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

墙外楼: 今天,我們不談政治–張懸與國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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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不談政治–張懸與國旗事件
Nov 16th 2013, 08:01, by 墙外仙

No politics today.

今天,我們在這裡不談政治,不談認為青天白日旗是「台獨」是多麼嚴重的認識錯誤,不談張懸事件如何反應出中國大陸民眾的愛國主義和消費主義(這些請見張曉舟的精采文章「小清新統一大中國」)

今天,我們只談搖滾樂。

很多人問過我,什麼是搖滾樂?和流行樂有什麼不同。我看過最好的一個答案是,流行樂就是讓你舒舒服服的,是一種娛樂;而搖滾樂是要挑釁你,刺激你的思想,讓你覺得不安。

這其實不也就是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的不同,或者嚴肅文學和大眾文學的不同,或者所謂藝術的意義?他們帶我們去認識、思考人性與世界的複雜多樣,幽暗深沈,而不只是爽、開心,或者流下幾滴眼淚。

尤其,搖滾樂或者更廣義的表演藝術,常常在現場挑釁觀眾:他們或者帶來完全不同的演出,或者突然脫下褲子──或者,各種政治表態。

剛過世的搖滾傳奇Lou Reed有一次在演唱會上,演出比較紓緩的音樂"HalloweenParade",台下有人喊,「這太遜了,來一點搖滾吧!」他回說,「這就是搖滾,這就是我的搖滾,不喜歡你他媽的就退錢走吧。」這是搖滾樂的態度。

Bob Dylan對歌迷的故事被說的更多次了。1966年,他在英國巡迴時,剛好和Lou Reed相反,他玩起電吉他的搖滾樂,而老樂迷期待他仍是那個木吉他的民謠,有人在台下高喊「猶大」,意思是背叛者。他不像Lou Reed那樣罵回去,但也說了髒話──跟團員說:把音樂他媽的搞大聲點!

該談談張懸了。

任何一個對張懸有點認識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搖滾音樂人」。這不只是說她的音樂形式,而是她不僅透過音樂去表達她對社會的思考(尤其是「城市」 和「神的遊戲」這兩張專輯),也在音樂之外經常表達對社會議題,尤其是弱勢者的支持,不論是大陸的烏坎,香港的國教,台灣的原住民和農民議題。去年她更離 開主流廠牌,回到獨立音樂人的身分,希望開拓不同的可能。

她的搖滾精神正表現在她勇於面對世界的獨立態度。

在我三年前和她的對談中,我問張懸,音樂對你來說是什麼?她說,「我認為音樂應該與社會做最強的連結。哪怕是一種逃脫,是一種反抗,一種對社會的拒 絕,或者鼓吹現今價值,它都應該要跟社會有連結。你的生活型態,你音樂切入的角度,其實從來都沒有離開過社會,你做的音樂就是你的生活態度,不是嗎?」
事實上,無論對張懸,還是對其它搖滾歌手或藝術家,她的政治或者其他理念就是她的音樂。這是不可能分割的。張懸早已不只是那個唱「寶貝」的小清新。

因此,當台下聽眾說No Politics today時,她顯然不了解張懸,也不了解搖滾樂,更不了解「政治」──因為「不要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立場。

至於張懸說這面旗子不是政治,我不能同意,因為這當然是一種政治。她的意思或許是說她不是為了表態而表態,而只是表達一種她對故鄉的素樸情感;且在西方搖滾樂文化中,樂隊去國外演出,台下觀眾和台上演出者拿著國旗是再普遍不過了。國際體育比賽同樣常常如此。

說到底,這位同學或其他聲援者認為張懸不該在演唱會拿出國旗,不是因為旗子是政治的(美國樂隊拿美國國旗出來,或者中國樂隊拿五星旗可能都不會引起反彈),而是因為那是長期受愛國教育的她們所不熟悉、甚至覺得刺眼的政治或者政治符號,所以對她們構成一種精神挑釁。

這就是回到文章前半我說搖滾樂的挑釁精神。張懸不是要主動挑釁,但作為一個喜愛張懸的樂迷,你應該有起碼的搖滾態度,應該願意去接受不同的刺激,並 且去思考張懸為什麼會接受台灣學生給他的這面旗子,去思考這面旗子對於她和台灣人的意義與情感,從而自我反思為什麼看到旗子會本能地不舒服。

當然這是這位學生沒興趣的,所以她說「We just wanna have fun tonight」/ 我們今晚只是想來開心的」。如果我是張懸,很抱歉,我聽到這句話恐怕會很生氣,因為我的音樂從來不只是提供fun的。

而我也要向這篇文章的讀者說,抱歉,今天我們談搖滾精神,是不可能不談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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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内蒙牧民抗议强占草原受审 支持者被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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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牧民抗议强占草原受审 支持者被殴
Nov 16th 2013, 08:02, by 墙外仙

