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rustNo1@雪球
这是一个月前写的文章，在群里share了一下。反正会也开了，文件也发。就稍微修改修改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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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研中心的383改革方案和厉国师的基金制，似乎预示着下一波国有资产的私有化的暗流涌动。距离3中全会还有1个多月,这种建议是否能成为当政者的决策选择谁也不知道。但是回顾过去近13年的国有资产改革的历史,梳理一下当时的事态和时间线，不难得到一些值得今天借鉴的有益思考。
过去13年的的国有资产改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2000年至2003，这短短的3年时间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制，至上到下，从国家政策到民间运作，都经历了短暂而辉煌的繁荣岁月。在此之后，随着2003年国资委挂牌和同月财政部印发的9号文件即<国有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长达10年的封冻期。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样的因素，招致了决策层对国有企业改革态度如此快速的180度大转弯？此事年代久远加之TG本身黑箱操作缺少信息，外人很难得到较为确实的判断,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当时的周边环境对这一问题做一些相对合理的推测。
在这场从上至下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中，中央，地方，民间，三者在动机和利益上并不是一致的。从动机来看，中央不卖国有资产，显然是中央的最优先选择。因为只要央企还能赚钱，无论卖或者不卖，中央阶层的官僚都能从中食利。但是中央政府的官僚阶层，可以通过红后代的诸多继承安排，突破任期制带来的限制，延长其家族从国有经济中食利的期限。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一次变卖的现金远及不上对现金流的长期控制权。用TG的话语来说，变卖国有资产就意味着丧失经济控制权，丧失经济控制权意味着亡党亡国。
而地方政府，则完全不同，地方政府虽然也有做土皇帝的倾向，但是无论从道义上，法律上，还是中地博弈上，都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因为一旦如此，地方便会形成一个不受中央节制的强势诸侯，进而整个政权体系就会退回到北洋军阀时代。因此，地方政府对国企的食利权的一大特征，便是过期作废。在这一限制下,他们最为理性的选择，便是在任期中变现最大化，也就是彻底卖光最好。
至于处于最底层的民间经济体，拜互联网的发展所赐，在当时他们尚有一定的舆论的能量，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对话的权力和博弈的能量。他们的角色主要是担当前面两者所主导的私有化中的润滑油，以及最后的接盘者。
这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私有化改革，最大的特征便是政策短时期内的急速摇摆。从利益相关性的逻辑来看，这种摇摆应该与中央官僚阶层的利益预期转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为了讨论这种相关性，首先将这场私有化改革的时间线梳理清楚。这场改革的最早的政策准备，是1999年9月份，15届4中全会所确定的党内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党内的政策预备阶段;在1年多之后，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将这党内的政策，纳入到政府经济工作层面的<十五计划纲要>;在同年6月，证监会，财政部，社保基金，联合发文<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私有化进入具体的实际政策操作阶段，这三个文件便构成了整个私有化进程的上半场，而其中<十五计划纲要>无疑是党内各派系政府各部门经过一年多数论的磋商博弈后形成的共识性文件。
在<十五计划纲要>第十六章中花了一整节来阐述当时决策层处理国有企业的思路。其中大部分是对15届4中全会决定的再阐述，但是有一条却是极为特殊的
" 建立分工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和监督体制，使国有资产出资人尽快到位，探索授权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能，强化对国有资产经营主体的外部监督。"
这一条提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能，而15届4中全会决定中只提到
"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国有资产，授权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经营国有资产。要确保出资人到位。"
