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4日星期二

墙外楼: 杨锦麟:香港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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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香港四问
Jun 24th 2014, 09:06, by 墙外仙

對香港,對台灣,北京某些部门,某些舆论,动辄拿十三億人說事。這是一语义和观念上的混淆。多数国人不可能认同分裂国土主张,要考慮的是,為甚麼靠得越近,政治認同度越低,瞭解越多,疏離感越增的深層次問題。敵對勢力總是那麼輕而易舉地煽動數十萬人參與北京所不樂見的政治舉動,這究竟又是為甚麼?

我不赞成所谓"一国两制"陷入历史困局观点,但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确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新的瓶颈,新的问题。香港回归之后,负责处理香港问题的部门,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但是否存在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互相牵制的现象,是否出现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决策者对港情了如指掌吗?

回归之初北京决策者头脑是清醒的,对香港问题的处理是谨慎的,措施得宜。香港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转型等重大问题上遭遇到诸多挑战,总能够化险为夷,渡过险滩,但香港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经济,五十万人上街的诱发因素是经济,敌对势力回归前就存在,但难以撼动大局,为何回归后就能上下其手呢 ?

在中国战略棋局上香港扮演角色仍吃重,但并未摆放着最重要的位置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调不变,香港一国两制虽已不再提对台示范作用,但五十年不变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至今,河水不犯井水仍是基本尺度和原则。台湾稳定,香港平静,北京决策者才能腾出手处理内部问题,谁在刻意搅动这一池春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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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重大經濟犯都這麼做!十分鐘讓你看懂如何掏空一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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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經濟犯都這麼做!十分鐘讓你看懂如何掏空一間公司
Jun 24th 2014, 08:14, by 墙外仙

如何掏空一間公司?

在台灣,幾乎所有重大公司弊案都必然伴隨著企業掏空。一個投資人或是一家公司的關係人要避免誤踩地雷,當然要了解常見的企業掏空手法。

不過,在回答這個問題前,要先定義一下什麼叫「企業掏空」。過去的年代由於小股東意識未抬頭,法律也不完備,因此傳統上的掏空是指,握有公司控制權的人透過他的影響力,把公司的資產移轉到他個人或特定的人名下,弄到最後公司只剩下空殼子和一堆負債留給銀行和債權人去承受。不過近年來隨著知識的進步,愈來愈多老闆們了解殺雞取卵不見得是好主意,更高明的辦法應該是把雞養著,三不五時把雞蛋偷回家才是王道。所以現代對於掏空定義不再是要把公司「掏到空」,只要是公司的錢或資產移到私人口袋之中,就叫做掏空。

為什麼要掏空公司?很簡單,因為這是人之常情。台灣多數企業都起源於草創時期老闆一個人獨資或是少數股東合夥,在大家又是股東又是公司經營者的情況下,反正袋裡袋外都是自己的錢,自然很少也不太有必要把公司的錢放進自己口袋裡。等到公司成長到一定規模,這時就會有外部股東加入,這些投資者通常只出錢不參與公司經營。如此一來,原有老闆會因為新投資者的加入持股比例下降,而新投資者又不見得完全清楚公司內部的情況,這時誘惑就會開始在老闆身邊打轉。等到公司更大,甚至股票上市交易,這時候老闆持股比例更低,甚至經常是不到30%,但公司相關的利益卻可能大上三倍都不只,這時「魔鬼」自然會對老闆招手:「你這麼努力工作,結果賺100元真的進你口袋的只有30元,這些投資人什麼事都沒做卻要分到70元真不合理。你為什麼不想辦法幫自己多賺一點,這是你應得的啊!」就是這樣的心態,往往開啟了老闆掏空自家公司的第一步。

話雖如此,也不是老闆自己想掏空就可以掏空的,畢竟公司還有其他董事、監察人以及代表外部監督的會計師等的存在。所以要掏空前的首要條件就是要取得絕對控制權。這件事在歐美上市公司並不容易,但拜台灣企業中常見的交叉持股和特有的「法人董事代表制」所賜,只要不是有外部董事或是市場派介入經營權,在台灣控制股東要取得絕對權力形成董事會的一言堂一點都不難,甚至是相當普遍現象。

順利取得絕對權力後,理論上接下來就可以盡情地掏空了。話雖如此,由於台灣掏空案例的層出不窮引起主管機關的注意、股東意識抬頭,再加上台灣企業的日益國際化和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這一切都讓掏空的手法愈益複雜化,還隨著時代變遷和法令規定與時俱進。以下就分別依不同等級掏空手法來進行介紹。

初級班

初級班階段的結構多半比較簡單,多由上市櫃公司(A公司)和老闆自己成立或以老闆親友掛名的公司(B或多家公司),以及真正交易對手C公司三方所組成。具體的手法如下:

.要求公司訂單過一手給以自己親友名義成立的公司:也就是A公司原本接到一筆訂單可以賺100萬,要求對方改向自己控制的B公司採購,再由B公司向A公司下單。最後利潤變成A公司賺30萬,而把最大的利潤留在老闆自己控制的B公司。類似的情況,也包括老闆指示將公司產品以低於市價賣給自己控制的B公司,讓B公司價格在市場上具有高度競爭力,甚至回過頭來和A公司競爭。

.指定進貨:針對公司重要原料,由老闆私人投資設廠和取得代理權,再以集團整合為由,指定A公司進料一定要向該公司進貨。

.指定發包:舉凡A公司擴廠、購入資產,甚至公司大大小小用品都指定向B公司購買,再由B公司對外發包從中賺一手。

.成立投資部門:以投資為名,把公司資金投資老闆個人設立的公司,再由老闆自家人擔任該投資公司主管,將公司投資資金化為私人花費。類似的情況還有以公益為名捐贈老闆家族實質控制的基金會。

