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3日星期三

墙外楼: 章文:不撒谎 真的会死

墙外楼
网络热门话题追踪 
Thousands of Free eBooks

BookBub brings you free & bargain national bestselling eBooks in the genres of your choice! Sign up now & join 1.5 million happy readers.
From our sponsors
章文:不撒谎 真的会死
Jul 23rd 2014, 11:34, by 墙外仙

互联网时代容易泄密。这不,新浪微博@共青团沈师大委员会一不小心就泄密了。
这条被泄露的党国机密内容如下:团中央下发通知,要求辽宁省网络宣传员在腾讯微博、新浪微博平台转发并评论关于周小平的《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
虽然该条微博没过多久即被删去,但有心的网友早已截图并在网上传播,搞得有关方面很是被动。其实这只是被偶尔外泄的一个案例而已,有组织地宣传和洗脑,自建国以来从未停息过。在周小平一人身上,这样的伎俩就用过好几次。
令周小平崭露头角的是他的一篇长文: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在这篇文章中,周小平欺负多数中国老百姓看不懂英语、世界观狭窄,随意编造和歪曲事实,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妖魔化。
例如他说:1998年印尼排华屠杀事件是美国幕后策划的;2003年中国非典期间美国也爆发流感致5万人死亡;2006年湖南籍女华侨在纽约地铁里被轮奸而围观者无人漠然;2012年华裔陈宇晖在军营里被几个白人士兵疯狂殴打、活活逼死…….
以上事例要么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要么是掺有水分、夸大其词。不少有心人,例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就一一驳斥和纠正过。然而奇怪的是,在大力打击谣言的高压态势下,造假事实确凿的周小平却安然无恙。非但如此,之后他的多篇"大作"照旧被有关方面着力推荐:你的中国你的党。请继续父辈们的梦想。告别我们这个时代的自卑病和外国梦。
一时之间,周小平从一个寂寂无名的80后网络写手跃升为"知名爱国作家",受到各地宣传部门的追捧。然而好在这是网络时代,这是众声喧哗的时代,没有任何一种声音可以独霸天下。周小平系列大作中的"失实" 硬伤被一一揭露,周小平本人在很多有基本辩知力的网民眼里成了"过街老鼠"。
周小平只是中共新一轮舆论战中的一个打手而已,"占领互联网舆论高地"需要从多方面下手:对不听话的网络大V关小黑屋或销号;警告自由派学者不得传播普世价值观;提醒官员勿做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
这些手段因其粗鄙、拙劣而在网上遭到一片鄙视,尤其是"中组部提醒官员勿做西方道德价值应声虫"的新闻,更是遭到各种戏弄。
有人说:我们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难道不是西方人吗?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算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吗?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马克思这个西方人不同于其他西方人。从而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只能做马克思这个西方人的应声虫,不能做其他西方人的应声虫。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还有人说:中国官员当没当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不清楚,但他们在行动上早就做了西方的跟屁虫,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过去了,这就是明证嘛!
几乎官方的每次"进攻"都是在如此这般奚落中收场的,哪怕他们手中握有强权,都没有办法逼迫已经觉醒了的头脑继续装睡。当年"两报一刊"垄断天下声音的好日子不会再来了。
互联网时代的舆论战最强大、最致命的武器是"真实",而中共当局最缺的也是"真实"。他们在抗战、反右、文革和89等历史事件上仍然遮蔽真相。这种习性延续到今天。启用"造谣高手"周小平就证明他们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
造假镀金,意淫强国。从外交部发言人到周小平之流,他们谎话连篇的功效大抵如此。最近一则流传甚广的网文大概也出自他们之手,说是由奥巴马提议、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毛泽东雕像建设工程在白宫南草坪上落成。文章还配有奥巴马夫妇瞻仰毛像的图片。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笑掉世界人的大牙。不真实,不得人心。这种天生的缺陷阻碍中共当局在互联网战场上取得胜利,注定他们的进攻最终以失败收场。
中国有一句大人教育孩子的粗话:不撒谎,你会死啊? !是的,不撒谎,某些人真的会死。

Shop Amazon Gift Cards - Perfect Gifts Anytime

相关日志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墙外楼: 陈志武:在华外企为何失宠

墙外楼
网络热门话题追踪 
Free Bestselling eBooks

It's easy: sign up in under 10 seconds, tell us what kind of eBooks you love & we'll email you a list of deals every day - FREE! Join now!
From our sponsors
陈志武:在华外企为何失宠
Jul 23rd 2014, 11:33, by 墙外仙

在中国反腐运动启动18个月之后,每天仍然不断地有官员被解职——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商界人士受到调查。
一年前,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简称GSK)被推到这场运动的风口浪尖。有证据显示,这家英国制药企业的经理们用大笔金钱向医生和官员行贿。这起丑闻在中国是最受关注的企业腐败事件之一,电视台反复播放各种耸动的细节。GSK上月证实,有人通过邮件向该公司高管发送了秘密拍摄的中国区前总经理马克锐(Mark Reilly)的性爱视频,更是让这起丑闻登上了世界各地的媒体。
企业高管们现在想知道的是,有这么多跨国企业在华运营,为什么中国政府偏偏把目标对准GSK,以及此事对其他在华企业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运动开始之前,腐败就普遍存在,这并非秘密。国内外制药企业往往不得不向医生递红包,或者赠送昂贵的礼品。既然如此,为什么外国企业更容易被逮住,而且其行为被最大限度地曝光呢?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杀一儆百"。鉴于腐败企业非常多,政府无力全部调查并加以惩处。因此他们就会作出选择,尤其会选择那些能够带来最大威慑效果的企业,即参与行贿的知名跨国企业,尽管大多数跨国企业比中国本土企业的经营更规范——因为名声对后者的影响更大,而且它们在自己国内也可能面对更加严重的法律后果。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从未将矛头对准外国跨国企业。中国官员当时对跨国企业是另一种态度。中国那时很穷,需要外国投资和专业技术。愿意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企业可以享受"红地毯"待遇,获得税收减免和无偿使用土地等优待。毕业于最好的大学的最优秀学生都希望进入这些企业工作。甚至那些有海外工作和学习经历的中国人都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当时,中国的大门向外国资本和技术完全敞开。
如今的情况已大为不同。外国资本和技术不再具有优势,实际上,甚至变成了劣势。跨国企业如今面对的形势比以往严峻得多,"海归"们也不再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社会对外国事物的态度已发生极大转变——尤其是对跨国企业。
首要的变化在于,与二三十年前的情况不同,中国现在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这一方面,中国或许仅次于美国。因此,外国资金不再享受"红地毯"待遇。从计算机到汽车制造,再到更加尖端的行业,中国自身都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不再迫切需要技术知识。
其次,在众多风险资本、天使投资人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推动下,中国的企业家人群正在迅速扩大。在过去十年里,许多中国科技公司在纳斯达克(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香港交易所(HKEX)上市,造就了众多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鼓励大量有才华的高级管理人员离开跨国企业和投资银行去创办自己的企业。这种人才流失削弱了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动摇了它们在中国的地位。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让人们无限向往。
第三,尽管大多数跨国企业雇佣的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毫无疑问,有少数人提高了企业内部的腐败程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是权贵的亲属们最青睐的工作单位。但后来华尔街银行家们来到了北京。为赢得帮助国企重组并上市的业务,外国投资银行竞相雇佣官员的亲属。在一个关系就是一切的国家里,这是一条赢得生意的可靠途径。
很快这些公司中就充斥着关系多、路子广的官员亲属。这样的招聘行为让公众对外国企业心生不满。
中国在国际舞台也变得更加强硬,这只会使跨国企业在反腐运动中更加脆弱。把目标对准它们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反而能带来许多潜在的国内政治收益。
总之,所有这些变化,让外国跨国企业容易成为反腐运动的目标。

