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7日星期二

墙外楼: 钮文新:定向降准举措欠佳 实体成金融二道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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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文新:定向降准举措欠佳 实体成金融二道贩子
Jun 17th 2014, 14:14, by 墙外仙

  千呼万唤之下,央行终于再次定向降准。继4月25日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为2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后,央行于6月9日再次宣布:从6月16日起,对一些符合要求的商业银行,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这次定向降准的目标依然是针对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而不同的是范围扩大,并加大了消费贷款的支持力度,突出了政府经济结构调整的信念。
  笔者认为,尽管定向降准的意图明确,用心良苦,而且方向正确,但在手段选择上存在严重问题。笔者想强调的是: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不宜承担结构性政策职能。货币政策之所以是总量政策,是因为货币政策正对的是钱,是资本,它是可以流动的。
  所以,如果一些银行为了能够满足"降准条件"而加大对小企业放贷,那小企业的贷款必然便宜,而且方便。但小企业拿到贷款再去做什么?是发展自己的企业,还是充当资金"二道贩子"?谁有能力控制?按照市场原理,资金将流向愿意出高价的、安全程度也还可以接受的方向。所以,并不是政府希望资金流向哪里资金就一定流向哪里,因为钱是活的、渠道是通的,不管你从哪个渠道放出去的水,最后都将使所有渠道的水平面相等。
  这其中当然存在巨大风险。其一,这样的政策久而久之会培育出更多金融"二道贩子";其二,这些实业经营者成为金融"二道贩子",它们完全不具备专业的风险识别能力,而且对抵押物的要求能力、对债务偿还的约束力都比银行差多了。所以,所谓定向降准实际在放大金融风险,也凸现中国对金融本质的认知是何等幼稚。
  只有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才是结构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不可能从一个行业扩散到另一个行业。但钱可不一样,跨行业相互借用不存在技术障碍,不存在行业壁垒。
  用总量政策调结构,最终失败的例子少吗?比如房地产,中国金融业一直对其高度警惕,一直试图采用结构性金融政策限制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开发。但起到效果了吗?没有。因为,资金一定流向收益高的方向,而房地产企业融资开出的条件极具吸引力。如果政府不是从产业和税收政策方向压低房地产企业利润空间,仅仅从金融角度入手,那一定无效。同样,央行总是以房价过高为由紧缩货币,这就更是严重的失败。因为,房地产不过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房价过高的根源在于"土地财政",它不是紧缩货币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了房地产一个领域的问题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结果是:经济的所有领域陪绑,严重压抑了中国经济内需,使中国经济越走越虚弱。
  希望总量政策调整结构性经济问题,无异于"医治所有疾病都采用放化疗",这怎么得了,中国经济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桥归桥、路归路,中国必须让政策归位,总量与结构政策清晰明了,不能相互替代或错位使用。
  当中央财政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地方政府预算,而地方政府也无法摆脱土地收入的时候,中央是不是可以考虑上收全部土地收入,在此基础上,审批并支付地方政府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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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文官集团、阉党及其他乱像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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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集团、阉党及其他乱像得思考
Jun 17th 2014, 13:12, by 墙外仙

虽然说我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当人有了一点自以为是的东西的时候总是难免会显摆出来以博赞赏,所以还是希望各位大家看在新手的份上不要打脸打的太狠。
窃以为从个人私德的角度去考虑明末文官集团和阉党是偏颇和片面的。一个人的私德好坏不代表他的执政理念。当执政者坐在那个位子上,他已不是简单的个人的概念,而应该更多的看成是利益集团的代表。
所以如果从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可以让我们对明末的历史看的跟透彻。
在封建王朝,平民是鱼肉,是蛋糕,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是封建王朝的基石。而文官集团有管理权,皇帝有所有权。
在正常的稳固的王朝,文官和皇帝的权利是互相制约的。
理论上来说,平民的所有利益都属于皇帝的,而这部分收益用于维持王朝的正常运行。
文官集团在行使管理权的时候,如果没有约束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挖皇帝的墙角,把部分从平民那里捞取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当挖的越来越厉害,墙角挖塌了,于是王朝倒掉了