哈达的妻子说,哈达仍然被关在呼和浩特市郊的"黑牢"里内蒙古6名牧民因为拒绝向国有的林业公司交出自己的草场而受到审判,牧民支持者的家人说,支持者受到警察的殴打。

6名蒙古族牧民的律师呼和布拉格说,这6人被控破坏生产,蓄意破坏财产,他们在周三经历了长达11个小时的审判。当局禁止呼和布拉格代表这些牧民。

呼和布拉格说,被告当中5人声称自己无罪,其中一人为换取宽大处理而认罪。
呼和布拉格还说,对这些牧民的指控毫无根据,不过是对他们进行报复,因为他们投诉他们的草场被国营森林公司非法占有。

牧民投诉无门当地政府将他们拘留了约半年,他们投诉无门,无法申诉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呼和布拉格说,法庭会在10天左右作出判决,他们可能会面临长达7年的监禁。

一名被告牧民的家人透露,最初当局阻止100多牧民支持者进入法庭,他们使用电警棍殴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名为图勒古尔的牧民的姐姐龙梅说,警察用电警棍殴打普通人,有人被打倒在地。她当时抗议说,既然是公开审判,为什么阻止人们进去旁听?

后来法官只允许30名公众进入法庭旁听。法庭官员在电话中拒绝回答路透社记者的问询。

内蒙古人权法庭审理三周后,美国副总统拜登将访问中国,期间他可能会提及中国镇压异见人士和限制言论集会自由的问题。

美国已经就中国著名的蒙古族异见人士哈达的下落表示过关注。哈达在2010年服满因分裂主义指控而获罪的15年刑期后,立即又被关押。

哈达的妻子对路透社记者说,在本周一次难得的电话通话中,哈达告诉她他仍然被关在呼和浩特市郊的"黑牢"里。

哈达的妻子说,因为监禁哈达的决定来自北京高层,所以哈达获释的希望渺茫。

开发破坏环境内蒙古蒙古族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他们传统的牧场被采矿和沙化破坏,而且中国政府试图强迫他们去永久定居点居住。

数百年来,内蒙古牧民一直在草原上放牧,养牛,养马,养羊。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超过中国领土的十分之一,具有中国最大的煤炭储量。

但在2011年在蒙古牧民抗议煤矿开采破坏环境过程中,一名牧民被卡车撞死引发了抗议。自那以后内蒙古一直受到蒙古牧民抗议的影响。

目前蒙古族人口占内蒙古2400万人口的20%,但是在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前,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口占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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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习近平是否敢触动太子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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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是否敢触动太子党利益?
Nov 16th 2013, 08:03, by 墙外仙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三中全会通过国企改革方案,将国企利润的30%拨归有关基金,报道认为这必将触动太子党利益。经济学家则认为,太子党盘踞国企,官商联盟,改革谈何容易?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落幕,由于改革决定尚未公布,一些具体的经改措施尚无从知晓。但公报重申坚持公有制和强调国企的作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最令人失望的部分。就在昨日,香港《苹果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曝出,此次会议通过了国企改革方案,要求国企增加上缴利润,还富于民。将每年利润的30%划归有关基金,这一目标在2020年之前达成,但该报道并未说明有关基金是否指社保基金。

该报道分析,目前的大型国企中的人事皆属政治安排,大型国企的负责人也多为太子党,包括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的家庭皆垄断国企的一些领域。如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掌控电信王国;曾庆红、周永康家庭占域中国石油行业;李鹏之女李小琳握有中国电力大权等。因此习近平的国企改革势必触动这些太子党的利益。

德国之声曾就中共高层后代执党国企进行报道,早在2012年年2月,中国国家前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出任中国卫通公司董事长,在电信占据一璧江山;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国资委也宣布,李长春之子李慧镝出任中国移动集团的副总经理;中国官媒新华网曾在2010年9月11日报道,《半月谈》作为党媒首谈红色富豪话题,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房地产等产业,指他们借助权力赚取财富。

“国企和政治是一体的,不分开什么都做不成”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中国,国企和政治紧密相联,因此要动国企应该有难度:”国企和政治是一体,国企的老总是政府委派的,他们轮换的,国企大老总回到政府就去当部长、副部长。国企的事情比较难办,因为和政权有联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国企和政治分开,不分开什么都做不成。”

茅于轼认为真正的国企改革,不是拿多少利润出来的问题,而是转变其国有性质:”国企要私有化,要放弃公有制为主,公报里还是表示中国是公有制为主,国企是政权的基础。”

“习近平如果有魄力动手,有利于执政党形象”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中央对国企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人事任命的方式,50多家特大型央企的主要负责人,系由中共的中组部甚至由更高的政治权力机构决定的。中央也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掌控国企财权,但目前国企分割及垄断这些财富,特别是国企人员的高福利已经激起公众的愤怒。因此中央如果强令要求国企再上缴三成利润,相信会受到民众的支持:”国企基本上都像政府一样了,人事任命权都是党来决定,但中央也非常关心财政的控制问题,目前大国企也把利润藏在国企里头,中央希望把财权收回来也是应该的。”

