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星期日

墙外楼: 《时代周刊》伊拉克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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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伊拉克的终结
Jun 22nd 2014, 10:45, by 墙外仙

伊拉克乱局可能触动中东风暴

  残忍的"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武装人员六月中旬横扫伊拉克北部地区时,该组织的一位发言人发表声明嘲笑被震惊的敌人,称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是"内衣商人"。这名发言人警告称,激进逊尼派的武装人员将对什叶派主导的马利基政权复仇,不会以攻占巴格达的形式体现,而是以征服纳吉夫和卡尔巴拉市的形式体现,这两座城市是什叶派一些最为神圣的圣地所在地。

  宁愿去铲除圣地而不去攻占首都的是什么样的军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上正在伊拉克出现并在中东蔓延的灾难。ISIS从叙利亚快速推进至伊拉克只是伊拉克麻烦的一部分。美国为伊拉克牺牲了近4500条生命,花费了近1万亿美元,希望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稳定、良好的民主国家。这一希望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失望。

  ISIS只是"圣战"的一部分,这一战争从巴基斯坦一直延伸至中东和北非。在ISIS攻占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前几天,由类似逊尼派极端教义煽动的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对巴最繁忙的机场发动袭击,导致36人丧生。"圣战"鼓动了"青年党"极端分子,他们6月15日袭击了一座沿海城镇,屠杀了至少48名肯尼亚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疑似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同一天袭击了一辆满载也门军队医院工作人员的车辆。这也是"博科圣地"绑架数百名尼日利亚女学生、塔利班武装人员切掉参加阿富汗6月14日总统选举老年选民手指的原因。虽然本拉登已经死亡,但他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和冷酷逻辑已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

  就目前而言,ISIS是最为危险的。敌对的"圣战"者掌握核武器(巴基斯坦的逊尼派和伊朗的什叶派)仍是最坏的情况,但伊拉克作为民族国家的解体看起来已是既成事实。在美国撤出最后一支作战部队的两年半、美国在伊拉克开始战争的十多年后,古老的仇恨正将伊拉克磨成碎片。美国对此感到震惊,没有人预料到这一情况,又开始了例行的互相责怪,但今天的华盛顿是一个以每小时新闻周期和140字推文来衡量历史的地方。今天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是数世纪积累的后果,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教分裂故事的最新一章,在1000年之前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新闻。

  逊尼派极端分子有关建立伊斯兰王权(以先知穆罕默德在7世纪建立的首个国家为模板)的梦想是什叶派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伊拉克主要什叶派神职人员呼吁自己的信众加入对ISIS的战争。这就开始了新一轮的伊拉克内战,这轮伊拉克内战与宗派冲突纠缠在一起,宗派冲突在叙利亚已造成16万多人丧生。伊朗作好了加入战场的准备,它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伊拉克的八年战争导致100多万人丧生。

  对中东感到厌倦的美国人来说,眼不见为净的感受是强烈的,正如莎拉-佩林曾粗鲁的所说的那样:"让安拉来收拾这一切吧。"奥巴马总统一直对叙利亚的内战和战后伊拉克的动荡保持小心翼翼的距离。但现在这两场战争已成为一个快速转移的癌症,美国的这一立场可能已无法保持。只要全球经济的运行仍依赖中东石油,逊尼派极端分子策划针对西方的阴谋,伊朗领导人追求核技术,美国就无法坐视不管。

  前国务院官员、伊斯兰专家瓦利-纳斯尔称:"总是存在着推卸责任的危险。不是说中东地区没有问题或者糟糕的关系,它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消失,它们会在某个阶段伤害我们。"托洛茨基对战争所说的言论也适用于屡遭战争蹂躏的中东地区:美国人可能不对中东感兴趣,但中东地区对我们感兴趣。

古老的敌意

  当丘吉尔帮助划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东地图时,他打算让一位阿拉伯部落领导人管理伊拉克,于是问一名助手此人的"宗教性格":"他是一位同情什叶的逊尼派?或者是同情逊尼的什叶派?我总是把两者搞混。"

  那些在一个多世纪以来试图控制中东的西方人总是很艰难地试图搞清楚定义中东地区的宗教。但世俗的西方如何能希望理解这样的文明,在这样的文明之下,宗教就是政府,经典就是法律,过去定义了未来?自先知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后,伊斯兰就分裂成逊尼派和什叶派,随后就产生了谁来领导伊斯兰的争议(逊尼派呼吁经选举产生的哈利法,什叶派则要求服从穆罕默德的后人)。这两大宗派在数个世纪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地理和政治身份,这远远超出了分裂的神学根源。逊尼派今天占全世界16亿穆斯林的90%,但什叶派拥有与人口比例不相称的权力,他们控制着伊朗,他们聚集地在石油储量丰富的地区。

  什叶派的权力中心是伊朗,伊朗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打开了封存地区宗派紧张局势许多年的瓶子(首先被近500年的奥斯曼帝国所压制,后来又被西方殖民者压制)。霍梅尼推翻亲美的伊朗国王激起了其它地区"圣战"者的野心,成立了中东地区首个神职政权。接下来的美国人质危机确定了伊朗新领导层成为西方死敌的状态。当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1983年对美国海军陆战队贝鲁特军营发动炸弹袭击,导致241名美国人丧生,开始在中东地区绑架西方人时,伊斯兰恐怖主义看起来是以什叶派面貌示人。引发伊朗与逊尼派占主导的伊拉克的八年战争的部分原因是霍梅尼呼吁什叶派在伊拉克起义,这使美国站在萨达姆一边。

