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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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自我批评
Sep 27th 2013, 14:21, by 墙外仙

关羽:俺批评张飞,平时说话声音粗,虽然关心兵士温饱,但样子看起很凶,不利于基层团结; 张飞:俺批评赵云,经常单枪匹马冲杀敌阵,虽然战功赫赫,但个人主义色彩太浓;赵云:我要批评关羽,你的赤兔马是曹操送,违反公务用马管理办法。关羽:我靠,你TM懂不懂什么叫批评啊?会不会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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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李某某涉嫌强奸案8小时案情全程还原 夜半酒吧里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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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某涉嫌强奸案8小时案情全程还原 夜半酒吧里发生了什么
Sep 27th 2013, 13:11, by 墙外仙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发自:北京

编者按:李某某等五人涉嫌强奸案定于2013年9月26日上午公开宣判。7个月以来,案件先因被告人"特殊家庭背景"被持续曝光,后因被害人"特殊职业身份"争论升级,始终处于全民围观之中。

此案涉及未成年人和当事人隐私,依法不公开审理。正因如此,南方周末延至宣判当日推出有关案情的报道。但出于维护各自权益的目的,当事双方律师在此之前均已公布代理词或辩护词,并持续接受媒体采访、透露相关案情。

经南方周末记者查证比对,当事双方均选择性发布信息对案件进行诠释,案件关注度逐次升级背后,有混淆信息的痕迹。

回到案件事实,就显得尤其必要。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梦鸽、双方代理律师、夜半酒吧副总等重要当事人,并把受访人陈述,与被害人、被告人、酒吧领班等相关口供和证言进行比对,并与司法鉴定文书等客观证据交叉核实,还原了从李某某等人进入酒吧到案发之间8个小时这一核心时间段内的过程。

梳理这一过程可以发现,夜半酒吧在案件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从招揽被告人(包括4个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介绍陪酒服务,到安排被害人随同李某某等离开酒吧,其工作人员出现在每一关键节点上。而夜半酒吧在此案中的角色,仍未进入公安与司法机关的视野。

我们将均衡叙述酒吧内外8小时里的案件过程,包括对于当事双方分别有利和不利的信息,以期尽可能接近事实。

公众对于此案的关注已延伸到多个维度,包括律师职业伦理、未成年人保护等等,尤为重要的讨论则是民意、舆论与司法的关系。要厘清上述命题,其先决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案件事实本身。

五名被告人均承认没有直接问杨女士是否"出台",其中一名被告人向警方供述酒吧领班张伟曾"强烈暗示":"(出不出台)要看你们本事"。

前往湖北大厦的车上,杨女士"一直嚷嚷要找张伟,还用脚乱踢"。在电话里李某某问张伟:"怎么回事,你跟这女的说明白了吗?"

湖北大厦电梯监控视频显示,杨女士抓着李某某的手,搁在李某某腹部处,李某某的右手有一次缓慢扬起,再缓慢落在杨女士手上。杨的律师认为:"这是一个击打的动作。"

五名被告人均称在湖北大厦房间内给过杨女士共2000元钱。杨女士则称自行打车回家后发现钱包里多了三四百元。

李双江的司机曾收到一条短信,要求"速回电话,否则要走法律程序和媒体"。夜半酒吧副总丁文宇承认这是他所发,但他的本意是"息事宁人"而非敲诈。

夜半酒吧——"看你们的本事"

"李双江的儿子和他的四个朋友轮奸了我。"

2013年2月19日晚,北京市海淀区东井派出所内,在一名证人陪同下,一位杨姓女士向警方报案。

除了内裤、棉球等物证之外,杨女士还向警方提供了两份医疗文书,作为她被强奸的证明。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强奸案的立案标准相对宽松,通常只要有受害女事主的指控,加上些许旁证,警方便会立案。

人证、物证俱全,海淀警方当即受理了杨女士的控告,并于2月21日夜采取行动,将包括李某某等人在内的5名嫌犯抓获,次日决定刑拘。

2月19日以证人身份陪同杨女士报案的,是夜半酒吧的服务员领班张光耀。但"张光耀"这个名字对应的是某职业学院的学生;而在夜半酒吧,他的名字是"张伟"。

在这起案件中,张伟的角色重要而微妙——他是介绍杨女士与李某某认识的中间人,后来又成为指控李某某强奸的证人。

2月17日凌晨,别名为"晴晴"的夜半酒吧驻场兼职徐女士和别名为"子墨"的杨女士,被张伟叫到"天蝎座"包间陪几个"帅哥",后者特别告知她们:"那些人挺有实力的。"

"挺有实力的"人即是李某某和他的朋友们。这次聚会由李某某的初中同学大魏发起,为欢迎大魏15岁的表弟小魏从长春来到北京。李某某正陪父母在海南度假,接到大魏电话后,李某某决定乘2月16日下午1点的飞机。因为担心受阻,他到了机场之后才给母亲梦鸽打电话,告知要提前赶回北京。

当天夜里,李某某为小魏在夜半酒吧"接风"。这场聚会的参与者中,除了李某某及魏氏兄弟、李某某与大魏共同的初中同学张某某之外,还有24岁的前酒店行李员王继、18岁的某高校大一学生李斌,他们均是李某某的朋友,也是这场聚会中仅有的两个成年人。

几个月前在李某某朋友生日聚会上与之结识的张伟,也全程参加了这场酒吧聚会。张伟后来否认提前知道李某某的具体身份,但有证据表明,他至少早就知道李是一个不一般的客人,并且察觉到他的一个特点——爱面子。

梦鸽保留的李某某手机短信显示,张伟在元旦前就开始给李某某频发短信,短信中直呼其名,中心内容是让其到夜半酒吧消费。在事发不到一个月前,张伟曾为李某某安排过一个包间和一名陪侍小姐,并提醒李别忘了给小姐小费,"到时候你多给她点吧,比别人给得多有面儿。""好的,谢了伟哥。"李某某回信说。

梦鸽据此在对张伟的一份"控告函"中写道:"从2012年年底开始,张光耀曾多次以电话和短信的方式热情邀请李某某去该酒吧喝酒唱歌,在其所发的短信中,处处以大哥的身份对李某某嘘寒问暖,很是关心……"

酒吧的聚会持续了3个小时。包括两位陪侍小姐在内,9人共消费了28瓶科罗纳啤酒、一瓶轩尼诗洋酒和张伟赠送的大半瓶"黑方"洋酒。其间曾发生过一点不愉快:陪侍小姐晴晴因为喝酒时"耍赖",被李某某赶出了包间。不过,李还是通过张伟给了晴晴300元小费。此外,因为砸了几个酒瓶,李某某额外给了包间服务员100元。

李某某刷卡近2000元埋了单。但是,一直到聚会结束,子墨并没有按"规矩"得到300元小费。按照李某某、大魏、李斌等人的说法,他们通过张伟与杨女士谈妥了一笔后续的生意:出台。

杨女士、张伟、李某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对"出台"一词均给出了准确的定义:(客人)把女孩从酒吧带走,然后与其发生性关系,之后给女孩一定的费用。不过,张伟向警方作证称:他在那天夜里明确答复李某某,杨女士不出台。

李某某等5名被告人均向警方否认了张伟的说法。李某某、大魏、小魏、王继等人称,在酒吧已经与张伟谈妥了杨女士出台一事,出台费1000元。李斌则说,张伟未明确答复杨女士是否出台,但却就此作出过强烈的暗示:"(杨女士出不出台)要看你们的本事。"

在一份含混不清的证词中,张伟向警方承认,他确曾跟杨女士提出过李某某要给她1000元,但那不是出台费,而是杨当晚的小费。"我说等会吃饭的时候我去帮你(指杨女士)要1000块,他(指李某某)不给你我给你。"

"当时觉得李某某肯定给的。因为他有钱,也挺大方的。所以我才这么说。"张伟对警察说。

6人当中惟一未涉案的李斌和年龄最小的被告人小魏均对警方提及一个细节,张伟在酒吧内曾对他们说,子墨以前曾喝多后被客人"抬走"过几次。"我理解就是喝多了跟其他客人出台了。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带走这个女孩。"李斌在一份证词中说。

不过,所有被告人均承认,他们没有直接问过子墨本人是否可以出台。

一位具有丰富刑案经验的资深警察王明(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办理强奸案的司法实践中,如果确认发生性关系时女方酒醉,事后女方又说发生关系时非自愿,那么男方就会很麻烦。如果证实还有殴打等情节的话,定罪几乎是"板上钉钉"。

"强奸的定罪关键是(发生性关系时)是否违背女方意志,但是否违背女方意志的主观性很强,"王明说,"只要事后女方坚称当时不同意,男方被定罪的概率就很大。"

王明承认,在现实当中,确有女方当时同意发生性关系但事后迫于压力指控男方强奸的事情发生,此外也有利用强奸罪的司法漏洞设局敲诈的"仙人跳"现象。"因此,办案单位在办理强奸案件时尤其应注意细节,既要注意搜集有罪证据,也要搜集无罪证据。"

"子墨"的身份——"不想让家里知道"

李某某不是第一次跟警察打交道。在一年零五个月前,他因打人被收容教养一年。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此事曾被媒体广泛报道。

李某某也因此再一次被舆论聚焦,案件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但被害人杨女士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与张扬的律师们相反,作为一场"舆论战"的主角之一,她从未面对过媒体,甚至没有上过法庭。据其律师田参军叙述,开庭前一周,杨女士突然昏迷住院。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田参军称杨女士因"精神状态不好住院"而"没有办法出庭"。