郑宇硕认为,如果习近平真的有魄力来对国企动手,势必会触动利益集团、包括太子党的利益,但这对中共执政者的形象有好处:”这些太子党也是最重要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希望保持他们的权力,他们透过国企既享有很重要的政治位置,同时也享有很高的受益。对他们开刀,当然对执政党形象有好处,中央从大国企收回一定的利润,他们很难反对,当然也可能在账目上做点假了”;郑宇硕也指出,光有这样的措施还不够,更深入的经改,应该是经济如何走向市场化?中共当局应该让私营部门享有和国企一样的竞争环境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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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三中全会 中共重构已常规化的官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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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 中共重构已常规化的官僚体制
Nov 16th 2013, 08:04, by 墙外仙

李永峰

自从朱镕基时代以来,中国的管治机构,日渐成型为常规化的官僚体制。在最高层,中共中央常委会实行分工协作的集体领导机制;在决策层,党委系统的各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方向性规划,政府系统的各个职能部门负责具体落实。这对于依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共产党来说,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变化。这期间,1999年的修宪,废止了"反革命罪",推动共产党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2002年开始,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走向成熟与固定——这两项,是中国官僚体制走向常规化的关键措施。

正常的现代国家,运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的官僚体制。这一制度,最初据说是英国人从我"大清朝"学习而去的。传统中国,各类行政首长时常替换,但是具体处理事务的胥吏,却久居一地,耕殖乡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制度稳定的重要原因。

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述,左右矛盾,让人困惑,即便现在三中全会已经结束,我们依然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做什么。但是,中共高层,特别是习近平,对于中国的官僚体制的态度,却已相当明确。那就是,他要打破,并且重构他们。

由于毛泽东曾经多次撰文批判官僚主义,所以"官僚"二字,以及"官僚体制",在中国人心目中,都很容易沾染上贬义的性质。事实上,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专业化和常态化的管治机制。说到底,就是要各司其职,按规章办事。

但十八大以来,首先在人事任命上,便颇有打破常规之举。比如,当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体制中,是晋升省部级主官的基本要求。但是十八大结束不到三个月,中央任命的四川省省长魏宏和上海市市长杨雄,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便没有遵循这一要求。

在过去的一年之中,除了打破人事任命的惯例以外,中央高层对于群众路线的强调,也达到了最近十几年来少有的高度。为了推群众路线,中央还派出了几十路的督导组,到省部级单位,进行"分类指导,抓住督导重点,发现并督促解决突出问题"。而督导组成员,更是颇具创新地启用了已退居二线的省部级高官。整个督导系统,可谓中央高层在已经常规化了的旧有党政官僚系统之外,另外创立了一套管治系统。

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截至目前,通过已发布的公报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是,本次会议最具体的成果,就是要成立两个新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这两个新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担负起改革的领导作用,这意味着自朱镕基在九十年代中期出任副总理以来,国务院系统在改革议题上的主导地位,有可能受到动摇;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必将整合军方、情报、武警,乃至政法委系统的公检法,也有可能彻底改写这些领域的权力格局。

这样的话,未来中国的管治体系中,在顶层,会有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机构负责领导;在地方,会有中央不断派出了的督导组,推动地方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群众路线。等于是打破了最近十几年以来形成的常规化的官僚体制,要对中国的管治体系、权力系统,进行一次重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虽然只有短短两百余字,但等于正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关键诱因,就是毛认为以刘少奇为主的官僚系统,已经不再革命,为了他的"不断革命"理念,毛发动造反派夺权,建立新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1982年,为了探索和领导改革开放之后的体制改革,胡耀邦推动下成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该机构在八十年代,成为众多政治与经济政策的主导者。

历史上的这两次管治体系重构,背后都有明确的理念。而现在,中共中央高层,打破最近十几年来逐渐走上了常规化的官僚体制,针对管治体系又进行一次重构,究竟能走多远,以及最终目标在哪里?我们依然看不清。但是必须强调,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之下,中国多个权力板块互相掣肘,管治能力严重受损。而各司其职、照章办事、走专业化道路的官僚体制,在中国告别二十世纪的动荡,走向常态国家过程中,起了稳定性作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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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进驻中央四大部 中纪委扩张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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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中央四大部 中纪委扩张影响力
Nov 16th 2013, 08:05, by 墙外仙

三中全会闭幕第二日,中纪委在京召开会议,宣布中央纪委将向组织、宣传、统战等中央一级党务部门派驻纪检组,取代原有在编制上隶属于各自部门的纪检人员,并将改进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会议同时强调,将继续推进收回省委书记对地方纪委书记的任命权,将「纪检双重领导制」具体化。有专家认为,上述措施表明中纪委正在扩大权力,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权力亦将随之扩大。