阉党也是文官集团,阉党这个称号是东林强加到和他们敌对的文官集团头上去的,个人以为叫做齐楚浙反东林同盟更确切些。九千岁并不是绝对的领导,顶多算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合作者。因为他只是掌握着内廷,而明朝的内外廷是相互制衡的,一般来说,外廷的内阁有议政权,但是却没有决策权,内廷的司礼监则相反。
只有同时控制了内阁的票拟和司礼监代批的批红,才能说是大权在握,比如张居正和冯保的合作。天启初年,东林则是依靠和王安的合作控制了朝政,后期东林在内廷的合作者是没有开门曹化淳。
所以从本质上说,东林阉党是一丘之貉,并不存在什么九千岁比东林更贴近老百姓之类的东东,两者的差别只是在于能力和眼光,比如崇祯3年到10年执政的是浙党温体仁,在这八年时间里,鞑子入寇三次,被挡住两次,还有一次打到北京附近,流寇也被重创,高迎祥被活捉。崇祯十年末,东林联合曹化淳把他整倒,流寇复生,第二年鞑子横扫山东。。。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是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点在税收】,国家财政收入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为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实际上,东林党是一个以反对征收工商业税为目标团结起来的集团。张居正一死,东林党就废除了张居正改革的税制。但万历心知肚明,继续向遭受长期天灾的北方征收农业税,不但国库仍旧不够用,农民也无法忍受,于是他想方设法向江南工商业阶层征税,开辟了许多新的税种。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接受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不肯对天灾不断的省份加税,反要赈济这些难民,这是万历最大的"罪行",万历因此被很多人骂做要钱不要脸,为了捞钱不顾祖制,如为了收海税全面开放海禁,如为了收绸缎税允许民间穿黄色衣服等等。万历还派出监税太监去监督各地的征税情况,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这当然是残酷剥削民众的"恶政",因为负责征税的官员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因为派太监强力监督,万历总是能收齐税,也总是被道德君子骂为昏君。在几十年天灾之下,万历朝不但有着万历三大征的武功,国内灾民居然还没有大的失控,国家财政居然还实现了盈余——万历驾崩时内库还有近八百万两银子。从这些表现看起来,说万历是昏君纯属造谣诽谤——然而现在的历史书上,普遍的说法是明朝的衰落是自万历而始,甚至明亡于万历朝

再说万历死后,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天启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但天启朝内忧外患,小冰河期带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丝毫好转,北方大量饥民食不果腹需要赈济,辽东战事越发吃紧,国库却被东林党搞得越来越空虚。怎么办?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征收工商税的,东林君子们早在天启朝就提出了后来遗臭万年的馊主意:对北方各省的农民加征辽税!幸好,朱由校不是朱由检,他理智地拒绝了东林党的建议,如果按照东林君子们的意见去加征农业税,等不到崇祯年明朝就亡了。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阉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尤其是曾经掌握内阁实权的政治派别,评价他们不能光看他们的私人品德,而要看他们的施政主张以及他们执政时所实施的政策带来的客观效果。阉党执政时期,【重新向江南地区征收工商税】,还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让大明朝的国库重新充盈起来,与东林党执政后的财政紧张,税收亏空大相径庭——东林党收的税从来就没有收齐过。仅以茶税这一项收入为例,阉党执政时期,浙江一年光茶税就入账20万两白银,大大填补了国家亏空;而东林党执政时期,出现的最夸张的纪录是浙江一年茶税只收到可怜的12两……至于这么严重的偷税漏税是不是因为东林党人在浙江有大量的产业,这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东林党对北方农民收税时很凶狠,对南方工商阶层收税时则很温柔,而阉党则是反过来的,对南方工商阶层收税极其凶狠,但对北方,至少受灾省份他们不单不收税还进行赈济。这就是天启朝两大党派在施政纲领上的主要分歧。