梦鸽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此则坚持认为:杨女士是因为向警方撒了谎,心虚不敢面对法庭。

据媒体新近报道,杨女士谅解了三名认罪的被告人,并从对方家人处各自获得了15万元的赔偿。田参军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杨女士与部分被告人在法院主持下"和解",但表示不清楚具体的赔偿数额。他认为,这将会对部分被告人的量刑起到"不小"的影响。

"(强奸案的被害人)出庭的是少数,不出庭的是多数。"田参军说。而夜半酒吧副总经理丁文宇则替杨女士解释说,她不想继被李某某等人在肉体上强奸之后,再在法庭上被律师们在"精神上"强奸。

杨女士的身份始终是舆论争议的焦点。南方周末记者查证,杨是以一家广告公司"行政秘书"的身份报案。陪同她报案的张伟在单独接受警方询问时,描述杨为一个到酒吧消费的普通客人:"她说她是一个学生","几个月前来我们酒吧跳舞时我认识她的"。

警方后来查明,23岁的杨女士共有三个身份,并分别对应三个名字:"行政秘书"是其中之一;她的确在北京一家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学习;而与这起案件有密切关联的,是她的第三个身份——Global夜半酒吧(以下简称"夜半酒吧")"驻场兼职"。

根据夜半酒吧另一名陪酒小姐对警方的解释,"驻场兼职"指的是她和杨在酒吧从事的特殊职业,工作内容是陪客人唱歌、喝酒,以促进客人在酒吧的消费。一般陪一次会从客人处得到300元的小费。夜半酒吧共有七八个这样的"驻场兼职"。在酒吧上班期间,她们需换上专门的服装,各自取有别名。杨的别名是"子墨"。

杨女士向警方承认她"驻场兼职"的身份,是在报案半个多月后的一次警方问话中。在此之前的警方问话中,她曾断然否认。杨对之前的否认解释说:"我之前觉得这也是个敏感话题,我也不想让人知道我在做驻场兼职,更不想因为我的事情牵扯别人,所以我就没有说。"

在报案时,杨突出了一个细节:被强奸前她是处女。她多次跟警方强调这一点:"流血了,应该是留在床单上了。""我跟他们(李某某等)说我是处女还是第一次,他们都不相信觉得很可笑,嘲笑我。"

一份2月18日开出的医疗证明似乎也支持她的说法。上面写有"处女膜7点处可见破溃"、"22小时前为首次性生活"。

而被告人大魏接受警方讯问时否认杨是处女。杨声称被强奸所在地的酒店服务员则作证,没有在事发房间床单上发现血迹。

警方后来调查为杨女士开证明的医生后得知,"处女膜破溃"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初次性交时造成,"22小时前为首次性生活"为杨女士本人口述。而这份证明里同时还写有"外阴已婚"、"宫颈轻(度)糜(烂)"等字样,这些妇科专业术语通常表明当事人有正常性生活。

在后来的一次警方问话中,杨承认她在处女问题上撒了谎。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家里比较保守,我不想让家里知道我的事情"。另外,"我怕李某某家里的势力给他减刑,我想通过说自己是处女,让公安、法院重视,给予李某某等人严惩"。

田参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杨女士第一次见面时也跟他说是处女。"我当时很震惊,当时也是相信了她。"
金鼎轩——"张伟去我就去"

夜半酒吧的聚会结束时,已经是2月17日凌晨3点半左右。小伙伴们觉得饿了,有人提议去位于世纪金源大厦的"金鼎轩"吃饭。

领班张伟也在陪杨女士换了衣服之后,跟着上了大魏的越野车。

对于张伟与杨女士为何也去"金鼎轩"吃饭一事,双方各执一词。

李某某在被警方初次问话时的说法是:"张伟要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女的说张伟去哪她就去哪,她也和我们一起走了。"这一说法得到其他被分开审问的被告人的印证。

作为本案的一名重要证人,李斌的说法则更为具体:"那名女子喝多了,在包房沙发上瞎闹,撒酒疯呢。李某某想直接把这女的背走,张伟拦住了,说不合适。后来张伟表示要把那女的扶出去,然后一起吃饭。"

而张伟2月19日报案时的说法是:我不知道是谁叫杨女士一起去的。

两天之后,张伟修正了自己的证词,他对警方这样说:"我问杨女士愿不愿意去,杨说我要是不去她就不去,我要去她就去。我说我去,她也就同意一起去吃饭。"

这一说法与杨女士的证词基本符合:"(李某某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吃饭,)我不去,后来张伟说要陪我去,然后我就被好几个人拉着上车走了。"

夜半酒吧的监控录像显示,似有醉态的杨女士右边搂着身着黑衣的酒吧领班张伟,左侧则被李某某扶着,一起走出酒吧。

在金鼎轩饭店却爆发一场意料之外的冲突。

按照李某某的说法,"因为邻桌一个男的总看我们,我们就和他们吵起来,后来动起手来"。

除了李斌、张伟和年龄最小的小魏,其他4人均参与了这次打斗,他们应该没有吃亏,但在发现对方在打电话叫人后,"我们便跑了"。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大魏的说法,本来没想带那个女孩,但是她自己跟着,"直接上了我的车"。李斌说,张、杨二人开始曾试图上李某某的白色奔驰车,李某某摇下车窗,"你俩滚",自己开车往家走。

李某某家曾组织过一场有12名刑法学者和律师参加的专家论证会,会上对于杨女士是否醉酒作了专门分析。会议论证认为,杨女士在2月17日凌晨数小时时间内,在她以为没有监控录像的地方,表现得"完全正常",而在一些她认为有录像的地方,则出现了"突然间断性的醉酒状态"。

该说法的依据是:"在凌晨三点多从酒吧房间出来时,杨是被酒吧值班经理张某(张伟)架着出来的,步态呈现极为明显的醉酒态,甚至整个身体都呈现出明显的醉酒状态。没有张架着就无法行走的状态。"

"但是,仅仅十分钟之后(原文如此。据《21世纪经济报道》,监控录像显示李某某等从离开酒吧到出现在金鼎轩大约用了40分钟),在夜宵饭馆等待进餐时,杨的醉酒状态就不翼而飞。首先,她的运动协调能力很正常,她可以非常自如、快速地从坐位到站位,她可以穿着高跟鞋自如地出入饭馆,她可以精准地进行手指的运动,比如整理手包、整理头发。最重要的是,她对外界事物的反应非常敏捷,当李某某等人在她面前与他人发生争执时,她的眼睛可以极快极准确地追踪甩出的椅子。"

"然而,当杨要进开房的酒店电梯时,却再一次出现不符合规律的醉酒状态。而事实上在夜宵店并没有吃任何东西,也没有再次喝酒。但是,当从房间出来,再次进入电梯时,一切又恢复为常态。"

监控录像显示,在金鼎轩期间,杨女士曾起身自行离开。6分钟后返回,后经警方了解,她是去旁边的肯德基上洗手间。

在对检方提供的全部监控视频进行分析后,李某某家组织的专家论证会认为:"两次醉酒状态,都有明显的伪装事实,不符合酩酊状态无法控制自己的情况。她(杨女士)其实是一直清醒的。"

根据相关人等对警方的陈述,涉案各方公认的是:杨在当天夜里喝了不少酒。但是到底喝到什么程度、有没有醉、意识是否丧失,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该案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

地下车库——"反正都谈好了"

分乘三辆车离开金鼎轩后,李某某和朋友们按电话约定在李家所住的人济山庄地下车库碰头。此时已经大约是凌晨五点钟。

尚未从刚才打架的兴奋中恢复过来的李某某,发现张伟和杨女士也跟着来了。

"我们一下车都傻了,她(杨女士)怎么还在车上呢?"李斌在一份证词中说。

在人济山庄,张伟与杨女士分手。在田参军看来,这是整个事件的"分水岭":"张伟走了,把杨女士和另外几个男人放一块,这个性质就发生变化了。"

田参军认为,如果这个时候杨女士想走,李某某让她走,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如果想走他们不让她走,非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

关于张伟如何离开人济山庄地下车库,成为本案中又一个"罗生门"。

大魏在一份供述中称:"(在地下车库)张伟对杨女士说,你好好配合他们,有事明天跟我说,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但张伟对此否认。他在2月19日报案时以证人身份接受警方询问时说:"(在地下车库)我本来打算送杨女士回去,因为我看见杨蹲在地上抱着头像是酒劲上来了,后来李某某说待会他们送杨女士回去,李斌又说他顺路能送我回去,我就没管那么多就跟着李斌的车走了。我走的时候没跟杨女士说。"

但张伟的说法有相互矛盾之处。在后来回应梦鸽控告其"组织介绍卖淫"及"敲诈勒索"的一份"自述"中,张伟又说:"(在离开人济山庄前,)我给杨女士打了招呼说我要走了,并且我给李某某也打了招呼,让他送杨女士回去。"

而李斌在接受李某某律师调查时作证说:在人济山庄的地下车库,张伟和杨女士站着谈了有一分多钟。

李斌对警方提到一点:"(在开车拉张伟离开人济山庄的路上)张伟跟我说让我提醒李某某要给那个女孩钱,我问给多少。张伟说1000到2000就行","张伟曾问李某某家是干什么的。我说他家挺牛的,比我家牛。"

在电话中与南方周末记者谈及当晚离开酒吧之后发生的事情时,张伟显得非常敏感。他表示他早在4月份就离开了夜半酒吧,但接受采访须问酒吧"丁总"(夜半酒吧副总经理丁文宇),"有什么事都得问丁总"。

最终他拒绝接受采访:"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张伟说,"怎么说呢,越描越黑是不是?"