纪检员中央派驻

据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报道,中纪委常委会11月13日在京开会,就落实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部署,并提出「制定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的指导意见」,指出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

报道指,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目前都均有各自的纪检员,中直机关也设有性质相似的专门的纪工委,但并无指出本次改革对这些部门的纪检员和纪检小组是否会有调整。

有接近中纪委的消息人士向香港媒体《明报》透露,这一意见要求是中纪委、监察部在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和中央对外联络部均派驻纪检组。在此之前,这些机构都有纪检员,但编制就在其派驻的部门内,而此番改革之后,上述四大部的纪检小组人员编制上都属中纪委。而这一改革,肯定意味着中纪委及王岐山权力的扩大。

11月8日,中纪委、监察部对外发布其派驻机构及与其合署办公的内设机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名单,从名单可知中纪委和监察部对外派驻的纪检组共51个,分布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47个国务院部门。 8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出要「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

双重领导制

据内地媒体中新网报道,中央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还强调要"研究制定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式化、制度化",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双重领导制,指的是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下工作。

这一表述引发媒体高度关注,主要新闻网站都在头条或要闻位置突出处理。 14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又指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深化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等重点改革任务,研究提出具体措施,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纪检工作领导体制,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与同级党委大致平行」,即纪委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这主要是在1949年之前;第二阶段,「党委单一领导体制」,时间大致在1949年至1982年之间;第三阶段,为「双重领导体制」,1982年9月6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一原则延续至今。

一直以来,舆论对于地方纪委接受同级党委领导的"同体监督"收效看法不一,有关"纪检机构垂直管理、异体监督"的呼声不时见诸报端。今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观察家敏感地觉察到,这一表述,不同于此前"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说法,关于纪检体制改革的讨论也持续升温。

"纪检体制的改革,其实不只是纪检系统的问题,而涉及到中共这个执政党的治理结构问题。敏感性很高,难度很大。"反复研究学者任建明对香港媒体《星岛日报》表示,这不仅将对反腐败工作产生影响,对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将产生影响。

任建明认为,因为党章相关表述较为宏观,所以这次可能会出台一些规定,限制党委部分领导以不适当方式干预反腐败工作,防止出现"屁股指挥脑袋"现象。

也有分析认为,双重领导"主要涉及人、财、物三方面,尤其是人,所谓的双重领导、垂直领导或者同级领导,主要是负责人的任命和选拔,即对谁负责,这是最关键问题。

有接近中央纪委的人士则对《南方日报》表示,在人事问题上,如最重要的省级纪委书记的产生,"双重领导制"的模糊性体现得比较突出。

据湖南省纪委一名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导》称,目前纪委具体工作中,省级纪委的人事由省委提名决定,反腐工作则由中纪委直接部署。该人士说,近年各省纪委已愈来愈多由中央「空降」或异地迁任,表明了中央逐渐掌握了省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这一权利原本属于省级党委。

巡视工作全覆盖

巡视工作,中央巡视组,在今年一直是高频、热门词。

2013年10月,中央巡视组今年第二轮巡视共分10个组派出,分别对山西、吉林、安徽、湖南、广东、云南、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商务部、三峡集团开展巡视。

有分析指,对各省区直辖市、中央国家机关、中管企事业单位等按照规定都要进行巡视,这叫全覆盖,要通过全覆盖、不间断的巡视,达到不让有问题的人心存侥幸,不让腐败分子有立足之地。

有接近中央纪委的人士则对《南方日报》表示,实际上目前中央部门就有98个,内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32个,央企113家,还有31所副部级高校,以及若干其他事业单位,以上总数可达到300家左右,"以目前每年20个巡视组的规模,需要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巡视完一遍;各省市自己的巡视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显然,这不能满足『全覆盖』的要求,所以提出要改进巡视制度。但具体做法,还有待细节的公布。"

中纪委监察部对外派出的51个纪检组所在机构名单包括: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民委、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交通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卫计委、人民银行、外交部、公安部、审计署、侨办、海关总署、国税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新闻广电总局、体育总局、药监总​​局、安监总局、林业局、粮食局、旅游局、国防科工局、铁路局、烟草专卖局、气象局、地震局、知识产权局、海洋局、统计局、民航局、国资委、新华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1个党的机构,即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社;1家央企,即国家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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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笑蜀:从《公报》看中国政治格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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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从《公报》看中国政治格局走向
Nov 16th 2013, 12:39, by 墙外仙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更多细节尚未公布,目前公布的,仅一个会议公报而已。会议公报一般都很原则,而且当局往往说了不做,做了不说。据此解读三中,精确预测未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即便如此,三中的大致意图,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眉目来的。

