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 3 日,被称作公民维权活动第一案的"新余三君子" 案开庭,中外瞩目。次日,同属公民维权活动系列案的许志永案、赵常青案、丁家喜案,也都移送检察院,意味着开庭在即。5 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公民维权活动支持者、被拘押两个多月的著名企业家王功权认罪,而且认罪录像可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为给三中全会让路而一度沉寂的公民维权活动系列案,至此正式启动。这将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系列政治案件,一如当年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值得全世界围观。
公民维权活动是中国一批民间人士发起的权利运动,以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为主旨。首倡者许志永博士是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曾因参与 2003 年"三博士上书"导致收容遣送制度废除而名声大振。此后一直投身维权运动,并创办民间维权组织"公盟"。2009 年"公盟" 被强行关闭,许志永本人则被关押一个多月。
重获自由的许志永没有退缩,而是重新投入战斗。2010 年,他发起了著名的"公民承诺",邀请志同道合者签名, 彼此承诺,从自己做起,履行公民义务,追求公民权利。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即从传统的维权运动升级为公民运动的转折点。传统的维权往往就事论事,只注重个别事件、个别利益;公民运动不然,它侧重从普遍权利的角度切入民生问题,不仅要缓解民众具体的苦难,更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设法解决苦难的原因。它不是自下而上的暴烈的革命,而是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自我成长。它试图以这种生长的力量来改变,来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让深陷泥潭的危机中国可以软着陆。
由此注定了这场公民运动的气质,即它是进取的,理性的和温和的。也就因此,它吸引了各阶层各族群的人参与, 其规模如雪球越滚越大。它推动的官员财产公示成为 2012 年中国舆论的焦点话题;它推动的教育平权不仅是舆论焦点, 更迫使教育部不能不让步,部分调整了高考政策,令千万底层民众受益。它推动的公民同城聚餐,参与者也多达五千人之众,席卷全国十多个城市。中国社会运动一直以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边缘化,局限于小众,不能影响大众。公民维权活动显然走出了这一重围,开始与主流社会对接,犹如安泰终于可以立足于大地,获取真实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运动的历 史性突破。
正因为如此,才招致当局的强烈反弹。当局最大的忌惮, 是民间自组织。公民维权活动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组织化的高压线,去建制化,去中心化,仅仅是建立于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的自愿合作。但即便如此克制,在当局来说仍属于不可容忍, 因为江泽民时代以来的一个统治经验,就是所谓"扼杀于萌芽状态",即不是等到民间组织瓜熟蒂落才出手,而是在其刚露苗头时就予毁灭性打击,让民间永远没有自组织的空隙, 永远一盘散沙。公民维权活动虽然没有组织形态,但客观上产生了强大的聚合能力,何况其运作范式、其基本理念开始为主流社会所接受,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这就注定了公民维权活动的厄运。
自今年三月起,当局展开定点清除。公民维权活动的参与者如北京的赵常青、丁家喜,上海的李化平,湖北的刘家财, 江西新余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一个个应声落网。今年 7 月,镇压进入高潮,公民维权活动倡导者许志永、郭飞雄都被抓捕。著名的风险投资人王功权,也因支持许志永,遭当局拘禁至今。据统计,半年中被捕的公民维权活动人士,多达二十余人,远远超过了对零八宪章的镇压规模。受害者中, 有刘萍那样的底层民众,有许志永那样的知识分子,有丁家 喜那样的专业人士,更有王功权那样的企业家,几乎覆盖整个的中间社会。
但是,抓人容易,发落却没那么容易。12 月 3 日 "新余三君子"案开庭,而此前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公布了司法相对独立尤其要建立人权司法保障的蓝图。新余开庭当天,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更是率法官集体宣誓忠于法律。法治承诺犹在绕梁,却对公民维权活动人士大打出手,难道不是自打耳光么?更要命的是,虽然经过长达半年的地毯式侦查,几乎什么手段都用上了,警方却并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公民维权活动人士犯罪的过硬证据。