因为当天要送妹妹到天津,李斌没有参加小伙伴们后面的"活动"。而李某某则被认为"倒霉"。按李某某对警方的叙述,他本想从车库直接回家,但大魏劝他一起去玩,大魏的理由是:"反正都跟张伟谈好了。"

对于地下车库里发生的事情,杨女士似乎没有记忆。在报案时她的说法是:"上车之后我就睡着了。也不知道他们把我拉到了哪里。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我还在车上,车还在开着,可是我身边的张伟已经不见了……我问坐在我左边的那个穿黑色外套和灰色阿迪运动裤的人(指李某某)张伟在哪,他说你不用管张伟在哪儿,今天晚上你就是我们的。"

杨女士后来跟警方解释说,当时她并不是完全失去意识,但有点"断片","都是片段性的记忆"。

在后来的询问中,警察问她:你有印象去过一个地下车库吗?"没有",她肯定地回答。"你知道张伟什么时候走的吗?""不知道。"
奥迪车上——"你和这女的说明白了吗"

张伟离开人济山庄后的事情,当事人的证词开始相互矛盾、物证与口供也存在冲突。

根据杨女士对警方的描述,发现张伟不见了之后,"(在车上)我不停地央求他们放了我,他们不同意。于是我就用脚踹了司机,之后和我一起坐在后排的三个人就开始用拳头打我"。

关于是否在车上打了杨,李某某的几份供词说法不一。其中在第一份供词中说:"(杨女士)在车上一直嚷嚷要找张伟,还一个劲的用脚乱踢,我们怕她影响大魏开车,我和张某某、王继三人就上前制止她,不让她乱蹬。"

"在车上是否打了?"警方问,李回答,"没有打她。只是用手捂着她的嘴,还按着她不让她瞎折腾。"

"她是否愿意与你们一起走?""她也没有表示不愿意,只是一个劲地折腾,要下车去找张伟。"

根据李某某的说法,因为杨女士一直在车上闹,他还曾给张伟打过电话,但没打通。过了一会,张伟给他回电话,"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你和这个女的说明白了吗?张伟说:你就和那个女孩说,就说是我让她听你们的话,有什么事让她明天来找我。我把张伟的意思和那个女的说了,她就不像刚才那么折腾了。"

在"自述"中,张伟则承认离开车库后给李某某打过电话,但称内容并未涉及杨女士,"完全出于照顾顾客的心理,问了问他今天是否玩得愉快,砸瓶子是因为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之类的问题"。

在后来的一份口供中,李某某又改变了说法:"我和张某某、王继先是摁着她,但是她还在喊,后我们三个人就抽了她好几个嘴巴,后来她就不喊了。"

张某某亦在一份口供笔录中称"李某某用手抽了那女的"。

在8月28日庭审时,大魏当庭作出对李某某的不利证词,他说李某某在车上打了杨女士几个嘴巴。梦鸽当即提出异议,认为大魏的话不符合逻辑,他当时在开车,不可能看到后座的李某某打人,质疑大魏是被其律师李在珂误导和教唆才这么说。

在此之前,律师李在珂曾跟梦鸽提出希望能为李某某辩护,"为将来当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加分",在与梦鸽生隙之后,他在发给李某某代理律师陈枢的短信中曾表示要"调整一下我在这场官司的辩护策略","我想看看你们笑过之后是如何哭的"。

李在珂颇为自得的一个观点是:本案是由一起卖淫嫖娼的普通治安案件转化而成的强奸犯罪案件,随着同伴打向被害人杨某的第一个耳光,案件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

然而,李某某律师陈枢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认为,在李某某案中,双方"互动"持续的时间将近8小时。对于本案不能只进行零散、局部的事实情节分析,而要系统全面地归纳剖析整个过程,进而确定案件性质及法律责任。

陈枢认为,杨女士在车内的反常行为只是表面上的"撒酒疯",而不是真正拒绝性交易。他提出的一个佐证是,监控录像显示,在到达事发地湖北宾馆之前,李某某等人曾到另一家宾馆开房,车在宾馆路边停留半小时左右,当时已是早晨5点多钟,车旁有路过行人,五名被告人也全部离开了越野车,但杨女士并未呼救,也未逃跑。

陈枢由此认为,杨女士在完全可以逃跑的情况下,仍旧坐在陌生男人的车里不下车,证明其之前即使与李某某等人真的发生冲突,也与拒绝性交易无关。她坐在车里等待开房本身,证明与李某某等人发生性关系是其自愿的。

杨女士在相关陈述中则回避了五人曾全部下车这一细节。按她在几份询问笔录中的说法,在到湖北大厦之前,被告人一直在车上跟她在一起,并且殴打了她。

湖北大厦——房间里的秘密

2月17日凌晨5:58,李某某、杨女士等6人乘坐的越野车开到了湖北大厦。在此之前,他们先后看过两家宾馆,第一家因为房间"不隔音"而放弃;第二家则因为王继曾在此工作过怕遇到熟人而未成行。

对于湖北大厦里发生的事情,杨女士报案时的描述是:"(到湖北大厦之后)我就跟着他们下车了,我本来想在酒店大厅呼救,但是大厅里没有人(我没有看见一个服务员和保安),这样我就被他们拉到酒店的电梯附近了,我当时感觉有人拉我头发了,但我不确定是谁。到电梯里之后我就又没有什么印象了,之后我就被带到一个房间。"

据北京某媒体引自网友"解秘哥"的微博所做的报道,在湖北大厦,李某某一行并未从大堂进入酒店,而是李某某策划,另3人把杨女士从后门带入酒店(警方调查发现:杨女士被反剪双手搂脖子捂嘴从停车场到后门到房间),整个绑架过程湖北大厦保安服务员无人发现。

但上述细节其实皆为虚构。湖北大厦的监控录像表明,当日李某某、杨女士等人是从酒店的旋转门走进大堂。工作人员证实,当时酒店有保安和收银员,杨女士最近时离保安约五米左右。保安后来作证,当时未发现李某某、杨女士等人有反常。由于杨女士用手挽着李某某胳膊,保安甚至以为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电梯里的情节则更显现出该案的离奇之处。根据李某某的一份供述,他承认在电梯上打了杨女士:"到了电梯上她还是折腾喊要走,我们就又抽了她几个嘴巴让她别吵吵。"

然而监控录像很难判断杨女士曾经挨打。有媒体还原电梯监控视频的描述:"杨某某用手抓着李某某的手,并将其搁在李某某的腹部处,乘坐电梯期间,李某某的右手曾有一次缓慢地扬起,再缓慢地落在杨某某手上。"

杨女士的律师田参军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击打的动作。"

从湖北大厦9楼出电梯后,一行人陆续进入8915房间。进入房间前的监控录像没有显示杨女士有被拖拽、推搡等"挟持"的情形。

之后房间里一个多小时的过程,由于没有监控录像,只能依据当事双方的供述。

杨女士在报案时的说法是,5人强奸她时"都射精了",而且都没有戴安全套。不过,在后来的一份证词上,她又改变了说法,称确定李某某和一个高瘦男子射精了,之后的三个人是否射精就"没感觉了"。

根据警方此后的DNA鉴定结果,在杨女士提供的证据中,只检出王继和小魏的精斑。

在被警方问及是否反抗时,杨女士初次回答是:"我反抗了,但是他们打我,还威胁我,我害怕就不敢再反抗了。"但之后的一份证词中又说:"在他们强奸我的过程中我一直就躺在床上,没有任何反应。"

5名被告人的口供则互相矛盾。在分别单独接受讯问时,他们均承认过与杨女士发生了性关系,并准确地说出了先后顺序。但在是否殴打杨女士这一关键问题上,却出现了重大差异。

其中,李某某在首次接受警方讯问时称,进房间后,杨女士"自己脱光了衣服",他们中间没有人打过或威胁过她。但在第二次的口供中,李某某又说"我们几个人除了大魏全都又开始抽她嘴巴,同时王继还踹了那个女的头几次。后来那个女的就说别打了我听你们的,后来她就坐在了床上,我们几个就把她的衣服全都脱光了"。

在2月25日的一份证词中,李某某重复了上次打过杨女士的说法。3月7日晚至3月8日凌晨的一次讯问中,李某某又称"我没有打,其他人也没有打",仅承认杨女士被人"推了一下"。至于为什么和以前说得不一样,李某某回答说"我困了,当时预审说什么我就认可了"。

而在8月28日的庭审中,被问及是否与杨女士发生性关系时,李称"想不起来了,睡着了",此情节被媒体报道后,舆论哗然。

其他几名被告人的口供也不一致。张某某首次接受讯问时的口供中称"(在房间里)李某某就急了用手打了她一下","(完事之后)那女子站起来就要撞墙要自杀,但被王继拦住又将她推到床上。李某某上来又抽了那女子3个嘴巴子"。

大魏在首次讯问时也称"王继用脚踹了那个女孩,李某某抽了那个女孩的嘴巴"。小魏也有过类似口供。对于是否打骂过杨女士,王继在首份笔录中的说法是"我没有,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