link to Chrome web store

相关日志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墙外楼: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视野中的中西政治秩序

墙外楼
网络热门话题追踪 
Reach Customers Instantly

CallFire offers affordable Voice Broadcast solutions for businesses just like yours. Smarter communication for today's mobile-driven market. Sign up free!
From our sponsors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视野中的中西政治秩序
Jul 23rd 2014, 11:26, by 墙外仙

●历史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呢?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强大,法治和问责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一些会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会理念,我们有很高的经济增长。对未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一点就是社会动员,这一点也将改变现代社会。

我想要讲的主题也是我新书的主题,我的新书叫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共两卷。第一卷刚刚有中文译本出版,从前人类时代,一直讲到18世纪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我正在致力于写第二卷,讲从法国大革命到现在的故事。中国在这两卷书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本书第一卷的中文译本刚刚出版,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交流的原因之一,是我想知道关于中国我写的是否正确,我对大家的反馈很感兴趣。

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中国的历史不幸在20世纪被中断了,由于政治因素,中国历史也没能被认真地研究。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历史非常重要,应该去关注,中国的历史,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没得到充分了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史也是基于对中国政治体系和其遗产的误解。
许多知道20世纪前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只知道清朝,但那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货真价实的中国王朝。西方是在那个王朝渐趋堕落的时候遭遇中国,所以西方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停留在那个特定的、不幸的时期。因而,重新回顾历史很重要。
接下来我讲下自己的国家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因为要理解一种政治制度,就必须将其与别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我认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在试图解决共同的问题,都必须要建立一种政治的秩序,必须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我们面临相同的问题,因为同是人类,但是,不同的社会采用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某种途径,就必须把它与其他的途径对比。我先从一点理论开始,谈谈发展和发展的维度,这是前奏,在这之后,我会谈论中国和西方,以及政治现代性。

