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5日星期四

墙外楼: 文小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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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芒
Aug 15th 2013, 13:28, by 墙外仙

中国投资银行,一九九六年七月25日,《情况通报》第三期

王岐山董事长在听取投资银行上半年工作汇报时的讲话要点(机密)

(1996年7月23日上午,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对投资银行体制改革两年来工作的看法

我对你们的最大支持就是'不管'你们。这是因为,我相信投行领导班子,能够按照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董事会的要求来经营管理。自93年国务院91号文件以来,投资银行赢得了改革的机会。这两年,投行除了日常的经营之外,用很大精力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且这两者是分不开的,调整本身就是改革。你们把原来的一个不完整的、有机构成不高的、松散的'邦联',改造成一个一级法人体制的商业银行,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两年中,有一年在争取改革方案,随后进行了领导班子调整,以及机构和业务的调整,现在投资银行总算有点模样了,也有一定凝聚力了,更重要的是办行方向和体制进一步明确了。所以,我认为投行党组这两年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二、关于投资银行改制增资问题

你们提出,要摆脱当前的困境,真正办成一个很好的商业银行,就要在转轨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这是对的,符合改革方向的。我同意投行股份制改造,甚至于吸收外资股东。我多次同建行党组的同志们谈过,大家都赞成我的意见,对于投行股份制改造,建行不但不阻扰,而且要促进。我赞成投行党组的设想,只是我想得更大胆一点,就是吸收外国的投资,有实力的大企业可以,商业银行也可以;还可以考虑国内的上市企业。其实这点外资股本的数量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做有利于我们正真地向商业银行转变。虽然,在12家小银行中,投行股改晚一点,但是可以起点高一点。我以前就说过,船小好掉头,投行这条船比建行小,应该转得比建行快。所以,投行要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深化改革中进一步确立起来,就是要尽快在国内银行界中成为向国际金融管理水平靠近的银行。朱副总理曾经提出,工、农、中、建几家银行在本世纪末达到国际金融管理先进水平。我看,这对于四个大银行来说,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对于投行来讲就有可能,如果这次改制成功的话,达到国际金融管理水平就有希望。请投行党组讨论一下,把这个既定目标提出来。同时,向人民银行申请。确定这样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可以克服历史遗留的许多困难,可以在新的高起点上谋求发展。

三、投资银行要进一步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投行这两年在内部管理、激励机制上有变化,尽管得罪了点人,也带有风险,但实践证明没有什么了不得。所以,我认为在这些方面,下一步你们胆子要再大一点。我一直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分配制度上的缺陷,还没有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干部也没有做到能上能下。我看投资银行在这些方面能够带来一些更新的风气,创造一些新的经验。你们要进一步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向真正的按劳取酬这个基本分配制度靠拢,在人事制度上做到能上能下,尽管不可能一步到位。

招商银行的分配能搞货币化,我们投资银行为什么不能呢?人才的层次不一样,需求也有区别,货币化可以吸引好的人才。但是,必须确实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否则就是超分配,那就不是按劳取酬。你们甚至还可以考虑在局部像国外银行那样划小核算单位。我认为投行在这些方面的改革有很大的优势,很大的潜力。这样,你们的吸引力就可以进一步增加。你们不是说有的人不合适吗?我马上就表态,不合适就换掉。在这点上不能犹豫,合适就用,不合适就下来,这就是法则。

还有一条就是人才问题。一方面要从外部引进,这是要求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再就是对现有人员进行交流和培训。目前,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机构调整,业务调整,一时腾不出手来,但这件事非做不可,进行定期的上下左右的交流,再加上在职培训。有些人对这种做法就想不通。为什么?你不仅仅用人,还培养人嘛、建立一种新机制,本身就是吸引力。

总的说,比以前来看,投行的前途和希望已经有了。另外,在投行机构撤并问题上,要感谢投行,原来设想,投行要撤并的机构,都并到建行算了。那样做你们容易点,但对建行来讲是雪上加霜。后来定下来,好的,坏的都给你们,这确实给投行增加了一些困难。应当说,投行理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容易的。

四、关于桦林问题

如果说投行有问题,那就是对文小芒这样的同志,怎么用他的长,避他的短。我看是用其长了,没有避其短。投行在这个问题上接受点教训。对一批有专长的人怎么用,可以用这件事教育那些高学历、但缺乏实践,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不够了解的人。最重要的在于怎样教育干部,使用干部。这样事就这样了,不要背包袱。

