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6日星期日

墙外楼: 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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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
Feb 16th 2014, 14:42, by 墙外仙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资产阶级,我会用"邪恶"。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无产阶级,我会用"无赖"。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中产阶级,我会用"虚伪"。

为什么中产阶级是最虚伪的呢?
无产阶级是光脚的,在生存线上挣扎,不接地气活不下去,没那么多时间和心思"虚伪",也没那个必要。资产阶级已经有了资本,可以恣意一下了,也没必要把自己约束得那么严。中产阶级不同,中产阶级不上不下,总是想方设法跟无产阶级区分开,为此就不得不在各方面"装逼"。

我为什么要提中产阶级的虚伪呢?其实我是在讨论教育问题。
人才往往是从两头来的,底层的无产者和顶层的富N代。
富N代有起跑线的优势。
无产者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心理比较强悍,做事可以不择手段。

中产阶级的孩子,容易娇气。弹钢琴,读闲书。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情感上需求大,精神上容易挑剔、犬儒、附庸。既"作"同时又"循规蹈矩"。
跟穷人家孩子比,不够野。
跟富人家孩子比,不够豪。
中产阶级是最脆弱的一个阶级,中产阶级的孩子则是这个最脆弱阶级最脆弱的一环。
常常说,富不过三代。借用一下,中产阶级不过二代。
中产阶级是一个流动的阶层,不停地有人掉下去。富人掉到了中产,中产掉到了无产,无产变成了中产,无产变成了富人,中产变成了富人……

你如果是一个中产,你就会切实地体会到,你的生活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你的孩子的成长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你知道你的生活其实是脆弱的,一个大一点的意外,就足以颠覆这种生活方式……
常常有人说,平平淡淡就是真。这句话其实是句彻底的谎言。长时间维持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生活,特别是将这种生活延续到后代,其实是不容易的。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一个富人,他如果想着平平淡淡就是真,他将不再是一个富人,而且他也将不是一个中产,他会一直掉到无产。从古至今,社会一直有种力量,将财产不知不觉剥夺。这就是守成最难的道理。任何人,他只要想着守成,哪怕他有万贯家产,用不了多久也会败光。

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再一次思考,该怎么教育孩子。你现在的生活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达到的,才能维持的,而你的孩子,什么也不用付出就享受了这种生活质量,而孩子们可能认为这种生活是天然的。但同时,你的力量也不足以一手遮天,一直护送他们到老。

他们的对手,将是虎狼一样的穷二代,和有着先发优势的富二代,你准备如何让你的孩子拥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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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被嘲是毛泽东小蜜 张玉凤春节赴宴当场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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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嘲是毛泽东小蜜 张玉凤春节赴宴当场翻脸
Feb 16th 2014, 09:11, by 墙外仙

北京媒体人高瑜昨透露,春节期间京城发生一件政治趣事:毛泽东生前贴身女服务员张玉凤近日应约赴宴,入席未见做东主人,顺口问「主人哪去了」。不料席间有反毛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周未在意问者何人,随口答称「接毛小蜜去了」(嘲张玉鳯是毛的情人),惹张大怒反脸,大闹宴席。

「这是做东者亲口跟我说的,绝非杜撰戏言。」高瑜昨回应《苹果》记者查询时笑称,做东者是一位不出名但好交际的文人高官,当时他正好离席等张,听到席间张玉凤勃然大怒呵斥周:「你是干甚么的?这么没素质?」周明白闯祸,起身道歉,东主忙折身赶回包房,打圆场。

但张玉凤不甘罢休,指着东主反脸说:「你都叫来些甚么人?这么没素质!不吃了,走了!」拂袖而去,满桌嘉宾无人能留,目视张玉凤背影消失。这时周站起来对众宾客戏言:「向张玉凤道歉,全世界男人只有两个人,老毛第一,我今天成了第二!」众人哄笑,讥其「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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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67岁的周孝正退休前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曾在诸多场合演讲中公开批评、讥讽毛泽东,力数中共历史上劣迹,是著名「反毛学者」;而70岁的张玉凤原籍哈尔滨,早年是列车服务员,18岁被选为毛泽东贴身服务员直至毛病逝,一直服侍毛,成为毛的机要和生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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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北京与河北已达成一项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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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河北已达成一项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
Feb 16th 2014, 09:13, by 墙外仙

