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星期六

墙外楼: 左派的逆袭! 11月6日“中国至宪党”成立,薄熙来被推举为“终身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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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逆袭! 11月6日"中国至宪党"成立,薄熙来被推举为"终身主席"
Nov 9th 2013, 14:05, by 墙外仙

路透社:11月6日,薄熙来的支持者宣布成立"中国至宪党"。创始人之一,北京一高校副教授王铮告诉路透,薄被推选为终身主席并写入党章。成立通告已经快递给中共以及其它8个党派,并请秦城狱方转交给薄,薄是否同意担任此职,目前尚不清楚。

王峥吗?挺薄进去又出来了那个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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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丁咚:为什么人人都爱活在新闻联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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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咚:为什么人人都爱活在新闻联播里?
Nov 9th 2013, 10:40, by 墙外仙

11月5日,中央电视台在京举行了智库论坛,发布了包括节目、主持人、频道在内的多项满意度报告。

这份由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市场评估部主任徐立军发布的《满意度——另一个视角看央视》报告显示,按照五分制的方式,观众对央视节目的满意度评价,在2012年得到4.25分。而《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星光大道》在满意度调查中依次排名前三。

央视搞的这场民意秀很是能糊弄不明真相的群众,让人感觉它颇受欢迎,而新闻联播更是受宠的娇儿。因为它对外宣称是经过连续性的抽样调查、分析数据后得出的结论。老毛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换言之,有了调查就有发言权,而且发言就有底气了。

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深究之下,央视的调查结果水分颇多,可信度不高,公众姑且把它看作一场自拉自唱、自娱自乐的杂耍节目,一笑了之,断断是当不得真的。

社会调查是一项很讲究的专门技术,它的过程科学与否,结果有效与否,在公众心目中能取得什么样的可信度,取决于很多因素,关键看谁来调查、调查什么和怎么调查几个方面。

谁来调查,核心是第三方独立调查才可信。央视自己对自己的调查,只可供内部参考,对外公开价值不大。另一方面,调查和分析人员是否掌握了社会调查的技术也是调查科学有效的重要保证。

调查什么,主要是调查的问题的设置。央视做的这份调查,在问题设置上存在严重的倾向性、诱导性因素,因此无法准确了解公众的态度,其结果只会对央视自身有利,无异于一次品牌公关活动。

怎么调查,包括调查的范围、对象、组织实施过程是否规范透明。在央视公开结果之前,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对其过程是否规范就无从掌握。怎么调查问题中调查的范围和对象最具有决定意义。关于调查的范围,涉及到不同的调查客体之间相互是否具有竞争性、可比性,打个比方,将央视的毕福剑和湖南卫视的何炅放在同一个比较系中进行调查,就很不公平,因为他们面对不同范围的观众群体,又比如,对作为媒体的满意度调查,应该放在广播、报纸乃至网络等不同媒体之间进行比较才会客观、可信。关于调查的对象,如果仅从电视媒体观众中进行满意度调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虽然中国式观众存在受强制性、无选择性(比如行政强令黄金时间播出新闻联播),但总体上来说,观看电视节目者还是存在基本的认同,应该将调查对象扩大到收看某档电视节目之外的人群中,才会获得准确的满意度数据。据我所知,有些人出于对可信度的怀疑,是从不看新闻联播的。

从上述三个维度看,央视公开的调查结果究竟如何,可谓不言而喻。其实,公众对传统媒体特别是新闻联播的真实心态,从一些广为流传的诗歌体"段子"中,就可管窥一斑。以下摘抄几例:

——《如果生活可以选择》:

如果生活可以选择,我愿生活在新闻联播里。

那里的领导个个都是时代先锋,群众人人都是道德模范。

即使偶尔抓到一个贪官,也只是一笔带过,不留一丝遗憾。

如果生活可以选择,我愿生活在新闻联播里。

那里的农业年年大丰收,工业月月传喜讯。

即使遇到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都是有增无减。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新闻联播里。

——《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永远活在新闻联播里!

那里的孩子个个上得起学,穷人都看得起病,百姓住每月77元的廉租房,工资增长11.2%,大学生就业率达到99.13%,大学生食堂就餐平均每顿才2-3元

我有一个梦想,永远活在新闻联播里!

那里物价基本不涨,交通基本不堵,环境基本改善,扫黄基本有效,罪犯基本落马。

我有一个梦想,永远活在新闻联播里!

那里是爱的家园,人间天堂,那里有人们向往的生活。

——《活在新闻联播里才幸福》

我想活在新闻联播里,
每当它当当当的歌声想起,
我的心情就激动不已。
在新闻联播里,
我们的领导人都英明神武,劳心劳力,
为了老百姓,他们四处奔波,
履行着公仆的义务,
似乎完全忘了自己。
在新闻联播里,
祖国的河山一片欣欣向荣,
尤其是农民兄弟们,
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
小汽车已经取代了拖拉机,
小洋楼也一栋栋地拔起。
对着镜头,
他们春风洋溢,说:
我们很满意。
在新闻联播里,
房价每年上涨1.5%,
真是令人兴奋的数据。
杜甫如果复活,
会感叹当年生不逢时。
广厦万千,寒士俱欢颜,
就在今天新闻联播里。
在新闻联播里,
外面的世界总是硝烟不断,
帝国主义还在四处挥洒着他们的铁拳。
战争、丑闻、案件,
一桩一桩,总也说不完。
对比之后,就能发现,
我们原来生活在天堂,
外面的世界,被压迫的人们,
他们的生活,真不敢想。

有心人还比较在同一档新闻联播节目里,关于养老政策报道基调的转变:

三十年前,

你们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我们信了。

二十年前,

你们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我们信了。

十年前,

你们说,"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

我们信了!