  确实如此,美国领导人对逊尼派极端主义如此地无忧无虑,以致于中情局热切地为年轻"圣战"者提供训练和武器,让他们与占领阿富汗的苏联人作战,这些年轻的圣战者中就有拉登。

  胜利是短暂的,拉登和其他逊尼派武装分子成立了基地组织,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新的伊斯兰王权。袭击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拉登称其为远敌)只是迈向一个更近但终极的目标:把美国和及其盟国赶出中东,中止它们对埃及、约旦、沙特等"异教徒"统治者的支持。

  西方规划的国家边界在复苏的伊斯兰王权中没有多少位置。他们的野心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建立绝对的逊尼权威和伊斯兰法。为了实现这一点,西方只是需要被驱逐,而什叶派则必须被清除。

  前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官班杰明称:"所有基地组织文件都在说'美国人是邪恶的,世俗暴君是邪恶的,以色列人是邪恶的,而什叶派比之前这些更糟糕。"

  一些沙特教科书称,什叶派比基督教甚至犹太教更离经叛道。与黎巴嫩逊尼派民间传说的那样,纳赛尔在其《什叶复兴》一书中写道,什叶派教徒长有尾巴。

  数十年来,中东地区的独裁者一直警告他们的西方支持者,只有采取他们那样的压迫性措施才能压制什叶派逊尼派对立。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领导人认为压制是问题的一部分。小布什总统高举新"自由日程表",要求入侵伊拉克以推翻萨达姆。结果,布什松开了教派矛盾。当亲伊朗的什叶派人士马利基取代萨达姆并于2006年上台执政之后,这在整个逊尼派世界引发了警报,尤其是在沙特、科威特、阿联酋这样的石油储量丰富的波斯湾国家。什叶派伊朗迈向核国家使这种警报转变为生存惊慌。

  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西主的许多人对民主精神终于在中东扎根抱有希望,但事实是相反的,在伊拉克,独裁者的被推翻几乎在所有地方释放了宗教极端力量。在叙利亚,强人阿萨德的生存之争已演变成逊尼派-什叶派的血拼。来自世界各国的逊尼派武装人员前往叙利亚,与阿萨德政府军作战。阿萨德属于什叶派一个远分支阿拉维派,是与伊朗关系密切的盟友。伊朗为支持阿萨德投入了人员和金钱。一位阿拉伯外交官称:"世界上的所有圣战者都在前往叙利亚,它是新的阿富汗。"总部在纽约的苏凡集团六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已有12000名外国战斗人员前往叙利亚参战。

  随着针对阿萨德的战斗进入第四个年头,逊尼派仍在坚持迫使阿萨德下台的目标。但打破边界建立新的伊斯兰王权的这个旧目标已成为冲突的主导,杀戮非常容易地从叙利亚转至伊拉克。这位外交官称:"人们已不再讨论与阿萨德作战了。"

ISIS的上位

  ISIS很现代,同时也很中世纪,它的武装人员急不可待地在Youtube上传宣传视频,在脸谱网上发处决战俘的图片。ISIS现在控制着从叙利亚东部到伊拉克中部的大片地区,这是极端分子自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来所占领的最大片领土,他们只根据伊斯兰经典的字面解释行事,决心杀死西方人。

  这些极端分子比之前的武装分子更可怕。当美国入侵伊拉克后,ISIS在伊拉克集结攻击美军,他们当时自称"伊拉克基地组织",但他们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使基地组织高级领导层感到震惊。拉登的副手扎瓦赫里严厉批评该组织随意杀害什叶派人士。(扎瓦赫里仍对ISIS保持警惕,他和ISIS很有魅力的领导人阿布-巴格达迪正争夺全球"圣战"运动的领导权。)美军最终与温和立场伊拉克逊尼派建立或者说是花钱买来了联盟。美军2007年向伊增兵、逊尼派的觉醒运动在小布什离任之前重创了ISIS。

  两个因素使ISIS卷土重来。一个是叙利亚内战。在得到富有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资助后,ISIS武装人员在自杀式狂热的驱动下越过把守不严的边境,其残忍程度甚至连对立的逊尼派极端派别"努斯拉阵线"都相形见绌。ISIS在伊拉克境内的暴行包括自称处决了1700名伊拉政府军战俘。它出于宣传目的拍摄了相关视频(一个视频的字幕写着"这是马利基什叶派的命运"。)

  第二个因素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马利基对自己的权力没有安全感,拒绝了美国有关政府成员更具包容性的要求,他压制了一度在伊拉克执政的逊尼派人士。逊尼派人士被迫退出政府和军队,马利基的安全部队曾攻击和平的逊尼派抗议示威活动。许多逊尼派人士认为马利基就是什叶版的萨达姆。

  这也许可以解释区区1000名ISIS武装分子(最初只装备了轻武器和皮卡)为何能够击败3万名伊拉克政府军,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ISIS及其盟友随后又攻占了基尔库克、提克里特和塔尔阿法,他们受到了如同解放者般的欢迎。确实如此,伊拉克军队的许多逊尼派人士脱掉军装逃跑,而不是为马利基作战。美国中情局前分析师肯尼斯-珀拉克称:"ISIS是逊尼派联盟的长矛。"这一联盟现在包括心怀不满的部落领导人还有忠于萨达姆的所有人。摩苏尔一位49岁的男子对《时代》说:"发生的是反抗。这里的人们长期以来对政府感到失望。"