首要的一个意图是集权。两个层面的集权:从地方集权到中央,再集权到个人。新设立的两大超级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主要职能就是这两个层面的集权。他们不仅是政治设计院,垄断重大决策,以避免地方和部门利益对决策的干扰,使重大决策能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更负督战之责,即监督地方和部门执行情况,保证决策落实到位,让官僚集团很难像过去那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难再打折扣。

两大超级机构而外,更有中纪委严格执行党纪。三管齐下,目的都是提升执行力,保证令行禁止,保证官僚集团忠实执行指令,以从根本上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格局。

两层集权一旦实现,十八大之前所谓"集体总统制"即寿终正寝,转向个人绝对权威,确立领袖体制或称元首体制,以国安会、体改组、中纪委三大机构拱卫领袖或元首并督战官僚集团。相应地,国家体制也会重大变化,即国家元首将从传统的荣誉职位,转为相当程度的实职。

这点从三中会议实况也能看出端倪。从前中共高层尤其重大会议几乎无密可保,千根针万条线争相向外媒放风,再出口转内销,以致几次换届,新班子的人选总被外媒精确"预言",从一个侧面反映对官僚集团的失控。但是此次三中,四天会议都是滴水不漏,保密之成功为二十年来仅见。

再从事后的电视镜头看,习近平出席的三中小组会议,会议室所用的陈设极其简朴,也折射了新政"八不准"的效力,可见官僚集团之噤若寒蝉,也可见集权一定程度的成功。

三中的第二个意图是固"体",即巩固政权,巩固共产党统治。这也是两层集权的初衷。两层集权的首要防范对象,就是官僚集团。即在最高层看来,官僚集团不仅不等于共产党,而且对共产党的政治忠诚,也是要打问号的。他们一方面把共产党当白手套,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巧取豪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把共产党当垃圾桶,利益是自己的,骂名是共产党的,最大限度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导致了空前的信用危机并进而导致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空前的信用危机和统治危机,给了最高层空前的压力。9月17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大谈"问题倒逼",就是对巨大压力的委婉表述。不做末代王朝,在最高层已是共识。他们因此有强大动力:必须代表共产党,对官僚集团严加管束,严加整顿,绝不允许他们把共产党的江山真的给糟蹋了。

也就是说,危机深重,这点上最高层跟社会的主流判断并没有太大分歧。分歧在于,他们不服气,不服输。他们不认为所有的问题和危机,都来自共产党本身、制度本身,而认为共产党本质还是好的,制度的本质还是先进的。问题只是出在党不管党,没有把共产党搞好,以至涌入了大量的投机分子乃至坏分子。

解决的办法就是党要管党。他们坚信,只要真正把共产党管起来,通过洗脑,通过整肃,通过吐故纳新,给共产党换血,即换上一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分子,并把整个官僚集团置于三大首脑机构无处不在的严厉监控之下,不给他们违法乱纪、监守自盗的空间,那么共产党就不难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共产党就还有前途。何况,就经济上而言,虽然下行期不可避免,但相比欧美很多国家,日子还是好过得多,而且手上也还有牌可打。所以他们坚信:共产党统治必须捍卫,共产党统治也能够捍卫。关键只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此次三中全会,则是他们的一个决定性的努力。

三中全会的最后一个意图,则是改"用"。所谓"用",相对"体"而言,即相对政权、相对共产党统治而言。体的问题上绝不松动,不谈判,不妥协。但除了"体",其他统统都只是"用",可以让步,可以改。而且因为问题和危机之深重,也必须坚决改。利益不是问题,原则上没有任何不能动摇的具体的特殊利益,相比于共产党统治这个最大的特殊利益,其它所有具体的特殊利益都可以而且必须让步。为此不惜杀出一条血路来。

共产党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维持生存和统治,用的层面从来没有什么不能改。历史上已经有过两次大的改变,一是从红军换装到八路军新四军,一次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了穷途末路,就会实现转身。就三中全会公报看,它甚至已经引入了本来属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范畴的混合经济概念。经济改革、反腐败、限制官员特权等等三中承诺,三中之后都会努力兑现。但问题在于,如李克强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利益调整一旦动真格,很可能真的就是血雨腥风,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反抗,就都在意料之中。而社会本来已经陷于和平的乱世,到处干柴火星,一旦利益集团群起反抗,风险自不待言,随时可能翻船。为此更必须高度集权,以随时应付不测。就此来说,高度集权体制也是紧急保卫体制。