由于人口、环境等诸多因素的超载,着眼2020年的现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面临调整修改。

与此同时,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也在两市一省和有关部门的力推之下,日渐深入。

比如,为治理雾霾,国务院六部委2013年9月联合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如今,这已是京津冀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配合执行的任务。

北京重修规划,京津冀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北京减负。

"北京自己是很难解决自身问题的,它的出路在于区域协作,就是所谓的'大北京'。"曾影响北京上一轮城市规划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

为此,吴良镛领衔的课题组拿出包括"畿辅新区"在内的"四网三区"蓝图。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也提出跨界的"首都特区"的大胆设想。

对这些学界构想,地方决策者表现出浓厚兴趣,同时也寄望于中央层面更高层次的协调。

北京求解"大城市病"

2013年年底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市委书记郭金龙指出,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部分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首都形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治理。

市长王安顺也在报告中提出,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中排在首位的,是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坚决抓好大气污染治理,更加自觉地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严控人口的思路,北京拥有中央的"尚方宝剑"。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都明确,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截至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069.3万人。与雾霾治理类似,如何化解巨量人口及潜在流入量带来的种种问题,北京靠一己之力已难解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北京与河北已达成一项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

"河北很想接收,但河北建设用地严重短缺。"郑新立为此建议河北省负责人"去把重庆的建设经验学过来"。重庆近年推出的"地票"等制度,腾出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已为多地所借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还从国土资源部获悉,2013年年中,该部曾配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着手一项调研,拟在河北选择一批具有资源承载力基础的中型城市,通过政策扶持和资源输出使其做大,用以吸纳北京市的人口和产业转移。保定、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等城市,均有可能被列入该扶持计划。

杨保军透露,不久前,有权威部门负责人提出京津冀协调发展的五个方面构想:一是在京津冀大城市群范围内重构区域功能;二是优化城市布局,改善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三是扩大生态空间;四是使用清洁能源,调整能源结构;五是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

有关调研组提出,把北京的大学、医院和博物馆等一些文化教育资源迁移到河北省,以疏散北京的城市功能。

在杨保军看来,借助北京在南城兴建新机场的契机,可以选择京津冀交界区域,设立一个"大北京特区",或者叫"首都特区",以特区的方式,着眼于解困北京日渐严重的大城市病,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京津冀的跨区域合作。

吴氏蓝图

提到北京城的规划,就离不开"大北京"规划概念的首倡者、92岁高龄的吴良镛。

2013年9月12日,吴良镛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下称"三期报告")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等官员和一批专家到场,一起会诊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

吴良镛多年来一贯主张要建立城市规划领域的"科学共同体"。1999年,他就呼吁北京城乡规划要改变观念,跳出"就城市论城市"的局限。此后十余年,他带领课题组对京津冀地区发展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研究成果多次影响北京市的规划决策。

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一期报告提出的"世界城市"、"双核心",二期报告的"一轴三带"等观点,基本都得以落地。

三期报告延续之前的课题,针对京津冀地区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又提出了诸多协调区域发展的新设想,如"四网三区"。

所谓"四网",是指京津冀应在生态环境保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文化发展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方面,拟定共同政策,并付诸共同行动,实现人居环境的城镇网络、交通网络、生态网络和文化网络"四网协调"。

所谓"三区",一是以修建北京新机场为契机,选择机场周边京津冀部分地区,共建跨界的"畿辅新区",用以疏解北京主城区功能,将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企业总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驻京机构等迁至"畿辅新区"。该新区还将结合临空产业和服务业,合理布局,目标是发展成为京津冀新的增长区。

其二是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京津冀共建沿海经济区,参照天津滨海新区,赋予京津冀滨海地区更为积极的发展政策。

其三,在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和北京昌平、怀柔、平谷,以及天津蓟县等地划定适当地域,设立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计划单列于中央政府重点扶持和政策支持的特殊区域,建立京津冀生态保护协调机制,实施长期的生态改善扶持政策。