(当汇报到投行自己搞计算机网,但清算系统还得依靠建行时),你们的计算机网要好好论证,人员一定要少而精,能用社会力量解决的,就不要通过增人去解决。你们可以进建行的清算系统。

———————

抄报:王岐山董事长。抄送:建行办公室、政研室、计划部、财会部、人事部和国际部。

———————-

打印:唐艳梅 校队:柳卫建,共22份。

—————————————

文件中的解释:

文小芒,是中国投资银行改制后招聘的资产管理部的总经理,主要工作是结合'国外投资银行'的手段,来处置投行信贷中不良资产。桦林公司(后来成为上市公司)是投资银行一个重要贷款客户,欠债很多,多是不良资产。其问题在于国企机制和效率问题。文小芒带领投资银行工作小组,深入企业,帮助企业剥离资产,重组生产构架,提高效率,使新重组的桦林公司具备的良好的经济效益和良性运转的结果。后来,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和省配合下,成为上市公司。就桦林公司重组一事说,文小芒是成功的。但是,其张扬的一面,得罪了桦林副部级企业的领导和部委有关领导,加上文小芒对当年副总理的一席过份的话语,成为告状把柄。结果,国务院和央行下文,通报中国投资银行超越自己经营范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命令即刻停止,并点名批评的投行有关领导,下令取缔文小芒在银行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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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马尔萨斯魔咒——几乎无解的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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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魔咒——几乎无解的埃及
Aug 15th 2013, 07:03, by 墙外仙

阚大神

谁也未曾想到,自2011年至今,短短两年多时间,埃及政局上演了风车般翻转的一幕,"革命"似乎已经成为埃及的常态:2011年"1.25革命",执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黯然下台;2012年6月30日,经历17个月漫长、波折而痛苦的过渡期,带有宗教原教旨色彩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执政,穆尔西(Mohammed Morsi)成为民选总统;2013年7月3日,也即兄弟会和穆尔西庆祝执政一周年盛典刚过,埃及发生军事政变,穆尔西政府被军方废黜。此举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

倘如某些分析家所言,穆巴拉克的下台,是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春风终于吹入昔日铁板一块的阿拉伯世界;兄弟会的执政,是人民经过自由选举表达的民主意志,那么7月3日所发生的一切,又该算作什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14日,埃及军方安全部队和警方对开罗两处穆尔西支持者的示威营地——吉萨复兴广场和阿达维亚清真寺广场实施清场行动,坦克压阵,推土机铲除帐篷,投放催泪弹,驱逐示威者。穆斯林兄弟会表示,刚开始行动40分钟就已造成120人死亡,示威地点附近的临时医院更宣布有450人死亡。

曾两度宣称"代表人民的意志"推动不流血革命的埃及军方,这一次对人民,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的人民挥起了专政的铁拳。城市里坦克云集,枪声四起,一架架先进的美援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盘旋在开罗上空,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催泪瓦斯,滚滚浓烟。

这是民主的代价,还是杀戮的高潮?这是埃及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伟大的胜利接着一个更伟大的胜利么?

正如许多分析所指出的,导致穆巴拉克被推翻的"尼罗河革命"构成复杂,但最初的起因却是社会的、经济的。埃及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专制与腐败,而在于埃及存在的问题实在难以解决。

革命前埃及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政治,而是急剧膨胀或应称为恶性膨胀的人口与国家能提供的资源之间的矛盾。

穆巴拉克在萨达特遇刺后上台的,时间是1981年10月,到他2011年2月下台接近30个年头。1981年,埃及人口只有3500万左右,到2011年人口数字为8100万。

但由于近1000万人口出生后未曾登记,很多学者估计实际人口多达9100-9300万人,30年中人口变成了2.5倍,其中一半处于24岁及以下,大约每6个月就增加100万人!