终天启一朝,党争虽然不断,但两股势力客观上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而没有出现任何一党专擅政务的局面。天启遗命表示他在朝中最信任两个人,一个是魏忠贤,阉党首脑,一个是孙承宗,东林领袖——一直到死,天启心中的信任天平都没有丝毫倾斜,更谈不上什么"太阿倒持"。而魏公公主要的"恶政",除了害死几个东林党以外,还是那一套:派太监监察税收,使得文官无法截流中央的财政——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魏忠贤派出矿监税使到民间四处盘剥,搜刮民财以中饱他九千岁自己的私囊。奇怪的是,太监四处横征暴敛,却没有如崇祯朝那样激起北方大规模的民变,只是造成江南商业由于"商课太重"而发生一定程度的衰落……至于说魏忠贤导致"东厂探子遍天下",要知道东厂的情报人员是谁的耳目?如果你回答只是魏忠贤的耳目就错了,除了木匠活,天启另一大爱好就是听东厂的报告,特别是军情方面的。天启对战争看得很重,可以说无论天启朝的经济政策还是政治政策,其实都是围绕着战争在打转的。无论是恢复工商税还是亲自从跳出来压制东林党强行统一朝廷意见,都和天启集中全力打赢战争的决心有关。而事实上,后金的战略活动空间也确实在天启朝被压缩,蚕食得越来越小。【天启五年东江军即开始小范围收复失土】,辽东战局从防守转成反攻之势,如果天启多活几年,说不定就真能消灭后金集团,最起码也能用粮食封锁饿他们个半死不活。

凡是历史读物,如果是取材满清统治者编写的明史,一般都有如下特征: 1)美化东林党。因为东林党人在明亡后大批卖身当汉奸。并在后来成了写明史的主力。但是写来写出,除了三大案,看不出东林党干了什么。而且三大案的基本性质就是干涉皇家事务,也没什么光彩的。 2)把明亡的责任归结为万历。因为当年万历对东林党的前身不好,而且万历开矿税相当于从把持矿区的东林党前身口袋里掏钱。东林党人主要攻击万历不上朝。但这不上朝的万历,在小冰河时期那么久的情况下,能保障救灾,没有出现大批流民,还能打赢万历三大征。虽有萨尔浒之败,但万历起用的熊廷弼立刻扳回局面,转入反攻。反倒是万历死后到天启掌权这段"众正盈朝"期间,替换熊廷弼的东林党重臣袁应泰和王化贞,把辽东局势彻底断送。 3)丑化天启是"木匠天子"。因为天启重锤打击东林党。但是这爱打木匠活的天启,却延长了大明的生命。天启亲政后,还是小冰河时期,天启照样能保障救灾,没有出现大批流民。通过"铸币案"打击了东林党蛀虫后还改善了财政。在西南最终平定奢安之乱。在辽东,由于东林党打造和把持的关宁军野战一败再败连辽河都过不去,转而扶持由太监直接监军的东江军。毛文龙陈继盛在得到天启后勤支持后发起大规模反攻,一度收复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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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未名空间:为什么剥皮实草都不能阻止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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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空间:为什么剥皮实草都不能阻止贪官?
Jun 17th 2014, 12:04, by 墙外仙

习大整治腐败, 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政策 很得人心。
可担心的是将来能否持久
人之初 性本恶。
做官很不容易,如果要求每个做官的两袖清风。不可能。
朱元璋对贪20两白银就剥皮充草,一样不能制止贪官?
因为肃贪如治水,要堵更要疏。
光有霹雳手段,没有菩萨心肠是不行的。

怎么让官员在任的时候不敢/不愿贪污?
要正反几个方面同时入手。

1. 权钱私下交易,严厉打击。把群众举报发动起来 然后把刀磨快就行了。

2. 为权力关系寻租 找到合法的可控的途径。 在法律上开一定的口子。 让拉关系游说的活动在可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这样权钱交换可控进行。 具体开多大, 怎么开,可以借鉴 美国的 游说执照的方式。比如退出政府的官员能做说客, 利用到自己以前的关系为利益集团和现任的官员打交道。 那么现任的官员就不会吃相太难看的把政府的钱直接放进自己的口袋贪污。 因为他们的权力将来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变现。