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亨廷顿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并不是1990年代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而是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是1968年出版的,我从那本书中得到很多灵感,来写《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亨廷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影响了世界政治哲学。他说”不同的发展社会中的成分,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并不一定是彼此支持的”。也就是说所有那些好的事物并不一定会在社会之中肩并肩前进,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可能会削弱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进而减弱发展的进程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化并不一定是一个欢乐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充满中断的故事。
而我们要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展的背景下来看,有些殖民地独立了,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约束,后面有很多的军事政变,比如军政府的统管,高度的社会不稳定。所以我首先讲一下亨廷顿的理论框架,然后再讲我的,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对中国和西方进行的对比。我先讲一下发展的五个重要维度。
“发展的诸方面”这张图中左上角的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收入的增长,大家都对这个比较熟,因为中国在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我们倒是可以谈论一下经济增长的原因,在此我就不再继续深入讲,但是人们确实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对发展的研究倾向于由经济学家主导,但是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图的右上角是我称之为社会动员的维度,也可以管它叫社会变革,社会关系的变革。它的意思,基本上讲就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逐渐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显然,在你形成一个工业社会之前,是不会有工人阶级或者工会的,这些团体不存在于一个农业社会中。经济中女性的崛起,不同职业的中产阶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非常小的村落一直变革到城市化的工业世界。19世纪的社会学思想家,比如说马克斯·韦伯,还有爱米尔·涂尔干、亨利·梅因,包括马克思本人,都谈论这一点。马克思也是这种思想变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而这种演化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兰或者英格兰的一些思想家,其中也包括亚当·斯密。
如果谈到发展的政治维度,我会说不只有一个,而是有三个:国家、法治、问责,我会按次序给它们下定义。
关于国家最重要的定义,是由马克斯·韦伯给出的,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他说国家就是一个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垄断的地域是一个确定的疆界。这个定义有四个术语,第一个术语是权力(power),国家是关于可以强制人的能力,每一个国家都有军队、警察,他们可以用武器来强制其他公民去做事情。但是韦伯说,国家的这种权力必须是合法的,最有效的一种强制方式,实际上是人们愿意接受强制,将其视为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多数在稳定社会的人们,遵守法律的方式,他们遵守法律不是因为被武力威胁,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是公正的。
其他重要的因素就是垄断。比如说今天的索马里,还有利比亚,有很多私人军队,那不是国家,而更像所谓自然的政府。真正的国家应该拥有对权力的垄断,国家使用这种权力是在一个固定的疆域之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区别,在于现代政府和马克斯·韦伯说的传统政府。有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的模式,我们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比如说大猩猩、黑猩猩之类的,还有其他动物,都有共同点。我们的社会交往是根据我们的生物特性,比如说亲属、家庭所产生的。我们认为离我们亲缘关系近的人就应该得到我们这边的好处,而这些东西人们都是不需要教的。在此基础之上,就可以进行社会交往。而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需要什么立法、宪法或者其他的社会的原则。韦伯说,在现代的社会并不仅仅是使用力量,而是基于一种公正的原则或者脱离个人情感的原则,政府不是建立在统治者的家庭身上,而是要建立在所有的公民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
从这种逻辑来看,非洲或者中东很多国家现在还没有克服这个困难,因为他们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朋友和家庭之上的,他们做事的基础是谁认识统治者,谁能够接触到政府官员。现代的国家是不应该这样的,现代国家中应该人人平等,把大家当作公民,不管你这个人是不是统治者的朋友,这个公民都有作为公民的权利。
第二点是法治。法治有很多的定义,在某些方面可以想像是以法律来治理,大家是不是遵守法律,警察是不是维护秩序,社会是不是安宁。我认为从政治学来讲,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是不是这条法律也适用于政治统治阶层,尤其是这个政府内最有权力的人。比如说国王、总统、总理,是不是也受法律管辖,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要遵守法律。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是不是有能力自己改写法律,符合自己的利益。在某种情况下来讲,政府就是权力的集中,使用权力。法治就是一种平衡,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它武断使用法律的权力。
最后一个发展的元素就是我所称为的问责。我本来想写民主的,但是问责可能是更好的词,可以更好地描述我想说的概念。在英语中我们把民主和一些程序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多党的公正选举制度,我认为问责范围要更大一些,它所涉及的是政府是服务于全人民的利益,还是只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总统所关心的只是以权谋私的话,那就不是现代政府的目的。如果政府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福利,并且也以此行动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负责的政府。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书中进行了区分,他说”政府可以服务于全社会,或者是可以服务于它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是区分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因素之一。我认为这在中国背景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人民大众有负责感,即使在古代中国的时候,虽然没有选举,但是中国政治传统是有一种问责制在里面的。我认为这种传统在今天仍然还重要,不仅是中国政府,在东亚其他政府,比如说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府都对民众有一定的责任感。我们把它叫发展型的社会,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都是处在中国政治影响力之下的这些地方。所以中国政治传统中的这种负责任感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在西方问责性的前提必须要有秩序问责性,也就是说真正问责性的前提必须要有选举或者是其他的机制,让公民能够替换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人。我认为这两个有一种重叠现象,西方人认为选举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问责的目标不应该是程序本身,他的目标不仅是要举办选举,他的目标是要让政府对人民负责,当然还有其他的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这就是我认为的发展的三个重要的维度。放眼世界,可以看到亨廷顿当时是正确的,他说这些元素不一定是一起发生的,比如说你的发展程度可能很高,这三个维度有的维度可能发展很快,有的就不一定。比如说今天的阿富汗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可言,也没有法治,没有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有民主选举,虽然质量不高。在新加坡有契约形成的强有力的国家,法治很好,没有公开的民主选举,但经济增长又很快,也有很多社会动员。比如俄罗斯,法治很弱,但是有一定程度的民选,普京几个月前又被选上台。所以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来描绘他们的制度的变革过程。
我想社会学家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回答是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他当时是在《国富论》中提到劳动分工受到市场程度的限制,这是《国富论》第二章节的题目。在那本书的开头,他提到别针工厂,工厂中的工人分为不同的任务小组,比如有的人做第一步,有的人做第二步,有的人做第三步,有制造别针的,还有把这个别针放进箱子包装的工人等等。他说这类工厂是非常有效率的,比那些一个人从头到尾做完全部工作的小作坊效率要高。但是如果没有市场拓展,那么不能得到有效的市场分工。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比如十万个别针的话,你就没有动力进行劳动分工。所以市场的程度是驱动劳动力分工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是19世纪欧洲的一个主要政治理论,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劳动分工现象的扩大。今天这种现象仍在持续,我们管它叫全球化。今天因为交通成本降低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巨大的市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力量的崛起,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外贸和投资带来的巨大市场。
这个理论对社会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经济发展的过程驱动着劳动分工,大家需要教育,再也不是像早期社会式的从头到尾什么活都干的工人。在现代社会中大家都有自己的分工,你可以是学生,你可以是教师,你的一生工作都是比较窄的专业领域。这一类的劳动分工前提就是我们住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它的特点是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和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还有法治的推动,比如说法治可以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契约。有这些制度的建立经济增长就会加速。在韩国、中国台湾,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动员促使更多的问责。当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人们开始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会有各种社会需求,其中一个需求就是政府必须要更对人们负责。我认为民主政体在过去三十年间的数量大增的一个原因就是产生了中产阶层革命,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南非,更不要说东欧和亚洲其他地区,我们见证了中产阶层的兴起,他们要求政府越来越对民众负责。
还有第四个维度,那就是思想或者合法性的维度。在美国的政治学领域,通常是经济学家来研究这一点,但是我想说,经济学家并不太关注思想的问题,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物质利益驱动的。实际上,思想绝对非常重要,因为思想是独自发展的,你不能像马克思那样简单地用经济利益解释思想的演变。
任何哲学家都会告诉你,思想会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它们自己演化的方式是不同的,它支持不同的政治制度。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是比如说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同时这种合法性和思想也支持着社会动员。我们在中东看到伊斯兰教旨的党派和自杀式袭击恐怖分子有时也可以用这个来解释。这两个现象不能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他们不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他们的动力是非常复杂的元素汇集而成,是由来生的愿景、意识上的政治形态等等驱动的。
显然,思想在法治的正统性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大家不相信政府是正统的或者法律合法性,就不会遵守法律。另外很明显,思想和合法性也推进了问责。法国大革命的基础就是人权,17世纪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没有启蒙运动,没有人权概念、现代民主观念的话,就不会产生法国大革命。
所以,在某些方面,你需要这六个维度来定义现代发展的范式。所有这些维度都彼此相连,相互作用。你解释每一个维度,都必须要把它和其他的维度联系在一起来解释。如果只看经济增长而不看制度,比如说法治、政治稳定性、知识产权等等,那就是不对的。还有的人只看问责,而忽视了经济增长,这样的话就无法研究国家为什么会成功。
所以政治发展的维度,也就是图中最下面这三个维度,对它们的研究必须要放在大的框架语境中来研究,因为经济增长也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出发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出发点是非常不同的,稍后我会解释。