据悉,这一"四网三区"构想,得到京津冀三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积极回应。

谁来统筹主导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在三期报告研讨会上透露,北京市此前曾用三类指标,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评估。

其中,特别好的指标包括经济结构、人均GDP、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特别不好的指标,包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人均指标,这主要是人口增加太快所致;第三类指标是突破的指标,包括人口、用地指标。

"总结下来,如果这次修改总规不在相应的机制、策略、管制上下功夫,规划编了半天,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黄艳认为,应该强调规划机制本身的改革问题,最关键的就是避免规划"被部门化"的倾向。

"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已在2011年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在此前后,主导或参与京津冀规划的不仅有两市一省本身,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部门和有关单位也各有其主导的相关规划。

在吴良镛看来,行政部门在制定空间政策、法规和规划的过程中,有时囿于本部门之见。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迫切需要顶层设计。

基于此,《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提出,为保证规划的实施落实,京津冀在逐步完善区域协调机制的基础上,还应组织"共同机构"。

"比如由国务院出面,负责协调京津冀地区的跨区域合作。"三期报告执笔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教授吴唯佳表示,京津冀地区的共同发展,或许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在几个区之间实现跨区域的合作开发建设,"或者像美国那样,成立一个华盛顿的国家规划委员会,来统筹首都职能的正常运转和区域拓展"。

有专家指出,京津冀不同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前者是在一个省域范围内;后者区域内发展相对均衡,而京津冀则存在两市一省的行政壁垒,且区域内发展不均衡,北京周边就是河北的贫困带。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要从更高的国家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认识京津冀的合作问题。他也希望由中央层面介入,协调解决京津冀跨区域合作面临的诸多障碍。

"京津冀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朱正举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杨保军看来,京津冀区域如果没有协同机制,"各个城市、各个部门的规划都将流于表面,开开会,说完也就拉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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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糟糕法律制度下的进退两难——兼谈死磕派律师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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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法律制度下的进退两难——兼谈死磕派律师的困境
Feb 16th 2014, 08:57, by 墙外仙

北京许志永案的审判已经落下帷幕,许和其辩护律师选择了在庭审中保持沉默。这种放弃辩护的辩护,是对这场庭审的讽刺,也反映了在中国大陆政治案件的审判中,所谓辩护是件多么无奈的事。

如何在刑事案件中进行辩护,律师界一直众说纷纭。主流的观点莫过于"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技术化",主张律师应当把精力放在法律技术的运用上,不向政治靠拢,不去炒作,以专业对抗专制。主张这一观点的包括很多在体制内有较高地位的律师,也包括代理过许多政治案件的律师界前辈。与之相对应的是所谓死磕派律师,即在案件的辩护当中,对司法机关的违法或不合理行为据理力争,并充分利用媒体和舆论进行曝光。在博客、微博这种新媒体出现之后,死磕派律师较好的使用了新媒体的力量,一度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贵州小河案等热点案件中,死磕派律师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力量,形成了中国司法实践中罕见的律师与公权力机关抗衡的现象。死磕的红火导致2012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规定律师在庭审中不能通过微博传播庭审情况。

死磕派律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引起的反响,恰好照应出专业化律师的尴尬。专业化辩护是将刑事辩护限制在法律专业之内,但既然是律师辩护,无论是否自我声明,都会根据律师的专业知识进行。专业化辩护其实侧重的不是突出专业的重要性,而是限制专业外的方式。然而专业化辩护的观点没有回答辩护律师的自我限制能否收到相应效果的问题:辩护律师只在专业内辩护,案件的走势和结果是否就会符合专业要求。在社会公众对法治现状评价普遍不高的当下,专业化辩护显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总不能说当下法治现状是律师普遍不专业造成的吧。其实专业化辩护的立论是自我矛盾的,专业只能对抗专业,如何能对抗专制?而死磕派律师操作方式,让不合理的现状公开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对掌握公权力者形成了压力,也满足了部分公众的参与愿望,特别是活跃于微博等新媒体的公知和中产,因而受到追捧,在特定时期形成一种舆论现象。部分案例的成功让死磕派律师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尽管律师界内部专业辩护与死磕辩护孰优孰劣的争论从未停息,但是从社会影响和实际获得的话语权来看,显然死磕派律师更胜一筹。