3. 如果吸引人才到政府中, 很多其他行业的杰出人才, 怎么让他们进入政府效力,也该学习美国。 比如一个杰出的CEO, 想让他进入政府某个职位 推动某件事情。 你让人家辞去公司职位, 卖掉所有股票,拿政府的死工资?谁那么傻 这么干, 如果这么干肯定是想在职位上牟利。 那么怎么办, 简单只要是转去政府做事, 就不收因此卖股票的收益。 这就是30%的收益啊。 这样就能吸引人才心甘情愿来政府 老实做事情。

总之, 就是对官员 给够甜头(免税)给好后路(游说执照),然后把刀磨快。如果还要贪就杀之。菩萨心肠 霹雳手段。 

真正有能力的人,会知道在任的时候清廉努力。卸任后有回报。犯不着任上贪污,杀头不说,后面的好处享受不到。

各朝标准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北宋包青天是清官.
他老人家的工资是多少.
当时直隶省一年的税银.
他老人家怎么花都花不完,
还用得着贪吗?
现在国内公务员的工资已经很高了.
要是再贪污的话,就应该抓起来法办.

这个高薪养廉的论调
几十年前就有人提出过了
好像被批判了

高薪养廉 也要有个限度。高一点点可以。再高就过了。 
对一般的公务员稍微高点点的工资 然后严格监督就够了。
对于高层的有决策权的官员,就不行了。他掌握的可以寻租的权力有多大,
监督力度就要有多大,同时给他们的回报也要够大。
请人来做财政部长,掌控几百亿上千亿。这样免他几千万的税太应该了

不现实 回报太大 屁民知道了以后会造反

就是说立法,按法律规定的来。比如说免税。
请CEO来政府当官,强制要求清空持有的所有股票。同时免税。
强制的部分让大家知道是斩断利益关系。免税是给人家的好处。
清清楚楚。除了这个之外的任'回报'都是非法, 要杀头的

高盛的老总想卖股票了
先当个财长
一个月后辞职

首先,你不幸言中,这的确是美国财政部长上位的路子。
其次,有几千万几亿股票的人 不会一个月辞职。上流社会有他们的体面

你这个基本还是指望官猿不想贪和不感叹。完全错误的方向。应该是制定有效的制度让想贪敢贪的都贪不到。完全做到不可能,但可以大大增加难度

制度作用也不大 这方面的反例无数
制度本身并不会有效 都是要靠人执行才会有效 如何保证人会有效的执行制度 是社会整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自然形成的

你说的有效制度并不和我的建议矛盾。可以并行。
我们出发点一致 就是希望在制度上肃贪。
你的方法是增加贪的难度。
我建议的目的是给权力寻租一个渠道,让这种活动公开化,在监督的范围内。
同时彻底消灭私下的交易
通俗的比喻就是给妓女发执照,打击暗娼

朱元璋搞的制度有问题,给官员定的俸禄太低,但是却要撑起自己的班子,还要维护官员体面,不能没有灰色收入。然后制度又很严厉,结果底下官员只好潜规则官官相护,所有事都瞒着上面。主要还是监督不力。

美帝这种资本主义把官员当贼防,一个议员收个7万竞选经费就被抓起来了。产党官猿个个都有崇高共产思想,被抓的都贪了多少钱?一说美帝之类的比产党做的好的地方,就出来说比真正的理想的差远了,有意思么?
制度当然靠人执行了,制定制度的时候就要把执行制度的人的因素考虑进去。美帝就可以高个民主党的监督共和党的,坑定给你往死查。产党都是一家亲,谁查谁啊,到内斗需要的时候才查

美帝是战后全民富裕才能达到这个腐败治理水平的 一战之前 同样的国家 同样的制度整个美国都腐败透顶 gilded age你知道么
世界各国仿照美帝乃至原版照抄的都不在少数 可惜大部分都腐败透顶
根本上腐败治理还是依赖于这个社会的平均富裕水平 以及整个社会对规则接受程度的风气形成
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时期社会贫富差距很大 同时经济增长又非常快 到处都是坑 到处都是金钱往来 随便你有什么样的制度都没有用 中国目前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
欧美各国乃至香港台湾都有过这样的阶段