  美国官员们正抱着这样的希望,ISIS可能止步于巴格达和什叶派圣城之下,但甚至这样抱有希望的观点也是悲观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斯蒂芬-比德尔称:"如果这是你所要应对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将看到游击战争,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造成非常高的死亡率,可能使更多的邻国卷入。"

  对于ISIS来说,这种情况正合其心意。与什叶派的全面战争正是它想要的。随着控制领土的增加,ISIS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程度也在提高。当他们控制主要伊拉克城市时,ISIS武装人员洗劫了军事基地里的枪支、弹药、美制悍马车、至少两架直升机。他们还从银行抢走了黄金和大量现金。当地官员估计,ISIS抢走的财富达4.25亿美元。

  即便这一数字被夸大,ISIS已开始在其控制区收税,征收罚款,运营非常有利可图的类似黑手党的活动,使它拥有的资源相当于半个独立国家。ISIS已向其试图推翻的阿萨德政府供应石油,出售电力。一位美国官员称:"只要这些逊尼派人群仍继续支持它,ISIS现在看起来将保住占领的地方,除非伊政府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可能因为担心疏远温和派逊尼人士,ISIS还未在其控制区域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法。

  如果ISIS能够守住战果,他们建立的事实上的逊尼派国家将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构成严重威胁。情报官员称,数千名欧洲护照持有者在叙利亚参战,毫无疑问,一些欧洲护照持有者现在到伊拉克作战。他们的下一站可能是世界上的任何地点。

  美国官员称,来自佛州的美国人穆尼尔-阿布萨哈在上传一段英语"圣战"招募视频后,在叙利亚实施了自杀式卡车炸弹袭击。一名在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杀死三人的法国伊斯兰分子据信是ISIS在叙利亚的老兵。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袭击可能不是ISIS的最终目标,但这可以带来威望和宣传价值。ISIS领导人巴格达迪6月15日向美国发出这样的信息:"我们很快将面对你们,我们正在等待那个日子的到来。"

沙的边界

  与恐怖分子天堂的威胁一样可怕的是,ISIS胜利的重要性远超它对巴格达或西方构成的威胁。

  ISIS开始以闪电速度清除欧洲人一个世纪前所划定的中东地图。年轻的英国政治家马克-赛克斯1916年与法国前驻贝鲁特外交官弗朗索瓦-皮科同意划分中东地区,以适合西方目标。在看到奥斯曼帝国行将灭亡(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两位外交官在该地区的地图上划了一条对角线,从西南至东北,把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切分。

  越过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后,ISIS武装分子用推土机推平了充当两国边界的沙堤。一旦被分开,这些土地可能永远不会再次联在一起。马利基没有表现出拥有赢得逊尼派人士合作的丰富政治技能。由于拥有南方的石油储量,伊拉克什叶派可能苟安,把相对贫瘠的北部土地让给ISIS。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被包围的库尔德人可能会抓住这一机遇,最终宣布独立。

  当ISIS武装人员将马利基的部队驱逐出基尔库克的石油生产中心时,实力很强大的库尔德民兵介入,夺取了基尔库克。

  邻国土耳其最近开始重新考虑它长期以来反对库尔德国的立场。也许在土耳其和混乱的伊拉克之间,有一个石油储量丰富的缓冲区并不是那么糟糕。库尔德地区政府副总理塔拉巴尼称:"我们一直表示,不会脱离伊拉克,但伊拉克可能脱离我们。现在看起来正是这种情况。"

  其它边界可能也处在危险之中。与伊拉克西部接壤的是约旦,它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是地区温和派的绿洲。尽管是逊尼派人士,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正是ISIS想颠覆的执政者 。阿卜杜拉的王国在ISIS地图上所划的辽阔疆域之内。教派火药桶黎巴嫩也在这个区域内。与此同时,叙利亚可能沦为半国家状态。

  地区的重量级选手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留心观察,但好的选项有限。对于阿卜杜拉来说,马利基的痛苦是值得欢迎的动向。因为马利基与伊朗关系密切,沙特人总感觉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从基地组织创立的最初时期,逊尼派极端分子就梦想推翻阿卜杜拉家族,控制阿拉伯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沙特人在观察伊拉克时看到的只是敌人,以色列也 是如此,它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主要攻击目标。

  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的不断壮大在伊朗响起了警报。随着运动毁掉边界,逊尼派的数量优势(逊尼派与什叶派的人数对比是9比1)促使伊朗采取行动。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伊朗正考虑改变其35年革命历史上最奇怪的伙伴关系,与"大撒旦"美国举行尝试性会谈。

永远的战争

  奥巴马首次竞选总统在很大程度是为了结束伊拉克战争,他对于自己结束伊战感到自豪。所以现在宣布派出17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前往巴格达守卫美国大 使馆肯定不是易事。白宫坚称,奥巴马不会再次展开地面战,但军事计划制订者正在研究可能的空袭行动。(就目前而言,有限的情报和难以确定的目标使空袭行动暂时无法实施。)

  一个更可能的选项是派出特种部队成员,向伊拉克军方提出建议。但奥巴马想利用任何可能的援助向马利基施压 ,迫使他采取重大政治改革措施。一个 给予逊尼派人士真正权力的新执政联盟是伊拉克长久生存的唯一希望。美军驻留伊拉克期间都未能实现的事情,现在是否可行则是另一回事。