现在,

你们又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我们该信什么?!

这些非常朴素鲜活的民间话语恰恰真实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传统媒体的心声,除了最后一个例子还包含了对政府养老政策变化的抵触情绪之外,其基本意涵是受欺骗和蒙蔽的公众对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宣传性、虚假性和夸大性报道的戏谑与嘲讽,是内心强烈不满的曲折表达。可以肯定,如果让了解真相的民众来给新闻联播打分的话,就会得出与央视完全不同的结果。

由于中国媒体不具有独立地位,无法自主决定自身立场、态度和从业伦理与规则,因此它们不必背负先天性的道义负担。毋宁说它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强权意志的帮闲和利益集团的仆从。

正因如此,中国记者才堕落成"妓者"。"妓"者,为获得利益卖艺卖身也。而中国媒体从业人员中为数不少者,为了不正当利益,毫无职业操守,不惜沦为出卖良知、操皮肉生意的"妓者",乃至自以为是权力者,借公众舆论之名滥逞淫威,中饱私囊。前不久,轰动一时的陈永洲案就折射了中国媒体的此种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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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中国严控网络舆论初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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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严控网络舆论初获"成效"
Nov 9th 2013, 10:42, by 墙外仙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近日推介了一份报告,介绍了今年8月中国当局收紧网络控制之后互联网的变化。结果显示,在过去两个月,中共控制网络舆论中颇有”成效”。

祝华新在近日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讲话时介绍了中国互联网发展近况。根据《财新网》等多家媒体的相关报道,这份名为《互联网社会责任与舆论生态报告》指出,近两个月以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政治性言论”大大减少。许多原本活跃的新浪微博”意见领袖”的言论有所减少。报告抽取了100位活跃”意见领袖”的微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8月10日之间的两个月,这些人在新浪微博上共发表了72481条消息。而在加强控制之后的两个月内,这些人的发博数量出现了约10%的下跌,累计的消息总数下降至65126条。特别是9月11日至10月10日之间,发博数量减少24.9%。祝华新举出潘石屹的例子,他的发博量在此期间就减少17%。

中共当局近来对原本已遭到严格监控的互联网加强了管理。今年8月10日举行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上,会议上提出了网络空间的自我审查准则–”七条底线”。该会议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持,到场的多位网络名人被要求”达成共识”,共守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在内的”七条底线”。

此后不久,中国公安部宣布,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一些微博”大V”如李开复、宋石男、慕容雪村等人因为涉嫌”造谣”或”非法言论”而被短暂禁言或遭到永久销号。

祝华新介绍说,从今年8月10日到10月10日,”国家队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夺回麦克风”之势,根据中国官媒体《人民网》刊登祝华新的演讲全文,祝表示,在意见领袖的发博数量锐减的同时,体制内的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数量激增。

这份《互联网社会责任与舆论生态报告》也引起了独立记者网络组织”全球之声”东北亚区域编辑林蔼云(Oiwan Lam)的关注。在该组织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她指出,在今年8月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宣传部负责人见面时表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共产党内头等重要的大事。他向中共的宣传机器下达命令,建立一个”强大的互联网军队”,其主要任务是消除网上”谣言”。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标着这一个新的、管制更为严厉的时代的到来。这表明,任何一条网络上被发表的言论,只要不来自于官方政府,就可能被认为是一条谣言。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上个月援引《解放军报》一篇名为”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文章称”意识形态较量的实质是制话语权。谁拥有了制话语权,谁就能引导民众。”该文作者、中共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表示”上世纪90年代之前,谁掌控了电视媒体,谁就拥有更多话语权;而进入新世纪后,谁掌控了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客资源,谁就拥有最大的话语权。……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

10月初,中国最高法院就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的相关法规做出解释,被视为”诽谤”的信息如果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被转发次到500次以上,原帖作者可能要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

消声匿迹的批评意见

记者林蔼云对祝华新发布的调查结果表示担忧。她还观察到,比起新浪微博,互联网知名人士在论坛上发表的原创帖子数量骤减现象更为严重。根据《人民网》等多家报道,祝华新以天涯论坛为例谈到了严管网络对在线论坛和社区的影响。近两个月来,天涯网站上的帖文中,数量减少最多的是个人维权及反腐败类信息,占所有减少量的70%。

林蔼云指出,从今年1月到8月,平均每月都有两起腐败事件在网上得到曝光。可是在今年9月,网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由公民发起的反腐新案件。

继续警惕大V?