之前谈到的比较抽象,我现在进入历史性的描述,讲的是中国的情况。大家可能很熟悉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1929-2008)这个政治哲学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很多年书。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谈到早期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战争的角色,他说欧洲的国家启动是非常晚的,现代欧洲国家直到16世纪晚期、17世纪的时候才开始,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形成现代国家。蒂利观察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以后提出国家创造了战争、战争创造了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或者政府所做的就是使用军事力量,而各国之间的军事竞争促使各个国家进行现代化,让它们来改善政治制度。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欧洲一些早期国家形成中的问题。
现在来谈谈中国周代的情况。在接近一千年的时间内,中国统一之前,这不光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之一。春秋时期,中国不同的政治联盟之间打了1200多场战争,政治联盟的数量取决于你如何计算,最开始可能有数千个,慢慢减少到几十个。在历时254年的战国时期,差不多有470场战争,随着联盟规模变大,战争不那么频繁。
而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实际上非常巨大,如果和欧洲来比的话,一场战役就可以伤亡几百万的士兵,也许这是一种历史的夸张,但即使只是其中十分之一的话,那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战争是和罗马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的进程也是制度建造的过程。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有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而在中国社会也那样早。所以军事、政治的模式变了,周代是驾驶着军车来打仗,到后面是由步兵、农民拿着武器去打,这要求很多的社会动员。这就像欧洲当时有社会变革的时候一样,是从骑士拿着重兵器,一直演变到拿着弓箭的步兵,那是在中世纪晚期发生的变革。所以这种为了军事战争的动员,其发生了变化。
要调动这么大的军队,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收税,这也是在战国时期发展出来的。鲁国是第一个收田赋的国家,他们测量土地,看谁有多少地,然后政府来收税。公元前548年,楚国收税,导致了官僚体系的产生。他们不仅需要军事的制度,还需要整个税务的制度来支持军事的制度,所以愈演愈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民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就来支持贵族,而贵族很多已经被杀了,这样国家看到必须超越狭窄的范围,而农民也应该有更多的技术以适应这样的制度。而实际上经济、科技的变化也使从青铜时代到了铁器时代,武器有所变化,比如说像犁地的工具也从木头改成了铁器。我认为这一点很有趣,也就是稳定性在政治层面是由中国的一个自由社会所决定的,来回应一种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政治的动乱。所以像孔子、孟子、韩非,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写出了中国思想的正典,而国家也正好是在这个阶段,一个政治不稳定的阶段发展出来的。所以,尽管在口语上存在差异,统一语言文字的存在,给了中国在其他国家都不具有的连续性。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印度的文明,印度也曾有一个王朝统一了南亚次大陆,差不多在中国的唐朝时期。但是他们并没有文学文化,所以关于这个王朝的知识在接下的一千年里都失传了,直到有英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记载当时政治制度的一些石碑。
而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非常复杂的文学系统支持了国家的大一统,从很早的时候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在书中所提到的,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中国首次大一统,中国不仅建立了国家,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那时,中国就有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化国家,意思就是说统治不是基于招募统治者的家人或朋友。大家还记得我说过的集权政府和现代政府的区别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以家人为基础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建立一个非个人化的官僚的系统。而实际上,这在秦大一统之前就实现了,秦统一中国之后,其制度又成了整个统一的中国的制度。我以为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的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俄国,它们一直到18世纪才实现。在这意义上,中国要比欧洲先进1000多年。
关于中国为何能在这么早的时期就发展出了现代国家制度,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问。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非常自信地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这跟地缘政治有关系。比如,你看欧洲,很多国家是由山河所分割,在欧洲大陆的边缘就可以看到,这些地理的实际状况使中央集权的政体很难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统一的政府。西班牙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试图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还是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他们只能够统一大陆的一小部分,之后就失败了,因为遇到很多军事抵抗。
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在秦朝就实现了大一统。中国有个观念,就是中国应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在其中的一些阶段有分崩离析的状态;必须有在统一的政治权威下建立的官僚体制。如果你对比中国和马克斯·韦伯列出的现代社会具有的特征,你会发现,那些特征中国基本上都符合。我们有一个官僚制度,有一个法律制度,还有家庭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还有一些公共的服务等等,而韦伯认为这些都是现代官僚统治制度的特征。
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最早的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并没有被西方学者所承认呢?韦伯自己并没有说中国当时就是一个现代国家,他说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社会,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他们有很强的传统。而19世纪以来的西方汉学传统也不这样认为,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点是西方所看的中国都是晚清的社会,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制度正在衰落。而另外一点就是早期的这种政治的现代性,并没有工业革命,所以19世纪的那些社会学家认为政治的现代性和经济的现代性要连在一起,而中国当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不认为中国有现代的政治制度。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非常重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都是如此,那就是一个国家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上的衰落。
政治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是制度的合法性。在一种情况下建立的制度不一定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还有用。而另外一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讲尤其如此,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我用很长的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就是重新集权化(repatrimonialisation),也就是说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想使用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统治国家。所以如果我们建立了非个人化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总处在被精英重新控制的境况中。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
在汉朝崩溃和隋朝兴起统一国家之间的300多年,家族在国家管理中极其重要,是实际的控制者。而在隋唐,国家并没有回到汉朝所建立起来的官僚化理性统治,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早已建立,但直到11世纪的北宋才重新得以建立。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以为不能认为制度的现代性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可能出现倒退,从高水平的发展倒退到低水平的发展。
总结一下,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是有这样的轨迹,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现代化的政治机制,但是现在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意思就是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你还呆在那个路径上。因为中国早期就形成了现代的有权力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阻止社会组织的形成,阻止其他组织能够挑战它权威的可能性。我们也可称之为血缘性的官僚制度。它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来统治,这样也可以阻止商业性资本主义的形成。
在中国社会,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商业在发展,但这都是政府所控制的,他们不能够独立,成为城邦。这和西欧完全不一样,西欧允许这种城邦的出现,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我们也就没有独立的一些政治经济的组织。如果他们有很强的审视性,他们甚至可以拒斥政府的一些做法。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欧洲有什么样不同的图景。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不同点,确实没有法治的存在。为什么没有法治?在不同的文明之中,比较强的法治基本都是从宗教衍生出来的,所以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些文明是一种超越性的宗教所衍生出来的法治。有这样的一种宗教的等级制度,它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力量之外,所以天主教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他们是独立于苏丹之外的。婆罗门在印度是一个祭司的阶层,而国王必须要到婆罗门那里才能被承认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政治力量从属于宗教的力量。
而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国教,佛教常常是一种比较抗议性的宗教,除了在唐朝之外,就没有一些什么政治性的力量。而皇帝的祖先崇拜是一个相当于国教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司法的制度让皇帝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你不能像宗教机构的领导做的事情那样。国家最初的发展是这样,而法治也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也就没有了民主的问责。
我还要说一点,关于中国治理的特征。虽然中国没有正式的法治,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很多层面上,我认为儒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德成为了一种替代品,成为了正式的法律的替代品。
所以在西方,宗教法提供了法律,而在中国,儒家的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他们制定这样一些规则,他们声称这是为政治的权威所制定的一些规矩,所以虽然没有正式的问责来限制政治权力,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道德的限制,来限制皇帝,来限制那些中央权力的持有者。在中国的传统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皇帝必须要通过官僚制度来统治,而这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了西方法治的一个替代品。
这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效果,正如我所说问责成为了一种传统,成为了一种东亚的传统。而这种传统都是被中国所影响的。
如果你放眼看世界的话,最重要的集权是在哪里?都是在东亚。日本在19世纪民主过程之前是如此,是军事寡头统治,朝鲜也是这样,而原来在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是一党独大,新加坡也是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所统治的。所以即使是在今天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的政府仍然有这样的责任,发展他们的社会。而其他,比如说非洲、中东、拉美的集权国家就没有发展出来。
因此这也是这种文化官僚主义的一种传统。如果你要统治,要对被统治者有一定的问责性。在亚洲虽然有这种传统,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就没有这种传统了。所以所有东亚国家的发展顺序是不一样的,在东亚来说,你可以认为国家就是存在的,比如说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的政府都是非常强势的,有高质量的官僚机制。在非洲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在殖民时代之前非洲根本也不存在,欧洲的殖民者也没有给非洲人带来这种官僚制度。今天东亚很富有、非洲很贫穷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一点,东亚有非常强有力的官僚制度,而非洲没有。