.關係人交易:以高於市價向老闆或其關係人購入土地或房屋等資產。

.擔保抵押:由A公司出面擔保B公司向銀行借款。甚至是以A公司定存單或資產作為抵押擔保B公司借款。接下來掏空B公司資產,由A公司擔負賠償。

.移轉營業費用:將老闆私人公司相關人事及費用均掛在A公司上,由A公司代養老闆私人公司。

.關係人承購債券:由老闆私人成立的公司發行債券,再由A公司認購。

.庫藏股票:透過公司庫藏股實施,運用公司資金從市場上買進自家股票,大股東再乘機賣出或出清手中持股。

.灌水資產價值進行超貸:這類掏空者多半同時擁有金融業和實業控制權,以實業公司製造假訂單或是高估資產價格模式向自家金融機構借貸,再運用對該金融機構的控制力通過該項貸款,來掏空這家金融機構。

.賺取差價或傭金:利用手中權力,將公司資金指定買進特定金融商品或資產,而買賣仲介費則進入私人口袋。或者反過來,將公司有價值資產低價賣給他方,中間價差再由買方支付公司決策者。

.關係人借貸:當然,最簡單的方法,直接叫公司財務把公司帳上現金以業主往來(借貸)或根本不需任何理由直接轉入老闆海外帳戶。

中級班

和初級班不同的是,中級班手法多牽涉到多家公司,甚至是海外公司。同時在金融操作手法上也更為專業,一般都要有專業人士在背後對上市櫃企業進行技術指導才做得到。我們同樣以A公司為主體上市公司,B、C、D三家為以A公司資金所成立的子公司。

.虛增營收:由A公司偽造訂單出貨給自家海外B、C、D公司,造就公司營收大增,甚至是獲利大增的假象。再透過威脅和利誘模式要求A公司上游供應商E和F買回B、C、D公司存貨,再由E、F將同批存貨以原料名義銷往A公司後,再次以出口名義銷往B、C、D形成循環性銷貨。公司老闆可能透過這樣的假營收來炒作股票、向銀行貸款,或是利用B、C、D未上市會計稽核相較寬鬆特性,將公司貨款轉入私人口袋。

.切割獲利部門:切割A公司有價值部門獨立成為子公司,此後再透過不斷增資或員工認股模式稀釋原母公司股權,最後公司金雞母成為私人股權控制公司。

.金融工具套利:例如透過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ECB),再把ECB切割為認股權(Warrant)和債券二部分,由公司大股東透過海外私人帳戶或親友帳戶認購較低價的認股權,屆時如果國內股價上漲,則轉換為普通股賣出。反之,如果低於轉換價,則藉由董事會決議調整換轉價格,犧牲公司權益而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決定。

.海外子公司:利用海外子公司不易查核特性,先透過三角貿易把利潤留在海外子公司,再以投資名義將該子公司現金購入不記名債券或特定金融資產,企業主再盜賣該項資產,將現金轉入個人帳戶。

高級班

高級班之所以高級,除了掏空手法承襲中級班的「國際化」之外,通常也結合了金融衍生商品或是國際投資銀行為客戶量身打造的金融商品。正因為這些金融商品具有高度「客製化」和「創新」,一般人包括專業人士都很難了解這些商品的價值和風險,甚至是背後隱含的交易條件。往往都要等公司無法再隱藏下去出事了或是相關人士「窩裡反」,外部人才能得知這些商品的全貌。高級班的案例就直接以素有「台灣版恩龍案」的博達科技的操作實務作為說明。

.信用連結債券(CLN,Credit Linked Notes)虛增銀行存款:2002年的博達科技因為大量虛假交易,造成應收帳款節節升高,讓財報數字看來不佳。於是博達董事長葉素菲先指示公司員工以個人名義在英屬維京群島設立一家紙上公司—北亞金融(North Asia Financial Limited)。由這家公司委託法國興業銀行發行8,500萬美元的CLN。在此同時,博達科技則是和菲律賓首都銀行簽約,先由博達海外假代理商以支付貨款為名匯入8,500萬美元於博達首都銀行帳戶內。再由博達和首都銀行簽定合約,以這筆存款為擔保指示首都銀行購入這筆以連結北亞金融為標的CLN。而北亞金融再依此和興業銀行取得8,500萬美元貸款。

在這個架構下,法國興業銀行和菲律賓首都銀行其實只是幫博達和北亞把錢轉來轉去,並收取高額手續費。但是從財報上看來卻是博達應收帳款的下降和現金存款部位的增加。殊不知其實這筆存款早就被凍結。等到博達後來申請重整時,首都銀行立即依原訂合約將購入的CLN轉給博達,並直接將帳款從博達帳面現金扣除。而另一頭北亞金融所獲得貸款的8,500萬美元則不知所蹤。

.應收帳款融資(Factoring)與零息債券(Zero Coupon Bond):2004年博達由於應收帳款過高、帳齡過長,簽證會計師強烈要求增提備抵壞帳費用。這將不利於博達的盈餘數字。於是葉素菲指示公司邱姓經理人同樣於英屬維京群島設立紙上公司—AIM Global。

接下來葉素菲和澳洲CBA銀行香港分公司和澳洲子公司CTB簽定以9折出售博達五大人頭客戶的應收帳款,並約定出售所得金額4,500萬美元限定存入博達在CBA銀行開立的帳戶中。緊接著AIM Global邱姓負責人再和CTB簽定合約買下這批應收帳款,並以這批應收帳款發行一年期的零息債券,這批債券全數再由博達以CBA帳戶中存款為擔保指示CBA購入。和上例一樣,透過類似的手法誤導博達關係人以為博達應收帳款下降和銀行存款增加的假象。以及不知情這筆存款早以被銀行限定使用,因此同樣地當博達發生信用違約和重整時,CBA直接將這批零息債券交付博達,並從銀行帳戶內扣除原有的4,500萬美元。

.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套利:2003年由於博達長期以假交易灌水營收,公司資金已出現不足的窘境,因此有意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5,000萬美元來籌措資金。但因在2001年博達發行國內可轉換公司債時已明定,日後發行的可轉債不得為有擔保發行,因此只好朝向無擔保可轉債發行。