而提到今后对网络生态的”治理”,祝华新提出的意见包括”警惕杂家型大V,包容专家型中V”。他指出,微博大V薛蛮子的日均发帖79条,而且基本上都是越界发言。要”警惕杂家性大V易信口开河,有的还好勇斗狠。”

独立记者林蔼云则指出,中共虽然可能已经在这场互联网意识形态较量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人们无法找到一个方式来释放他们对不公平对待的愤怒时,他们会寻找另一个出口。最近在北京和山西发生的爆炸事件可能预示着另一个战场的出现,而在这样的战斗中,每一方都将会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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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三中全会在即 中央官媒重提“两个不能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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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在即 中央官媒重提"两个不能否定"
Nov 9th 2013, 10:42, by 墙外仙

(南早中文网讯)内地最高级别官方媒体人民日报11月8日整版刊登文章《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高调重申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论述,强调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一个事关党、国家、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因此,应认清共产当的领导是两个时期的共同本质,以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

今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首先发表"两个不是否定"论述,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外界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期待甚殷。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改革几乎全部集中在经济领域。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此次发文阐释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论述。文章首先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并不意味着要忽视甚至掩盖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也不能人为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文章又说,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而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正确方向和巨大成就,必须充分肯定。

文章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既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实事求是而不拔高或苛求前人"。

"无论用哪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另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对自己这个历史时期的否定"文章写道,"如果用不正确的观点简单地否定这两个时期或者其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必然导致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也必然导致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政治上的清醒。"

文章警惕称,"正确认识两个不否定不只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

"敌对势力这两个方面的否定,从根本上说,都是对历史事实的背离,都是想搞乱人心,企图瓦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和思想根基,进而毁掉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和广大中国人民的福祉。"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等领袖人物,搞历史虚无主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文章同时称,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问题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人民内部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党所走过的弯路,就会动摇对党的信赖,动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动摇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与这个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文章最后呼吁,在大是大非面前,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坚决捍卫党的历史,增加党的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力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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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上海自贸区组长万曾炜被控受贿59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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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组长万曾炜被控受贿595万
Nov 9th 2013, 10:43, by 墙外仙

【多维新闻】11月8日9时30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万曾炜受贿一案。公开资料显示,万曾炜曾是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自由贸易区课题组组长。

11月8日上午,万曾炜着黑色西装、白衬衫出庭。起诉书指控,其1996年到2000年担任浦东综合规划土地局副局长、局长期间,以职务便利收受贿赂,直至2013年共收受钱款595.5万元(约合97.2万美元)。万曾炜对检方指控完全没有异议。

中国(航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极力推动的,早在今年3月27日至29日,李克强就提出上海可以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试验区。不过在自贸区设定之前,自贸区计划却总诞生后迟迟没有下文。

有分析人士表示,这是因为制定政策过程复杂,而计划动议者可能因法规问题遭遇到较大阻力,其症结在于金融开放。在北戴河会议正在进行期间,舆论中对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拍桌子高调宣布的"上海自由贸易区"计划出现两个公开对立的声音,或许表明被中共决策者尤其是李克强力主推动的该项计划遭到了某些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致使被外界寄予厚望的金融改革进入了两方"拉锯"状态。

尽管目前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了设立上海自贸区实验区,不过其中的阻挠力量仍旧不可小觑。

万曾炜简介:

公开资料显示,万曾炜曾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综合规划土地局局长、党组书记;浦东新区综合计划局党组书记;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2008年5月7日起担任上市公司张江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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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罗昌平:在“政治雾霾”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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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昌平:在"政治雾霾"中前行
Nov 9th 2013, 10:45, by 墙外仙

2013年11月8日,德国柏林,透明国际组织将一年一度的"清廉奖"授予我。当天也是中国记者节,以下是我在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尊敬的拉贝勒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在我生活的城市北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空气质量。因为雾霾、粉尘太严重,这里产生了一种新的病征,叫北京咳(Beijing Cough),它跟长城、烤鸭一起,写入了北京旅游手册。

但在北京,在中国,比大气雾霾更为严重的,是政治雾霾。甚至可以说,大气雾霾的产生跟政治雾霾的存在有着因果关系。不少人开始逃离北京,正如不少人开始逃离中国,他们调侃,再不走就连路都看不清了。

2012年年初,重庆发生了中国30年来最大的政治事件——王、谷、薄系列串案。通过社交媒体,民众第一次目睹并分享了高层政治斗争,即便是中共高级官员,也无法通过传统的方式垄断信息,他们一样要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获得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

在过去,职业记者是透明使者,他们揭露权力不愿意公开的密室交易,至今仍然受到极为严格的管制。互联网的产生是科技创新,尤其当微博、微信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数以亿计的个体成了公民记者,使得信息突破了时空限制,处在持续的动态发展中。

正是看到这种变化,在2012年年底,我打破职业记者与公民记者的界限,通过微博实名举报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贪腐行为,并导致他在半年后落马。在这之前,刘铁男已经被情妇、合伙人和老干部接力举报,也被媒体曝光,尽管证据十分充足,但这些信息都被屏蔽了,我的举报将它们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我想提醒官僚系统:一个新的时代来了!势不可挡!