欧洲的发展规律,和东亚是不一样的,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这些不同制度出现的时间和顺序不一样。首先欧洲的政治制度出现的不是政府,而是法治。法治的根源在欧洲,是从天主教来的,一直到11世纪之前,天主教都是教皇教宗统治的,但是11世纪末出现了冲突,宗教开始大分裂,天主教开始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我们都知道神父不允许结婚生子的,这不是因为基督教禁止他们这么做。在此之前,11世纪之前是可以结婚生子的,但是他们禁欲的原因就是,当时教皇格雷格里七世说,天主教想成为道德机制的前提就是要清理腐败的行为,如果结婚生子,就会把自己教堂的地产传给自己的儿子,如果你不禁止的话,就会出现大问题,结果教会就有了禁欲机制。经过和教皇进行了激烈斗争,经过几代人的斗争赢得了这种权利。到中世纪,有了独立的教会,它就是欧洲法治的来源,他们在博罗尼亚建立法学院。
欧洲封建制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它不是建于血缘关系,它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一方面是强势的人,一方面是弱势的人,这个关系必须在法庭上进行管理。比如,在中世纪末期,欧洲的法治已经很强势了,国家不可能随意地将自己的政治意愿强加给人民。
现代欧洲国家是在17世纪、18世纪才兴起的,所以当路易十四、瑞典国王查尔斯二世,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想要建立权力集中的官僚制度国家的时候,他们反对的是法治,当时的法治阻止他们行使某方面的权力,而中国当时的皇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德国直到19世纪末才形成统一的强大国家,原因就是因为法治的约束,就是因为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给德国那些大公国有独立的权力。这些原因都是法治和制度的建立所造成的。
总结一下,在欧洲最开始出现的是法治,然后出现的是国家。
在17世纪,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称为议会的制度,在西班牙,它被叫作Cortes,法语叫parlement,在匈牙利叫作Diet。这些国家让国王有收税的权力。在欧洲,这些议会很强势,可以拒绝国王收税的权力,可以把国王脑袋也砍下来。
英国17世纪中期的内战就是这样的,17世纪末内战的结果就是,国王同意”如果没有政治代表权力的话,就不会收税”,也就是说如果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就不许收税,这种原则的前提是议会是有军队的,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和国王斗争,国王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同的方面都同意,必须要取得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平,而不会兵戎相见。所以这就导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美国1776年的革命是英国革命100年后发生的。原则也是一样的,没有政治代表权力就不能收税。因为当时美国人是给英国君主交税的,但是他们在英国议会中却没有政治声音。当时英国国王想要增加税收,所以这些在美国的殖民者决定独立,1776年制定了独立宣言,英属十三州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当时就是要考虑正统性。
所以约翰·洛克在诗中写到,任何一个正统的政府,前提都是被统治的人同意。这并不是封建君主制的原则。封建君主认为他的统治权力是上天传来的,是传统给他的,是传下来的。而洛克说,唯一的正统性的政府就是一致性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也就是必须要有政治权利才会交税。有这种正统性就导致了美国政府的产生。虽然有点复杂,但美国政府的一些建国原则,也是美国民主的一些建立原则。所以在欧洲,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建立的顺序,先是法治,然后是国家,再是民主问责制。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些不同,这是在社会发展方面。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超越宗族关系来发展出一种流动性更强的个人化社会。在此就不细说,因为非常复杂。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天主教在解放欧洲个人方面、超越宗族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发生在欧洲早期历史上,那些野蛮宗族的后代,当时有自己不同的部落,结果接受基督教以后,一个世纪以内,基本上这些宗族的血缘关系就都消失了,社区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妇女可以自己经商,而不用首先请教自己的家长或者是丈夫。
在古代中国有这种部落宗族式的制度,它从来没有被现代的个人主义所取代,所以今天在中国南部、台湾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很多宗族祠堂等等,在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也是这样的,在很多现代社会,这种大的家庭氏族宗族关系仍然是存在的。中国可能受到的破坏比其他地方要严重一些,但是就欧洲而言,在社会层面1000年前就出现了个人主义,它并不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个人主义。