这是我反感高调宣传焦裕禄孔繁森的原因, 因为标准太高了, 不可能人人做到, 这就鼓励伪君子了, 台前人前装模作样, 背后一肚子坏水, 潜规则盛行, 这也是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弊端之一。要降低标准, 承认必要的私人利益, 必须要给负责官员有尊严的生活,但高薪养廉必须伴随要减员增效, 估计中国公务员减到1/3不会影响职能。
另外必须加强监督系统, 现在TG的机构内部监督实际上完全没有,internal control完全生效,没有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仅靠王岐山的外部监督系统就是发现问题,都是参天大树了, 要除根就费力气了, 而且可能就忙不过来, 要是都成了森林, 国家就成了明朝末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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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东步亮:贪官的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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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步亮:贪官的文人们
Jun 17th 2014, 10:52, by 墙外仙

是的,你没看错,我要写的是贪官的文人们,不是贪官的女人们。
但两者性质是一样的。后者是他们大权在握、酒足饭饱之后,"饱暖思淫欲"需求下的生理发泄对象;前者则是他们在高位之上需要附庸风雅、涂脂抹粉时,随时可供意淫的精神玩物。两者的高潮,一个在床上,一个在纸上。
这两样东西,都是将贪腐官员们拉下马的利器。只是,女人们的效率目前来看更高一些,曝光度更大一些;文人们则暂时还处在蛰伏状态。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新近被宣布接受调查,"轻微"地显露了一下他身后、身边和他股掌中可供亵玩的文人们的下贱,但还不足以让大家有兴趣去深究这些文人的真面目。也许这样的文人太多,又没有太过"优秀"和突出的,因而也就难以一夜成名。反而是高官们的女人,总是能在贪腐官员落马的第一时间暴得大名,让文人们无比羡慕。苏荣的第二任老婆于丽芳就在苏荣被宣布调查的当天第一时间成名了(他的情人们暂时还没有曝露)。要知道,文人们紧跟他们的主子,不就是想狗仗人势,要么弄点权,要么弄点钱,最好再弄个名吗?权和钱他们多少都弄到一点了,管他好名还是恶名,总得要出个名啊!
差点借苏荣被查出名的是2009年人民网《看苏荣反腐那股子狠劲》一文的作者。他写道:"从苏荣讲话里不难看出,江西省委对反腐是怎样地动真劲,动狠劲,正以更加猛烈的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切贪污腐败。以苏荣为班长的江西领导班子,对腐败充满极端仇恨,与腐败不共戴天!"幸亏他写完大概自己也觉得恶心,当年没有在这篇文章上署名,否则他今天一定比苏荣还要出名。
与这些无名英雄们比起来,敢于署名的文人们更容易与官员"荣辱与共"。官员一旦落马,就可能让为他熘须拍马和粉饰太平的文人名声扫地。而文人们一旦臭名昭着,官员们估计离倒台也就不远了。
最近广东深圳市趁着全国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的"东风",查处了一名自称《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和《文化深圳周刊》总编辑的"假记者"刁松如。当地媒体统一报道称,刁松如敲诈勒索深圳一家公司280万元,并胁迫占有了该公司数亿元土地项目3 .3%的股权。刁松如何许人也?很多人以为,他就和以往经常扯虎皮拉大旗的那些骗子一样,是一个到处坑蒙拐骗的混混。出于好奇,我在网上简单搜了一下。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万没想到,这个"假记者"还真的没有那么"假":最近几年之内,刁松如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发过数十篇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在署名前都没有注明系"本报记者",但正文内均写着"本报记者"如何如何。在几年前的一本《大地》杂志上,刁松如的名字前则赫然印着"本刊记者",而《大地》杂志正是《人民日报》旗下刊物。由此来看,刁松如至少是《人民日报》旗下《大地》杂志正牌记者无疑。
最为重要的是,刁松如曾以《人民日报》海外版"本报记者"身份专访过三名深圳市的重要官员: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以及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这些专访多为赞颂深圳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不仅如此,他还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过一篇赏析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古诗的文章,指其"气象宏大,意境高远"。王京生这首古诗写的是什么呢,题目曰《读江鹄先生诗有感》。有朋友透露,此"江鹄先生",来头非小也,他正是曾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鸿忠。李鸿忠在深圳时即以此笔名经常在深圳某媒体的一个固定版面发表古体诗,调任湖北后,王京生仍与李鸿忠互相唱和。知道江鹄乃李鸿忠笔名、王京生之诗乃是拍李鸿忠之马的人,仅限于深圳官场及文化圈极小的一个圈子,刁松如能写文章赏析王京生的马屁之作,可见其与王京生的关系,乃至与更高级别官员的关系非同一般。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圈子里的人物,却被这个圈子里的"老大们"抛弃,并被以敲诈勒索数百万元(如加上股权,折合人民币数额可能达数千万元)的名义,抓入牢狱。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恐怕绝不是"敲诈勒索"那么简单吧?
如果刁松如是个"假记者",写文章就是为了弄钱,那么,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的那些专访深圳市委书记、宣传部长和副市长的文章有没有收钱?如果收了钱,那么这些深圳高官是被骗了,还是向他行贿,故意搞有偿新闻?如果刁松如没收钱,那么他有没有利用这些专访文章,或通过炫耀曾专访过这些高官而从其他地方获取好处?被敲诈勒索的这家公司之所以相信他,与他专访过这些市领导有没有关系?这些官员是否也应该为刁在深圳地区四处敲诈勒索承担责任?如此等等,相关官员恐怕回避不了。
贪官们的文人虽然下贱,但和贪官们的女人一样,有时还是有点用处的,那就是,总是可以拔出萝卜带出泥。不知道这个刁松如能不能在这方面做点贡献。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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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牛白羽:要正确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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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白羽:要正确认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Jun 17th 2014, 10:53, by 墙外仙