由於當時博達財務不佳傳聞四起,深怕無擔保海外可轉債會發行失敗,於是葉素菲指示邱姓主管在英屬維京群島設立二家帳上公司—Best Focus和Fernvale,再由博達背書保證,由這二家公司分別向羅伯銀行(RaboBank)和菲律賓首都銀行各借款4,000萬和1,000萬美元。接下來再由這二家公司以借貸而來的5,000萬美元全數買下博達發行的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和前例相同,博達在擔保借款時即和這二家銀行在合約中簽定,未來博達發行可轉債成功後,取得的5,000萬美元需回存銀行並限制動用,倘若博達發生信用問題,這二家銀行有權把這二家公司債權交還博達,並直接從帳戶內扣除現金。

挾著海外可轉債的發行成功,博達並加碼在2003年11月宣布實施庫藏股。在二項利多加持下,博達股價上漲到17.4元,高於預設海外可轉債的轉換價15.08元。於是這二家子公司馬上在短時間把所有可轉債都轉換為普通股在股票市場上拋售,全部出售股權所得約5,314萬美元。取得資金之後,博達並未立即歸還借款,僅先歸還首都銀行借款的1,000萬美元,並將解凍金額匯回國內,做為取信國內金融機構之用。1,580萬美元則是匯進海外假代理商,再分批匯回博達來打銷過高的應收帳款。其餘金額部分透過首都銀行匯回博達做為前例購買ELN的利息費用,部分回流到葉素菲私人帳戶,甚至用以購買高盛證券針對博達的買進選擇權(Buy Call/Put Option),以此讓高盛買進博達股票避險,進而創造出外資看好博達前景的假象。至於原本向羅伯銀行借款的4,000萬美元卻未償還,這筆錢最後同樣隨著博達的重整而被羅伯銀行沒入。

.為海外人頭公司擔保借款:葉素菲先指示博達員工於英屬維京群島設立Addie公司,之後由博達和國內建華銀行(目前已併入永豐金控)簽定合約,由博達存入1,000萬美元做為擔保,由建華銀行海外子公司Grand Capital借款1,000萬美元給Addie,並限定該筆存款在Addie清還借款前不得動用。博達並簽下承諾書及開立取款條,一旦Addie無法清還借款或博達發生財務問題時,建華銀行得直接扣取該筆存款作為償還Grand Capital借款之用。最後結果也如同上例,Addie只是紙上公司,後來博達申請重整時,自然該筆存款被建華銀行取走,博達投資人帳面上看到的1,000萬美元定存只是名存實亡的現金。

利益大罪刑輕,讓台灣成為經濟犯掏空天堂

企業掏空在台灣算是履見不鮮,如一開始所述,這和人性貪婪及台灣現有公司制度容易造成控制股東一人獨裁有密切關係。事實上還有一個重要關鍵,我國司法對於重大經濟犯罪判刑過輕。以博達案主角葉素菲為例,因涉及掏空公司超過60億資金,二審定讞判刑14年。看似不輕,但其實依現行假釋規定,只要服刑過半,獄中表現良好即可申請假釋。另遑論在定讞前,不少重大金融罪犯常被法官以不相稱的保證金保釋,最後棄保潛逃。利大罪輕,無疑是鼓勵金融犯罪。

博達案後的確讓主管單位訂立了很多公司監理的規範,但在當今國際化和金融創新腳步下,很多交易都發生在海外,很多的不法所得也都留在海外,甚至國際投資銀行隨時可以幫這些有錢客戶量身打造所需產品,這讓不管是公司關係人或是主管單位及司法單位想要了解一家公司真正的情況難如登天。也讓傳統依賴分析公司財報進行決策依據的公司關係人很難確認公司財報的真實性。

透過法律的規範和處罰的確可以減少企業主鋌而走險的機會和誘因,但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多的規則也管不了真的有心掏空的業者,真正的解決之道還是有賴於經營者自身的誠信和公司治理相關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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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范疇:越南「台商」的奇幻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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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疇:越南「台商」的奇幻漂流
Jun 24th 2014, 08:22, by 墙外仙

這場突如其來的越南工人打砸搶事件,說它「排華」也好,說它「反中」也罷,總之,這事件令兩岸的新聞媒體陷入了空前尷尬的處境,但是,媒體圈對處理這類尷尬還沒有準備好,也搞不好過一陣子就賴掉不處理了。

中國大陸尷尬在哪裏呢?如果打砸搶和損失的十億美元,發生在「溫商」、「粵商」、「浙商」身上,在當年「血染的風采」記憶猶新之下,當局不可能像當下這般輕描淡寫;但現在發生在「台商」身上,當局的態度就頗有「雖然情況嚴重,但台商不是中商,台商自有台灣政府處理」的意味,主動把台商的遭遇隔離於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之外。

照理來講,當下被「恐中」情緒籠罩的台灣社會,應該很高興看到這種「台灣人的事台灣自己來,中國不插手」的態度,但是由於這兩年來「台商」幾乎變成「親中」或「棄台」的代名詞,使得台灣社會也很難敞開心胸來同情這次在越南受難的台商,因為他們多半是由中國大陸轉進越南投資的老台商。

狀況或許可以歸納為一個簡單的問題:「台商」,究竟是「台灣人開的公司」,還是「來自台灣的公司」;表面上看起來沒差,但是前者是屬人主義,講究的是血源,後者是屬地主義,講究的是法律位階。

讓我們設想一個極端的情況:一名台灣人移民非洲後賺了大錢,他帶著非洲公司的資金到福建投資,在屬地主義下,那是一家「非資公司」,但在屬人主義下,福建台辦會把那當成「台資公司」。然後,這家福建公司又把利潤轉投資到了越南。請問,這家越南公司是台商企業,還是中商企業?聽起來很極端,事實上這種事天天在發生,公司明明已經搬到新加坡或薩摩亞,法律和稅務上已經和台灣沒有絲毫關係,但實際控制人還是台灣人,所以大陸的國台辦把它當「自己人」,而台灣的銀行也把它當自己人來徵信貸款。

當然問題就來了。風光時,各方把它當自己人,但當這樣一家公司在越南(或其他國家)被欺負了,被燒搶了,中國政府該不該負責?台灣政府該不該負責?兩邊的社會,應不應該強烈感受到「台灣同胞被欺負了」?兩面不搭,這批大多由中國轉進越南的受害台商,竟然陷入了「爹不愛、娘不疼」的境地;說它姓「台」吧,台灣社會把它歸為親中,說它姓「中」吧,大陸說它老闆是台灣人,那乾脆就姓「華」?東南亞當地老華人說,我在此三代為家,我才姓華,你不過是過客,來攪什麼局?