专业化辩护和死磕派辩护之争的范围是全部刑事案件的辩护,不仅是政治案件。虽然不少案件被舆论或律师赋予了政治含义,如浙江吴英案、沈阳夏俊峰案、重庆李庄案、贵州小河案,但实际上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并非政治犯。这里之所以要强调普通刑事案和政治案件的区分,是因为想指出这样一件事实:律师通过死磕能获得有限成果的,基本上是普通刑事案件,而在政治案件的辩护中几无斩获。政治案件的处理官方自有其逻辑,律师无论采用专业辩护还是死磕,其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我们如果再详细考察律师死磕的对象,基本上是司法机关明显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行为,如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拒绝律师会见、拒收证据材料、律师进法院要不要安检等。这类死磕当然很有意义,但是这类死磕针对的往往是有关部门操作上的失误,死磕的内容并不构成对正式指控的有效辩护。而公权力机关显然也注意到操作失误会造成不利影响,并力图加以解决,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庭前会议制度,显然有利于司法机关提前发现和解决操作失误,如果谈不上解决,至少也是提前消化,避免矛盾在庭审时集中爆发,以维护司法进程的流畅性,减少尴尬。如果司法机关能够将这种觉悟贯彻下去,在其他的方面也进一步减少操作上的失误,那么可以预见律师死磕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少。事实上,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死磕派律师的舆论影响力正在慢慢下降。当然影响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党国对微博等新媒体控制的加强是一个,司法措施的改进也是原因之一,改进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庭前会议制度、禁止律师传播庭审情况等。

律师死磕的空间越来越少的原因是公权力司法操作的改进,而律师死磕难以形成有效辩护的原因则不能不归结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本身。而死磕派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汲汲于揭露相关部门的违法行为,以致于给人这样的印象: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是公权力的违法,只要公权力都能依照现行法律规范操作,法治的春天就到了。甚至有人进一步引申出这样的论点: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好的,只是执行不到位。这些说法我无法苟同。律师的法律专业包括两个方面的知识:一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掌握和应用,即具体的法条;二是对法学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即抽象的法理,而抽象部分包括了法律价值观。如果把这两方面的知识相互比较,就会发现格格不入之处很多。仅以刑事辩护为例,刑事法中的口袋罪和模糊而宽泛的犯罪构成,以及刑诉法中为司法机关留下了众多的后门,都不符合现代法律人权保护的要求。但现行法律体系中的问题又被公权力违法行为掩盖。法律应该是普通公民的武器,而中国的法律体系更多的是公权力的武器,然而即使这样,关于当前的中国法治状况的主流评价中,公权力违背法律造成的问题也比法律体系本身的问题更为突出,以致于律师的主要精力是在帮助公权力维护武器的尊严,而这里说的律师主要是指极不受公权力机关欢迎的死磕派律师。现实的荒谬实在让人心酸。

全面论证当前法律体系的问题超过我的能力范围,这里仅以许志永案举例说明。律师在许案的辩护中,在庭前会议提出了对该案分案审理和管辖问题的异议,并申请证人出庭。然而中国的刑诉法中留下了"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的空间。证人出庭不出庭的主动权也在司法机关,法律中没有硬性规定被告人和辩护人有权要求证人出庭。将同一事实中的共同被告人放在不同审级的法院审理,本来是剥夺低审级法院的被告人对事实部分上诉权的行为,与程序正义的要求有冲突,而许的判决书中对这一问题以"对于共同犯罪案件是否并案审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均可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决定"轻松应付过去。在实体问题上,许被指控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罪状宽泛,只要在公共场所聚了众,基本就能拼凑起罪名,至于被告的行为是不是在行使公民表达权完全不在定罪考虑之列。不合理的法律体系,加上绝对垄断的司法权,许志永和他的辩护律师选择在庭审中沉默以对,算是对无奈现实的一个回应。