这种背景下的"新余三君子"案,显然是一个试点。当局可能认为,新余地处偏僻,"三君子"知名度也有限,从新余入手启动审判程序,镇压成本相对可控。但事实证明当局打错了算盘。"三君子"案开庭后,站到辩护席上的几乎是当下中国最豪华的律师团队。他们气势如虹,把公诉人变成了绝对的弱势群体,公诉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在饭局上讨论国事:犯罪;对体制表达不满:犯罪;在空旷地带拍照上网:犯罪。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犯罪;要求教育平权:犯罪;要求人大批准政府早签署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犯罪。总之,履行公民义务、追求公民权利都等于犯罪。法庭上曝光的这些案情,离奇程度让人叹为观止。虽然所有国内媒体都不得不奉旨闭嘴,但"三君子"案的起诉书和辩护词都被律师上了网,真相通过自媒体广泛传播,媒体效应一点不逊色当年台湾美丽岛大审的公开报道。互联网上充斥着对当局的谴责和嘲笑,令当局被动至极。
新余尚且如此,北京许志永案、广州郭飞雄案,以及赵常青案、丁家喜案会审成什么样子,更不难想象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不绕过法定程序,所有那些审判都会是展现公民维权活动风采和人权律师风采的平台。
法律上讨不到便宜,舆论上解套就成了必要。12 月 5 日,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许志永的支持者王功权不仅认罪, 而且承诺跟许志永"断绝关系、划清界限",认罪视频可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当局当然不可能真的在央视播放所谓认罪视频,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做一定是给公民维权活动最大的广告。至于王许断交,经笔者向王功权主辩律师陈有西、许志永主辩律师张庆方核实,也都属于子虚乌有。《南华早报》的报道显然不靠谱。而奇怪的是,《南华早报》却居然没有采访陈有西和张庆方这两个核心信源,仅凭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王功权和许志永的间接信源,就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写进报道。而且居然能通过该报极其严格的审稿程序。《南华早报》报道被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援用,深陷囹圄的王功权则完全没有抗辩机会。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陈有西律师对笔者透露,当局的确在王功权身上下了大功夫,以致短短七十来天中,王功权被提审多达 92 次。11 月初更是每天提审三到四次。这种车轮战式的密集提审,等于变相的刑讯逼供,给王功权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11 月中旬的一次律师会见中,王功权告知陈有西,当局要他写认罪书。陈当即反对。当局对此极为恼火, 拘禁王功权的北京第三看守所随即宣布"修水管",以此为由拒绝所有律师会见。被彻底置于孤立与黑暗中的王功权, 得不到任何外界讯息和帮助,在当局无休止的"攻心战"之下,精神濒于崩溃,终于写了长篇供述。
但是,即便供述,王功权依然保持了尊严。张庆方律师告诉笔者,他看了王功权的供述书,"很感动",因为王功权 "有担当"。他一方面坦然承认自己想早点自由,想早点回家,因此承认自己"低估了政府的容忍度",承认自己扰乱了政府定义的"公共秩序"。答应出去后跟许志永"保持距离",多跟家人在一起,写写诗,帮助青年创业,安度晚年。但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许志永等倡导公民维权活动,不是要国家乱,而都是为了社会进步。的确,王功权没有做烈士,
但他仍坚守了良知,如张庆方律师所称,"没做任何歪曲事实和背叛朋友的事"。
就是这样的囹圄自述,也被当局视为救命稻草,迫不及待地通过外媒放风,添油加醋,试图用当事人所谓"认罪伏法"来论证镇压公民维权活动的正当性。"新余三君子"案开庭和王功权"认罪"报道,就构成了公民维权活动系列案全面亮相前的两场前哨战,即法律前哨战和舆论前哨战。前哨战已如此好看,后面的主戏之精彩纷呈,当然不会有任何悬念了。
但无论如何挣扎,当局都逃不脱困境,镇压公民维权活动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又要号称全面实施宪法, 又要以仅仅把宪法当真的公民维权活动为国家公敌;又要专政的里子,又要法治优先的面子;又要迫害,又要形象;什么都要,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文明,还是野蛮?二者不可兼得,当局必须做出选择。让王功权回家,让许志永回家,让郭飞雄回家,让所有因争取公民权利而失去自由的公民回家,这不是祈求,而是基于天理的律令。需要用全世界公民社会的声音,来一起呐喊。
——原載亚洲周刊2013年12月15日 第27卷 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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