很显然,这是对传统反腐模式的一次颠覆与讽刺。中国有句老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官办天网既防不住"体小"的苍蝇,也逮不住"力大"的老虎。互联网则成了另一张民办天网,可以集合不同地方、不同时间的个体进行分工协作。一个自由的思享市场由此形成,这是史无前例的信息反垄断。

今天的中国,腐败几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如癌细胞蔓延至社会各个角落,形成"全民腐败"的共罪结构。在信息时代,权力的垄断不只是依靠暴力,还可以通过控制信息实现。无论权力的产生过程,还是权力的运行环节,信息不对称与行权不透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态的最大弊病。这就是政治雾霾。

过去二十年,透明国际组织做出了持续而卓越的贡献,通过清廉指数(CPI)和行贿指数(BPI)测绘全球的政治雾霾,中国因此多了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系。

我去参观了柏林的地标——德国国会大厦,在古老建筑中新建现代的玻璃穹顶,不仅将阳光反射进议会大厅,议员都在游人目光下工作,由此构成独一无二的阳光议会。我们也希望能将更多的阳光引入中国政治,我们对中国政府寄予了太多期待,比如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世界通用的"阳光法案"正是扫除政治雾霾的最好工具之一。

今天,也是中国的记者节。我想,每一个职业记者与公民记者都应该庆祝自己的节日。但是,我的不少同行却因正常报道、因揭露腐败官员的劣迹而受到骚扰,被免职,被逮捕,被判刑……我向他们表示致敬,同时呼吁,媒体和记者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护,让他们在反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中国,若要驱散政治阴霾,推进腐败防治工作,不可能只靠政府,也需要公民社会和私营领域的共同努力。跟司法系统类似,一个独立、权威的新闻行业,是建立阳光政府与透明政治的重要基础。

这是清廉奖第一次颁给中国,我想,最应该获得这个奖项的是中国的官员,而非记者,但愿不是查无此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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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与《金融时报》共进午餐: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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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融时报》共进午餐: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
Nov 9th 2013, 11:20, by 墙外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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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点半, 陈小鲁推开"庆宣和"会所养心厅的门。他匆匆趋前, 握手打招呼。我们头一回见面。没有寒暄,他直奔主题,急着问:"你看是先谈话,还是……"他朝正中央那张红木大餐桌扫了一眼。 我说,我们边吃边谈吧。

我请陈小鲁订一个午餐地,最好有些故事的。他选了北京西城兴盛街上的这家会所兼茶社。他说,这是朋友的地方,也是他的母校——北京八中同学会的大本营。现在他是八中同学会的会长。下车时,我才注意到,会所的正对面, 就是八中校门。而"八中"正是向来低调的陈小鲁最近成为新闻人物的直接导因。

平头短发, 多半已银白,一米八的高个子,陈小鲁身着一件休闲的米黄夹克衫,拉链提得很高,几乎到了军装风纪扣的位置,领口露出里面红褐色衬衣一角。

两人坐定,占了这张十人圆桌的一隅,有些孤独。窗外,京城有雾霾,给室内投下的是阴暗和灰蒙, 很难刺激食欲和味蕾。这是北京时下典型、有最低消费的高档会所包间:四、五十平米的样子,红木格调,铺着地毯。进门是沙发会客区,中间一大块,大圆餐桌,靠窗立着一个书桌大小的大茶几,是茶道。

小鲁问,咱们吃什么呢?他招手喊来服务员,得知他的朋友、会所老板已安排了标准套餐,席间的气氛立时轻快起来。初次见面,要在硕大的餐室,一对一,协商吃什么的问题,毕竟有些拧巴。

1966年,文革爆发时,陈小鲁就读高三。他是北京知名度颇高的学生领袖,八中文革委员会主任, 之后又发起组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西纠"。

新闻在他身上聚焦,更因他的"红二代"特殊身份:中共高层领导人、曾任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之子。见过陈小鲁的,都说他的容貌与他父亲陈毅酷似。坐在他跟前,你不得不感叹基因的力量, 甚至有刹那间的幻觉 ,仿佛陈老总再世。

生于1946年,陈小鲁今年67岁,已到了文革时他父亲的那个年龄。前不久,他就文革期间的行为向当年遭受批斗迫害的老师鞠躬道歉, 重提反思文革,引发国内外舆论关注。

餐桌中央的转盘上,标配的菜多已上齐。两位食客,动作并不积极。我们各自喝着海参汤, 片刻的沉默。转盘上,刺身三文鱼,月牙骨,乡巴佬豆干, 丝瓜炒虾仁,小炒驴肉,安静地趴在那儿。

他说,十月初,他代表当年八中同学向老师正式道歉,就在这家会所的另一个包间。

我问起正对门的母校。他说,已全无八中当年的影子。红砖楼、邻近的胡同和操场都拆了。他说起文革初年有关八中的细节, 用的完全是当时的语言,人和事,时间与地点,校长书记, 黑帮,西纠,靠边站;6月8日,工作组进校;6月9日,校领导靠边站;6月10日或11日,工作组召集开会,让他讲话;武斗。批斗。自杀。他把我当成了一位当年老同学,半是回忆,半是确认。这些细节,他应该已经叙述过很多遍。在他眼里,所有人都是局内人,都有份。

我把话题拉回到"道歉"那天。

问:那天你代表同学道歉,有没有当年的老师虽健在,但最后决定不来的?

答: 好像能来的老师都来了。我之所以要道歉,是因为我们的造反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才导致了侵犯人权,践踏人格尊严的行为。不然的话发生不了。我道歉时没有提及任何人,我没有把它归罪于毛泽东、或归罪于"四人帮"。我觉得,反思就是自己的事情。

问:再过两年多,文革爆发就五十年了。 最近究竟是些什么事情触发了你公开道歉的念头?