「台商」在維生系統上兩棲,下水能游、上陸能跑。在地位上它又是蝙蝠,遇到需要繳稅時它通常是鳥類,遇到囤地蓋房的機會時,它就扭身變成哺乳類。這真的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就是台灣地緣和歷史的自然產物。四百年來,台灣就是各式各樣人的基地,能夠適應基地生活者成為長久居民,不適應者成為過客。說好聽的,台灣就是一個移民的國度,不斷有人移進,不斷有人移出,因此台灣對多重國籍的容忍度極高,許多人有一本以上的護照,外加一本台胞證。政界、商界、學界、媒體界,只要是叫得出名號的人,幾乎都有父母兒女或至親擁有外國身份。誇張一點說,台灣有成就者,人人多少都有「台商」心態也不為過。

台灣社會現在想忘記這種「過客的詛咒」,從過去的「愛台灣」口號,一直到今天的「自己的台灣自己救」,都是一種對過客心態的否定和輕蔑。但是每隔一陣子,總會發生某件大事,提醒了台灣人,其實過客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還在在的主宰著大多數人、大多數事。不但身受歷史烙印的大人們如此,連現下年輕人所追求的「小確幸」,本質上都是一種沒有人生目的而只把自己當作生活過客的台式價值。

過客到哪裏都不講究沉澱,通常是「遊牧主義」掛帥,這很符合做生意和資本流動的原理。但是,遊牧到了最後,水草割盡之後,總得在某一個地方生根下來;台商收割完了台灣本島,轉向大陸收割,大陸騰籠換鳥後,又再轉進東南亞放牧。再過十年,台商只能去印度,然後再過十年,台商就會成為歷史名詞。大約前後一甲子六十年的時間,所謂的「台商」將走完它的生命週期。台灣經濟倘若不在台商週期結束之前出現本質性的轉型,前途將無所依託。

過去二十年,台商在中國大陸,基本上吃的是生產飯和銷售飯,附加價值高的環節諸如設計、服務、高端人力資源,台商基本上捨不得投資。因此,當大陸的競爭者自我提升之後,台商通常就是帶著他二十年來的死忠中國幹部,轉戰內地或東南亞。把落後的設備和管理帶到更落後的地區,一段時間後,當落後地區的工人進步之後,同樣的問題會再度上演。今天在越南如此,明天到緬甸、柬埔寨還是一樣。