  很显然,在最后一批美军部队2011年从伊拉克撤出时,奥巴马当时所发表的" 我们将留下一个拥有主权、稳定的、自力更生的伊拉克"言论是错误的。 但在华盛顿陷入指责游戏时,公正的观察者可能看到美国的中东之路充斥着如果……将会怎么样和误判。如果我们从未入侵过伊拉克会怎样?如果我们留驻的时间更长一些会怎么样?如果奥巴马在叙利亚提早行动,把武器送给非极端反政府人员,会怎么样?奥巴马政府前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6月3日对CNN称:"如果美国向持温和立场的力量提供更多援助,我们现在就不会在叙利亚看到那么严重的极端主义问题。"

  但在更深层面,责备应归咎于历史本身。在这个人类戏剧的古老十字路口,美国的失败是欧洲强国、奥斯曼帝国帕夏、十字军参与者、亚历山大大帝失败的回声。

  穆斯林对穆斯林的兄弟内战在给予我们圣经的地区进行。小布什谈及自由的精神,奥巴马经常谈论合作精神,两人都在谈论现代意识中强有力的东西,但他们两人亦或美国都未充分认识到更古老幽灵的持续主宰:仇恨、贪婪、部落主义幽灵。这些幽灵被再次放出,整个世界将为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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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给党中央的建议:为理论家们扫盲的任务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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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党中央的建议:为理论家们扫盲的任务刻不容缓
Jun 22nd 2014, 10:50, by 墙外仙

芦笛

近年来国内一个怪现状,就是党国理论家们频频在网上搞笑出丑,专闹文盲笑话,"释放负能量"(能量似乎是标量而非矢量吧?有正负么?),给中国的国际声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令我这忠党爱国的老同志无比痛心,不得不出来向敬爱的党中央建言,提请中央重视这个问题。

文盲理论家们最先引起我的注意,乃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反宪政"闹剧。他们竟然在党报党刊上痛批宪政,以此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我实在看不下去,乃写了篇短文告诉那伙文盲:所谓"宪政",就是"严格按宪法治国"的意思。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宪法,自然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宪政,民主宪政只是其中一种。您实在要批,就批民主宪政得了,岂能不分青红皂白一锅熬?这不是公开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过是个欺骗百姓的幌子,我党绝不会按它治国么?这是何等的反动宣传!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有人出来说,毛泽东当年也曾是"宪政研究会"会员,"批宪政"的闹剧才算姗姗落幕。

此后理论家们又出来痛批"历史虚无主义"。我只能向他们沉痛地指出,要批这,就一定会批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头上去,盖他不但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首倡"厚今薄古",盛赞"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更在文革初"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遗产都当成"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加以无情毁灭。无数珍藏民间的国宝、文物、字画、庙宇、道观因此化为轻烟,远远超过了他宣布的"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此后他老人家又发动批林批孔,将孔孟程朱乃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统统划为阶级敌人。虽然此后的评法批儒运动给少数历史人物诸如秦始皇、曹操等人落实了政策,摘了帽子,但那主要是四人帮干的。为毛主席亲口肯定的,两千年历史中似乎就只有陈胜、吴广、洪秀全等寥寥几人。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可不是个别学者写的几篇无足轻重的论文,而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在全国推行了几十年的治国实践。它造出了整整几代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一无所知的文盲(包括理论家们在内,of course)。莫非我党理论家们准备清算这罪恶?如果不是,除了它,世上哪还有什么货真价实的"历史虚无主义"?

接着又是新华社指控谁谁"谣翻中国"的笑话。我再次忍无可忍,撰文告诉那群文盲,如果中国能轻易被几则谣言"谣翻",那政权也就到了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危急地步了,比列宁同志对沙皇警察说的"这不过是一堵朽墙,一推就会倒的"的情况还严重万倍。真要到了这种危急时刻,需要的不是拿捏几个无足轻重的"造谣者",而是立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所以,这种宣传,完全是无视中国空前强大的综合国力,抹杀中国数一数二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蓄意在民众中制造恐慌,动摇人民群众对我党制度、理论、道路的信心。

然而文盲实在太多,笑话擢发难数。刚才在网上爬,又赫然看到两则。

第一则是《搜狐新闻》的报道:"目前,我国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政府不能裁判宗教事务,否则就是搞政教合一,这应该是最起码的文明常识吧?裁判宗教的正邪,既不在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的职权范围内,也不是公安部能管的。"邪教"根本就不是个法律用语。在司法面前,没有什么信仰的正邪,只有是否犯罪的问题。我还从未听说过"加入邪教"能作为一种用于起诉的罪名,更不用说那犯罪性质居然是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确定的!中国这第五大发明,当真是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我不是质疑这些组织是否有犯罪行为,这是司法机关的事,不是我的事(当然也不是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的事)。我只是想告诉文盲们:公安部可以宣布某某组织是犯罪组织,但不能宣布它是邪教组织,因为这是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的专利,不是司法部门的。由中央办公厅这种党务机关、国务院这种行政机构来作出这种判决,就更是荒谬绝伦。

更何况据《搜狐新闻》,好几个被判定的"邪教组织"的主要罪行似乎就是"宣扬世界末日"。这算什么低级笑话?