埃及的面积虽有100万平方公里,但境内绝大部分均为酷热少雨,黄沙无垠的热带沙漠,只有宽约16公里的尼罗河谷及开罗以下的三角洲,才是一条绿洲带,其面积约为33700平方公里,仅为其总面积的1/30。在此狭窄的绿带上,居住了埃及90%的人口(其余居住在苏伊士运河两岸),西谚所说:"尼罗河上午干涸,埃及下午死亡",确系实情。

全国可耕地面积不过5500万亩,实际耕地5000万亩,占国土总面积不到3%。人均耕地只有0.55亩,相当于中国人均耕地1.37亩的40%,出产的粮食,只能勉强养活一半的人口,缺口的粮食自然只能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之一,每年需进口小麦900万吨。

"阿拉伯之春"发生前,埃及经济在中东地区颇为耀眼。2004年,埃及开始了大规模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包括让埃及镑自由浮动、将公司和个人的收入税减少一半、有限度地私有化等措施。2006年至2007年间,埃及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成为中东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食品价格的上涨,埃及2010年的贸易逆差失控,从2006年的100亿美元猛增至250亿美元,预算赤字扩大至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

革命前,埃及40%的城市人口和78%的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15-29岁青年大面积失业,而青年正是示威和暴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粮食价格大涨,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这成了阿拉伯国家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按民众的总结,那就是专制政府管理国家的水平不行,政府腐败贪了人民的钱,而人民一旦推翻了独裁者,将他的赃款纳入国库,各项事业就会立即得到改善。换个政府,一切都会好的。于是就革命了。

正因如此,当时社会上各路政治势力——以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光明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派、以世俗派知识分子和亲西方中产阶级为主的民主派,和由"四月六日运动"、"青年革命同盟"等左翼工团、学生组织和底层无业青年为主的"广场派"结成统一战线,并在关键时刻争取到势力强大的埃及军官团——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支持,最终一举推翻了统治埃及长达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政权。

然而近两年过去,现实却与人们所憧憬的"新埃及"大相径庭:革命后的埃及,经济状况并不比穆巴拉克时代更好,某种程度上甚至每况愈下:

穆巴拉克政府下台后,埃及经济扭头向下。实际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5.1%下降为2011年的不到1%(这意味着人均GDP增长为负值)。

革命前多达3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2012年底已缩水至135亿美元,蒸发超过一半,仅够维持3个月的进口。同时,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317亿美元。

与此相伴,埃镑剧烈贬值,美元与埃镑的兑换率从革命初的5.1升至现在黑市上的8.0。由于埃镑对美元持续贬值,粮食、能源的进口成本进一步加大。

2012年,埃及物价指数平均上升了4.5%,而平均工资却下跌了11%。失业人口比2010年进一步增加了48%,青年失业率更高到"无从统计"的地步;

大学毕业生月薪普遍只有1200埃镑(约合1000人民币)。有的起薪甚至不足500镑。若无高等教育经历,工资会更低。微薄的薪水和渺茫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结婚、买房、抚养子女的憧憬一一破灭。而在大学生之外,更广大的底层劳动人民,月收入大多仅在200~400埃镑之间。

据开罗国际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e)统计,仅在穆尔西执政的第一年里,埃及记录在案的示威游行就达9400多次,创下"自法老时代之最"。进入2013年以来,埃及人平均每月示威1140次,且大多伴随着封路、打砸店铺、袭击车辆行人,乃至于强奸等暴力破坏行为。

由于革命后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外国游客和投资者望而却步,革命前埃及的拳头经济部门是旅游部门,提供了10%的GDP总值和12%的就业岗位,革命前一年(2010年)旅游业年收入125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1480万人次,而2012年全年旅游收入仅90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仅1050万人次。

进入2013年,大众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窘迫。按照埃及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2-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均超过8%,5月份达9%。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电力价格上涨16.2%,停水停电时有发生,许多埃及人为此发起拒交水电费运动。此外,燃油配给不足、加油站与黑市勾结导致汽油短缺,引发交通瘫痪和民众不满。

政府面对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束手无策。穆尔西竞选时提出的改善经济、民生、交通和治安的目标基本都没有兑现。

法国《快报》统计认为,埃及政府需要110亿欧元资金,才能贴补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缺口,而这还是在卡塔尔和沙特这两个"阿拉伯之春"最大推手和"金主"慷慨解囊37亿欧元后的结果,如今不仅其它国家对援助埃及望而却步,就连两大"金主"也开始变得含糊犹豫。

在6月结束的上一财年里,埃及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3%,远远超过了3%的国际警戒线。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笔48亿美元的贷款,应对外汇储备减半的危机,埃及政府不得不应IMF要求,准备缩减对大饼、液化气和汽油的补贴。

然而此举一出,举国骚乱,生产停滞,近百人在冲突中丧生。政府最终只好收回成命。

不了解面饼,就无法真正了解埃及这个国家。

埃及黑麦面饼就像中国北方人爱吃的烙饼和馒头一样,既平常又普遍,是埃及人的当家主食。

在革命之前,埃及政府一直给予高额财政补贴,并指定厂家专门生产这种面饼。十几年来,埃及每张政府补贴的面饼的价格一直保持在0.05埃镑,大约为人民币5-6分钱,而其成本约为0.30埃镑,无补贴的售价则为0.50-0.60埃镑,为受津贴面饼的10至12倍。