现在总结一下刚才说的,刚才谈了很多历史学和社会学。总结历史以后想谈谈未来,既谈中国也谈西方。
我过去几年来中国好几次,很多人都想让我谈谈”中国模式”,谈对”中国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做出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某些方面,当代中国政府和历史的中国之间有一些传承,很强的传承。就像我之前说的,中国一直擅长做的,就是集中的官僚制度。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这种制度的国家,两千年前就建立了。
而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这样,中国现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有这种比较优势,那就是比某些国家集中办大事的能力要强。事实上来讲,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在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方面,有很强的传承性,是一种威权制管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传承,那就是对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也传承了下来。秦朝当时只持续了16年,因为秦朝是非常严酷的独裁统治,结果造成自己的军队暴动。秦朝实现了很多事情,比如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焚书坑儒、改变意识形态等等,这些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利用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很少见的。
另外一个描述的方式,如果你有一个现代的权力集中的国家,但是又没有法治和民主问责来平衡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独裁统治和暴君统治,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原型的独裁暴君统治已经出现过了。如果你这个社会很大的话,那么最集中的问题就是,你想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社会因为技术的问题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不是想批评中国,因为我下面也要谈美国,美国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后面也要批评美国政府。
历史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呢?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强大,法治和问责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一些会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会理念,我们有很高的经济增长。对未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一点就是社会动员,这一点也将改变现代社会。在现代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有全球化,有高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也随之变化。
在中国大家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庞大中产阶层的兴起,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有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的改变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的观点认为,中产阶层,不管在哪个社会,他们的行为都是差不多的,当你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你有自己财产的时候,当你与其他国家和其他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求会越来越高,你对自己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中国社会早期的那种缺乏社会动员的情况会改变。现在这种改变已经在发生了,问题是这种变化会不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权力平衡的变化。
最后,我要谈一下西方自由民主制会不会发生变化。毫无疑问,欧洲和美国以及日本的民主制度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过去几年间我们看到的,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出现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在美国过去30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也就是99%和1%的差距,现在大家都承认这是美国社会的现实。我们长期以来财政方面也有问题,财政赤字是无法持续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表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并不能够再继续产生这样的共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在欧洲,他们有一些比较不同的问题,是在欧盟内部出现的,不是在每一个成员国内部都出现的。德国、丹麦、瑞典都不错,问题就在于决策者。这种决策者的机制就欧洲本身整体而言有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做出决策说如何解决欧元危机问题,他们越来越无法决策,问题就越来越大,基本上都要毁掉欧元作为一种货币的体制了。在我看来这场危机还要持续,已经伤及经济的增长,也许还有更加糟糕的后果,比如说民粹主义的兴起,精英在欧洲却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等等。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使我们非常不满。他们没有办法采取恰当的措施来代表更大社区、更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问题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就变得更加严重,就算我们暂时把它抛开,它还会回到我们这里,而且是以更加糟糕的形势,在美国尤为如此。
我们一直很骄傲地说我们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我们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种政治体制,制定了这样的体制正是因为要让政府不能够专权独大。在历史上来看这种制度一直都很好用,但是在你需要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可以说很幸运,我们一直有很好的领袖,比如说像林肯,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做出集体性的努力。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一个有力的保障,在未来也会一如既往的像这样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存在了一些制度上的障碍,让我们无法去做出重要的决策。如果我们的体制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我们要做出一些解决的方案。
我要就此做结论了。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思考政治衰落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如果有政治的发展,与此同时又有政治的衰落,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就出现同时既增长又衰落的情况,所以就有很多的抗议团体,有一些银行家,有一些强有力的个人,都要使自己的权力能够在政治体制中有一席之地。但是美国很多人很讨厌这种做法,他们痛恨,但是无力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历史上来看,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的精英绑架国家的做法,有一个比较固定化的模式,有一些传统,有一些强有力的统治良好的政府会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模式也面临着一些危机,就是在于我们缺乏制衡,一旦在集权国家之中出现了一个”坏皇帝”我们怎么办,如果有一个”好皇帝”我们可以很快地决策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稳定性。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够确保一直有好皇帝呢?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彻底地解决过,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我们就要看到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政治上的衰落对于每一个人的好处,我们知道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相关日志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墙外楼: 荣剑:中日关系三问

墙外楼
网络热门话题追踪 
#1 Helpdesk Software

Award-winning helpdesk system with an inbuilt KBase, forums, canned responses & more. Try super user friendly Freshdesk today. (In 2 minutes, You'll set it up!)
From our sponsors
荣剑:中日关系三问
Jul 23rd 2014, 11:31, by 墙外仙

为什么说日本对中共建政前的影响最大?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战争,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1936年5月5日,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就是孙中山的儿子,亲自主持一部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这就是说,蒋介石当时是准备从训政转向宪政。但就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战争不仅中断了中国本来应该立即开始的宪政进程,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结构,中共武装力量通过八年抗战,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抗战结束时拥有了一百万军队和数百万民兵。所以,毛主席很感谢日本人,他说,要不是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他只能待在山上,不能到北京城看京戏了。

我做这个开场白,不是要对日本再进行一次血泪控诉。中国社会发展后来没有走向宪政而是走到现在这个状态,是有多重原因的,不尽然是日本侵华给中共创造了生机。今天我们再谈中国,再谈日本,再谈中日关系,显然不能停留在70年前那个水平上。现在,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这么说印度不要不高兴–也是世界上GDP总量居第二和第三的国家,更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邻邦,在目前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僵局的情况下,应该有新的思维、新的现实感和新的问题意识。

一、怎么看中国

在经济学的表述中,中国的问题说的最重也无非就是经济有可能硬着陆,或有可能爆发一次规模较大的经济危机。事实上,人们现在普遍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总体性的问题,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生态、社会等各个方面。我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中国十问",谈到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权力失控问题,腐败问题,道德危机问题,信息传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公民社会问题,地方自治问题,重大历史问题,普世价值问题。而这十个问题的核心还是合法性问题,原来中共执政合法性有三个来源:首先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打天下必须坐天下,还要保证红色江山世代传承;其次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一系列证明,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以后再接着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现在的中国梦,这一系列的理论证明就是要证明现在执政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无可替代的;第三个合法性来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性,经济要发展要现代化,要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大提高,如果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政治就可以长治久安。

问题就在于,中共执政的三个合法性来源目前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枪杆子里出政权,意味着别人也可以用枪杆子和你争政权,这样不就又重蹈中国历史上胜王败寇的局面?第二,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一系列理论证明现在还有效吗?现在还有谁信这一套?不要说社会,就是执政党内部从上到下有几个是真信马克思主义的?有几个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第三,目前经济领域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表明依靠现有的经济绩效已经难以长期支撑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下行趋势会进一步加重原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速政治的不稳定性。

中国的确已经到了一个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潮阶段。中国的改革,确切地说是中国的转型,并非始自1978年,而是始自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差不多的时期。1877年,黄遵宪出使日本,为日本明治维新创造的新气象所震撼,由此开始反思中国的制度变革,他说:"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他撰写《日本国志》,从日本政治演变中认识到由君主制到共主制再到民主制的历史大趋势,他是力求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和总结,为大清政府提供一个新的改制更化的范本。遗憾的是,黄遵宪希望在他的时代就可完成的任务一直延宕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现在该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了吗?