凡有点中学文化的人都该知道,"宣扬世界末日"乃是所谓"亚伯拉罕宗教"(Abraham Religions,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内)的核心教义。这三大教门都宣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所有的人包括死者在内届时都将被拎起来,接受所谓"最后的审判"。它们就是靠这核心教义来招揽信徒、规范其行为的。如果"宣扬世界末日"成了邪教的判据,则这三大宗教也是邪教了。

当然,老芦也骂过这三家宗教就是邪教,但我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草民,那些话只反映了个人好恶,与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行为完全不可比。

最后一则笑话就是引起戴旭大笑极度亢奋的"敌对势力渗透"。据报道,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这真是堪入《文盲笑林广记》了。什么"学术隐身衣",什么"跨国界歪理",什么"不法勾连活动",这类"宇宙真理"过于高深,我辈非文盲不懂,就看那"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吧。请问,那是"组织渗透",还是"思想渗透"?

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反间部门的事,轮不到"社会科学家"兼"御史"开口。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文盲笑话——世上哪有"反渗透"的科学?离开"渗透"与交流,何来科学的发展?莫非这位张科学家连一次学术讨论会也没参加过?

而且,真金不怕火炼。既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掌握的是"宇宙真理",还怕什么思想交锋?为何不敢"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却要打造个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铁笼躲进去,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呢?

60年代,《毛主席语录》在西方到处自由发卖,从未遭到禁止。就是如今,也没听说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设的孔子学院吓坏了哪个神经衰弱者。张科学家这种危言耸听,我看跟"谣翻中国"论制造者一般,完全是蓄意暴露我党彻底缺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凡此种种,暴露了如今的理论家们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愧对他们的前辈。其实老一代理论家们诸如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陆定一、周扬、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只有中学学历,也就是点知青底子而已。但在我记忆中,他们可从未闹过这种文盲笑话。这说明与民国相比,现代文科教育的水平已经低劣到了何等惨不忍睹的地步。

目睹这种种令人痛心的荒唐现象,我不能不斗胆向中央建议,迅速加强对理论家们的教育。若有可能,应及早安排他们到中学去回炉补课,务必在短期内使他们获得最低限度的文明常识、法治常识以及文化知识,以尽快结束 "文盲管宣传"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可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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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周其仁:不能把任何变动都叫改革,要有宪法审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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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不能把任何变动都叫改革,要有宪法审查机制
Jun 22nd 2014, 08:24, by 墙外仙

在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主题为"中国下一个30年"的分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60多年的教训,土地私有制也改过,每家每户分到地,通过土地改革法,承认每块农民分到土地是私有财产,可以经营、耕作、买卖、租赁,写在1950《土地改革法》里头,可是几年以后就变了。我们也搞过国有制,所有土地归公,搞人民公社。可是搞了两年就饥荒,马上就出台说,把一块地所有权算集体,使用权给农民,叫口粮田、自修地,中国搞过很多土地产权制度,但是不稳定长久,来来回回变。

以下是文字实录:

周其仁: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国宾馆讨论莫干山,莫干山可没有这样的排场。在这么豪华地方讨论下一个30年的问题,远比过去富裕的中国,看能不能面对自己的问题,能不能更有效的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这可能决定下一个30年中国的命运。

我想讲一个什么题目呢?改革的时间比计划经济持续的时间长了,计划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到78年,中间才加上大跃进,非正常时期,真正计划经济也就20年,但是改这个计划经济,从78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从84年算是30年了,还是说中国的计划经济,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还希望在2020年取得卓越成绩,这个事情本身有没有道理?为什么那么难改?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有完整的答案,我最近有一个发现,对讨论未来30年可能有点帮助。

我们现在要改变一些东西,它是在改革当中形成的,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就形成的。提醒我们在下一个改革当中,我们不要来来回回改,今天改这个挺好,过两年还得改。我发现什么问题,2.3亿人口不在户籍所在地,这是流动的,这是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2.7亿的人住在城镇,就不在户籍所在地。那么这一流动就带来好多问题,家里有房闲着,那么流动有稳定的趋势,我最近在上海访问了一些农民进入上海,访问了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你就问他多少年没回家了?有三年没回家,五年不回家,七年不回家,一家老小全带在上海。那你老家房,那个宅基地能不能盘活它?从常识看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在外地不踏实就留着,你外头如果站住脚你就可以盘掉,所谓盘掉就是市场决定,谁来出价买走就买走,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么简单的经济事物,已经在城里落下脚的农民在老家的宅基地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我看是很简单的经济问题,你愿意留就留,你愿意租给别人住就租给别人,你愿意卖就卖。但在我们国家这么简单的事情,两个关键账,第一,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的时候,加进去这么一条,叫农村集体的土地不得转让、出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你可以转,但是转下去,不能用于非农建设。那是宅基地,这个房子就是非农,它是住宅,不是用来农业的,当然住宅里头农民可以从事农业,这个条件一加好多转让就转不成。

第二个,99年,都是改革时期发生的。99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突然就有这么一条,农村村民的宅基地和上边的房屋不得转给本村以外。这个村有两个解释,一个小队,就是生产组,大一点行政村,在原来大队范围内的人来经营是可以的。到08年城乡住建部发了城乡房屋登记条例里头规定,如果农民的房屋转给他人,非组织成员不予以办理,不可以登记不可以过户,这是两条。这两条就把很多资源再组织再利用的机会就卡住。那么现在这次改,宅基地,农民的房子,第一能不能抵押?第二,能不能留住?用了个措词,非常审慎来推进这个工作。