其实早在2011年,刘贤斌、陈卫、陈西都放弃了上诉,但在律师死磕引起公众关注时,很多人都欢呼这将推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这种欢呼只不过是法治先行论的一个新的表现形式。在对官方推进法治感到绝望后,又将希望放在法律人中最弱的律师身上,这该是多么绝望啊。当法律被公权力垄断,政治问题法律化从来都是公权力的武器,而不可能是弱者的武器。当法律被公权力垄断,律师的死磕勇气十分让人钦佩,但是推进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如果看看死磕的内容、效果,再看看死磕不到的地方,奢谈希望多么绝望。或者律师能放弃拿现行规范作为辩护的武器,而拾起普世的法理和价值观作为辩护的理由。但这样一来律师不是干了政治家的事吗?不合理的法律制度之下,这种进退两难将是一个长久的课题,许案中的沉默辩护算是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又或许,让问题回到它的本质,政治问题还是留待政治解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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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何清涟:谁绑架了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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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谁绑架了中国经济?
Feb 16th 2014, 08:57, by 墙外仙

近来,中国媒体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各国的"货币贬值战",指不少国家竟相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以维持本国的外贸优势,因此动了中国的奶酪,例如"中国成为日元 贬值牺牲品",建议"韩元升值戕害出口韩国政府着手应战"等等,但与此同时,却又盛赞中国政府努力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这种矛盾怪异的报道多了,让内 行不免要问:在中国出口贸易这匹"老马"步履蹒跚之时,北京为何不能象其他国家那样,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刺激出口?

这倒不是北京的决策者麻木到对国际市场丧失了感觉,实因中国的汇率政策背后,还有更重要的说不出口的原因,即中国政府现在不得不依靠人民币的高币值来吸引假外资回流,从而使泡沫经济免遭破裂。

*中国外贸增长为何屡被怀疑"虚高"?*

先说近几天发生的新事。2月中旬,中国对外贸易数据出炉,称2014年1月进出口贸易开局良好。但这一数据引发了普遍质疑,因为另外两个考察中国宏观经济 的指标并不支持"外贸开局良好"这一结论。这一景象让人想起了"克强指数"这一掌故, 既然连总理都不敢凭官方数据了解辖地的经济实况,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当然更得学会分析这些官方数据,这种被中国统计数据造假逼出来的"智慧",成了分析中国 经济的基本功。

对于外贸数据,研究者早就用另外两组数据做参照系:一是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1月份,这一指数已降至6个月以来的低点50.5,与此同时,反 映制造业外贸情况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则分别为49.3%和48.2%;二是汇丰中国制造业PMI终值,1月这一数值降至49.5,为6个月来首次 跌破荣枯线,其中新订单分项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至50.1,受访企业提及部分主要出口市场需求有所走软。

除了这两组数据之外,分析者还有经验依据:即2013年两度掀起波澜的假出口风波。  国家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3年1-4月,全国进出口总额 8.3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307.5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14%。其中,中国对传统出口市场欧洲和日本增速都有所下滑,但内地与香港 双边贸易总值却增长了66%,达1,505.9亿美元。尤其是广东深圳等地的对港贸易增长惊人。这一轮外贸虚高的反常表现成为媒体话题,北京高层做出反 应,下令严查,据说4月以后"中国外贸数据基本回归真实水平"。但好景不常在,2013年第4季度,内地和香港两地公布贸易数据再次出现较大差异,内地与 香港往返贸易的虚报状况再次浮出水面。

*外贸:堕变成中国的灰色资金流通管道*

外贸进出口数据一直存在虚高现象,因为不少企业都玩一种骗术,即虚报外贸出口骗取出口退税,其主要手法之一就是虚构货物已出口的"事实",业内称之为"走 空单"。2013年1月至10月,深圳海关缉私局共查获1700多宗影响出口退税案件,涉及案值高达9.4亿元,其中部分案件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有兴趣的 可以去看"7月风暴:出口退税寄生链调查"(《21世纪经济报道》6/20/2012)。