政府对面饼销售进行统一管理,每位公民每天可以买到三张补贴面饼,并且只能凭借证件到国家粮店购买,那里进行严格的检查和统计,因为占埃及人口一半左右的贫困人口都要依靠这种政府补贴的面包为生。

从穆巴拉克执政时起,埃及政府每年巨额补贴大饼、水、电、天然气和汽油的款项就达政府全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正是这种穆巴拉克时代的补贴制度维系了埃及贫民的基本生活,维护了社会基本稳定,保证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

在革命之后,粮食危机愈发严重,据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几个月来,埃及的穷人除了大饼以外没有其他可吃的。就连很多以前从来不考虑食品价格的人,都开始了为了购买津贴面饼而去排队。民众在指定销售店外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人得排上一整晚才能买到。

国家的粮食状况同样危急,埃及现在仅有够2个月使用的进口小麦库存,但应当拥有超过6个月的供给量。

尽管埃及人在"革命"的名义下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但"面包"作为人们第一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而且,"1.25革命"的四项要求(革命"四兄弟")——面包、自由、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除了自由外,其他都没有实质性进展。

很显然,这一切都绝非"尼罗河革命"中青年学生、失业者所能接受的,他们当初走上解放广场,目的就是改变糟糕的前途和境遇,如今"革命胜利"了,等来的却是更糟的际遇。

他们一直以为革命能带来好日子,却没想到等来这样的结果。正是这样的"大饼综合症",导致去年10月还高达80%的穆尔西支持率在政变前跌至50%以下,并让示威者、尤其年轻人在街头和广场聚集不散。但那些根子上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引发革命的原因,有穆巴拉克家族和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权力,其它政治势力难以染指;官员腐败,权贵贪婪,社会不公;民众因无权参与政治决策而产生失望等等政治因素。

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埃及社会的基本生存总需求与可分配社会财富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有限的社会生产能力和埃及不断扩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这才是促使民众参与街头抗议的更主要、更本质的原因。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中心高级研究员易卜拉欣·赛义夫认为,埃及经济当前正处在漫长和黑暗的隧道当中,而且似乎看不到好转的迹象。

美国中东论坛和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戴维·P·戈德曼则说,我们目睹过类似的崩溃,例如上世纪80年代在拉美,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区别。拉美债务国全都出口食品。但埃及是一个不出产香蕉的香蕉共和国。

在埃及这一系列纷乱的背后,一个幽灵一样的名字重新浮现: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早晚会导致粮食供不应求。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最弱者就会因此而饿死。

如果任何政治解决手段都不能养活那么多人口,结果就必须是消灭这么多人口(无论愿不愿意)。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马尔萨斯三骑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历史上大约没有多少人的声誉像马尔萨斯这样一波三折,在中国更是如此:人们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然后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

但实际上,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这取决于政治体系、经济发展和技术革命。

逾越马尔萨斯陷阱,对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是难题,因为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引发的"石化农业"革命,让地球养活了比原来预期多得多的人口,第一次让人类普遍摆脱了饥饿的威胁。

但今日世界上仍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仍生活在马尔萨斯的铁率、陷阱和黑洞内。这样的"不发展国家"已经陷入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贫穷境地。

马尔萨斯曾为人类描绘了一幅阴郁的未来图景:这幅图景就是当下的埃及,它早已达到了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马尔萨斯极限。

这个国家,这种人口密度,如果走不出一条新路,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一切都无解。无论换了谁当政,无论采取任何一种体制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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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人为财死,政府官员借权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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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财死,政府官员借权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
Aug 15th 2013, 07:04, by 墙外仙

是谁给了严国运这么大的权力呢,为了钱,颠倒黑白,逼得别人走投无路,这是认识的一个朋友所在公司的真事,朋友无缘无故被待业三个多月了,还在无限期的待业中,上面没有人,不知道如何能摆脱困境,也借此求助,看看有啥好建议不?