越南財物受損的台商,要不要討回公道?一定要。在異地被欺負了,應該向哪個政府求助?哪個政府有義務?一個原始而簡單的原則就是:向哪個政府繳稅就向哪個政府施壓。這是基本的稅收權責相符原則,當然,如果是全球不交稅的水陸空三棲企業,那就只能依靠血源論或民族親情論撐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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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颜昌海:谁是中国最大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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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谁是中国最大的老虎?
Jun 24th 2014, 08:00, by 墙外仙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于近期被调查,老百姓是什么感觉?问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工友,他反问:苏荣是谁?干什么的?问一位小企业业主,她唉了一声,说道:有什么稀罕的?当今中国,好赖是个官,谁能经得起调查?问一位教师,教师说,这还算大老虎吗?真的查到了大老虎,就偃旗息鼓,收兵回营了。问了几十位各行业的人士,绝大多数都表现出漠然的态度。
据说当年查处刘青山张子善时,党内国内相当震惊;查处成克杰时,大家也议论了好一阵子;查处薄熙来,大家只觉得惊讶和迷惑;查处苏荣,大家就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漠然了。为何老百姓对查处来自中央一级腐败分子态度漠然?
据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其一,查处苏荣,是偶然中的必然。苏荣倒台表面上很突然,其实知道一些内幕的人就明白,这个刚担任国家领导人不到一年的原江西省省委书记早就有人举报,但一直没有被列入重点"照顾"的对象,直到他官至国家级副领导人,因为其他人的案子牵扯到他,他才被列入调查的对象。但苏荣倒台,又是必然的结果。其二,苏荣落马,并非反腐制度有了本质性改进,依然有"隔墙扔砖头—砸到谁谁倒楣"的嫌疑,其实说穿了,苏荣是又一出拔了萝卜带出泥的典型案例,今天苏荣倒台了,明天则可能是什么李荣们倒台。没有制度的根本性改变,腐败问题将会继续越演越烈。其三,苏荣倒台了,贪腐队伍没有受到重创。或充其量只是一股清新之风,笼罩在百姓心中的贪腐之霾依然重重叠叠,见到天日还为时尚早。其四,这样一个贪官,咋能一路春风、步步高升呢?为什么非要升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才轰然倒台?其实苏荣也是一个牺牲品,一个制度的牺牲品。假如有公开的媒体可以随时随地批评领导人,假如有一个什么制度能让大家都能监督到领导人,估计苏荣是绝对混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才倒台的。他极可能早在四平时就终结了官场的生涯。
腐败是当今别具特色的小尼姑,和尚动得,阿Q也动得,老虎宠爱,苍蝇钟情。他们舞权弄术游刃有余,毫无自律,一个个胆大妄为,只图快活一时,不怕遗臭万年。一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如当年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霎时间撼天震地,有说"是振聋发聩的金玉良言";有说"也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妙绝的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柳斌杰发表高见:要把"权力老虎"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不能让"老虎"自己编笼子。现在有些"制度笼子"不管用,就是因为笼子是"老虎"自己编的。
但是,笼子与老虎,谁是谁非?且让老虎们自已说吧——
原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问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
原浙江杭州滨江区区委书记尚国胜:"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
原云南麻栗坡县委书记赵仕永:"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做到副省长这个位置上,基本就是牛栏关猫、天马行空了,没人敢管你了"。
逃到美国领事馆要求避难的王立军:"这种体制,干部谁不贪?"
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谁不明白,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全国像我这样的干部不说有几百万至少也有几十万吧……。是谁给我为所欲为的权力呢?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又是谁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却假装不知道……。现在的官员比国民党还坏,我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制度。"
"有些老百姓恨我没有替他们惩治罪犯,沉冤昭雪。也许我走前该给他们道个歉。有些案子我要是不去收那些人的钱替他们摆平,那些人就要把钱送到我的上司那里,最后要把我摆平。这都能怪我吗?我跟那些百姓有什么仇?我会无缘无故地加害他们吗?他们是受害者,难道我文强就不是受害者吗?"
"以前北京菜市口砍头,也有很多的民众拍手称快,可这拍手称快后还不是一切照旧。中国人几百年变了吗?我看什么也没变。杀了我不过封了我的口,这能封住贪污腐败的源头吗?"
"那些拿过我的钱的人和送过钱给我的人,如今都在带领老百姓参观我贪污的那些证据。我不否认那些证据的真实性,但你们要是也去那些人家里搜搜,就会觉得我那点儿赃款、字画拿到他们家里恐怕人家会嫌寒酸的。"
——"老虎"们的这些肺腑之言,无一不是发自"双规"、被逮捕后或死刑前。声声哀叹中,饱含着警世、喻世、醒世三方面的积极含义。他们似是自我开脱,但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如同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的产生乃是制度的产物。由于是公有制,没有产权约束;由于是集权,权力不受制约;由于没有公开监督,形成了体制性的腐败……这是灾难性的!"大大小小的"老虎"无一不是腐败体制催化滋生的产物;大大小小的"老虎"无一不握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权力。"老虎"与权力,无论何时总是一条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生物链","是一对穿连裆裤的双胞兄弟",谁也关不了谁。反腐败的关键是反制度腐败,否则,打"老虎"只会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遮人耳目。"萝卜拔了坑还在",不把催生"老虎"的"坑"填平夯实,"制度笼子"不啻豆腐渣,当然不管用,灾难势必永世长存,无休无止,如《左传•闵元年》所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由于人事制度的腐败,绝大多数"老虎"的才能和品德与他们担任的职务极不相称,狗尾续貂,滥竽充数。最近落马的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在位期间发布的一项"政令",着实让人不寒而栗:"同意拆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拆迁的大大地坏";"抓错的也要抓,判错的也要判";"不管有罪没罪,硬判也要判";"就是告到联合国,还是得转到我这儿,中央还是得靠我们干活"。"老虎"们编的这类祸国殃民笼子倒挺"管用",把仁政、德政、公平、正义连同法制一股脑儿关了进去,严严实实,百无禁忌!
"打老虎"绝非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老虎们毕竟是高高在上的少数,就连地方上的"苍蝇"也离地三尺,再怎么样贪腐,都与广大民众没有直接关系。民众痛恨的不是"老虎",而是混迹于地方各种司法、行政机关,直面广大民众的小官小吏。他们职级不高,权力不大,却有着足够的能量和空间阳奉阴违,瞒上欺下,兴风作浪,为鬼为蜮,玩弄法律法规于股掌之上,炮制各种冤假错案,甚至践踏人权,施展种种暴行丑化国家形象。他们是激化各种矛盾,导致上访和"闹事"事件层出不穷的始作俑者;是损害国家民族声誉的罪魁祸首;是社会不稳定的一大因素,比之经济领域的老虎、苍蝇,更具危害性!制度腐败的"生态环境",源于传承了几千年、雷打不动的封建集权。历来都因面广量大,盘根错节,积弊深重而难以根除,就连康乾盛世的皇帝老子也感慨:"吏治不清,国无宁日!"
当前,灾难性的腐败制度,恰似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不尽,"老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最大的老虎其实让这些老虎层出不穷的土壤,归根起来,就是使得贪腐不断出来的体制机制。自从 "老虎""苍蝇"一起打后,"老虎"一词成为中国政坛颇具分量的腐败分子的代称。事实上,在中国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现实中,县处级就开始算是真正的官员了,地厅级或者厅局级是腐败的主力军,也是有了一定分量,一定影响力的群体。到了省部级,就是高级干部了,在很多方面享有特权。省部级之上就是副国级、正国级。
按照现在较为流行的基准,县处级以下的官员,就是"苍蝇",这个群体人数众多,贪腐规模巨大,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可能就是动辄亿计的贪腐。苍蝇到处都是,每个人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里面,必然看得到摸得着。苍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没有陌生感。至于厅局级干部就算是老虎了。这个部分的人,多属于地方或者一个领域的头面人物,除个别像中央电视台的公众人物外,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全国性的影响力。但在某个地区,某个领域会造成一定的震荡。但对于一般平头百姓,他也不会跟你生活在一个区间里,自然充满神秘,自然变为稀有,这就是"老虎"。到了省部级这个层级,就大大不一样了。这些人能够在逆淘汰的制度里面,通过各种方式,在万千人中脱颖而出,爬上高位,位高权重,那决不是简单的事情。其间的惊心动魄,经历的几多悲欢荣辱,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所以,一旦贪腐起来,或者于轻描淡写中驾轻就熟,隐藏从容;或者于不露声色当中,权钱交易,自然简洁;或者心理阴暗,手段毒辣,为了贪腐不顾一切。这些人只能在电视上听说,在报纸上看到。所到之处,前呼后拥,生活之隐秘,让公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高高在上,不可仰视。这些人就是所谓"大老虎"了。
相对于省部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就是正国级和副国级了。到目前为止,正国级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出来贪腐的人。据说从前有个约定,"刑不上正国级",也就是说,只要做官到了正国级这个位置,即使滔天大罪,也要免于追究,即使残害忠良,祸国殃民,那也可以得到免于追究的金牌。——也许这只是一个传说,也许这就是一个贪腐大国形成的依据。只要官做得大,贪腐荒淫都是小节。
最近20年,副国级的领导人中,被查出来的贪腐人数虽然屈指可数,却也不在少数了。最早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接下来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后来的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再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到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刚好一只手的指头5个。这是一个超越大老虎的群体,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权掌生死,盘根错节,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这些人属于"大大老虎",属于珍稀动物,属于世间罕有。
中国被称为大国,有的说是人口大国,也有说是资源大国。后来有人说中国是造假大国,是谎言大国。现在如果说中国是贪腐大国,亦可谓名副其实!各级官员贪腐成风,从小小苍蝇,到老虎,到大老虎,到大大老虎,以丰富的中国文字,也无法说明。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大大大老虎或者说是最大的老虎呢?
看世界各个国家,像以前的萨达姆,现在的金正恩这样的少数异类,家国一体,国就是他的家,他的家就是整个国家。除此之外,主流国家都流行的是政党轮替,立体监督,即普世价值的国家。这些国家虽依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比较一致的却是贪腐无处藏身。特别是政党监督,舆论开放,是这些公职人员置于阳光之下,很想贪腐却无从下手。由此观之,中国最大的老虎其实不是虎,而是让这些老虎层出不穷的土壤,让这些老虎逍遥自在的环境。——归根起来,就是使得贪腐不断出来的体制机制。所以,制度才是中国最大的老虎。此虎不除,贪腐就永远无法根除。这也许就是王岐山书记所说的"治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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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证券市场红周刊》海尔裁员真相:为中间层大量离职准备“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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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红周刊》海尔裁员真相:为中间层大量离职准备"说辞"?
Jun 24th 2014, 07:33, by 墙外仙