要么统治溃败,要么下最大决心突围。这就是三中全会面临的十字路口。三中给出的答案,则是确立所谓元首体制,以此启动所谓"全面改革",救党保权。最高层这方面的决心、胆魄都不用怀疑。但客观形势,却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激流险滩,不是单凭决心和胆略就可以闯过去的。在认知上他们已经落后于时代,即时代的需求已经不是所谓改革哪怕是全面改革,时代的需求已经只是转型——彻底转型尤其是政治转型。救党保权的初衷无非是以"全面改革"回避转型。这才是最大的矛盾和挑战所在,他们几乎无力应对。同样致命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可以重造高度集权的首脑机构,但是,他们的基本盘在哪?反宪政得罪了知识阶层;杀曾成杰抓王功权得罪了企业家阶层;镇压新公民运动得罪了中产阶层;杀夏俊峰得罪了底层;反腐败和节制官权得罪了官僚集团;经济改革更得罪了几乎整个的毛派。他们四面出击,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没有基本盘可言,单靠首脑机构就可以包打天下突围闯关?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奇迹。

但是无论如何,让人绝望、压抑、焦虑的沉闷期结束了,历史性的关口到了。至于到底何去何从,且拭目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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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毛片在中国的启蒙意义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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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片在中国的启蒙意义被低估了
Nov 16th 2013, 07:51, by 墙外仙

郝建

2013年11月15日

前几日,跟我的研究生喝下午茶谈李安电影《色戒》,感叹李安呕心沥血拍摄了那些性爱镜头,可多数被大陆审查干部删减,为这些镜头寄托哀思。两师徒一致认为,在那个片子里,性爱镜头是删不得的。顺着这性爱镜头的话题,就谈起了A片。学生当场拿出手机,给我秀几部苍井空老师主演的A片,还向我普及波多野结衣等日本AV女星。说着说着,还把手机里的动画A片给我看,还非要拷贝给我。他告诉我,有的女生手机里也有不少A片。问起我们上学时看不看A片,我莞尔一笑,沉默。他有点笑话我没文化,实在被挤兑没面子了,我只好再续一杯茶,跟他痛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革命历史:"我们上学时看的毛片影像质量跟今天你们电脑手机里的不能比,但我们那会儿看毛片有三性统一,你们再也没机会体验了。"

这几年,很多文化人在谈论1980年代,怀念中国1979到1989的新时期改革年代,可是,谈论那新时期十年的思想启蒙和新潮涌动、云飞浪卷,怎么能不谈性觉醒呢,怎么能不谈毛片的文化先锋作用呢?或多或少的,中国一代电影人都从毛片中获益良多 ,在谈论中国的文化启蒙时,毛片被有意地忽视了,毛片的启蒙意义被低估了。

毛片的英文名字是adult video,早先用胶片拍摄,就是adult movie,这种影片就是直接表现性动作,直接裸露性器官的,更正式点、学术点的英文词是pornography,简称porn(色情片)。而像英国导演阿德里安·莱恩(Adrian Lyne)的《九周半》(9½ Weeks),美国导演萨曼·金(Zalman King)拍摄的《红鞋日记》(Red Shoe Diaries)系列、《双月交叉点》(Two Moon Junction)、《野兰花》(Wild Orchid),意大利的丁度·巴拉斯(Tinto Brass)拍摄的这类影片在英语中叫做erotic film,大陆的碟青年叫它们"情色片",维基百科说情色片与色情片不同,前者的特征是:包含那些用高级艺术追求表现的性,同时注重情感和激情表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色情片和情色片不分,将这两类片子统统称为"黄片",或者叫做"毛片"。"毛片"是来自电影制作流程中的术语,导演初剪后的那个工作版本叫做"毛片"。这么叫的意思就是,这些片子没有经过审查官的剪辑、净化。

我们那时候看毛片真正具有三性:先锋性,刺激性和艰难性。

当然,当时我们并没认识到,看毛片、传播毛片是一种文化先锋行为。那时候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思想觉醒、启动探索的氛围中,其纷杂和混乱多元跟德国的狂飙突进年代有得一拼。但是,对于性,即使是自认为思想解放的干部和学者也避之唯恐不及,那是性文学、性艺术饥渴的年代。但是,社会底层在行为上和文化需求上都是暗流涌动,求性若渴。我念研究生也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半是风气使然,半是文化交流多些,近水楼台,能弄到的毛片就多些。但是,现在看看,当时一些我们当做毛片传看的电影都是拍摄态度极其严肃、致力于人性挖掘和艺术探索的片子,比如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感官王国》。当时法国电影展放映的《火之战》普遍被当做毛片看,主持此事的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陈荒煤老师为这部"黄色电影"还向中宣部写过检查。其实那部片子是十分严肃的人类学影片,里头讲两个原始的猿人部落互相争夺火种的争斗。其中有一段表现了人类如何第一次学会了面对面式的性交动作。《火之战》的创作者是法国导演雅克·阿诺(Jean Jacques Annaud),眼下他被中国电影集团请来,正在内蒙草原拍摄电影《狼图腾》。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法国电影《艾曼纽》(Emmanuelle)这一类货真价实的毛片,周末每每要抽一天搞看片会。日本和欧洲的毛片比香港的毛片抢手,因为拍得更讲究些。那时一起看毛片的同学,许多现在已经是电影电视界的大腕导演和大牌演员。当时我们跟王小帅、路学长、王瑞、娄烨等导演系和王志文、孙松、庞好、张建栋等表演系的同学住同一层楼。