杨女士被打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其事后3天做的一份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轻微伤",其受伤部位是头面部。出具这份鉴定的法医后来接受警方调查时认为,杨女士的面部伤情特征符合2月17日至2月20日这三天的伤情变化,认为倾向于"打击形成",并且否认杨女士为"诈伤"。

在李某某家组织的专家论证会上,有两名法医却认为杨女士报案后拍的头面部损伤照片证明伤情不是事发当时形成的。因为照片显示杨女士伤处为鲜红色,"不符合血红蛋白在损伤发生后72小时,由氧合血红蛋白,到还原血红蛋白,再到继续发生进一步分解变化的必然规律"。

对于湖北大厦8915房间那一个多小时发生的事情,田参军认为是案件的"核心机密","不能说太多"。但是他同时说:"如果说媒体不要通过我,通过其他的途径,把这个房间过程描述出来,我相信都能够激起任何有良知的人的愤恨、憎恨,对杨女士深刻的同情。"

五名被告人均称,在与杨女士发生性关系之后,对方当面拿到了2000元"嫖资",其中大魏给了1500元,李某某给了500元。

张伟对警方承认,2月17日早晨,他接到李某某的电话,对方说已经把杨女士送回家了,还给了她2000元小费。

杨女士在报案时回避了涉及给钱的情节,当时她向警方叙述自己到酒吧消费,被灌醉后再被强奸。后来接受警方讯问时,她承认李某某等人"给过我钱",但不是2000元,且否认是在房间里给的,"我自己打车回家下车给钱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包里多了几百元钱,不是三百元就是四百元钱"。

田参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本案开庭时,双方就杨女士与李某某等人之间是否为"卖淫嫖娼"有过交锋。田认为,假如是卖淫,必须得杨女士本人同意,"多少钱先不说,至少得有人跟她商量过,但任何人都没有跟她说过"。

田参军认为,即使张伟曾与李某某等人谈过杨女士"出台"一事,那也是他自作主张,并不等于杨女士本人的意思。

对于得了多少钱,田参军倾向于相信杨女士本人的说法,他认为"这个钱数明显不符合(卖淫嫖娼)行情","5个人和一个人发生关系,给她300块钱、400块钱,明显不是所谓的嫖资"。

一位参与李某某家组织的研讨会的律师认为,在李某某案中,区分"强奸"与"卖淫嫖娼"的关键,就是看事后是否收钱,收钱多少是另一回事,而"收了钱就不能定强奸"。

艺海洗浴中心——未能实现的私了

2月17日清晨7点29分,李某某、杨女士等一行人离开湖北大厦。监控录像及办理退房的酒店收银员的证词,皆表明他们离开时无异常。

杨女士仍旧和李某某等人乘坐来时的越野车。行驶到魏公村路口时,她下车又自行打车回家。

之后,根据杨女士的证词,2月17日早晨7时39分左右,她给夜半酒吧负责给客人安排陪侍小姐的"思佳"打了电话,说了自己被强奸的事情。之后便到了对方家中,并由"思佳"陪同去了一家医院。

之所以先联系"思佳",杨女士跟警方的解释是:"能跟李某某等人走,就是因为张伟说他负责送我,我觉得这件事跟张伟有关系,所以我先联系了我在酒吧认识的佳佳。"

而在张伟如何得知杨女士被强奸一事上,张伟和杨女士之间的证词出现了矛盾。按杨女士的说法,被强奸没有给张伟打过电话,而是酒吧副总丁文宇跟张伟说的。但张伟却对警方说,2月17日下午2点多左右杨给他打电话,"一直哭,说她被早上那个男的欺负了。她还问我那几个男的叫什么,我说我只认识其中一个叫李某某的。我还把李某某的电话号码告诉她了"。

同样根据杨女士的说法,回家之后,她接到酒吧副总丁文宇(或夜半酒吧股东岳萌)的电话,对方建议她要到三甲医院做检查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并到家里将她带到了北医三院。

看完病后,一行人开始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记不清他们谁跟我说了李某某是李双江的儿子,背景比较大,说可能直接报警的话不一定能成功,要先跟对方联系一下,看一下对方的态度。"杨女士说。

按丁文宇的说法,他们从"文艺圈"的朋友处得到了李双江司机张某某的电话,并与之联系。

张某某的通话记录显示,夜半酒吧股东岳萌从2月18日下午两点到2月19日下午四点之间,先后四次与其通话。

在此之前,张伟与李某某也有过一番不成功的交涉。按张的说法,他在接到杨女士的哭诉电话之后,一连给李某某打了几个电话,"他不回答我,说他睡觉呢,让我别烦他"。

当天晚上,李某某又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自称是酒吧的大经理,说我们摊上事了,要我考虑考虑自己的影响,说这次的事可不像上次打架的那次那么容易解决了。我就骂了他一句就把电话挂了。"

事情很快传到李双江夫妇处。2月18日下午,尚在海南的梦鸽突然接到司机张某某的电话,告诉她有人打电话给他,说李某某强奸了别人,对方要求私了。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受害者杨女士的朋友。梦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接到司机电话后,她马上给李某某打电话,"儿子说,妈妈没有事情,是他们敲诈我们,她是自愿的,给了她2000块钱"。

梦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会儿这个打电话,一会儿那个打,都说是受害者的朋友。要真受害了,你第一时间应报案啊!不报案却给我们打电话,不是敲诈是什么?"

根据李斌所做的一份证词,2月19日凌晨,他和李某某、王继、大小魏一起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听李某某说他父亲带他去找过检察院的人,说这事就是赔钱,没什么大事,给钱了就是嫖娼。

接到司机电话的当天晚上,李双江和梦鸽夫妇飞回北京。"我们回来的当晚,对方说我们要跟你们见面,在艺海洗浴中心等我们,杨和张还有他们的经理都在洗浴中心等,让我们下飞机给她钱。"梦鸽说,"我们没有上当。"

丁文宇则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酒吧之所以出面与李家联系,是因杨女士"太可怜了",尽管她跟酒吧"压根没关系",但他"知道这事不管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对于梦鸽所指控的设局和敲诈勒索,他断然否认:"我疯了?我这每天流水钱也不少,我们这么多人铤而走险设局敲诈他,不是精神病么?我一个月的收入也比敲诈的这点钱多吧?"

李斌在一份证词中称,由于李某某不再理张伟,张伟2月17日下午曾给他打过电话,让他劝李某某解决这件事,他问张伟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张伟就说无非就是要钱。我就又问张伟要多少钱。张伟说,怎么着也得一人10万元。"

梦鸽指控对方敲诈的证据,是一条用杨女士手机发给李双江司机张某某的短信。其全部内容是:"请问你是否李双江本人,关于你孩子李某某为首的轮奸事件你是否了解清楚了,事情很严重也很恶劣!我们本着对所有人负责的态度最后跟你联系一次,请你速回电话。否则我们不会拖过下午,要走法律程序和相关媒体等。都不希望事态发展过大而不受控制!是否低调处理看你最后态度!希望大家都良心未泯。并能够理智冷静处理。"

丁文宇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这条短信是他本人用杨女士的手机编发的。他的本意是"息事宁人"而并非敲诈。"我联系到你家里人,是对你家里人负责任,"丁说,"你是赔礼道歉、是认错,怎么安抚人家,或者有什么经济赔偿你们谈去。这能叫敲诈勒索吗?(短信里)一分钱也没提。"

丁文宇甚至也否认夜半酒吧有"陪酒小姐"。他说,李某某案发生后,公安系统到店里查过多次,"摊上这么一个震惊全国的大事,我们店能开到今天,你想我们得干净成什么样?"

据梦鸽介绍,她3月份时就曾举报过张伟等人涉嫌介绍卖淫和敲诈勒索,但公安机关没有受理。8月上旬,在梦鸽高调面对媒体之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受理了梦鸽的举报,但不久即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决定不予立案。

9月22日,一直关注李某某案并为李家发声的律师陈有西在微博上说,公安不受理李家对组织介绍卖淫事实的报案,判决就基本没有悬念。

此前11天,李家依据9月7日专家论证会上得出的意见,以本案基本事实未查清为由,向海淀法院申请再次开庭,但在次日即被驳回。

(受害人杨女士、被告人李某某、大魏、小魏、张某某为匿名,被告人王继、证人李斌、警察王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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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河南小城镇建设急踩刹车 基层干部将其类比大炼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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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小城镇建设急踩刹车 基层干部将其类比大炼钢铁
Sep 27th 2013, 07:18, by 墙外仙

河南省曾经轰轰烈烈的小城镇建设,如今已少有人提,一位基层干部将其类比为"大炼钢铁"。

  将若干村庄合并入上万人口的新型农村社区以节省土地的做法,最近几年在河南省大面积铺开,也寄托了当地从"乡村河南"到"城镇河南"的美好愿望。但据记者了解,由于资金、拆迁等问题频出,河南省已悄然下调了新型农村社区的规模。

  这或许预示着,对中国小城镇建设的良好预期,也许过于乐观。

  困境

  "政府好像没钱了。"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陈曹乡一位地方领导介绍,陈曹乡的新社区有的还在建设,但也和停工差不多;也有的新社区由于发不出工资,引起工人罢工、上访。

  新社区建在农田中,包括医疗、卫生、道路等使用的是上级政府专项资金,居民房建设资金则由政府筹集,新社区一期工程建设(行情 专区)投资为2000万~3000万元。据了解,许昌县一年财政收入只有6.5亿元,很难有余钱用于新社区建设,政府筹措资金的方式,主要是向银行(行情 专区)贷款。