作者 刘步尘

  6月17日,中国家电网报道:海尔白电集团副总裁孙京岩、负责零售业务的副总裁助理靖长春均已离职。但报道同时称,孙京岩否认此消息属实,而靖长春则表示"有此(离职)想法"。

  6月16日,《北京商报》报道:在日前出席某商业论坛时,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称,"去年初海尔员工数量是8.6万人,年底减少至7万人,裁员比例为18%。今年预计再裁掉1万人。"且裁员对象主要是中层,原因是制造业务的智能化减少了用工数量。

  海尔的新理论

  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海尔大裁员发生在张瑞敏积极推行"人单合一双赢理论"背景之下。那么,什么是海尔"人单合一双赢理论"?什么又是海尔不遗余力推行的"自主经营体"?

  张瑞敏是这样解释"人单合一双赢理论"的:在互联网时代,全世界的企业必须以用户为中心,我们为了适应这个变化,现在提出"人单合一双赢理论"。"人"是员工,"单"是用户资源,把每个员工和它的用户资源连在一起,所谓"双赢"是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体现你的自身价值。

  什么是"自主经营体"?张瑞敏的解释是:现在我们把原来的组织结构颠覆了,原来最底层的员工上面有很多领导,很难自主做出决策。现在把他解放,你只要有创意,你只要找到你的用户,你就可以自己来创业,这和传统的管理理论完全不一样。传统的管理理论是管理者拿各种管理工具管理被管理者,是一个封闭性的系统。但是现在我把它变成开放的系统,每个人都可以出来创业,这样原来的组织就被颠覆掉了。

  海尔新战略的效果怎么样?张瑞敏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有3个青年人,20多岁,他们发现在市场里有一个机遇,就是很多发烧友对电脑游戏本有很多意见,有很多专业的要求,大体有3万多条意见,他们把这3万多条意见归纳成13类问题,创造了一个新的游戏本。

  我查了一下资料,为证明"自主经营体"模式的正确,2012年11月8日的《青岛日报》曾经发布一篇《海尔:一个"自主经营体"的员工样本》的报道,描述了一个叫赵峰的"自主经营体"的成功故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在百度搜索。

  我不知道读者是否看懂了张瑞敏的"人单合一双赢理论"以及"自主经营体",实话讲,我没有看懂。

  另外,我很想知道的是:海尔有几个这样的"3个年轻人"?如果只有一个,退一步说有5个甚至10个,坦率地讲,我认为不足以拿来证明这个模式是成功的。

  海尔隐瞒了裁员真相

  现在谈谈我对海尔大裁员的看法:我认为海尔隐瞒了裁员的真相。2013年、2014年连续大裁员,并非海尔的企业主动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人员自动流失的结果。据悉,自2010年实行"自主经营体"模式以来,海尔正常的企业经营受到很大冲击,不少员工包括中层管理人员看不懂老板在干什么,看不清企业的未来,甚至员工个人利益也受到不小的影响,出现一波离职潮。

  实际上,稍加用心便不难发现,张瑞敏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2014年再裁掉1万人"与"以中间管理层为主"是两个无法并列的概念,作为一家7万人的制造型企业,生产工人占企业人员的比重在75%~85%,海尔不可能有那么庞大的中间管理层。再说中间管理层从来都是一个企业的支架,"一窝端"式的中间管理层大裁员,对企业是伤筋动骨。我倾向于认为:海尔连续大裁员,实际上是为包括中间层大量离职提前准备好的"说辞"。

  事实从另一个层面佐证了我的分析。6月17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海尔内部人士告诉南都记者,海尔在推进小微化,将原来的一些经营体如销售公司等转为"小微公司",和海尔从隶属关系转为合作关系,"但如此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如有些岗位的员工并不愿意接受。"请大家注意,员工并不接受海尔高层的做法。

  有人这样比喻2010年之前的海尔与今天海尔的不同:那时的海尔是一个大商场,所有的商品由商场统一经营;今天的海尔已经变成一个农贸市场,里面有很多摊位,每个摊位后面站着一个小老板。

  这些年,海尔留给人们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在国际市场取得什么重大突破,也不是开发出什么革命性产品,而是频繁地推出各种理论、概念及战略,从"激活休克鱼"、"斜坡理论"、"日结日清"到"人单合一"、"自主经营体",可谓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海尔前进还是后退

  一个问题是:这些战略、理论、模式到底给海尔带来了什么?有比较才能看明白。

  先和主要竞争对手比较。海尔的主要竞争对手当然是美的和格力。

  2010年,海尔集团实现营收和盈利分别是1357亿元、62亿元。当年,美的集团(和今天的"美的集团"有所不同)营收约为1000亿元,盈利未见相关数据(当年美的电器净利润31.27亿元)。同年,格力电器实现总收入608.07亿元,净利润42.76亿元。