资料图:"文革"结束后,陈小鲁等校友在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握手

其实我对文革的反思从66年8月就开始了:中山音乐堂批斗会的武斗,校党支部书记不堪忍受虐待而自杀都给我心灵巨大的震撼,所以我发起组织了"西纠"。1988年我们组织同学会,90年同学会设立奖教金,都是反思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是突发奇想。

现在有些人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文革就是反贪官。文革失败了,走资派上台。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并没有经过文革,认为那是老百姓的盛大节日,打贪官。另外一点,最近很多记者采访我,认为文革有回潮,特别提到重庆。我说不是回潮,文化革命虽然过去了,被否定了,但是造成文化革命的基因还在。什么基因?就是一种暴戾之气。

我最有感触的是2011年老百姓反对日本购买钓鱼岛,国内有游行。为什么打日系车的车主,都是同胞?有的被打得很惨。当时不是一个人哪! 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多人,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阻止,来保护日系车主? 人有暴戾之气,少数人的这种暴戾之气是能绑架群众的,威吓群众的。

文化革命为什么出了问题呢?就是因为维系社会的一套制度,政府、警察、公安全部取消了。首先校领导变成批斗对象,老师管不住学生,学生确实自由了,文化革命允许你自己成立什么组织,成立红卫兵,成立战斗队,这都是社会组织。共产党什么时候允许成立过这种组织?特别是这些组织都是政治性组织。毛主席搞大民主。这些群众组织起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就把恶的那面发挥出来了。

文化革命后来是遭到了否定,但是解决问题没有呢?我得出一个结论,文化革命是违宪,两条:一个叫造反有理。既然造反有理,谁不造反呢?那不造反就没理了。你遵守正常的秩序,你服从这样的领导,那都是没理的事。还有一个叫做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什么意思?就是群众想把你怎样就怎么样,可以不经任何公安的侦查、检察人员的起诉和法律的裁决,都没有。很多人就这样死于非命,或身心受到迫害和打击。反观现在,政府的暴力执法时有所闻,老百姓的暴力争斗也时有所闻!

文革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们!它的基因还在作祟。记者来采访,我一般会反问一下,哪年出生的,有的70后,有的80后,甚至有90后的。我说你们回忆一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讲过宪法没有?讲过法制没有,有没有讲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他们回答,都没有!

问:听到一种看法,你在文革中并没有打人,因此不必道歉。或认为,这是作秀!

答:是有同学给我发短信, 说如果要道歉的话,你也是最后一个!但是,当时八中有一千多名学生,并不是人人都造反了,八中有许多干部子弟,也不是人人都造反了。我造反了,而且是头头,所以应该反思,应该道歉。

问:现在的问题是,执政党和国家是不是应该对当年这段惨痛的历史作更深刻的反省?

图:今年10月,陈小鲁就文革期间行为向老师鞠躬道歉

答:我是这么看的,不能说政府和执政党一点反思没有,我们不是有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吗?它对文化革命是彻底否定的。反思够不够呢?显然是不够的。如果反思充分的话,你首先应该强调宪法的权威,强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你应该在学校里开这个课,为什么没有做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我问那些记者,他们都说没有。所以就是反思不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路线问题, 就过去了,并没有看到文革这种基因以及人性之恶的那一面。

问: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无法避开毛泽东这个巨大因素与他的影响力。你父亲和毛泽东在中共革命的早年就有合作,井冈山时期还曾领导过毛,两人私交也比较特殊。小时候,你们全家就住在中南海,跟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有近距离接触。你觉得,毛泽东倒底是怎样一个人?

答:他是领袖型人物。毛主席和很多共产党领袖一样,有救世主的情结,要改变世界,救民于水火,他有他的一套理念,并为这套理念而奋斗。当然他这个人很特殊,一般人做不到:你既然打下了天下,应该功德圆满了。他却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把自己建立的那套东西再打掉。

问:是不是说,他做了皇帝,还要继续革命?

答:对啊,他并不满足啊。当然,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可能有种种因素,包括他对刘少奇的不满。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一种官僚主义倾向,可能会步苏联的后尘。

问:你相信毛泽东讲的话吗?他的言与行有没有矛盾?

答:两种情况,在重大的哲学问题上,我相信他是真心的。但是到了具体问题,比如对某个人的评价,讲他坏和好,就不一定,完全是权宜之计了。

问: 下个月,就是毛泽东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了。当年你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的那个慈善的毛爷爷,回头看,你如何评价?

答:我的评价还是一样,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经过革命战争,建立新中国,最后把中国整合起来的是毛泽东。后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很多成就,国际地位的上升也好,和那时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打下的基础,还是有关联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关联。他还是一个领袖吧,有功有过。而且,他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问:今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 假定上天让他走出纪念堂,放个假,看一眼当下的中国,你觉得毛主席会说些什么?

答:他肯定不满意了,因为贫富差距。他搞文化革命很重要的因素,是他要由下而上地揭露体制的黑暗面。你可以说他是民粹主义,或者是乌托邦。这是他的理想。关键问题是,为了这个理想,他没有走民主法制的道路,还是采取另一场革命。

问:他发起文革,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秩序与运行,社会陷入混乱,生产停顿。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他不明白这场革命对全中国的致命影响?