换而言之，在1999年15届4中全会时，决策层对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形式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在经过1年的充分讨论和博弈后，确定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出资人的主要形式。但是随后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却是与十五计划这一要求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在决策层达成一致的条件下，推翻了十一五的目标。
这两种出资人的模式，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现在厉以宁提出的国有资产基金是一个概念。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者国有资本基金是一个三层架构，而现在的国资委是一个两层的扁平架构。
在资产经营公司的模式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监管的只是资产经营公司，而资产经营公司所代表的只是国有资本的原始出资额。资产经营公司的职责是保证，国有资本的原始出资额得到保值增值，而国有资本所持有的具体资产则是可以根据盈利状况而随时更换的；但是在国资委的模式下，国资委直接负责的是具体的国有资产，它的职责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虽然只是一个主语的变更，但是却彻底封死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道路，因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前提是国有资产必须存在，只有资产存在才能保值增值，如果国有资产不存在了，那么国资委就没有履行到保值增值的责任。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一模式在2003年被国资委全面取代，仅仅在金融领域得以幸存，即现在的汇金、中投两个金融控股公司。金融系统的特殊性在于，由于它是整个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资金和财力来源，因此它永远不能可能成为某一特殊利益群体的私有财产。因为一旦有群体可以掌握这个系统，那么它便可以毫无约束的凌驾于所人之上。禁止这种超人权威正是党内各派系在推翻毛式专政后所取得的共识。因此在这种利益均沾的公共领域中，选择独立于国资委之外的金融控股公司，自然阻力是最小的。在后来的十多年的实践中，汇金和中投，对于金融资产的处置也比国资委灵活的多。汇金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公开的减持增持股票，而不会遭到任何政策上的非议。如果说汇金管理下的金融企业是党内的工器，那么反过来说国资委控制之下的企业，实际上乃是党内某一特殊集团的所确认的私产，这种私产在当前的法律和公众舆论下，必须利用国资委这一国家机构进行代持，从这方面来看，国资委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VIE。
从十五计划确认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点来看，对于国企私有化，在政策制订之初，中央决策层实际上最初赋予了实际操作部门以及地方基层机构最大便利和自由。那么这么决策的目的是什么?由于<十五计划纲要>显然是一个党内各方的共识性文件，而非某个领导某个部门依靠权威拍脑门制订出来的政策，因此他显然应该有一个共识性的决策背景。
现在广为公众接受的一种说法是，私有化是为了解决当年国企的大面积亏损。但是如果考察一下1998年至2004年的国有企业状况，便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相当可疑的。
| 国有企业户数 | 增幅 | 盈利 | 亏损 | 增幅 |
| 1998 | 23.8 | | 3280.2 | 3066.5 | |
| 1999 | 21.7 | -8.824% | 3290.7 | 2144.9 | -30.054% |
| 2000 | 19.1 | -11.982% | 4679.8 | 1846 | -13.935% |
| 2001 | 17.4 | -8.901% | 4804.7 | 1993.6 | 7.996% |
| 2002 | 15.9 | -8.621% | 5588.8 | 1802.5 | -9.586% |
| 2003 | 14.6 | -8.176% | 7589.1 | 2819.8 | 56.438% |
| 2004 | 13.6 | -6.849% | 10429.4 | 3060.6 | 8.540% |
在15届4中全会时的1999年，实际上国有企业亏损已经降低到了一个相对稳定水平。在随后私有化运动的3中，国有企业户数每年按8-9%的速度递减，但是其亏损额却稳定在1900亿附近波动，并没有明显的递减。
对于中央官僚阶层来说，长期占有资产远优于一次性变现。如果国企扭亏是私有化的根本驱动力的话，显然他们应该在扭亏这一目的上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时候，停止进行私有化。然而事实却是在国企亏损开始趋稳时才开始全面推进私有化，而且一推便是4年其中毫无政策修正的意向。因此我认为，国企扭亏可能只是私有化政策最初制定时的一项重要诱因，但是却不是全程主导政策创制的驱动力量。