国家部署了一些重庆、成都改革试点区。这两个关键障碍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下的 产物,一个是98年一个是99年,98年以前是什么样子?98年以前在涉及到农村土地转让还是不转让的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宪法修正案,一条,适应企业合法,经验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条,我们原来的土地法、宪法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不能买卖不能租赁不能转让不能出让。这个事情到了98年不行了,脱离实际了,因为外资来了,外资不是国企,你不能给我划块地,你让它办厂,厂得落地,这块地什么性质?卡住了。所以当时就部署调研,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所有权不能转让。把土地批租给市场,可以300年、900年可以990年,有这么长的使用时间,国家得到大发展。我们学的了这条,使用权转让,解决外商进中国落地的问题。所以88年的修正在原来法律加了一条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这是88年修正案第二条,大家注意,宪法的措词叫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中国土地就两种,国有地、集体地,如果按照法制的原则,国有地可以转让,集体地也可以转让,这才叫平权嘛。但是宪法就说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88年年底,《土地管理法》做了相应调整,很明确,农民土地和集体使用的土地可以转让,但是转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指定。两年过去以后,1990年国务院颁布了城镇国有土地转让新条例,但是到今天为止,再没有颁布集体土地转让这一条,这个分岔岔开了。政府的地是可以卖的,使用权可以40年、50年、70年,批租给市场,这个改革对中国的土地资源利用是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政府获得土地,就是农民的土地跟政府之间还是一个征用和被征用的关系,没有把市场机制引入政府环节,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一手征地一手可以买,我们很多问题矛盾,资源配置问题,群体事件其实都跟分岔有关。

国务院制定一个条例,然后让它可以依照法律转让,这是宪法规定的,但是你看,城镇的土地条例转让条例出台,农村照样没有出台,隔了十年以后,出了《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农民集体土地不得转让、出租、买卖用于非农建设。这个事情现在倒过来看,我就不断反省,98年我们干嘛了,修订的时候干吗不发表意见?这条法一写,农村土地没法转让,重庆、成都、长沙的试验,虽然国务院文件先行先试,但是这个难度,你很难深入进去,限制转让权,从来没经过试点,你试验过吗?有什么后果?农民流离失所,允许农民土地买卖流离失所,没有发生这个。你试验了以后你再否定,我们国家现在很有意思,你要改你必须试验很谨慎,可当年否定性条例加进去的时候,没有经验支持。这些问题就促使我,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思考改革本身当中的一些学问。

你再往前查,88年之前,宪法修正案之前什么情况?当然整个国家计划经济不准买卖,土地不准买卖租赁,但是人民公社,农民的房屋是可以买卖,而且不限制。我查了一条规定,农民的房屋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可以租赁可以转让可以赠送可以继承。还写了一句,如果买卖要请中间人议价,签合同,成交。事实上我们在各地看有很多民间不断在互相买卖房屋,中国的实际农村生活 一直有房屋流转的习俗,过去的法律也没有禁止,这个事情再往前追,涉及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因为宅基地是生活资料,它不是生产资料,不需要公有化,所以我们初级格式的示范章程,高级示范章程,从来没有说宅基地是集体财产的组成部分,习俗上是可以买卖的,但是后来也是一纸文件规定了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耕地、森林、自留地、宅基地都是集体财产,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这个条款写在哪里?也写在人民公社第10条里头,我们就形成了房和地分开的政策,房子可以买卖,地,集体的不能买卖,可是房子盖到地上,所以到各地去看房屋买卖,只签房屋使用权,土地证没有了,包括所谓今天的小产权房,其实搏底下的地,这么一套习俗到了改革当中才有明确性、否定性、禁止性的法令出台,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改革可要进行斟酌,到底什么叫改革?不能把任何变动都叫改革。

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你要市场起作用,权利就要划分清楚,而且下一个30年关键部位的改革,要回到那个常识去,没有那么多的复杂,人都走了,都站住脚了,我那天碰到一个农民,他到新疆落地了,老家还有169平方米的宅基地,一直闲着,后来重庆搞地票制度,复垦了,土地一征,这里头剥出一比钱,拿到地票,可以在市场上交易,50%归农民,15%归集体生产队,让生产队帮助做服务工作。可是这个体制在讨论的时候,就碰到上面的法,《土地管理法》,农民宅基地不能用于非农建设,到底违不违法?到底在先行先试去做还是它有普遍意义,所有大城市周围的农民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都可以盘活老家物业,当然是以自愿为前提。

98年土地管理法,至少我的观点,它跟88年的宪法修正案冲突,法学家们讲要完善法制体系,一定要有宪法审查机制,现在很多部门通过的法律它跟宪法原则之间冲突,你再改你就要冒犯法或者违法违纪违规的风险,社会资源配置就碰到问题,今天讨论讲到很多观念,另外我还讲到常识。城市化不是中国发生,在全世界主要文明里都发生,都有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最普遍的经验是什么?就是保护他的财产权,包括使用、收益、转让,这是基本的经济制度。要给它落下来,然后不要来来回回改。这样我们就不会把我们一代一代的精力,我觉得我们有精力可以干很多别的事,不要来回研究改。改好放在那里它就会资源配置,剩下市场监督,相对价格变动就做决定了,这是基本产权制度,用不着来来回回改。60多年的教训,土地私有制也改过,每家每户分到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承认每块农民分到土地是私有财产,可以经营、耕作、买卖、租赁,写在我们1950《土地改革法》里头,可是几年以后就变了,我们也搞过国有制,所有土地归公,搞人民公社。可是搞了两年就饥荒,马上就出台说,把一块地所有权算集体,使用权给农民,叫口粮田、自修地,我们搞过很多土地产权制度,但是不稳定长久,来来回回变。