答:他认为,这是可以付出的代价。包括打倒老战友,他觉得这个代价是要付出的,就像打仗一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觉得他的思想就是这样,我就是要试一试。这个东西是比较要命的,一试就试了十年。到了晚年,毛的心情比较凄凉,他知道这个文化革命失败了。

问:你父亲因对文革的一些做法不满,说了些话,被毛泽东批判为"二月逆流",很快遭到边缘化。1972年去世。毛泽东最后一刻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穿着睡衣赶到八宝山公墓。当时你作为家属在场,毛泽东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答:主席对我父亲有感情。两人在井冈山相识,也曾有些恩怨。我父亲被批"二月逆流"时,当时认为他的讲话是反林彪的。但后来证明,林彪跑了,陈毅没跑。毛主席可能对我父亲有一份愧疚之心。那天, 在八宝山休息室里,他说了四十多分钟话。大意是, 陈毅是立了大功劳的,是坚持革命路线的,和项英不一样。他特别点了项英;然后跟我们小辈讲,你们还年轻,你们不懂世事;而后,又讲到林彪跑了。当时,西哈努克也坐在那里。他说,我告诉你林彪跑了,接班人跑了。

问:从文革开始,我看你的经历,很坎坷。你好像很早就开始对政治和权力保持一段距离?

答:也不能这么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受党的教育很深,我相信这个,现在还是这样。有人问我,你认为中国当下怎么样?你希望看到怎样的中国? 我说,我希望回到井冈山时期: 朱老总一军之长, 四十岁要挑粮上山,毛委员和红军战士都是一样的伙食。共产党的理想,当年之所以有力量,按毛主席的讲法,就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国民党士兵在白军里面就怕死,到了红军就勇敢,什么使他转变得这么快?就是平等、民主。他到部队一看,共产党的军长跟我一样,还挑粮,这个反差太大了,国民党军官能做到吗?这里有军事民主,有经济民主,还有士兵委员会,有什么意见可以说,他立刻就变化了。这是为我打仗,我不是为别人打仗,我不是吃粮当兵,我当兵是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所以他就勇敢。不是靠你宣传,最大的宣传教育在于实际行动。战争年代, 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伤亡是最大的,共产党员伤亡是最大的。我们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也一样,最后的办法就是干部带头,喊共产党员跟我上!

问:你说的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可能只有在一个政党在野的情况下才做得到吧?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那个年代吧?

答:我不期望完全能回到那个年代,三分之一也可以。对待老百姓得好一点吧,对待自己要求严一点吧。朱老总挑粮可不是一百米、二百米,那是从黄洋界一千五六百米的高山,从山脚挑到山顶。可不是咱们(领导人)现在种树,坑别人都帮你挖好了,树也放进去了,你就弄上几锹土。这个示范作用,是很重要的。现在不可能回到那个年代了。但在精神上起码能有所要求。你当官就要尊重老百姓吧。

问:小鲁,你住在北京,不会不感受到老百姓对太子党或者"红二代"的反感,甚至厌恶?

答:网上都看到了。相反,私下里,人家给你面子。同样的,我也得给别人面子。

问:不少"红二代"有很深的"红色情结"。是否说白了,他们觉得, 是老爸打下的红色江山。作为后代,他们有份?

答:没有,我没这个想法,我最反对这种想法。江山不是你老爸打下来的,牺牲那么多战士,是老百姓打下来的,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很重要的教育,父亲讲"一将成荣万骨枯"。我们说是父辈打下来的,父辈包括战士和老百姓。

问:你这辈的"红二代"也上一定年纪了,怀旧了,经常会有些聚会。如果碰在一起,谈的最多的是什么?

答:有什么主题就谈什么主题,比如像贺老总那时候有什么纪念活动,那就讲贺老总。也不排除谈论一些历史问题,一般这种场合下,大家也都不会公开地争吵、争论。

问:"红二代"对当下的现实怎么看?

答:当然是不满居多, 特别是前几年。一是对贪腐问题很反感,是有共识的。另外就是天气。雾霾是我们常谈的话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问:贪腐问题,一般的老百姓有抱怨或者情绪激烈。你说,"红二代"或者高干子弟也在抱怨贪腐,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不理解。在他们看来,你们就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答:真正的"红二代", 和现在更年轻的"官二代"不同。所谓"红二代",指的是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文革前那批中共革命干部的后代。那时,行政级别13级以上的算是高级干部。其实,没当高官的"红二代",生活都很普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是中等收入,生活得很好的不多,当高官的,发大财的不多。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连自己旅游的钱都没有。当然了,他们的日子比老百姓好一点,但也有限。像我们这样经了商的,好一点。话又讲回来,像我的企业,我是纳税人,我不吃皇粮,我是自食其力的…… 我们八中的"红二代",很多副部级以上的干部,贪腐的比例很少,说明这代人受过传统的教育,有他的担当,有他的抱负,也有他的自律。老百姓对"红二代"有这样的情绪我也很理解, 比如最近审判薄熙来,老百姓好像认为"红二代"都跟薄熙来一样,可能吗?