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在变好还是在变坏,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悲观者会觉得强敌环伺,乐观者则会觉得处处宾朋。到底是乐观者正确,还是悲观者正确,我们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对比。本文先从历史的维度纵向剖析,下篇再做横向分析。
纵向角度可以从毛泽东领导中共建政时的国际环境说起。这一时期,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共政权建立到中苏翻脸之前。当时的国际社会分裂为美苏两大阵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权只能"一面倒",投入到苏联领衔的社会主义阵营怀抱。在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际框架体系里,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代表了苏联利益)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整个西方世界都是中国眼中的敌人。从1950年开始,中国还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军进行了三年朝鲜战争,东西方的敌对情绪被推向高峰,中国当时的国际环境绝对比现在要恶劣百倍。
第二个阶段是从中苏翻脸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苏翻脸后,在中美关系尚未改善的情况下,中国和苏联在新疆和珍宝岛等地发生了系列军事冲突,和印度在西南地区也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苏联在包括蒙古在内的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施加极大战略压力。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可谓是真正的强敌环伺,不仅被资本主义阵营隔绝,也被社会主义阵营孤立,不过幸好当时有第三世界独立革命的兴起,中国趁机勒紧裤子对外大把撒钱收买人心,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中国被"抬进"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在此期间在东南亚等地输出革命,也给自身带来极大被动,成为后来东南亚国家政府排华的政治基因。
第三个阶段是从中国加入联合国到中美建交。 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中美两国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方面,急需摆脱前苏联带来的战略压力,打开和西方交往的大门,美国方面,也要借助于中国来遏制前苏联全球扩张给美国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中美双方在遏制苏联扩张上的共同战略利益超过了双边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两国被冰冻了二十多年的关系松动,两国高层抓住机会,摆脱感情因素,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反覆磋商和谈判后,终于在1978年12月15日宣布于次年元旦建交,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的敌对状态。
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日历,也因为毛泽东等人的去世和华国锋等人的边缘化,进入了邓小平时代。因为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期,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是在此前后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开始,中国才开始真正被西方世界作为国际政治上的一极而广泛接受,其实质意义要远大于加入联合国的象征性意义。
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外部环境以苏东剧变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为分水岭,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在中美建交到苏东剧变前的第一阶段,因为中美双方要共同应对苏联扩张带来的战略压力,双方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等各方面的蜜月期。美国当时除了向中国成建制出售用于高原山地作战的"黑鹰"直升机外,还有大量未经披露的军事交往记录。中美双边关系,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在此期间因为苏联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相处得都非常舒服,中国和以苏联爲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却因此而矛盾重重。
但是,前苏联的倒台,使中美双方共同面对的战略敌人消失,中美在意识形态和人权经贸等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开始显露。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突然走向对立,后经双方付出努力,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中西方虽然关系趋向和缓,却再也难以回归到苏联倒台前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苏联这个共同的战略敌人倒台后,中美双方能在以后近三十多年历经江泽民、胡锦涛等两代领导人,能克服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海南撞机事件等突发事件并继续发展,乃至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成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突显了中美双方高层极其难得的政治定力。在此期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引入了互联网这个新鲜事物,这两件事对中国的影响都久而深入,享受着全球化红利和网络便利的人们可能很少会考虑,如果当局当时没有采用"拿来主义"大胆引进这些东西,今天的中国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在此期间,在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处理上,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主张。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也因此而有融洽表现,当然越南除外。中日关系,因为双方领导人的默契和中美关系的影响,虽然开始有围绕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在内的争吵发生,但大体还算平稳。中韩也在此期间建立外交关系,双方经贸往来起步虽晚,但是发展却极为迅速。