但近几年外贸虚报的问题早已比骗取出口退税更复杂,虚构外贸出口已经成了中国一条重要的洗钱管道,大量灰色资金通过这一管道回流中国。澳新银行刘利刚在 "人民币升值诱发中港往返贸易套利"一文中,非常清楚地指出,跨境贸易持续诱发资本流入内地和在港人民币存款增加。对外行来说,刘文太过专业,其实这文章 说的是一个问题,即中国外贸成了洗钱活动的一个环节。刘文指出的事实还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外汇占款的统计资料中得到佐证:从2013年7月开始,热钱 持续涌入中国,最多的一个月达8500亿人民币,规模可观。

藉外贸洗钱在外贸总额中占比有多大?2013年上半年曾有过一项对假出口的调查,结论是假出口规模最低占3成。但这一重大调查并未引起政策反映,甚至在假 外贸被揭发后也未将2013年外贸总额下调。政府这一态度反映了一个现实:外贸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这段荣光已成为历史,北京对这匹"老 马"再战疆场已经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政府对通过假出口流进的假外资并不想打击,因为这些假外资正好为当下失血的房地产"输血",可以推迟房地产泡沫破 灭,甚至逃过破灭之劫。

*真外贸战变身为假外贸战*

中国曾与日本、南韩两国家电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血拼多年。"中国制造"因出口退税、劳工低廉具有价格优势,韩国政府为了对三星和LG等家电厂商进行政策支 持,不惜干预汇率导致韩元贬值。在中韩两国的强力竞争下,曾以质量优良具有竞争优势的日本家电业在价格战中败北,2011年许多日本家电产品蒙受巨额损 失,黯然退出中国市场。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家电产品竞争中,"日本制造"同样处于不利地位。这一情况直到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后才有所改 观。安倍首相的办法有二,一是采用日元贬值的方式促进日本出口,二是让日本央行采取适度量化宽松政策(即有限制地增发货币),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截止目 前,美元兑日元升值超过30%,人民币对日元汇率也创出15年来新高点。到2013年底,种种迹象表明日本长达15年的经济衰退即将结束。

那么,中国政府为何不肯采用货币贬值的方法来扶持本国的外贸出口行业?这倒不是因为它比日本政府愚蠢,而是因为深知自家那"外贸"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长期竞 争力,要不断扩大出口,其难度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人民币"坚挺"的眼前好处也实实在在,那就是可以引诱权贵贪官的海外资产通过假外资的形式回流,从而拯 救中国经济。只要放手让假出口流行,就会有大笔来源于本国权贵家庭及富人们的"热钱"回流以赚取利差;这些"热钱"在外贸当中是以跑空单,即虚构外贸业务 流进,目的是来中国投机短线炒作套利。如果人民币一旦贬值,对真实出口虽然可能是利好消息,但对中国的房地产和银行系统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已经投资在房 地产上的巨额假外资会急于抛售出逃,所带来的崩盘后果更严重。这一点,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清楚,财经记者也看得很清楚,早在去年6月,中国媒体就连篇累牍 发表文章,称人民币贬值预期将恶化资本外逃。

正因为中国的外贸的"跑空单"之类早就成了中国灰色的资金流通管道,而且与中国房地产、金融等投机领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中国政府不仅 不能查处制止假出口,相反还得对"假外贸"网开一面。据《华尔街日报》2月13日在"中国强劲的出口数据令人生疑"一文中披露,最近中国的假出口已经升级 到了双向假外贸:货物被出口到国外,货款以低利率的外资支付,这些货款然后在中国投资;几个月后,这些货物又回到中国,货款重新回到国外,但进口货物的公 司因在中国的投资赚取了利润。

30多年过去,不少中国人成了国际经济大玩家,从玩实的"与时俱进"到玩虚的,这种真真假假的奇妙招术让人瞠目结舌。那由中国人在香港与维京群岛注册的两 万多家离岸公司,不仅承担了权贵、官员与富豪转移资产的私家大任,还承担了让中国经济"繁荣"的国家使命,中国媒体经常喜欢用"是谁绑架了中国经济"这类 耸人听闻的标题,描画国际资本对中国的不怀好意,这些财经记者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考察一下维京群岛与香港等地离岸公司,弄清楚现阶段谁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绑 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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