我想我们面对未来30年的时候,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做一些思考,因为中国比过去富裕了,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我们今天比过去富裕了,连我们这样的很多讨论问题也可以在国宾馆进行,我们有条件奢侈一点,所谓奢侈一点就想想常识简单的问题,把我们中国人组成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奠定下来,不要来回去变,剩下把精力用在基础上去对付千变万化的市场,刚才讲的创新,不要来来回回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今天东明天西,我们要担心在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妨碍经济发展的要素,就在改革当中发生。怎么改革的时期出了一条法律,不得转让买卖出租用于非农建设,你这句话一写,所有合理性可以做的工作都不能做了,那当然中国老百姓也有一套,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们在温州、乐清调研,乐清农业户口人买另一个乐清农业户口人土地房屋,我还很兴奋,跑到底下一问,本县人哪买本县人,都是外来人买的,外来人可以吗?可以啊,办手续,就在我这里办,中介公司,就用毛笔字签一个卖房契,然后签字画押,连房屋共有人,就是老婆签字,以什么样的支付方式卖给谁。再过户怎么过?再签一张。带着卖房契就是房屋所有证,而且已经习惯了,整个乐清,乐清以外温州地区都这样,多少年了。结果我们还搞改革试验区,是乐清农业户口可以买乐清农业户口。

我们要回到改变根本上去,下一个30年,我们确实没有那么紧迫,改革的动力是个问题,但是还有一条,现在相对富裕的社会可以想得比较早,而这一点,不单单取决于利益,取决于观念,取决于我们怎么思想,我们吸收了人类社会对普世性的 价值,然后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把中国经济在下一个30年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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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多维:香港政治力量急剧分化 切割应对化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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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香港政治力量急剧分化 切割应对化危为机
Jun 22nd 2014, 08:23, by 墙外仙

中央发表首份《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和平占中"组织的"6·22"全民电子公投如火如荼、港府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拨款申请引发部分民众冲击立法会……香港近期可谓风波不断。而在这颇为纷乱的政局之下,香港各派政治力量总是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他们不仅掌握政改方案能否获得通过的生杀大权,也是参与议会选举的主力军。如果要妥善处理香港问题,就必须对各个政治力量的性质和立场有清晰全面的认识,并加以明确区分,唯有如此才能在治港时把所有的正面因素发挥到极致。可惜,现实未如理想,简单地将不同力量的划分固化、教条化正是人们在判断香港问题时的最大弊端,而这同时也是内地一些思想僵化官员对港政策的最大缺陷。

20世纪80年代,香港正式开始推行代议政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更多港人可以通过选举和议会参与香港的管治,加上社会对1997年后"港人治港"的憧憬,参政议政的团体在短短七八年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很多政团,诸如太平山学会、新香港学会、励进会、汇点、港人协会、新界社团联会、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民协)、新香港联盟、民主促进会等等……都对推动香港那段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香港的政治团体从一开始出现就与其政治生态互相适应。而以上林林种种的政治力量按照政治光谱划分,逐渐形成了"亲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两大阵营。

这种区分效应在1991年香港立法局第一次引入分区直选议席时得以显现,民主派成员由于大都是推动香港反殖民地运动的积极分子,支持走"民主回归中国"的道路,在是次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而回归之后,两个阵营之间最重要的分野体现在与政府的关系定位上,建制派通常在基本政治原则上与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的立场一致或者接近(故又称"保皇党");反观民主派则都以"争取民主普选"为旗号,要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尽快全面普选,两派的政治立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泾渭分明。而中央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处理手法简单一贯。一言以蔽之,就是厚此薄彼、亲疏有别。北京将建制派的政治力量视为"自己人",至于民主派则全部看成是"敌对势力"。无论在各方面都倾全力扶助前者,寄望建制派可以忠心效力,唯自己马首是瞻,而民主派也会在"断粮"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

但近年来这种"保皇建制派"与"民主派"的传统划分模式正随着香港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亦发生转变。而政制改革,更成为这一变化的催化剂。在2007年普选时间表确定、2012年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之后,香港政党分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保皇建制派"开始分化为"既得利益者"和"骑墙投机者"。而最明显的则是"民主派"愈来愈清晰地分化为"温和"与"激进"派系。2009年,当激进民主派中的社民连针对政改问题与公民党合流发动"五区公投"时,民主派阵营中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民主党拒绝参与,并且推动成立由10个团体及14名议员组成的"终极普选联盟",形成温和民主派。另一方面,建制派中的自由党在2008年立法会选举惨败后出现分裂,四位退党议员成立"经济动力",后发展成为"香港经济民生联盟"(经民联);前港府高官叶刘淑仪在晋身议会后希望与素有"保皇"形象的民建联区隔,亦于2011年创建新民党。而传统两大阵营差不多同时出现内部分化,也让温和与激进力量之争取代建制和民主派之间的角力,转而成为当下香港政治生态的缩影。

对于有心想读懂香港这本"厚书"的中共而言,这种转向可以说既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契机。"挑战"是指在各方势力重新组合后,北京以后很难再像原来那样"一面倒"地支援一派,打击另一派。而之所以说这可能是一个契机,是因为香港政治力量生态的转变恰恰有助中共改正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一直存在的教条化划分弊病。公允地说,香港任何的政治力量,只要其并非激进派团体,试图从根本上挑战中共对港的管治,就不应该被视为敌对势力。各式各样的政团都应该构成有利于香港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中共也理应将它们全部视为交往对象。