  而政府将来归还银行贷款主要是靠出售节余土地,节余土地要靠农民顺利搬进新社区,将原有宅基地腾出,但现在遇到的难题是农民搬迁。河南省许昌县五女店镇的二郎庙社区今年2月份已经建好,但却迟迟难以搬迁。

  搬迁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农户需要付出一部分钱才能住进新房,搬迁动力不足,而当地政府财力也有限。"以前说得很好的,后来都变卦了。"上述官员介绍,不能搬迁就无法出售土地偿还贷款,这可能使得当地政府改变态度,投入资金不足。

  记者调查的多个农户都没有搬进新社区的动力,有热切期望者往往是寄希望于得到大笔补偿金。在城中打工者愿意一步到位到城中购房,而在农村劳作的则更习惯独家小院。

  按照原来计划,农户搬迁上楼后,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农户收取租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户可以给种粮大户打工,也可以到城市谋生。不过,现在这种模式遇到了种种问题。

  在陈曹乡,有承包上万亩耕地的大户,去年种麦雇人播种,麦子播种不均匀,长势也不好。"和生产队时差不多。"当地人如此形容。

  到了今年秋收,问题更加严重。没有土地又闲下来的农民以拾荒(捡地主收割后不小心剩下的粮食)名义四处逡巡,趁人不备就到没有收割的地里哄抢。当地村镇干部发现问题后到田间地头守卫,但依然无法制止。"看到有人走到没收割的庄稼地里,我过去问干什么,那些人嘴上说拾庄稼,手上却没停,变成明抢了。"一位村镇干部如是告诉记者。

  出现这种问题,一方面是种粮大户管理不当,还没有管理大片农田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地工业基础薄弱,尚无法吸纳剩余劳动力。

  土地流转只是问题之一,还有就是可能形成土地浪费。

  在一些村庄自由开发地区,农民新建的是大片别墅,这与新社区节省土地的目标相违背。以河南济源市五龙口镇裴庄为例,新社区建设了大量别墅对外出售;而驻马店平舆县东皇庙乡南陈村的新社区则建设的全部是别墅。

  如今新社区建设已是左右为难,继续建下去面临资金和拆迁难题。如果拆迁无法顺利完成,会造成大量土地浪费,耕地也会被占用,不继续建设则可能是烂尾工程。

  收缩

  济源市党校教师王园园曾经研究过小城镇化,但是她发现最近政府风向已经有所变化。

  以前小城镇建设提得很多,现在领导在各种会议上已经不怎么提了。很多地方党校的调研都是跟着地方领导走,领导热衷什么,就做哪方面的调研。而地方领导的兴趣,也是跟着上级走。政府最近提得比较多的是产业集聚区建设。

  上级的确已经在控制小城镇建设规模。河南省驻马店农办任亚介绍,最近河南省委农办在进行摸底调查,关于新型农村社区政策已经悄然生变,全省已经开建的依然在推进;建设好的要完善公共设施,确保农户搬迁;没建的则要重新论证,在城镇规划区之外,不允许再建新型农村社区。

  也就是说,主管部门开始严格控制,这是对前期工作的纠正,也是一项风险控制手段。

  任亚介绍,驻马店市2012年才大规模铺开建设,与豫北地区相比稍好一点,这是因为建设地位于乡镇所在地、距离城市较近的城乡结合部,没有在传统农区建设。当地官员将驻马店这种建设的"落后"情况,归结于地方财力有限,如今他们正为"陷得不深"而感到庆幸。

  不仅是开工数量限制,一些新型农村社区原来计划有好几期,如今也普遍收缩了。

  驻马店平舆县东皇庙乡南陈村村长陈白孩(音)介绍,新社区现在只有一期,而按照原来计划,周围几个村庄都要搬进这个新区里来,还有好几期要建。在该新区旁边的宣传栏上,写着新区将会建写字楼,如今,只剩下首期的一群别墅。

  河南许昌县一位官员也称,陈曹乡的新社区也可能只有一期。这对当地节约土地的愿望是个打击。以陈曹乡的双楼张社区为例,该社区计划整合双楼张、万庄、陈谢、伍连、前孙汪和后孙汪共6个行政村10个自然村。原村庄占地面积2789亩,社区规划占地570亩,节约土地2219亩。陈曹乡另一柏杨社区规划占地617亩,计划可以节约用地2000亩。双楼张社区一期规划占地180亩,柏杨社区一期规划占地177亩,按照计划在今年3月份和6月份开展二期。如果没有二期工程,前期投入的设计等费用将打水漂。

  截至2012年年底,河南城镇化率为42.4%,小城镇建设有助于当地快速提高城镇化率,这也是中国政府的愿望。资本市场认为城镇化建设有助于促进钢铁、水泥消费量,城镇化提高后居民消费能力将提高,并在这种预期下,为一些上市公司重新估值。

  "也不知道谁应该负责,我们都是按照上面要求做的。"一位基层干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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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野村证券警告中国地方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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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证券警告中国地方债风险
Sep 27th 2013, 04:18, by 墙外仙

香港——野村证券(Nomura)于周四发布报告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最近几年扩大了39%,情况令人担忧。地方债是令人对中国经济深感忧虑的一个焦点问题。

野村证券的报告估计,截至去年年底,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资金的融资平台已经带来至少19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构成了"对经济的重大威胁"。

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报告作者之一张智威说, "流动性风险正在上升。"他还表示,该银行的研究基于对869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即地方政府设立的实体,任务是以不同方式替政府借款——的调查,研究显示,如果不是得到了地方政府支持,去年有超过一半的地方债务存在违约风险。

野村证券报告中的数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刘煜辉最近做出的估计大致相符。社科院是一家位于北京的政府研究机构。

据中国商业杂志《新世纪周刊》报道,刘煜辉九月中旬在北京参加研讨会时表示,"个人感觉,地方债务规模已经突破20万亿元以上,可以说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失控风险。"

最近几年,银行贷款与地方政府债务数额飙升,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回升的主要驱动力。由于传统的集资方式即土地销售已经放缓,地方政府日益依靠银行贷款、债券或股票市场发行来获得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这些项目一直在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由于此类活动大量增加,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心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北京的新领导层也已明确表示,希望能控制这种危险。

为了控制这种局面,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明显的信号就是于7月下令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审计。中国观察人士预计,审计结果将于未来几周发布,多半会在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之前。此次会议很可能会传达中国广泛经济整改的更多细节。

张智威等分析师说,北京急于对抗金融风险、提高资本效率以及对资本进行有序分配,可能意味着未来几年间增长将会放缓,还可能出现孤立的贷款违约。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认为,这些做法也是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倘若地方政府债务仍以当前的速度增长,宏观经济条件就会恶化,"张智威说,"随着越来越多的集资被用来偿还已经欠下的债务,而不是进行新的投资,这种由债务推动的投资策略的效果将会减弱。"

他还说,中国政府不仅手握充足的财政火力,足以支持处境堪虞的借款人、遏制未来几年内的系统性危机,而且似乎做好了准备,可以忍受因减少借贷而来的增长放缓。

"我们认为,2014年将会出现个别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简称LGFV)违约现象,但是,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出现LGFV系统性违约,因为续借贷款所需要的财务成本仍然较低,"他在提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时写道。"换句话说,政府仍然拥有将LGFV贷款拉回持续发展道路的能力,但是,如果政府选择延期解决问题,将来的风险——以及财务成本——可能会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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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多维:整风运动省级搁浅 常委出动严审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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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整风运动省级搁浅 常委出动严审把关
Sep 27th 2013, 03:30, by 墙外仙

【多维新闻】北京时间9月25日,据中共宣传系统标志性媒体新闻联播罕有地用近9分钟的时间报道,自9月23日下午至25日上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离京后一直在河北省指导和督促该省常委层面开展整风运动中的重要环节——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此前后,其他宣传系统媒体如网媒新华网、纸媒《人民日报》等也以文字、图片或视频的形式予以详尽报道。

有知情者向多维新闻透露,习近平用4个半天时间亲临河北省领导层督导整风,其原因是这场被中共高层寄予厚望的整风运动在初期掀起一阵高潮后,现时在省级层面逐渐陷入了后继乏力的境地。中共高层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对此十分不满。有观察人士亦表示,习近平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深入一线督促整风的做法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整风运动不容乐观的发展形势,不过也明确释放了中共中央将以政治局常委亲临下级督促的做法会为整风注入"强心剂",力求取得实质性效果的不容置疑的决心。而接下来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的李克强或是具体操作整风的刘云山也将很快现身各自定点联系的省份,进行类似的督促工作。

习近平对省级落实整风不满意

据官媒报道,河北省是习近平在整风运动中的定点联系省份,习近平一直十分注意该省整风运动的实际进展情况,并在7月中旬专程到河北调研指导。不过,此番习近平亲临河北省,用4个半天时间参加该省常委层次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并发表长篇讲话,其规格远超之前。

习近平在会上表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加党性,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这个武器。省委书记、省长要带头深刻查摆剖析,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是下了决心的,希望大家也下定决心、毫不动摇。