  到了2013年,海尔集团实现总营收约1800亿元,盈利未见相关报道(有一种说法是"超百亿")。同年,美的集团实现营收1210亿元,净利73亿元。格力电器实现营收1200亿元,净利润108亿元。

  说实话,我这样比较是不公平的,拿格力电器和美的集团两个上市公司的数据和海尔集团这个非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比,显得很不专业。

  还有一点:多年来,海尔集团营收与净利基本没有人能看得懂,而且海尔从来不回应相关质疑。海尔集团下辖两大上市公司青岛海尔和海尔电器,2013年合并之后,总营收应该不超过1300亿元,总利润应该不超过60亿元。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的分析可能比较外行。

  显然,美的、格力与海尔的差距不是在拉大,而是在缩小,甚至不排除海尔未来3年被美的集团超越的可能。

  和非家电企业相比,海尔是什么样子呢?我寻找到一个样本—华为。

  之所以选择华为,是因为10年前中国营销界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企业应该"高调如海尔还是低调如华为",华为和海尔被视为中国企业两个不同的样本,而且张瑞敏和任正非也代表了两种类型的企业家。

  2004年,华为集团营收是448亿元,而2002年的海尔集团营收已经达到720亿元(据其官方数据)。到了2013年,海尔集团营收约为1800亿元(盈利暂以100亿元计);同年,华为营收是450亿美元(约合2790亿元人民币),利润超过286亿元人民币。

  那么,低调的任正非在讲什么呢?

  恰好6月16日,任正非第一次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哪个部门报告说他们哪里做得好,我要问粮食有没有增产。如果粮食没有增产怎么能说做得好呢?我担心我们的管理如果陷入孤芳自赏,结果就会是呆滞。"真是太有意思了,这段话简直就是专门说给海尔张瑞敏听的,你的理论再好都没用,关键看你的粮食增产没有。

  这些年,海尔的理论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目不暇接,张瑞敏越来越像中国企业的"救世主"、"精神领袖",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海尔至今在国际市场始终无重大突破,"海尔"品牌在全球市场仍然是一个中低端品牌。海尔的经营业绩、品牌影响力与张瑞敏的理论极不相称。和国际品牌如三星、苹果相比,海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细心的人发现,就在海尔"理论大丰收"的这几年,恰恰是海尔企业陷入滞涨期的几年。我们不禁要问:张瑞敏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理论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年,中国企业家普遍推崇"变,是不变的真理",企业战略三天两头一调整,折射出企业战略极大的不成熟性。因此,海尔频繁提出新理论、新模式的背后,折射出的实际上是这个企业的战略至今没有上道。

  实际上,现在的海尔最需要不是新理论,而是—不折腾。

"封建制"能拯救海尔吗?

就像没有几个人知道万达集团真实的财务状况,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海尔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曾经赢得无数荣誉的标杆企业,显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压力。

海尔集团CEO张瑞敏最近在出席一个论坛时称,去年初海尔员工数量是8.6万人,年底减少至7万人,裁员1.6万人,比例为18%,今年预计再裁掉1万人。此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但根据海尔官方的解释,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海尔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改变了传统的厂商和客户关系。因此,海尔的组织架构需要进行全面创新,来适应这个时代。说白了,就是将原来一级管一级的"串联式"结构,变成新的"并联结构"。海尔鼓励内部员工组团,承揽公司某个环节的业务,成立一个小公司,或者事业集群。在这个小公司和事业集群中,有明确的激励机制,有股权结构(当然海尔集团要占相当比例)。这其实类似万科正在推行的合伙人制,再加上富士康的员工创业计划(所谓"万马奔腾")。这样,海尔集团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家电行业创业平台,集团成为太阳,这些众多的企业通过被集团参股、控股,成为小行星,或者是行星的卫星。

这样,海尔集团的不少员工,就变成了这些小公司的员工,表面上看,海尔员工总人数就大幅减少了。张瑞敏教授引经据典地说:改变之后是"外去中间商,内去隔热墙",要中间商没用了,隔热墙就是中层管理者。查尔斯·汉迪有一句话说"企业里面的中间层就是一群烤熟的鹅,他们没有什么神经,不会把市场的情况反映进来。"当然,他还有一个高度概括的说法,是"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

如果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来打比方,海尔集团是放弃了秦始皇式的"帝国体制",回到了西周。或者说,废"郡县"行"封建"。海尔集团就是西周王朝,下属的上市公司、大的子公司就是公侯一级的大诸侯国,而这些众多的创业实体就成为"伯、子、男"级别的小诸侯国,甚至是大夫一级的"家"。海尔集团作为"天朝",拥有这些诸侯国的相当部分股权,一般情况下不干预诸侯国的内政,但保留"平叛"时可以使用的"控股权"。这些小诸侯国的头头脑脑,由于有各自的股权,会将这些"小国"管理的井井有条。在"八百诸侯"的拱卫之下,集团可以垂衣而治,就不怕格力、美的这些北狄南蛮西戎们翻得了天。

应该说,张瑞敏的做法有其高明的一面。大企业普遍存在"帝国病",最大的问题是传导机制太长,指挥层远离前线,跟"能听到炮火声"的人距离太远。互联网时代真正能敏锐抓到商机的,往往是前线小分队的队长(比如张小龙之于微信),这些人资历浅、持股少,一旦自己的创意无法获得认同,很容易"叛变投敌"或者自己创业。想想看,假如当年张小龙的创意没有被马化腾采纳,他带着微信的创意投靠了阿里或者百度,腾讯会是什么结局?海尔采用"西周封建制",可以很好地笼络住这些真正的精英。但问题是,如何管理这些"八百诸侯",而不滑向春秋、战国的深渊?这是需要张瑞敏解决的问题。再有,郡县制转为封建制,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欲速则不达,反而存在翻车的危险。

近年来,海尔集团发展越来越缓慢。2004年,海尔年销售收入首次超过1000亿,成为中国第一家超千亿的非金融、非垄断的企业。那一年,华为的销售收入只有462亿元,格力电器只有可怜的138亿元。到了2013年,海尔集团自称年销售收入达到1803亿元,利润108亿;这一年,华为营业收入是2400亿元,利润约290亿;而格力电器经过审计的报表显示,这家企业年销售收入1186亿元,利润108亿元。