问:你熟悉或了解薄熙来吗? 你们两人的父亲,陈毅和薄一波,都曾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

答:小时候,我们接触不多,薄熙来年纪比我小一点,他在四中,我在八中。我当时跟他哥哥薄熙永接触多一些。后来他就去大连当官了。其实我对薄熙来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这个人有干劲,有一些抱负,比较张扬一点。他是不是有野心,咱们也搞不清楚,其实他到了那个位置,再想往上走走,也是人之常情。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打黑快出成果,纵容王立军这样的酷吏去搞逼供。但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他个人问题,这个制度在那儿摆着。你以为这种做法就只在重庆啊?!现在揭发出来的很多单位都是差不多的。他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是把律师抓起来,这下子触犯众怒了。所以我始终有一句话,重庆也好,任何地方也好,都不是回潮。是文革的基因,在那里作祟。

问:薄家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迫害,据说比你们陈家的境遇更悲惨,多人遭关押。但薄熙来从政之后,动用的也是当年的残酷手段。难道政治就是这样?

答:对!搞政治有潜规则,极端实用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你在这个国家当官,当久了,就习惯成自然了。有人给我挡道,我就想把你搬开,至于用什么手段,那再说了。我想种树,你反对,那我就罢你的官。

问:像这样心态的中国官员现在多吗?

答:太多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讲的文革也是这个问题,你想成事,有抱负,是好事。但总要有个界限,有一个底线。中国发展到现在,咱们要采取文景之治,我始终主张本届政府搞文景之治,因为欠债太多了。中国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你欠了多少债?环境债,污染债,水资源短缺,产能过剩,怎么办?就是要调整结构,就是咬咬牙忍住。现在老想着两头捞好处,这是不可能的,不现实。人民币超发,你就得少发一点,少发一点肯定会影响经济发展,掉下来就掉下来一点,没有关系。政府手里还有那么多钱,你可以去救救老百姓。你老搞大规模的投资,投资又没有效益,怎么办?

问:薄案发生后,你吃惊吗?

答:当然吃惊!杀人,这是不可想象的。别的我倒不吃惊,贪腐也不是他一个人贪腐,有的比他贪的还多!有些事他可能也不知道,我看他的心思不在钱。反正你管不住自己的官员,就会出大问题。

问:1976年, 毛泽东去世那年,你从部队调入总参二部。1981年冬,你被派往伦敦任中国驻英武官助理、后升为副武官,待了四年。应属较早一批接触西方的中国高干子弟。

答: 那段经历是一种启蒙。出国前有培训,看的材料说的还是伦敦雾。冬天,到了伦敦一看,蓝天白云不说,底下青草如云,盖着白雪,一下子就颠覆了。什么伦敦雾啊?!我们当时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但到这里一看,好像这三分之二人民生活得比我们好。非常强烈的反差。你就知道了,过去你听到的东西不那么真实了,就要重新思考到底怎么回事,重新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弊病,什么优势。你说它是垂死、腐败的,这个论断就有些问题了,它的制度当然有它的长处。所以当时老邓提出来改革开放也很正常,人家经济发达、工业发达,科技发达。

问:你从政的最后一站,是八十年代中期任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后出任政改研究室社会局局长。时任中共总书记是赵紫阳,"六四"后遭罢黜, 政改研究室也遭解散。这段经历,是否改变了你后半生的选择,决定彻底退出政坛?

答:对我个人来讲,是改变了。如果没有这个事,我可能还在军中发展,也不会轻易下海。文革以后我们还是对国家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觉得四人帮粉碎了,我们的体制应该很好地改变一下。后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多成果。到了86年、87年,中国是蒸蒸日上的。我之所以最后离开体制,是我在"六四"之后发现,很多东西根本没变,还是老办法。我跟当时的工作组讲得非常明白,我觉得你们在搞什么呢?不就是"四人帮"那套吗?工作组说,你怎么这样讲呢,我说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问:你是一个"红二代",当时决定这辈子不再从政,纠结吗?

答:我不当官了,毅然决然,没有什么说的,道不同不相与谋,我从来就是这样的。在部队时,让我说违心话,我不愿意,说就走呗,天下大的很。我幼年的成长环境比较宽松。我父亲从不问我入党入团的事,没有这种要求。第二,你学习成绩及格就行。别到处胡来,不要当纨绔子弟就行了。

问:你容貌很像你父亲,你的性格像他吗?

答:我父亲比较洒脱,我更潇洒一点。我都离开了这个体制,不是更潇洒吗! 我父亲没法离开这个体制。他那么大官,想离开也离开不了。所以你当了高官反而有问题,就在我那个位置上退下来,谁也不管你,天高皇帝远。我后来就自诩为"无上级个人"。没人当我的上级,比如我要出国,办个签证就完了。过去你要当官,还有政治审查你能不能出国,有限制,如果大官的话,一年只能出国两次。

问:1992年,你以上校军衔转业,下海从商。父亲的背景、体制内的人脉,还是能帮上忙吧?

答:有一些,不但是体制内的朋友,包括我父亲的名声,都有作用。但是我们经商并不完全靠这些玩意。

问:你觉得现在当官的,和你父亲那一辈当官的有什么不同?

答:那时当官的,还有一个主义,还有一个信仰在那。现在当官的,就不知道了,往往是人身依附的关系更重,眼睛向上看的更多些。那时当官的也不能说眼睛不向上看。

问:你父亲如果还活着,以他的性格,对当下的中国时局,会说些什么?