那时候我们看毛片,具有刺激性,说是饥渴、压抑、病态也可以。平心而论,那时候看毛片不像现在的宅男腐女看A片这么信手拈来。我们那会要弄到一部影像好的毛片,那就像过节一样,有种仪式感。下午就得去借录像机,到晚上悄悄地几个人集中到放电视机的宿舍里,关门上锁,把声音关得小小的。有一回我们班一个同学弄到了《艾曼纽》,下午班上就传开了,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人电影,晚上开始放映,的确是直接表现做爱。记得场景是在一条挺豪华的邮轮上,一个法国贵妇跟几个青年帅哥的各种性爱。刺激是刺激,似乎我不知道那时候有同学们对着毛片打飞机的,因为那时毛片都是借来看,限时限刻归还,没机会一个人独享。今天的文化青年要看毛片基本是唾手可得,可我们那时候享受的那份两眼放光,那份病态的刺激,当下的碟青年和A片爱好者无缘享受了。是的,越禁忌,越刺激。看《美国往事》和《大西洋帝国》就知道,禁酒时期的威士忌最好喝。

当时费尽周折弄到一盘录像带,我们就抓紧翻录,颇具艰难性。别人要看,都是抠抠搜搜地记时出借。有一次五楼的男生宿舍看过了《感官王国》就被三楼的女生借去看。可是,忽然停电,我们几个就一下血压升高,因为我们极其担心是有人告密,被学生处、楼管科停电查处。停电的那两个小时,我们想去把录像机拿上来,拆开机器取出带子。可女生不管,非要等电来了看完再归还。翻录是一个艰难工程,那时候大款的标志就是家里有两台录像机。电影评论家钟惦棐老师的小儿子钟星座,就是作家钟阿城的弟弟,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那时候"北影"是指北京电影制片厂,而不是北京电影学院)宿舍,我们曾经偷偷把学校资料库里意大利导演赛尔乔·莱昂内(Sergio Leone)的《好人、坏人和小丑》(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荒野大镖客》(A Fistful of Dollars)等有点暴力和色情的片子拿去翻录。那是个极度危险的行动,要是被学校发现,我和那个同伙不被开除也得受处分。那个同伙同学现在中国电影界位置比较重要,我已经不好提及名字了。

那时候,黄色录像带可以当货币用。谁拥有一盘像质好的黄色录像,可以用其借阅权和翻录全来做各种交换,换书,换代写论文 ,换使用"桃色公寓"。使用桃色公寓就是把同屋的男生或赶出去,或劝出去、买通请出去,以便单独迎接女朋友的造访。这个说法是用了美国电影《桃色公寓》(The Apartment)的典故。

毛片看多了,我们这些学电影的就有闲来搞技术分析了。一边看,一边议论片子的摄影啊,机位啊,剪辑啥的。拍毛片是个专业活,也有讲究的,有的片子就是两三人大战,毫无美感,有的就极为讲究。印象中就数香港拍摄的性爱片最粗糙,一个机位,大平光,绝大多数都毫不性感。后来看香港导演拍摄的三级片《肉蒲团》,设计和表演都有点卖大力丸的感觉,性感的场面没几个。曾经转录到一盘德国的毛片,影像极好,设计、表演和拍摄十分性感。后来1990年代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德国拍毛片,人家是把这当事业做。拍摄十分专业,十分敬业的,从选角到拍摄制作都十分讲究。近年也看过几部日本的A片,女演员天生的本钱好,拍摄也唯美讲究。

到我们毕业前,社会上看毛片还是潮流,有的还得到录像厅去央求老板,得晚间11点以后偷偷看。 我们也许是因为是在电影学院,片源就多些,到1989年初,我们看毛片已经不激动了。有个中戏导演系同学来,看见我们这边有人在喝酒看黄片,旁边桌子上杨海波同学在写剧本,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到毕业前后,我们的毛片赏析课程已经基本修完通过了,周末聚会就改为跳贴面舞啥的更健康活动。

在作家慕容雪村的小说中,1990年代初的大学生开录像厅还能发小财。我们有同学就靠着毛片生意赚了钱。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一个同学毕业后很快就买了房子,他悄悄告诉我:时常去南方帮人拍摄毛片,很赚了一些钱。

