次修表奇遇。我担心的是,在内地打贪风暴兴起之后,竟然犹有这类掏钱爽快的奢侈品客户,二十分钟内从不知陀飞轮为何物,变成了一个陀飞轮的拥有者。 如果这种客人不少,长此以往,表铺的店员还用得学什么专业知识吗?恐怕他们只要学会普通话,再加上一张客气的笑脸就行了。

【真正香港】

我曾经开玩笑地说,今天想在香港得到好服务的第一原则就是讲好普通话,尤其是在那些高级名店。某些特别势利的店家,从前进去要是用普通话来问事情,多半就 会得到爱理不理的冷淡待遇。今天正好相反,我们本地人如果一开口就是"唔该",很可能方圆十米内的店员都会假装没听见,收拾货品的继续收拾,正在聊天的则 继续聊天。这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中气十足地高叫一声:"服务员",这才能够引来他们的注意,以及随后的殷勤服务。

可是这两年情况不一样了,一方面是土豪见惯亦平常,反正我大门打开就不愁生意,态度那么好又有什么意思呢?其次则是中港矛盾升温,就连要在游客身上赚钱的 人,也开始觉得不能再耐着性子给人颐指气使。终于,普通话那芝麻开门般的咒语奇效消失了。如今不论你说什么话,人家对你都平等得很。

生意太过好做,这可能就是香港某些零售服务业者的最大问题了。去年,我便在一间老牌名店遇过一件奇事。当时我正在试穿一件西装外套,想和店员商量袖子长短 的问题,于是告诉他自己惯穿的衬衫袖长是多少,请他替我折起那件外套的袖子,试看效果如何。没想到他居然随口答道:"那就要看你是斯文地穿还是轻松地穿 了。假如你是穿来工作,想正经一点,那这件外套的袖子就用不着改了。因为一般比般formal的穿法都不会露出底下衬衫的袖子。由得外套盖住里面衬衫的袖口。而这件外套穿去上班会比较合适,所以我建议你用不着改了,这样子就好。"我怕自己听错,就很谨慎地问他:"你是说西装外套底下的衬衫袖口不露出来会比 较斯文?"他神情轻松但又语气肯定地回答:"系呀,一般都系咁㗎啦。"

请注意,这是一个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掀起过西装革命著称的牌子,而我去的这家店还是他们开在中环的旗舰店,它的店员却能不专业到这种地步,恰好说反了大家 都晓得的规矩,乱噏当秘笈。他要不是根本不懂得自己在卖什么;就是懒得替你服务(我指的服务是折一段衣袖),因为你不买,还有别人排着队要买。

前不久,我认识了深圳一家专营奢侈品牌的商场管理人,很意外地发现他们某几个品牌专卖店的生意额在去年增长到了全中国第一的程度。明明一过桥就到了香港, 明明一个小时不到的车程就能买到比在深圳便宜很多的同样商品,为什么他们的客人要在他们那里花钱呢?他给我的第一个答案并不叫我意外:"那些人真是太有钱 了,他们不计较这点差距。"但他接下来所说的话,就真值得我们香港人想想了:"我们的客人喜欢这些店家的服务,不只是因为态度比较周到,而且也因为他们店 员的知识要比香港同行专业。拼价钱,你拼不过香港。所以现在的国内高档品牌就只能在服务上努力,希望用服务赢过香港。"

坦白讲,我并不太在乎大陆豪客来不来香港消费,反正我常劝内地朋友最好别到香港,免得他们遇到不快经历,也免得香港这座小城再添压力。可是近年这一连串见 闻,却使我对我们自己多了点认识。原来我们曾经自诩的"服务专业",和我们时常称赞的日本、台湾不同,它只不过是个很短暂的历史现象而已。十几年前,我们 还要请林子祥唱歌叫大家多点微笑;十几年后,赚钱一容易,我们就立刻打回原形了。说不定,至少在这一点上,自由行并没有改变我们,它只是恢复了我们"经济人"的本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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