答:我觉得,他还是老一代的观点,对现在的贪腐他肯定不满意,对收入分配的差距他肯定不满意,同样对现在的环境污染他肯定也会不满意。但是经济发展这方面,不管怎么样,我们综合国力增强了。说句实话,对中国的革命,我的基本观点就是毛主席那两句话,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中国的建设也好,发展也好,就是这样,它不会是一下子就搞好的。但从整体上来讲,现在已经相当开放了,你说搞文化革命还能一呼百应吗?不可能了。

问:"六四"事件,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的一个黑疤或阴影,这个事情最后会如何了结?

答:这有一个时机问题,还有一个性质认定问题。如果性质认定解决了,就等时机了。从根本上来讲,文化革命的教训,以至后来的一些挫折的教训就是,如果不从深层次解决违宪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领导人是来来去去的。现在一个领导人顶多干十年,每个领导提出一些新的口号,十年以后就要换一个口号。但是法律这个东西是长远的,它决定着国家的体制与制度。所以我觉得治国也不难,按照宪法办事就行了。宪法不足的地方可由其他的法律来补充,实在不行,可以修宪。治国是有程序的,国家有序的运作,才能把国家真正整合起来。

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快到了。海内外舆论都很关注,中国的下一步会怎么走。你与习近平总书记是同辈人,背景也相似,有怎样的期待?

答:我没啥期待。期待也没有用,关键在中央决定。现在有各种说法,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重点应在经济体制改革吧,比如土地流转,金融改革等。经济层面的改革会多一些,政治体制改革会滞后一点,不会有太多的动作。咱们说句老实话,你依靠的队伍还是原来的队伍,也没有换人,这些人执行政务,会完全尊重法律、尊重人权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事情得慢慢来。要我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要一百年,你得培养几代人。

问:你说慢慢来。中国还能承受慢慢来的代价吗?

答:问题不大吧,现在也不愁吃穿。多数老百姓可能对生活不大满意,但过得去。他不见得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政权,但是也没觉得这个政权有太多的坏处。另外现在还有一个国际比较的角度,好像西方也不是太美妙,这个给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提供很大的空间。中国政府不管怎么样, 还在做事吧,投资也好,扶贫也好。

问:你是说,眼下就东西方发展态势的对比,中国不太可能在政治制度上做一些大的改革?

答:再说,就是十年不干什么事,维持现状也能混得下去。你知道国内有多少钱啊,什么事干不成啊!最近英国高层访华,我看英国媒体上说,英国政府是在对中国磕头献媚。最近走了很多国家,每个地方都有中国人的声音,有的是政府的声音,有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声音。人家对中国人一方面很不屑,同时也很敬重,毕竟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是可有可无的,中国人算什么?东亚病夫,你有什么了不起。人家可能不屑于理你,可能对你同情一点,给你点施舍。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是大户,他看着你觉得嫉妒。不一样了。

问:"红二代"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对当政的"红二代"领导人进言,就国家大事提提意见?

答: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一般没有。为什么呢?如果他当了官,你讲话他爱不爱听,这是第一;另外,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对他是个放松的机会,你给他提个问题,干嘛呢?人家本来跟我们聚一块,是聊聊天,回忆过去,对他来讲是放松。官场那么紧张,你突然说你这事做的不对,至少我不会这么说, 除非他提出来,要听我的意见。我从来不写信,我要写就写公开信,交给谁都不好。

午餐临近尾声。

我问小鲁, 现在闲下来了,做些什么? 他说,他和太太(粟裕将军的女儿)经常出国旅游,已经走过了104个国家与地区。每年外出旅游平均一百天。在提到台湾、香港、澳门时,他都特别在每个地名后加上"地区"两个字。陈毅当过近10年的中国外长,小鲁是武官出身,这些国家利益的细节表述至关重要。

他送我厚厚一册他编辑的陈毅影集,书名是他父亲的一句诗:"真红不枯槁"。我们移到大餐桌的另一半。小鲁借了一台会所的手提电脑,让我看看"道歉会"当天的照片。因不是他所熟悉的电脑,照片在屏幕上频频跳脱, 他焦急起来。 他指着照片上一位年逾古稀的女老师说, 道歉会上,是她站起来,向我鞠躬,谢谢我在文革时保护了她。

餐桌上,还留下不少菜。这是中国常见的情景。想起近来习总书记与中央政府倡导节俭,颇有些内疚。与陈小鲁道别时, 他正坐在餐桌的手提电脑前,专心地查找什么文件。他抬了抬头,与见面时一样,没有客套,匆匆作别。

走出会所,午后的秋阳,有些萧瑟,门前的街道亮堂精干了些。八中校门口,两位管停车的老大妈,扎着红袖章,正在值勤;校门口,一位穿着准警察制服的年轻保安也在值勤。他们都在维持各自的秩序。

47年前, 20岁的陈小鲁就是在这里走向一场疯狂而残酷的血色革命。这顿午餐, 就像是他邀我直面一位无情的历史证人。街对面的八中, 咫尺天涯,是伴随他一生、无法逃避的十字架。这条十字架,陈小鲁扛得很累,有些是父辈的红色遗业,有些是自身悔悟反思,同道与叛逆,理想与矛盾,难断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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