由于没有更多的档案资料，我们无法确认当时这一系列政策创制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国企私有化在当时全党的一个共识性决策，这一共识乃是说服党内各个集团将自己的可延续继承的寻租权力一次性变现，起码也是拿出一部分来变现。按照现在刁总的说法，这是比触动灵魂还要困难的事情。因此有一种猜测的可能性就极高，即当时决策层可能预感到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很可能与当时全球的资金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4年，在朱老板的银行汇率改革以后，中国的货币发行体制就走上了和美元捆绑的联系汇率制度。这一制度下面，美元的货币政策会极大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事情了。朱老板汇改后的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便是，遇到了94年开始的联储加息。在94-96年这长达2年的加息周期中，东亚的美元快速的枯竭。此时朱老板的应对便是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一把几乎抽干了东亚剩余的美元，把东南亚小国退进了危机的火坑。这一次危机实际上说明了，在联系汇率制度下，当美元收缩货币时，弱势国家就要进行一场抢钱游戏，谁抢的少谁倒霉。
中国政府，可能是一个缺乏创新的组织，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山寨能力极强的组织。邓矮子那句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什么是石头？所谓的石头，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现成的发展经验。当时有人说，如果前面没石头可摸了怎么办?老邓说:"游回去重摸"。这便是林毅夫杨晓凯当年所争论的，后发优势还是劣势的问题。不管优势劣势，中国政府最擅长的就是后发。
因此在不难看出，1994-1997年的抢钱游戏引发的东南亚危机，肯定给当时的决策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0年，东南亚危机的纷乱和伤痛还未愈合，新一轮的抢钱游戏又将开始。
在15届4中全会的1999年9月，纳斯达克一举突破3000点直奔5000点而去，联储的新一轮加息周期也要进入尾声。2000年3月，科技股泡沫开始破灭，联储正式结束加息周期。2001年1月，为了应对网络股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萧条，格林斯潘从开始连续6次快速降息，一下子美元水漫金山。1999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6.7%,2000年增长7%,而2001年一年则急剧膨胀了28%。同年3月，中国人大通过<十五计划>纲要，开始前所未有的私有化进程。
到2001年6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联储将利率从6%削减到了3.75%。 同月，证监会就联合财政部社保基金推出了那份骂声四起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份私有化的实际操作文件，最值得玩味的就是，它份急吼吼的正好卡在6月份，此时距离私有化的大纲<十五计划>公布后仅不到3个月。如此仓促的推进一项重要的资本市场改革，这显然与周小川的能力是不太匹配的。从后来十几年中，周小川在央行履职的专业能力来看，他要搞出尚福林的那种既叫好又叫座的方案显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然而国有股存量发行，与4年后尚福林的那套<股权分置改革>相比，明显是借机抽水赤裸裸的欺负非国有资本。因此，如果我们将最后这份实际操作层面的文件所展露的政策目的与当时的全球资金流动趋势联系起来看，国企私有化恐怕是周小川"池子论"的最早版本。
2001年6月份的联储利率3.75%， 已经非常接近上一次1994年美国加息周期的底部，这个历史低位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只有90-92年美国为了打海湾战争才打穿过。那一次从3.75%到最低点3%仅维持了5个月，从3%最低点开始到正式加息，不超过4个月。从当时的局限信息来判断,如果不出意外，在半年之后下一波抢钱游戏即将开始。
Chuck Prince 说:"As long as the music is playing, you've got to get up and dance"。联系汇率制度下，联储的货币政策就是那只舞曲，弱势国家便是那群舞者，不起身跳舞的舞者必定得最后出局。对于中国来说，既然这舞必须跳，那么应该怎么跳?当时中国的政策空间在哪里？汇率已经是贬值过50%，毫无空间.跟美国同步加息？当时国内的利率是2%，还附带利息税，的确是有大空间。但是当时朱老板99年刚刚开始大搞基建，增发国债冒着赤字总理的骂名把GDP搞到8%，这时加息意味着大型基建的停工，不仅就业，经济会出问题，还会留下一堆烂尾工程。当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信誓旦旦的夸口，他留下的2.5万亿不是债务而是优良资产的豪言将会不攻自破。那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便是在美元涌入的高峰，通过变卖部分资产的方式把流入的美元留下来，反正你拿了我的股份也带不走，以后我再增发摊薄你就是了。10年一轮回，现在圈起热钱如家常便饭的周小川，不知是否会想到10年前，舍下老本利用国有股私有化来玩抢钱游戏的惊险之举？