毛片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其实也巨大,同时又绝对是"润物细无声"。没人会出来现身说法坦诚这是自己接受两性知识、生理常识的主要途径,很多电影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成功经验、思想营养啥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提到它。但它确实在文艺创作和实际生活中功不可没。就艺术创作来说,首先获益最多的也许是电影人。我们的许多视觉处理和人性认识是在观看和言说那些毛片和那些被列为性爱禁片时耳濡目染不自觉学习的。青年导演娄烨的影片就十分注重在性关系中阐释人物。《周末情人》、《颐和园》以及前年拍摄的《花》都明显看出这种倾向。大陆最早的娱乐电影《最后的疯狂》中就提及看毛片的情节:刘小宁扮演的警察去追查案子,进门前先把屋外的电闸拉掉,然后那个屋子里的青年就乖乖地向他提供信息,熟悉那个年代的人就知道,那青年如此老实是因为录像机里卡着毛片。而对于更广泛的大众,毛片是启蒙课,毛片是解除两性蒙昧的那个苹果。从新时期至今,毛片点化我们的性欲望觉醒,这是个体苏醒的后门,也是个性解放的先导。看毛片,是我们集体的成人礼。

其实,今天的青年人和毛片爱好者对禁忌和规矩比我们当年要麻木得多,他们既对盗版毫不愧疚,又对自己的土地上既不设明确的电影分级制度,又靠一刀切审查不能公映色情片、三级片、拍摄色情片和性爱片不以为忤。对于《色戒》被删减,我们这里大部分人的应对办法是:等候盗版,或者参加一日游到香港影院去看。

更正:本文早先版本在一处转述中将日本演员佐佐木希、北川景子描述为AV女星。这两位女星并非AV女星,现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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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日本增长放缓,安倍改革压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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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增长放缓,安倍改革压力山大
Nov 16th 2013, 07:51, by 墙外仙

东京——日本政府周四公布的一项估计数据显示,在结束于9月的上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出现放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现在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需要兑现他大肆宣传的提振该国长期增长前景的计划。

一些可以让日本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或为互联网创业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措施,最近纷纷被延后。这让人们开始疑问,安倍晋三现在对他提出的政策主张到底有多认真,尤其是在这些主张触动强大的既得利益时。

根据日本内阁府(Cabinet Office)周四公布的初步数据,在今年前半年强劲的全面增长之后,出口和消费支出显示出了走软的迹象。日本经济上季度年化增幅降至1.9%,前一季度为3.8%。这些增长得益于安倍晋三为刺激经济采取的一项大胆的货币和财政动作。

这次放缓让全球经济的一个亮点退去了几分光芒。除了这个亮点之外,今年的全球经济几乎一片黯淡。

负责重振经济的大臣甘利明(Akira Amari)在公布数据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不断上涨的股价突然刹车似乎打击了消费者信心。"他说,"展望未来,我希望国内需求能够继续保持良好,带来一个更加确定的复苏。"

今年上半年东京股市暴涨之中发生的短暂停顿,导致了奢侈品销售的放缓。更令人担心的是,尽管利润反弹,企业对涨薪却一直犹豫不决,这已经引来了安倍晋三的抱怨。

经济放缓的另一个原因是净出口的下降。自从2011年福岛核灾难迫使日本关闭核反应堆之后,进口能源的成本激增,进而损害了贸易平衡。由于对地区增长前景的种种担忧,面向亚洲的出口已经放缓。

日本智能手机出货量的激增,也影响了贸易平衡。巴克莱(Barclays)首席经济学家森田京平(Kyohei Morita)本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苹果(Apple)新推出的iPhone 5S在日本非常火爆,这最有可能是出货量激增的原因。

伦敦的研究公司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马塞尔·蒂连特(Marcel Thieliant)说,日本经济可能在近期重新获得增长的动力,真正的担忧将在增税之后到来。

在上述数据发布后,他在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说,"因为支出被提前,在年底之前经济增长有望加快,而且在进入2014年后也可能保持这一态势,但二季度需求毫无疑问会下降,尽管最近宣布了财政刺激措施。"

如果进一步放缓,日本央行可能会扩大已经很激进的宽松计划。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已经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特别是为了缓和即将生效的提高销售税的影响。政府还承诺了一项5万亿日元,约合500亿美元的一揽子支出计划,从而减轻增税带来的痛苦。

一些企业高管说,政府一直在打退堂鼓,在这种形势下,要求安倍晋三重新专注于他所承诺的经济改革的压力正不断加大。

安倍晋三经济政策的早期支持者、电子商务企业家三木谷浩史(Hiroshi Mikitani)本周对政府发出了指责,因为日本政府未能兑现承诺,放松对在网上销售非处方药的限制。政府似乎也没有兑现一些可能给日本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灵活性的措施。与此同时,由于来自一个有影响力的农业集团的反对,日本政府有关一项美国主导的新太平洋贸易协定问题的谈判仍然不容乐观。

放宽在线药品销售规定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强大的实体药店游说团体和三木谷浩史的乐天(Rakuten)商城等电商新贵之间关于这些规定的争吵,代表了在向日本经济引入更多竞争的过程中,存在的一场更宏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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