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海尔集团的业绩没有经过审计,是悄悄、低调宣布的,你在百度新闻里很难搜索到。几乎没有一家大的正规媒体,报道过这份业绩。海尔集团旗下有两家上市公司,在上海上市的是青岛海尔(600690),在香港上市的是海尔电器(01169),前者主要经营白色家电,后者是洗衣机、热水器加上渠道综合服务(日日顺等)。但前者控股后者,所以青岛海尔公布的报表合并了海尔电器。经过审计的青岛海尔2013年年报显示,这家企业年营业收入只有865亿元,利润41.7亿元。两家上市公司,涵盖了海尔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小家电和渠道综合服务业务(日日顺等)。

也就是说,海尔集团没有装入两家上市公司的业务,也就是手机、电脑、电视、房地产、橱柜等行业。这些行业都不是海尔的强项,它们能带来每年900多亿的收入、近60亿的盈利吗?我遍搜网络,也无法证实。

真相也许是这样的:仅就家电生产和自家产品的销售来说(日日顺有其他厂家电器代销),海尔已经被格力和美的超过了。海尔集团1803亿的销售额,估计有相当一部分值得推敲,所以集团低调处理。也正因为看到桂冠旁落,真相越来越难以遮蔽,已经被捧上云霄的张瑞敏"压力山大",才痛下杀手改革海尔的"政体"。

海尔之所以在过去10年间,输给格力和美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张瑞敏变得越来越像沃顿商学院的教授,越来越像中国企业家的导师。看看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就知道了,上届冠军西班牙为什么小组赛就被淘汰?因为球场就是战场,什么"男模队"、"亿万富翁队"、"明星队",其实都是身上的包袱,野性、激情和技术才是最重要的。张瑞敏未来要翻身,就要脱下西装、解开领带,穿上马云式的屌丝装,戒除"演讲、讲学瘾",少玩概念、理论,真真正正将企业变成赚钱的机器。毕竟,海尔的品牌还在,余威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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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环球时报暗示应就香港政改问题进行13亿人全国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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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暗示应就香港政改问题进行13亿人全国公投?
Jun 24th 2014, 05:30, by 墙外仙

赵士林:环球莫搞高级黑。环球借某公投大做文章,称公投人数再多也多不过13亿。环球这个说法居心叵测,是高级黑,有煽动13亿人搞公投之嫌。不许环球给国家添乱!强烈要求追究环球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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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官媒《環球時報》今日發表社評,評論「和平佔中」全民公投,重申公投是一場「非法鬧劇」,即使泛民主派號召到更多的人投票,都不會比中國13億人口多。社評始終強調,泛民主派即使作出什麼行動,都「跳不出《基本法》的掌心」。

社評說,中央和港府都不會承認今次投票結果,如果想藉此決定政改方向,「在內地社會聽來實在太可笑」。社評又指如果中國各地都要搞類似公投,「豈不天下大亂」。

社評承認,泛民有一定動員能力,但是就算找到更多支持,都不代表國家要答應他們的意願:

「6·22電子投票」的確顯示了香港反對派有一定的社會動員能力,他們有可能在香港搞出比人們原先預想更大些的動靜。但這又怎麼樣?退一萬步說,就算香港反對派能徵集到半數以上的支持,《基本法》就不要了?國家就什麼都順著他們了?

社評認為,別說「香港反對派」搞不定香港多數選民,就算騙了一大半香港社會,國家也不會在涉及主權問題上讓步,認為《基本法》同時反映了整個國家的意志,13億中國人在香港政改問題上「同樣有發言權」。

社評又說,香港部分「反對派」中人眼界小,不應幻想自己能夠透過「街鬧」,就可以爭取到成果:

我們知道,在香港反對派的小圈子裡,這兩天一定「鬥志昂揚」,洋溢著「即將勝利」的樂觀。不能不說,他們很多人的眼界小得可憐。他們需抬眼望整個國家13億多人的大社會,並且記得這個國家當年是如何制服了英國的「鐵娘子」政府,收回了香港。香港反對派不應幻想,當年倫敦傾盡全力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他們居然有可能通過糾集一些人「街鬧」做到。

社評最後說,雖然公投支持者眾,對大陸不是愉快消息,但是會泛民終歸要接受政治現實:

聽到香港反對派「電子公投」的支持者挺多,這對內地是個不愉快的消息。我們將逐漸適應,這就是香港。但《基本法》將巋然不動,香港反對派對此更需適應。他們必須接受一個現實:他們無論怎麼折騰,都跳不出《基本法》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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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广电总局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制度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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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总局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制度的一个缩影
Jun 24th 2014, 04:54, by 墙外仙

广电是差不多最傻逼的一个机构之一。
他出台了很多政策,打压新兴的网络企业,本身维护歌华这种垄断国企的利益。
但是却要假借国家安全之类的为名,口里说创新,其实打击各种创新。
到头来这帮傻逼老顽固还振振有词地说看看别人创新那么多,我们却没有,是因为创新意识不到位。。。。这群蠢货。
而且,广电总局也差不多是意识形态上最保守的一个机构,在其管理下,各种管制约束,让电影电视题材越来越窄,这不让拍,那不让拍。
于是造成了韩剧泛滥,这是傻逼广电总局又开始通过行政手段限制韩剧。
大家也不喜欢一个泱泱大国拍不出好一点的电影电视以至于崇拜棒子。
而这一切都是广电总局所造成。
那为何其他国家没有,因为在中国,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只有服从的关系。
而没有一个申诉的渠道。
在米帝,可以去法院控诉对方违法违宪,或者请代表自己的议员去听证这些官员,从而取消无耻的管制。
这个就涉及到了基本制度上了。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看清楚了这点,因为现在中国在一个赶超和升级的关口。
大家谁也不愿意跟在洋鬼子,棒子屁股后面跑,希望能甩开膀子跟他们竞争,而有广电总局这样的,只能是继续被捆住羡慕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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