另外,习近平还表示,在此次河北省委层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上,既有红红脸、出出汗的紧张和严肃,又有加加油、鼓鼓劲的宽松与和谐。有观点就此分析,在此番有习近平亲自督促的持续4天半的会议中,尽管官方新闻报道所涉该省级常委间批评内容较少,但并不排除确实存在一些相对比较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内容的可能。而这种结果正是习近平下沉一级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有知情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习近平此番以中共总书记之职亲临省级督导整风运动进程并非心血来潮,实是因为整风运动在省级层次似乎陷入了后继乏力的境地。中共高层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对这一形势十分不满。该知情人士还表示,接下来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二的李克强或是具体操作整风的刘云山也将很快现身各自联系省份,进行类似的督促工作,并以此推动整风运动自上而下地深入进行。

据悉,其他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的定点联系省份分别是广西、江苏、甘肃、浙江、黑龙江和四川。据媒体报道,在今年7月中上旬,7位常委便分赴各自联系省份调研群众路线情况。

其实,在不久前的9月9日,刘云山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几点认识》的讲话,随后发表在党校主办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学习时报》上,这篇八千余字的文章,词语切切、语重心长地论述了进行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历史、意义、必要性、操作方法和注意问题等。观察人士表示,刘云山的谆谆教诲自然代表了中共中央推进整风的深刻认识,却也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当下这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在现实操作层面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整风运动初期进展顺利

2013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展一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其实,中共新领导集体对该整风运动的规划早已有之。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章节增加了"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论述。而在更早前的2012年11月末,即中共新班子上位初期即有信号显示,中共中央将在2013年春天在全国全面展开"北京整风"运动,预计该运动涉及层面之广、打查力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将是中共历史罕见。

进入今年下半年后的6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对整风运动作出进一步具体部署,会议决定由刘云山担任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要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好民主生活会,坚持开门搞活动。"整风运动就此正式启动。

6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连续4天的会议。会上,较有代表性的政治局委员中,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宣部长刘奇葆、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中组部长赵乐际和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6 人分别作了重点发言。这一会议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在政治局面作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表率。

而在此后短时间内,广东、上海、河北、湖南、广西、重庆、河南、天津、云南等多个省份纷纷以各种形式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组织动员工作,众多省级一把手在对这项活动进行重要性和可行性阐述后,对本省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具体部署和动员。整风运动一时间在中国呈现出全国联动、遍地开花的乐观局面。

整风运动或已在省级搁浅

有观察人士表示,在省级领导作出群起响应整风的表态之后,似乎逐渐虚化为各种形式的会议、文件、讲话,不仅没有萌发群众路线的实质性政治成果,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没有了下文。在民间的感知中,本是剑指形式主义的整风运动却似乎有了形式化的嫌疑,有声音直批一些所谓群众路线做法疑似作秀。《人民日报》海外版在9月26日一篇描述性报道《省委书记走群众路线:袁纯清栽红薯李鸿忠擀面条》中,向外界展示了各位省委书记在响应整风运动中的众生相。

在该文报道中,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广西党委书记彭清华等多以讲话等形式号召官员深入群众、查摆"四风"、自我检讨、缅怀革命先烈,或是学习先进同志等。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还给每位省委常委写信,请常委给自己提意见。

此外,也有一些省委书记亲身深入基层,以与底层民众短时间内共同生活或工作的形式落实群众路线。其中,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福建省委书记尤权、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等人均采取了这种方式。另有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某晚进入村民家中与村民比赛擀面条。

观察人士指出,此番被中共寄予厚望的整风运动要求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其中,"形式主义"位居需要整顿的"四风"之首。然而在各省常委级别响应和落实整风的具体操作中,却越来越显露出滑向形式主义的倾向,不仅对解决形式主义之风难以起到预期效果,反有被形式主义"俘获"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为整风注入"强心剂"已是十分必要,而以政治局常委亲临省级督促的形式又不失为一种将这种自上而下推动的整风推向深入的较为有效的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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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安邦-每日金融-第38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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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每日金融-第3852期
Sep 27th 2013, 03:11, by 墙外仙

〖分析专栏〗
【香港金融市场要有制度创新的勇气】
央行首次发布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工作任务 2
银监会将进一步细化理财业务监管措施 3
银行业资产负债扩张环比实现两连增 3
IPO难启致使借壳上市放水 4
中国企业扩大并购重组推进产业升级 4
上期所修改存管办法为国际业务留空间 5
温州银行业还需为房价下跌做准备 5
方正合并民族证券开启证券行业的并购潮 6
富人移民和海外置地导致资本外流应引起关注 6
香港金管局警示美联储退出宽松带来的风险 7
美联储延续QE3为美国经济调整创造更大空间 7
美联储对议息声明是否提早泄露展开调查 8
全球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还未结束? 9
全球商业银行加紧补充资本缺口 9
大摩认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为"脆弱货币" 10
国外投行纷纷大幅缩减财富管理业务部门 10

〖分析专栏〗
【香港金融市场要有制度创新的勇气】
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一事正在向"最坏"的结局发展。由于香港证监会拒绝对阿里巴巴以合伙人制控制大局的上市计划给予豁免,阿里巴巴与香港方面的谈判正在走向破裂。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阿里巴巴内部人士透露:"我们和香港方面的谈判已经结束,目前正在把重心转移到启动美国上市程序方面。"该内部人士还表示,阿里巴巴已经聘请美国律师事务所开展相关工作,而且很快就会聘请投资银行来安排上市事宜。
正如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此前所分析,阿里巴巴如果弃港赴美,这将是涉及面甚广的一件大事。一个上千亿美元的上市大单凭空就飞了,这对香港市场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是一家紧贴互联网消费、创造巨大的国内消费交易量的公司,它还掌握了几十万家企业和数千万人的个人信用数据的公司,居然不得不到美国股市去上市。据我们了解,相信会有不少政商两界人士为此扼腕。
阿里巴巴如果真的弃港赴美,对香港和内地都是一件具有震撼力的大事。在安邦(ANBOUND)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从表面看,香港股市坚持了"同股同权"的原则,维持了公平的市场制度。正如一些外资人士评论:香港重原则甚于重利益的立场是正确的,香港不愿意为任何人放松自己的标准。错失阿里巴巴是一个打击,但从长远来看,保护股东权益的声誉,也是一项宝贵的资产。香港也许会为坚持了原则而感到精神愉悦,但在贺军看来,香港在此事上有更大的事情需要担忧——香港是否正在丧失制度创新的勇气?香港的竞争力逐渐下降是否与创新意愿下降有关?
港交所总裁李小加先生日前用一篇拟人的博客奇文,表达了他的担忧和思考。他所关注的核心,还是创新与传统如何平衡与发展的问题。李小加梦中的"传统先生"表示,"香港的体制长期以来运作非常顺畅,为什么现在要改变?香港的《上市规则》十分清晰,谁想来香港上市都一视同仁,我们也不曾为任何公司妄开先例。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改变?"但"创新先生"则表示,"多层股份架构有什么问题?世界上大部分交易所都允许这样做,只有香港墨守成规、不肯接受。看看那些在美国上市的科技公司,最大的几家公司比如Google和Facebook,都是以特别投票权来维护创办人的地位。人们投资这些公司,就是因为相信公司创办人独特的眼光、业绩纪录和声誉!"深刻理解此事复杂性的李小加,还设计了一位"道德先生"来提出另一种疑问:"香港交易所为什么会考虑这个方案?是不是中国政府要求的?这要查一下。"
我们估计,在阿里巴巴放弃在香港上市之后,香港市场也许不会为捍卫了制度而得意,反而会有一轮关于香港资本市场制度创新的大讨论。李小加的这篇梦游记只是个开始。实际上,香港的营商环境现在面临不小的挑战,正如李嘉诚最近所言,过去全面领先的香港,现在已经开始在不少方面落后于新加坡了。
香港市场环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贺军看来,除了目前面临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之外,香港在市场制度上缺乏创新是个重要原因。阿里巴巴的"弃港赴美"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香港在固执地坚持过去的制度的时候,却很少考虑到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谋求创新和突破。过去香港曾经以创新精神引入了H股和红筹股在港上市,这极大地促进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什么现在面对新情况却不能继续创新呢?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当资本市场缺乏活的水源的时候,一成不变地坚持制度又有何用?此外要强调的是,允许多层股权制度并不违背原则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股市都允许这种制度存在,以保护创业者对所创企业的控制。为什么香港就不可以呢?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香港坚持市场制度在表面上没有错,但实质上则反映出香港在创新方面缺乏勇气。长期来看,这会给香港市场造成不小的损失。(AHJ)返回目录