二、怎么看日本

中国人是怎么看日本的呢?自黄遵宪写出《日本国志》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了解几乎没有超过黄遵宪的。当然,现在的信息量要比一百多年前不知要多多少,学者们的研究也更加专业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日本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几本书能让大家记住名字?黄遵宪写《日本国志》,是抱着向日本学习的态度来研究日本的历史和变迁,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头一回,以前都说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而到了黄遵宪时,他把日本视为中国的老师,这种态度,现在谁能做到?现在一说到日本,中国民间普遍就是什么"小日本",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尤其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之后,更不把日本放在眼里。这种盲目自大狂妄,和晚清时期非常相似。

三、怎么看中日关系

这次来日本,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阿古老师的安排下,见了不少日本朋友,有官员、有政治人士、有学者,见面后我都问了这个问题:怎么看中日关系?得到的回答都比较悲观。和日中21世纪友好委员会秘书长高原明生教授见面时,他告诉我,这个委员会已经有两年多开不起会来了,一个致力于推进中日在新世纪友好的组织居然都坐不到一块去,可见中日关系之冷已到了何种程度。

2006年,安倍首相执政后首次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第二年温总理回访日本,被誉为"融冰"之旅;接着就是福田康夫首相再次访华,称之"迎春"之旅;最后是在2008年两国关系达到高潮,胡主席访问日本,这次国事访问被前所未有地评价为是"暖春"之旅。但是,很遗憾的是,"暖春"之旅很快就夭折了,按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我的说法,就是在2008年年底,中国首次派遣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海域,从而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冲突,以致使当前的中日关系重新陷入了冰点。从现在往回看2008年胡主席的"暖春"之旅,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中日之间肯定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现在已经很清楚,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是三大问题,即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三大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今天才构成了中日友好的重大障碍,为什么现在会愈演愈烈,似乎成了缠绕中日关系一个打不开的死结?日本一位研究中日关系的资深人士谈了三点原因,我认为值得思考。

他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时代变了,以前中日关系只限于在政府层面展开,在高层中进行,几个高级领导人个人之间的交往就可以决定中日关系的走向,比如田中外交就可以一举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现在这样的外交方式不行了,因为时代条件变了,互联网所创造的信息充分交流的条件让政府原来独享的信息,不得不进入到公众领域,少数人的外交成了公众普遍关心的事情,民意成了外交的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第二个原因是,中日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冲突,只要涉及领土争执,两国都没有退步的余地,以前之所以还有转圜的余地,是因为两国政府都恪守邓小平先生所说的搁置争议的原则,都不去碰尖阁列岛(钓鱼岛)那根底线,而一旦打破了这个平衡,冲突就在所难免。第三个原因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在运用民族主义这个武器,都在通过制造事端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刺激民意来进行政治动员,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这位日本人士对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分析是理性的中肯的,他并没有一味地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就他提到的第二个原因而言,我曾在会见他之前发过一条微博,认为中日之争的实质并不是利益之争,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之争,因为中日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两国的经济联系和双边贸易总量都排在了各自国家的前列。钓鱼岛或日本所言的尖阁列岛,在中日关系中究竟占据着多大的利益份额呢?很显然,如果仅仅是从利益上去考量,为钓鱼岛而打上一仗,不管是谁胜谁负,两国究竟会有多大的收益?很可能都是负收益,中日两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我在日本的所闻所见所思,进一步加深了我原有的对日本的印象:日本不仅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也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远比中国公平公正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只有0.285,其政治清廉度被透明国际排在世界上最前列的三十个国家之内,日本的政治腐败不能说没有,但肯定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各级官员没有可能发生数额巨大的腐败行为。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我很难想象,它会重新走上一条战争之路。松田教授给我提供的另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到日本如果遭到外国侵略时你是否愿意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时,只有百分之六的日本国民说愿意。有好几个日本朋友和在日本的中国朋友都对我说过,日本怎么可能会有军国主义,日本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东京大学的三谷博教授最近刚出了一本书,书名是《爱国·革命·民主》,他说因为爱国两字,这本书的销路不好,按三谷博教授的解释,在日本只有右翼才会提倡爱国主义。

反观中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有两大主义非常高涨,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主义实际上又成为国家主义的重要基础。和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适应的,还有两个情绪也非常高涨,一个是革命的情绪,一个是打仗的情绪。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号,高喊民粹主义口号,上街游行,抗议日本,抵制日货,甚至打砸抢烧的人,其实大多数都是生活在中国的底层,他们可能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国家主义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只不过是让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有了一个表达或发泄的渠道,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打仗或革命的方式来颠覆现有的权力和利益结构,重新改变他们自己在现有体制下看起来根本无法改变的生活状态。因此,有人如果要想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机,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今天看起来点燃的是对日本的怒火,而明天燃烧到的很可能并不是钓鱼岛,而是中国的某个政府大楼。不要错误地以为,民意可用,真正的民意其实并不在那些试图操纵民意的人的手里。

相关日志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墙外楼: 《纽约时报》为坠机与俄翻脸?西方有心无力

墙外楼
网络热门话题追踪 
Easy Subscription Billing

Awarded Judges Choices for Best Subscription Billing Program by the Card Not Present Association
From our sponsors
《纽约时报》为坠机与俄翻脸?西方有心无力
Jul 23rd 2014, 11:27, by 墙外仙