  严国运 – 现任武汉市江汉区常务副区长
  张汉菊 – 现任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经侦大队指导员
  刘未未 – 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女儿、现任公司负责人
  大西洋连铸公司 – 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注册经营地武汉市江汉区
  恒瑞谷公司 – 武汉恒瑞谷冶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注册经营地武汉市东湖高新区

  2013年5月3日(星期五),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经侦大队以涉嫌抽逃出资罪对恒瑞谷公司法人代表杨某实施刑事拘留,并于2013年5月6日(星期一)、5月13日(星期一)先后两次无任何理由强行扣押恒瑞谷公司技术部骨干员工5台工作电脑、1台服务器、以及相应的技术资料,迫使恒瑞谷公司停产歇业、员工下岗待业,直到现在仍找借口推延,未提交检察院起诉。
  后经深入交涉以及多方面了解,严国运副区长与刘未未关系非同一般,所谓涉嫌抽逃出资案完全是由严国运副区长与刘未未相互勾结、人为策划的一起冤假错案,其目的是利用权势整垮竞争对手、打击报复相关当事人、企图逼迫非涉案第三方放弃几千万的债权。
  1、 严副区长通过多方运作,将刘未未举报恒瑞谷公司涉嫌抽逃出资一案,转由其妻子张汉菊所在的硚口区(既非举报人所在区,也非被举报人所在区)经侦大队负责办理。
  2、 在明知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情况下,张汉菊违法进行了刑事立案,并于2013年6月6日对恒瑞谷公司法人代表杨某以抽逃资金罪名执行逮捕,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
  3、 长期非法扣押与涉嫌抽逃出资案没有任何关系的恒瑞谷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工作电脑)以及技术资料,导致公司无法正常运营,造成过千万元的巨额经济损失。
  4、 将恒瑞谷公司的核心商业机密、技术资料泄密给竞争对手大西洋连铸公司,严重违反办案程序规定。
  5、 2013年6月21日在恒瑞谷公司申请归还扣押电脑及其技术资料后,张汉菊为掩盖其违规办案的事实,补办相关立案手续,并将立案时间倒签到2013年5月3日。
  难以想象上述滥用职权、藐视法律的行为,是在中央巡视组进驻湖北省期间发生,让人对严国运副区长的"能量"无比敬畏,不知道严副区长如何看待所说的"老虎"、"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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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第二世界:中国的“俄罗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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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界:中国的"俄罗斯危险"
Aug 15th 2013, 08:56, by 墙外仙

俄罗斯《公报》在其网站"观点"栏目中刊登了《第二世界:中国的"俄罗斯危险"》一文。该文章是由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专家瓦西里·卡申撰写的。其内容简略如下。

8月初,中国新华社刊载了一篇揭露"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和公知的文章。这些人被指责为"晃动船只"、传播有关中国局势的谣言、以及在宪政及民主的幌子下将国家引向崩溃,从而为敌人(美国)提供帮助。

这篇文章是以在俄罗斯流行"民主的恐怖、以外国为例"这样的格式撰写的。令人颇感不快的是,俄罗斯却成了这样的例子。新华社刊载的这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

其实,这篇编辑文章是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各种媒体同类系列文章中的一部分。甚至,有时其名称也雷同。大体意思是:苏联在民主口号下解体,结果使俄罗斯变成了一个落后的、贫穷的、二流的、濒临衰亡的资源国家,且在世界上不再具有威望。如果中国也步其后尘,那么结果将更惨,因为中国不像俄罗斯那样拥有可用于出口的资源。

那么,该如何对此进行理解呢?俄罗斯人对此类在中国主流媒体上刊载的有关俄罗斯负面内容的系列文章感到震惊,而且,是在联合军演、战略问题磋商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背景下。此外,俄罗斯国家对外媒体"俄罗斯之声"在其中国网络账号上就此类文章所提出的批评性观点也"被和谐"了。

对于这种情况的更为可能的解释是,苏联解体这一命题和此后俄罗斯的发展问题,在中国所谓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就国家下一步如何发展的激烈辩论中再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组织这场攻势的过程中,可能并不具有某些外交上的目的,其国际后果也未曾考虑过。

为了完全论证民主和私有化的恐怖情景,这些文章常常使用过时的、颠倒是非的和被歪曲了的资料。比如,在新华社的这篇文章中,将整个苏联的粮食生产和2008年一个俄罗斯的(被压低的)数量相类比;将苏联国家外债和俄罗斯2008年的全部外债相比较;根据这篇文章内容,俄罗斯军事预算每年仅为50亿美元,人口也在以年60万到90万的数量减少。另外还指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并且还将俄罗斯的平均工资荒诞地换算成多少公斤土豆。