〖优选信息〗
【政策:央行首次发布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工作任务】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是今年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日前,央行副行长胡晓炼表示,为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近期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一是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是由金融机构组成的市场定价自律和协调机制,旨在符合国家有关利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对金融机构自主确定的货币市场、信贷市场等金融市场利率进行自律管理,维护市场正当竞争秩序,促进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二是开展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工作。建立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把市场基准利率报价从货币市场拓展至信贷市场。随着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近期将以自律机制为基础,组织综合实力较强的金融机构报出对其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为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定价提供参考。这将有利于适应贷款利率全面放开、实现市场化的需要。三是推进同业存单发行与交易。借鉴国际经验,立足近年来我国同业融资市场发展迅速的情况,近期将从在银行间市场上发行同业存单入手,逐步扩大负债产品的市场化定价范围,进一步丰富金融机构市场化负债产品,从而为稳妥有序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据悉,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成为首任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主任委员。(LYXD)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银监会将进一步细化理财业务监管措施】
银行理财是当前银监会监管的重点。继今年上半年发布银监会"8号文",对银行理财的规模作出总量控制后,9月26日,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表示,银行要抓紧研究改进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方法论,完善监测工具,要做到及时、充分地反映全行业务特别是同业和理财等新兴业务的流动性风险状况。要丰富流动性风险的防控手段,更加重视调整自身的业务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避免过分依赖外部融资。阎庆民表示,理财业务方面,个别银行对"8号文"的监管要求落实不到位,例如非标投资没有完全比照自营贷款进行管理;通过做大分母、账户转换等方式来达到非标资产的比例要求,并没有真正消除风险。同业业务方面,部分银行对同业业务的会计核算不规范,既不入账更不进表,风险管控严重缺位。对此各家行要高度重视,尽快健全和落实风险防控责任制,必须在合规的前提下开展业务创新。阎庆民要求,各家银行都要充分认识流动性风险特征的深刻变化,全面提升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中,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有所上升。各家行要高度关注信用风险问题,按照年初提出的"双控"要求设定防控目标,建立健全风险防控责任制,严防不良贷款大幅反弹。阎庆民称,中国金融业正面临着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放开以及金融脱媒等多重变革,长期来看银行将面临利差收窄的局面,股份制银行更是首当其冲。汇率市场化也正在推进当中,股份制银行应该认真应对,积极推动战略转型。阎庆民表示,随着利率市场化时代的到来,单纯依靠吃利差的经营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差异化经营才是中国商业银行的根本出路。股份制银行要制定科学的考核机制和年度经营目标,充分发挥资本管理对业务发展的支撑和约束作用,控制风险资产过快增长。同时,结合新监管标准的实施,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合规建设。(LLF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银行业资产负债扩张环比实现两连增】
25日,银监会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14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4.5%,环比增幅提高0.2个百分点,同比增幅提高0.1个百分点;同期总负债13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60.38万亿元,同比增长8.8%,总负债56.16万亿元,同比增长8.5%;股份制银行总资产26.01万亿元,同比增幅22.5%,总负债24.55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城商行总资产13.67万亿元,同比增长20.1%,总负债12.75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他类金融机构总资产4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7%。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注意到,8月份银行业整体及各类银行资产负债环比已经连续增长,与14.7%的M2同比增速基本相当,是对6月份钱荒事件以来持续加强流动性管理,也即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锁长放短,票据续作的同时实施逆回购,表外业务助推社会融资总量大幅反弹(环比增加7504亿元)的结果。而去年8月份银行业资产负债增速已经持续滑落到年度低位,9月才略有增长,之后重新跌落8月份的同比增速水平。从今年9月央行实施6日期到9月30日到期的逆回购操作来看,央行只会维持流动性管理,银行业资产负债环比增速三连增的可能性不大,在年初中央制定M2年度计划13%的大背景下,可能会重回跌势。(AYZR)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IPO难启致使借壳上市放水】
A股IPO创记录的停摆,已经引发借壳上市潮。尽管2011年9月正式施行的借壳新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要求借壳重组标准与IPO趋同,但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准入与退市制度并未市场化,两者存在诸多的差异,致使因业绩不符合IPO标准的企业转向借壳上市。不过,更有业内人士指出,现有制度框架实际无法实现借壳重组标准与IPO趋同:现在IPO由发审委审核,而借壳上市由重组委审核,两者标准相差甚远,IPO审核时注重过往业绩的稳定增长,借壳重组审核时则相对淡化对上市前业绩增长标准,更为关注的是重组完成后公司是否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与此同时,尽管A股也可以退市,退市制度也并非不健全,但关键在于执行难。更有券商高管表示,借壳上市门槛明显较低:IPO的审核是一个全面、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上市企业业绩、市场地位、前景等方面都是考核的标准。而借壳上市中,与保荐人需要在IPO中签字不同,中介机构在借壳上市中作为财务顾问,无需保荐人签字,所以尽职调查可能不如IPO阶段保荐人的审慎核查严格。在我们看来,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在于,面对IPO改革难以突破的局面,放宽借壳上市实际操作标准,可能也在于监管层为优势企业的上市需求留个口子。(AYZR)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企业扩大并购重组推进产业升级】
为迎接全球新一轮产业周期增长的并购重组并非只发生在国外,中国公司也表现抢眼。汤森路透数据显示,2013年迄今,中国境内并购交易金额达到历史最高,共计1031亿美元,较去年前三季度增长12.7%。其中材料行业占国内并购市场18.2%,其次是高科技行业和工业,分别占比15.0%和14.7%。跨境并购的总金额较去年同期上涨10.5%至675亿美元,创下了自2008年以来的前三季度交易最高记录。海外企业境内收购的交易总额达到238亿美元,尽管交易数量同比下降11.8%,但交易金额同比增长27.7%。国内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0%至437亿美元,这是自2008年678亿美元以来前三季度最高并购金额。我们注意到,中国企业并购增幅已经与全球水平持平,据研究机构Dealogic数据显示今年头九个月全球企业购并金额同比增长13%(约2万亿美元)。而中国材料行业、高科技行业和工业并购占比接近一半,显示出中国并购对技术创新和制造业重组的重视,这是中国推进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的新标志,尽管海外并购增幅远比国内为慢,但中国企业显然已经在为迎接全球新一轮产业周期做准备。(AYZR)(RYXD)返回目录
【政策:上期所修改存管办法为国际业务留空间】
近日,上期所向市场发布《上海期货交易所指定存管银行管理办法》,结合上期所的实际情况和期货保证金存管业务特点对存管银行相关业务进行了规范。《办法》共分八章、五十二条,主要从上期所期货保证金指定存管银行的资格申请、业务要求、技术要求、应急处理、监督管理及违规处理等方面做了相关规定。合格存管银行必须是我国境内设立的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而且注册资本达到100亿元人民币,总资产在1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净资产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分支机构在600个以上,且在期货交易所所在地设有可以办理期货保证金存管业务和资金结算相关业务的分支机构。此外,办法还为国际化业务开拓还留下了政策空间:一是规定了从事与境外特殊参与者等国际化业务有关的银行可根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申请期货保证金存管银行;二是在业务管理方面规定了上期所可不定期对保证金安全测试的跨行调拨,以及当资金结算出现流动性等需求时,存管银行应当给予相应资金配合的要求;三是在监督管理方面设立了交易所根据对存管银行的考评结果统筹安排存管银行的业务及双方合作项目等条款。(LYZR)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温州银行业还需为房价下跌做准备】
受民间借贷危机影响,温州的房价接连下跌。截至2013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中,有69个城市同比上涨,唯有温州的房价在下降。这也是温州房价已经连续23个月下降。不过,温州房价可能还远未见底。根据温州市法院人士透露,从2011年到2013年,该院查封的房屋至少有3000套,目前还只是小部分在进行拍卖。银行害怕把房子一起拿出来卖,会把房价打下去,所以现在还捂着。2011年温州全市法院委托拍卖545件,2012年为986件,2013年仅上半年就有622件。其中80%为个人房产,这还不包括企业破产涉及的房产。接下来,来自国有和司法渠道的"拍卖房"将规模入市。安邦(ANBOUND)此前曾指出,温州的情况证明房地产抵押贷款将不再是一项优质资产。以温州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恢复遥遥无期,房价不断下跌使银行保有的房地产资产进一步贬值,且无法变现。而一旦"拍卖房"规模入市,对房地产价格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温州的银行业要对此有所准备。温州的教训对全国的银行业也应该是一个警示。(AYXD)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方正合并民族证券开启证券行业的并购潮】