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后,没有人想再听到八月的炮火。
但必须问一下,是等上好几年才得到有关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alaysia Airlines)MH17航班命运的官方调查给出避实就虚的结论好呢,还是就我们已经知道的采取行动好呢?那架载着298人的波音777型客机,是被发 射自俄罗斯制造的SA-11防空系统的一枚导弹击落的,地点是在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俄罗斯雇佣军和俄罗斯特工控制的地区。一个喝得半醉的 乌克兰农民,用一只1950年代的步枪,打不下来高度在3.3万英尺(相当于1万米)的飞机。
用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话说,"大量证据"指向俄罗斯提供的SA-11系统和培训。乌克兰政府有准确刻画犯罪的确凿录音和图像。今年6月,一架乌克兰运输机在这个 地区降落时,被肩射式防空导弹击中,导致49人死亡。本月,在2.2万英尺飞行的又一架运输机也被一枚导弹击中。这不需要什么尖端科学。
俄 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一直在玩火。他的领土收复主义已让他成为俄罗斯的英雄。也让世界面临危险。克里米亚是这次犯罪的神气十足的先例。击落MH17航班相当于战争 行为。虽然也许是即兴的,但仍是战争行为。荷兰人的尸体像下雨似地落在乌克兰东部的向日葵和玉米地里,甚至在死后还被玷污,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恶棍让 193个荷兰的无辜亡灵蒙受耻辱。
"这是屠杀,是大屠杀。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这样说,"住在荷兰阿尔芬村的国防分析家朱利安·林德利-法兰西(Julian Lindley-French)说。他告诉我,"这里的震惊已变成愤怒,愤怒将在未来几周中引起共鸣。对荷兰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折磨阶段的开始。"
荷兰的反应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莫斯科。至于欧盟,它已经近乎不存在。危机一出现,欧洲就消失,像是一个散去的鬼魂。西方已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荷兰跟俄罗斯做很多买卖。欧洲随一个类似和平主义的泡泡漂浮着。受欺负比火药味十足好。没有人想再听到八月的炮火。
"现在绝对需要做的是迅速找回遇难者的遗体,这是我们最大的当务之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对这个悲惨地方的完全无礼行为的画面感到震惊。"他对普京表达了自己的愤慨。
不 过仅此而已。尸体在阳光下已经腐烂了四天。它们被装进塑料袋堆在冷藏火车厢里,停在一个到处都是苍蝇的火车站,直到最终离开。黑匣子成了可交换的讨价还价 筹码。野蛮人去趁机打劫。不拿白不拿!官方调查小组被挡在周边。普京用令人作呕的官话套乱编织着无真实性可言的遮羞布。他似是而非的否认完全不可信。
荷 兰作家西德尼·沃尔默(Sidney Vollmer)给吕特写了一封充满苦涩的信,感谢总理保持了荷兰人的道德制高点,而没有"为一堆腐烂尸体仓促行动",让"他们的钱包和iPhone顺利 进入"莫斯科。那些尸体反正"将消失在战争迷雾中",但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需要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工业公司(Gazprom)。"
荷兰的消极状态有一个名字:斯雷布雷尼察综合征。它正在成为欧洲综合征。
此 次大屠杀是一个不可容忍的骇人听闻事件。不断削减的军费已让荷兰特种部队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俄罗斯将使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就为找回尸体和证据而 授权使用有限武力的问题达成任何决议。但是,乌克兰会支持,那些残骸和死者都在乌克兰的土地上。美国、英国、荷兰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应该为不受限制地前往现 场的要求设置一个最后通牒,并用可信的武力威胁来支持。一定不能让普京的俄罗斯主办2018年的世界杯赛。西方的一项首要任务是必须把乌克兰军队改造成一 支可信的力量。
但这些都不会发生。欧洲软弱无力。奥巴马的美国要紧缩开支,而不是解决问题。必须有人来安抚普京。没有人敢挑战他。要安抚普京的人有许多种说法。派兵进入乌克兰,那你就证明了俄罗斯的观点:西方对乌克兰预谋已久。再说,谁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自封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把马克·吕特盯得慌了神。1914年尸横遍野的罂粟田让位于2014年尸横遍野的向日葵田。荷兰的鲜花遍布全世界,那可是笔繁荣的买卖。
一位读者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一首诗,诗名叫"死亡的开花时节"。她写道:"茸茸的叶子,粗壮的树干,成为从黑沉沉的天空中落下来的孩子、母亲、情侣、医生、教师、父亲、学生、艺术家、兄弟姐妹、以及寻求者的临时墓地。肉滋润的雨。"
所有的人都想享受八月的阳光。度暑假才是正事。没人想听到炮火,别管他那绥靖政策可能带来的更大炮火。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相关日志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

墙外楼: 《纽约时报》中国军事演习导致大面积航班延误

墙外楼
网络热门话题追踪 
Save on Cookie Cutters.

100 shapes on sale, up to 40%, at Sur La Table!
From our sponsors
《纽约时报》中国军事演习导致大面积航班延误
Jul 23rd 2014, 11:28, by 墙外仙

中国的国家新闻媒体周二报道说,困扰进出上海的机场以及中国东部其他机场的严重航班延误,将持续到8月中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引用中国民航总局的说法称,空中交通阻塞原因是"受其他用户高频度演习活动影响"。
没有明确指出"其他用户"是谁,但人们认为那是中国军队,军队对中国领空拥有广泛的控制权,人们过去也一直把国内机场航班延误的糟糕纪录归咎于军方。
去 年,航空业的观察机构FlightStats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评为在主要国际机场中按时起飞记录最差的。从北京起飞的航班只有18% 按时,上海起飞航班的按时率是28%。伊斯坦布尔排名第三,按时率是38%,其他榜上有名的机场至少有50%的航班按时起飞。中国的频繁航班延迟常常引起 乘客抱怨和抗议,个别时候还引发过针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
最近几天,上海本来就不怎么样的按时起飞率变得更糟。据英文的《上海日报》报道,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周一有近200次航班被取消,还有120次航班延迟。该报道称,上海机场管理局表示,航班"受到上海附近空域的空中交通管制的影响",但没有给出更具体的解释。上海的机场在7月14日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的情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称,从7月20日到8月15日,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京、杭州、合肥、济南、无锡、宁波、青岛、郑州和连云港等机场都会出现航班的严重延误,航班量预计下调25%。报道建议乘客"随身带好干粮和水"。
军队对中国领空的广泛控制,以及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的空中走廊进行演习,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民用航空机构对把直接责任归于军方持谨慎态度,并且指出,国内航空公司管理不善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新浪微博的两个用户为7月14日的航班延迟提供的另一种解释,他们写道,那是为了防止一个贪官出逃而关闭了上海领空。据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那两个微博用户已因散布谣言而被逮捕。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相关日志

You are receiving this email because you subscribed to this feed at blogtrottr.com.

If you no longer wish to receive these emails, you can unsubscribe from this feed, or manage all your subscri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