中美之间,中国和西方之间,在此期间的经贸关系在稳步前进的同时争吵也开始发力,双方在人权、知识产权、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矛盾也在积累。
随着苏联解体倒台和东欧剧变,前苏联作为战略敌人对中国的威胁消失,中国和俄罗斯、中亚、东欧国家的外交关系建立,包括后来的金砖国家,关系也更加巩固。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矛盾开始积累的同时,中国和这些国家交往提速,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应运而生,这些都是习近平接班后可以在外交上积极有为、大胆发挥应用的重要基础因素。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在过去二十五年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但总的来说,是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
一项政策的好坏,往往要放在该政策提出的时代来判断,对政治人物在其时代内提出的政策主张做出超时代要求的批评很没意思。就像最近一些年来,总有人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搞好关系提出批评,对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做出批评,这些批评就很不讲道理。事实上,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之所以能在今天获得如此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恰巧得益于这些政策的成功。
没有人能预见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会造成周边国家对中国领土领海的贪婪胃口,也没有人能预见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会在执行中会有所偏废,就像没有人能预见到改革开放会带来一些棘手问题一样。但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军事方面的巨大进步,已经给了今人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资本,也给了中国以亚洲和西太平洋区域为肇始,试图重构世界政治版图的雄心。
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国从中共建政以来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着如此有利的外部环境。和俄罗斯、欧盟等大国关系发展顺利,和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在加强交往,和周边的绝大部分国家都维持着良好关系,只是除了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三国,而在这三个国家中,中国和日本、菲律宾的关系又取决于中美关系,中越关系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中国手里。请问在历史上的哪个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今天这样的主动和优势呢?
对中国来说,唯一令人担忧的是中美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此前已经多次撰文论述,因为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最主要矛盾,对于双方如何处理这对矛盾,笔者确实没有信心。一般而言,当谈到中美关系时,我们总是希望双方能"斗而不破",能在斗嘴争吵和战略博弈的同时,强化作为双边关系底层基础的经贸往来和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需要共同承担的人道责任。但是,在这对主要矛盾主导下,在双方都有着相当浓厚的爱国主义情调和民粹主义氛围下,经贸关系和双方要共同承担的人道责任的脆弱性显而易见,中美两国会不会走向战略对抗,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预见和掌控能力。
要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中美关系。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和西方世界及不少周边国家的关系,都从属于中美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譬如中日、中澳、中欧、中加关系,甚至于包括中俄关系、中韩关系,以及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中美关系还和中国与内政和领土主权完整等在内的核心利益密切联系,如果中美关系走向对抗,很多潜伏的问题如两岸关系、港澳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都会浮出水面,会更为棘手。对于这些,中国都要做好准备。所以,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能不能恰当处理好中美关系,使双方在战略博弈中平稳顺滑的完成对接,对双方而言,尤其是对中国而言,会是个极大考验。我当然希望中国能经受住这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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