这其中建制派的大多是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代表直接进入建制,参与政府的决策,因此不太可能跳出来公开与中央"唱反调"。北京真正需要努力争取的是温和民主派,因为他们不仅是理性政治的倡议者,更加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得以巩固落实的积极力量。中央在面对这些人时,不能只要一听到不同观点便上纲上线,将其定性为敌我矛盾。相反,作为优秀的执政者,要能够清楚区分温和理性与激进政治的不同,鼓励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抵抗。同时,北京也应看到,与激进派相比,温和民主派最重要的支点是"中国认同"。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默认了当前存在中共的中国,在政治口号上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有竞争的多党制。

这种要求对中共来说虽然并不顺耳,但确实是香港目前政治文化的"流行"口号,不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就好像不是民主派。然而,他们根本无法参与中国政治,事实上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就以"六四"过去二十五年的情况,人们就不难看到他们参与到中国政治的程度。像去世了的司徒华这样的主流民主派领袖,他们内心依然牵系国家,而他们的反对力量也达不到与中共意识形态的较量,所谈到的一些问题也确实是中国社会目前所关心的。若中共空口无凭质疑这些人背后有外来势力下"指导棋",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显然是对温和民主派的极大偏见,也高估了他们的影响力和执行力。事实上,外国势力在香港成事不足,混淆视听有余。香港市民根本不重视这些外来势力,即使日后真的有外部势力在香港"发功",只要应对得当,中央也根本不用过度忧虑他们的存在。

与温和民主派相反,激进民主派的核心观点中隐藏着对目前这个由中共治理的中国的整体否定,他们站在宪制的对立面,不只是要求消灭"一党专政",甚至还提出香港应该独立或者重新回归英国这样的愚蠢嚣张的主张。如果说中央与温和民主派的争拗是内部矛盾的话,那么与激进派之间的冲突则无疑属于敌我矛盾。然而,激进民主派和建制派中的极端力量两方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都希望模糊这一点,他们依然坚持自己是讲理的,依然披着"善良"的外衣。令人担忧的是,在近两年讨论特首普选的过程中,激进势力已经成功抢班夺权,成为民主派的主流之一。而"无能"的温和民主派只要一提出任何类似妥协的声音就会被激进派"乱棍打死",再加上建制派从旁夹攻,他们没有找到如何"温和"的落脚点,更找不到如何在"温和"的战略下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这既是香港的不幸,更不符合中共的治港理念。

对此,中共必须认知到目前香港的这种政治困境,并根据具体情况来策划自己的对港政策,不应该打一场稀里糊涂的仗。总的来说,北京在治港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两手抓"。首先,必须对激进的政治力量予以全面性打击。一方面这些团体都是损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消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现代文明和人民利益的破坏者。我们必须深信:绝大部分香港市民不会认同这种行为和观点。即使有一些人认同,那也只不过是一时之间情绪上的反应,只要施以适当的方法就一定会改变回来。但同时这种坚决打击也务必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动作,因为激进力量的形成也是有其客观土壤的。特别是面对近年甚嚣尘上的香港"本土化"运动,中共应该清楚了解问题的性质,沉着应对,绝对不能鲁莽。

如果检视香港激进力量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本土派"的特殊结构就会发现香港本土力量的产生与壮大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有"本土化"意味的行为本身并不可怕,相反还非常值得鼓励。世界上有很多"本土化"其实都是值得推崇的,就好像纽约人要积极推动纽约成为世界大都会,巴黎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现代文明的领导者一样,都是极为正常的行为,根本不会被其他美国人和法国人所鄙视。真正让人感到忧虑的是激进的政治力量劫持"本土化"的议题,将其与"去中国化"连成一体。正如"占领中环"行动一样,中央政府要打击的对象不是那些参与的本土力量,而是劫持"本土化",令整个运动变质的激进派力量。北京方面一定要用对方法,正确区分两者,相信"一只手打、一只手扶"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除此之外,回归后一直被中央视为"自己人"的建制派内部也亟需大幅整顿。长期以来,建制派中的一些人狐假虎威,靠假传圣旨享受政治贪污的分赃,却无法交出一个和谐稳定的香港。假如中共想要在香港得到更多的民众信任,就必须要让港人看到北京并不是紧紧地抱着被贴有"保皇党"标签的党派不放。一味地讨好建制中人非但没有必要,更是错误的策略。正所谓,放弃一小块土地,可以拿回整个世界,中共完全无需替建制派背包袱。清理亲建制阵营里的"搏懵"一族,将这些政客彻底铲除,下决心培养优秀的政治文化在今日的香港势在必行。

当然,这里所指的建制派不是铁板一块,更不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民主派亦如是。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本身就不符合现实,在策略上更不应该。关于这一点,中央需要将香港的政治版图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转换为利益格局的重构。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传统分类中存在的固化问题,也可能将温和力量整合到一个方面,从而终止持续进行的无聊争夺。相反,如果不通过与建制派之间的关系重整,中共就无从着力,一切努力也都只不过是徒劳的。

总而言之,香港政治团体的发展历程与这座城市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面对温和与激进两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北京需要打破固有的派系划分思维,争取一切温和的力量,并对激进派予以全面性的打击。唯有刚柔并济,恩威并施,才能够鼓励温和理性的政治文化成为香港社会的共识,也才可以避免在政改议题持续升温之际,给激进民主派提供又一次混淆视听、劫持民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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