卡申认为,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在居民的眼中丑化民主思想。其使用的方法也类似于在俄罗斯用过的陈规旧套:比如一部分民主反对派证明是革命颠覆了体制、共产党为了重返苏联而进行宣传、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专家们用"新改革"来恫吓老百姓。

问题在于,在中国刊载文章的作者并没有杜撰或者是空穴来风。他们的文章使用了大量的引注。事实上,那些在西方和亚洲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作品中所能碰到的极端的支言片段,仅仅是俄罗斯社会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观点的折射。因苏联崩溃还未痊愈的精神创伤、对俄罗斯在世界上现实历史地位的不完全了解、以及不想知道本国和邻国的经济及政治体制情况,这些复杂的结合导致了令人震惊的结果。毫不奇怪的是,在俄罗斯人的眼中,中国,这个由"太子党"掌控大型企业和在"瓜分"预算的框架下在荒凉之地建起大都市的国家,却被认为是打击腐败的样板国了。

(本文作者:俄罗斯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专家瓦西里·卡申)
全文: http://radiovr.com.cn/2013_08_15/23442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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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淘汰论"
Aug 15th 2013, 06:54, by 墙外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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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榨菜指数背后的城镇化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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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菜指数背后的城镇化隐忧
Aug 15th 2013, 07:03, by 墙外仙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们最近"发明"了一个新词:榨菜指数。大意是,根据畅销全国的涪陵榨菜这几年在各地区销售份额变化情况,推断人口流动趋势。他们还根据这个指标,在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时,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流出区两部分,针对两个地区的不同人口结构制定不同的政策。

  有网民对此不买账,认为官员不务正业,不够科学。不过,就像一些著名的经济学理论一样,比如"口红理论"(每当经济下滑,女性倾向于购买口红这类不太昂贵的奢侈品),很明显不是当做量化指标,而是用来观察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榨菜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食物,因物美价廉深受低收入的流动人群喜爱(本地人群即便喜爱也不会大量购买),消费量会随着人口的流动出现巨大波动,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的趋势和走向。

  因此,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理论,"榨菜指数"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不过,我们无法忽视这背后所包含的隐忧与危机,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中国的城镇化将何去何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发布的《2012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全国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流出较多。这固然印证了榨菜指数的合理性,但报告同时指出,步入中年、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差是大部分回流农民工群体的突出特点。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最早一批以及后来陆陆续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都逐步步入中年乃至老年。他们在大城市里贡献了青春却始终被定义为商品性质的劳动力,不能享受城市的物质、文化成果;岁数大了干不动活了,回到老家,发现土地早已荒废甚至被改作他用(即便能耕种从事者也寥寥)。对这部分人来说,在附近的县城或者小镇上工作居住或许是最佳选择,钱虽然挣不多却可以兼顾家庭。但户籍制度依然将他们拦在福利体系之外。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回流大潮,当地政府在就业、保障房、医保、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必然面临冲击,如果中央层面不能统筹安排,仅靠地方财力,这些回流的农民工很可能遭遇"三不管"的悲惨境地。

  根据发改委专家估计,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每年有两千万人进入城市,未来中国面临城镇化的人口高达7.1亿人,其中外来农民工就占两亿。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如此多人口的城镇化,中国在走向城镇化的过程所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也会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多的人如果都涌到大城市里必然不现实,也会引起灾难后果。小城镇具备成为城镇化载体的实力,就近发展小城镇才是中国城镇化的正途。美国有65%的人口居住在小城镇,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有27%,并且还在逐年下降。近10年来,中国城镇化的人口流向跟政府导向正好相反,都去了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小城镇却没什么就业机会,也阻碍了其发展。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其核心还是改革,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改革,需要做好加减法。内部改革要做加法,就是要给中小城市、小城镇提供更多的活力,让他们吸纳更多就业人口,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外部改革要做减法,就是要打破地区利益格局,破除大城市对资金、人才等资源的磁吸效应,发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的主导下让大小城镇形成相互配合的集群与合理的产业分工。现实中,几乎每一项改革都受到掣肘,必须要全国统筹考虑,比如,解决户籍制度才能扩大公共服务覆盖,改进地方官员考核方法,才能抑制地方做大做强的冲动,避免走盖房卖地的老路,以致出现大量"鬼城"。

  希望"榨菜指数"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毕竟榨菜再美味吃多了也会营养不良,城镇化不能建立在对那些仅吃榨菜的人的剥夺之上,否则就是病态的,是不可持续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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