如果这个第二波抢钱游戏真的如期开始，那么游戏最后的胜负还真未可知。但是可以想见的是，今天我们将面对的国家，政府，企业，等经济状况，将会极大的不同。可惜就在3个月后，几个阿拉伯楞头青，开着飞机撞掉了美国两座大楼，格林斯潘一口气连续5个月把联邦基金利率砍到了1.25%.整个舞蹈的音乐就此开始变奏，抢钱的游戏再也不会开始了。
中国的私有化政策，也随着这支变奏的舞曲，急速的变换自己的舞姿。首先最容易退出的便是，实际操作部门所下达的政策。6月出台的这份国有股减持的方案也就再无意义，10月22日证监会便以股市暴跌为由暂停执行草草收场。但是更高层次的政策却很难短时间修补.自1999年下半年起中国的决策层就完全是围绕着加息抢钱的节奏来动员和说服整个既得利益阶层在私有化上形成集体共识。最后这种共识以<十五计划>纲要这样全党全国性的重要文件寓于确认。然而9-11这只黑天鹅迫使决策层在私有化的态度做180度的大转弯，党内需要在纲领性的政策的层面成新的共识。
在新的共识没有达成之前，<十五计划>的政策显然给予了地方政府变现的天然合法性。当时又恰临政府换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无疑极大刺激了地方政府实行短时间卖光国有资产的政策。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深陷两场战争的泥淖，联储的持续宽松，货币不断的外溢。2002年开始，大量的外资热钱进入中国，趁着中央政策尚未调整的空窗期，利用MBO融资基金,MBO信托，国有资产信托，职工持股信托等方式，充当地方政府变卖资产的轮滑油和最后接盘者。这两者互相激励 ，共同造就了2002年至2004年年中的国有资产MBO大潮。大规模的国有资产MBO引起了当政者的警觉。当抢钱不再是一个关乎整个执政体系生死存亡的时候，长期占有国有资产的重要性就远胜于变现换钱。当年10月人民银行便下达通知，规定
"集合信托计划的运用范围除存放(拆放)于其他金融机构外，只用于投资具有规范二级市场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券、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的，为有价证券投资集合信托计划。"
在临时掐断了这一巨大利益输送通道之后，为了快速止血，决策层加班加点的把经贸委，大企业工委，财政部拉郎配凑成了国资委，于2003年年初挂牌。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政府秉承着权利不用过期作废的原则，也加班加点的，争取在国资委挂牌之前，把手里的国有资产卖掉。最典型的就是西安，就在国资委挂牌的前2个月，西安推出一个工业振兴计划。其中要求"通过挂牌的形式出售近500亿元(499.42亿)工业资产，两年内市属工业将只保留少量国有资本，而无一家纯粹的国有企业"。当然这些民间的努力，和地方政府的投机，随着当年3月份财政部的正式文件下发也嘎然而止了。1年之后，随着郎顾之争中顾雏军的入狱，短暂的国企私有化进程就此正式地画上句号，随之而来的便是长达10年的国进民退的漫漫冬夜。
国资委的挂牌揭开了国有企业管理的一个新时代。正如前文所说，国资委的架构实际上就是绕开了<十五计划纲要>的既定目标，把原先的三层架构压缩成2层，由国资委直接履行出资人资格。这一方面与其当年私有化急刹车有直接的关联，同时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随后十年的中，虽然国资委筹建了3个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城通，以及国新。但是都没有对国企私有化进程有更大的推进。国家开投，所涉及的都是基础能源领域企业，这类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和银行系统一样是整个官僚的公地；城通主要负责的是对经营困难企业进行重组退出；而2010年成立的，国新的目标可能是最接近于<十五计划>的设想，后来也有诸多的传言，比如PE，以及后来的接受央行100亿美元注资开展海外并购，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从现在的公开材料来看，国新仅接收了华星和中印两家央企，还代持了一部分经营不善的企业的股权。国新目前的现状，仍然走的是城通的老路。换而言之，在央企中，除了无主公地和经营不善者之外，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有能力将这些盈利的企业划入到资产经营公司中去。
展望未来，联储退出宽松政策美元走强，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既定趋势。当中国经济再次面临各种外部环境的压力时，处于博弈僵局中的国有资产，实际上已经很难作为坚固的堤坝来阻拦资金回流。从2012年，新一届政府就不乏再各个方向上进行试探性的敲打动作，2030的世行报告，土地流转，自贸区，383改革方案。决策当局试图通过这一系列的试探，来确认既得利益反弹的最薄弱方向作为改革的切入点。在这一连串的试探当中，国有资本改革这个方向反弹最为激烈。现时从国有资本中食利群体，远比2001年时多的多；现时国有资本从经济中攫取利润能力，也远比2001年时强的多。决策层再要想如2001年那样将官僚共识凝聚到私有化上来,需要付出极高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尽管决策当局拿中石油和蒋洁敏开刀，试图恢复在国有资本中的说话权力。但是一个需要依靠摘掉朝中大员顶戴和脑袋才能推动的政策在官僚阶层里能够取得多大的共识，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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