由于经济下行、IPO停闸及经济业务利润空间下滑等因素影响,中国证券业或将迎来一轮并购潮。日前,停牌逾一个月的方正证券发布重组进展公告,首度透露此次重大运作的框架:初步确定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吸收合并民族证券。公告称,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资本市场重大无先例事项,涉及的相关程序较为复杂,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30天。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方正证券总资产279.84亿元,净资产为144.31亿元,营业收入23.31亿元。民族证券截至2012年底的总资产为87.38亿元,净资产为21.51亿元,营业收入为6.63亿元。方正证券拥有营业部103家,主要集中在湖南、浙江地区,在19家上市券商中营业部数量排名第6。而民族证券拥有营业部50家,主要集中在东三省及京津地区。若此次方正证券能够顺利完成重组,将有助于资源整合,实现营业区域优势互补。据悉,国元证券、长江证券、西南证券等上市券商在最新增发融资中均明确表示,将"择机收购证券类相关资产"。此外,有意收购证券类相关资产的非上市券商还有华龙证券、中航证券、英大证券、平安证券、航空证券和国信证券等。分析认为,此番券业整合背景,或有三方面因素助推:首先是内生市场化运作产生的动力,随着经纪业务利润空间下滑,中小券商业绩急剧下降,生存空间面临严峻挑战,不得不走并购之路;其次是监管导向,包括一参一控、扶优助强、创新引导等监管思路的变革,前者使得一些不符要求的券商不得不出让股权,而后两者则主要体现在IPO、创新业务申请、网点铺设等方面;最后就是央企和地方国资整合而出现的券商股权转让。(RYXD)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富人移民和海外置地导致资本外流应引起关注】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成本提高,人民币持续升值等等原因,关于中国资本外流的话题持续热议。巴克莱资本董事总经理曹为实认为,资金外流是正常的现象。当中国的经济成长从9%-10%到6%-7%时,此前中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可为股东带来高达30%-40%的回报率,而现在就能利用这些投资回报去投资美国的房地产,因为美国经济相对在加速成长,这一操作旨在为股东争取最大的回报,是很正常的周期性调整。目前许多企业出国投资都是靠本身的信用评级向海外借的钱,因此并没有真正造成中国境内资金外流。但他同时警示,真正的资金流出在民间,如赴美移民、购置美国地产等,这部分资金的外流甚至有可能大于企业。据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发布《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报告称,约有6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正在考虑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在"超高净值"(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人士中,这个比例更是高达70%。另外,据美国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CoreLogic的数据,中国净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有270万人,其中30%都在海外进行地产投资。通过移民和地产投资流出民间资金,是中国境内资本外流最值得关注的方面。(RLJL)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香港金管局警示美联储退出宽松带来的风险】
美国退市的问题备受关注。香港金管局指出,若利率大幅上升,可能会令银行业未来一年面临的风险增加。银行需继续审慎管理相关借贷。金管局发布的《货币与金融稳定情况半年报告》指出,香港银行业上半年表现理想,贷款急升19%,零售银行税前盈利较去年下半年增加30.9%,净息差扩大4个基点,至1.41%。不过,报告一篇分析美国1994至1995年利率上升周期的经验及对香港影响的文章指出,当年事件对港影响相对轻微,但审视当前形势,"联储局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对香港的潜在影响可能较大",因为内部失衡正逐渐形成,尤其在物业市场方面。故应保持警觉,做好准备,以应对美国退市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市场波动。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最终正常化,假设利率上升2厘的冲击下,零售银行的利率持仓值可能下跌的幅度,相当于其6月资本基础总额的1.4%,影响似乎仍在可控范围;若利率比较大幅度飙升,则可能引致更严重的影响。当利率上升时,公司的偿债能力可能面临考验,占地贷款逾7成的公司贷款增幅由去年下半年的3%,升至今年上半年的13.2%,当公司的债务杠杆比率近年不断上升,资产与股东资金利率去年底已到1.76倍,利息覆盖率明显恶化。若如市场预期,美国退市将令香港大量资金外流,则公司信贷风险情况可更为严峻。(B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美联储延续QE3为美国经济调整创造更大空间】
美联储延迟收紧QE3只为美国经济是必然的,尽管为新兴经济体也创造了持续宽松的全球货币环境。当然,美联储延迟收紧QE3也是对美国国内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过程。截止到9月26日,尽管标普500指数连跌5日至1692点,但相比年初依然上涨了约20%,相比美国股市历年平均收益水平实际还是略高,因此也是个合理的回调,并非不可接受。而股市的合理回调却让国债市场继续受益,基准国债收益率降至8月中旬以来低谷,为美国财政货币政策都留下了空间,尤其是在国债上限继续掣肘新财年预算的当下。与此同时,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也接近于2月份以来的最低点,对美国出口的影响显然是正面的。Markit于23日的公布美国9月份制造业PMI预览值下滑至52.8,前值为53.1,预期为54.0,新订单指数为4月来新低,就业指数也为3个月来低值,依然需要宽松货币环境。此外,对美国国内消费信心也是个支撑。美国商务部报告称,美国8月份的耐用品订单增长0.1%,高于市场预期。此前接受MW调查的经济学家平均预期该数字将下跌1.5%;新屋销售增长7.9%,达42.1万幢,好于市场预期(42万幢)。而美国经济的好转反过来将为美国股市提供坚强支撑。以上多因素看来,美联储延迟收紧QE3实际为美国经济调整留下了更大的空间。(AYZR)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美联储对议息声明是否提早泄露展开调查】
美联储周二(9月24日)表示,针对芝加哥研究公司Nanex的报告,当局正与新闻机构跟进一宗关于上周议息声明公布前后市场交易异常的报道。CNBC较早时候报道,在美国中部时间上周三(9月18日)下午1时,美联储意外地宣布不减少购债后,芝加哥涌现了一轮交易活动,比其他市场人士的反应快了数毫秒。美联储这次令人意外的决定,刺激金融市场广泛上升,也包括黄金价格。CNBC报道,Nanex发现在芝加哥交易的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COMEX)黄金期货出现大量交易活动,并计算出这些交易发生在纽约金价因公布大升前的5至7毫秒之间。Nanex表示,如果消息是来自华盛顿的话,纽约交易员通常会比芝加哥交易员有5毫秒左右的优势,这是因为纽约更接近华府,而资讯传递也需要时间。乍看之下,数毫秒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现在金融业已经是一个高频交易世界,数毫秒便可以令人赚或输掉几百万美元。Nanex行政总裁亨萨德(Eric Hunsader)指出,当日1时过后的7毫秒内,芝加哥有总值8亿美元的期货交易,其中多数为金融及贵金属期货合约。他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资讯从华盛顿传送到芝加哥得花上7毫秒时间,这意味着消息早一步传到了芝加哥,这一点令他很疑惑。据了解,美联储会在正式公布议息声明前,会先向金融机构发布新闻稿,但严格规定必须要在1时后才能公布。美联储发言人表示,美联储将会对新闻机构追查这件事,以确保新闻机构适切地了解美联储限时发布的程序。路透证实已跟他们联络,彭博不愿置评。另外,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正是他们也在调查这次事件。这次事件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某家新闻机构提早公开消息;二是某华尔街大行事先收到消息,然后一直等到美联储的公布时间才动手。(L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全球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还未结束?】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受到冲击,虽然有发达国家的货币放水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货币强刺激,世界经济至今仍在蹒跚,尤其是中国经济出现了放缓的势头。在此背景下,许多投行都认为全球大宗商品周期已经结束了(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指的是2000年之后大宗商品价格的飙涨时期)。不过,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日前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现在说所谓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麦肯锡认为,"虽然最近大宗商品平均价格有所下滑,但是仍然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附近,现在讨论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终结似乎还为时过早"。报告还指出,2000年至2008年7月,路透CRB 19种大宗商品指数激增了200%达到峰值,此后受金融危机影响而连续数月下挫,金融危机的冲击开始消退之后又实现了复苏。2009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的增速要比全球经济增速高很多。麦肯锡还指出,在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因素中,全球最大原材料消费国中国的需求变化受到了投资者过多的关注,"人们过多地重视中国需求对于工业金属价格走势的作用,但忽视了不断上涨的矿业成本会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的推升作用。"在麦肯锡看来,"虽然新兴市场的需求在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供应成本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地质问题和产出成本通胀等问题加在一起,会给大宗商品价格制造显著的上行动力。"麦肯锡的分析与当前很多机构的看法不一致,如果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还未结束,未来能否维持,要看是否有实质的经济来支撑。现在全球经济阴晴不定,不确定性犹在,大宗商品的行情也会处在不确定之中。(L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全球商业银行加紧补充资本缺口】
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资本规定到2019年将会全面实施。据悉,目前全球大型银行资本短缺为1150亿欧元,这意味着这些银行需要增加1150亿欧元的资本才能符合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定。其中,欧洲银行业资本短缺尤为严重,其资本短缺数额占全球比例超过60%。不过,全球银行业在提升资本方面已经有所进展,2012年下半年资本短缺的数额下降了830亿欧元,主要因为银行业扩大保留盈余,同时积极筹措资本,然而总体来看,欧洲改善的脚步仍落后于全球其他地区。据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估计,欧盟银行业者2012年下半年资本短少的金额缩减了290亿欧元。分析认为,新的资本规定要到2019年才会全面实施,银行业届时将会补上这些缺额,大多会利用盈余来强化财务,而非通过发行更多股票。(LYXD)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大摩认为多数新兴市场货币为"脆弱货币"】
由于美国推出QE预期影响,新兴市场国家遭受了一轮严重的冲击。日前,摩根士丹利将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印尼盾、南非兰特和土耳其里拉评为"脆弱五币"。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持续的通货膨胀,疲软的经济增长,大规模的外部赤字以及对固定收益资金流入的高度依赖、某些情况下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极度敏感,都使得这五种货币非常脆弱。"报告指出,尽管印度有极高的经常账户赤字,但相比其他几个国家,印度采取了吸引资本流入的改革措施,诸如央行在加息的同时,直接向国内石油企业出售美元以支持卢比汇率,致使该国外汇储备损失较少。巴西雷亚尔相比其他主要货币价值的实际汇率在不断上涨,其经常账户赤字还有继续恶化的风险,巴西央行通过出售外汇掉期合约及和提高基准利率的方式,积极进行市场干预,争取对雷亚尔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在"脆弱五币"国家中,南非央行是唯一没有实施加息的央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国在外汇管理上的不干预原则。南非兰特汇率受到了经常账户赤字的拖累,实际汇率的提升对赤字的恶化带来隐忧。土耳其里拉具有"脆弱五币"国家具有的全部问题。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因素,其二季度核心通货膨胀率已是近3年最高水平。但是摩根士丹利同时认为,相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土耳其货币政策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土耳其央行多次进行外汇拍卖以支持里拉汇率,弥补该国超低的外汇储备;此外,土耳其财政状况已有改善迹象,经济预期不会继续恶化。(RYXD)返回目录
【市场:国外投行纷纷大幅缩减财富管理业务部门】
继瑞信宣布在今年前全部或部分退出50个国家的财富管理业务后,巴克莱也宣布计划在2016年底前从100多个国家的财富市场退出,并对财富管理业务部门进行裁员,以提高该部门的盈利能力。据国外媒体消息,巴克莱表示,退出计划实施后其财富投资业务覆盖的国家将从200个降低至70个,但仍然专注于全球约80%的财富市场。为确保不违反反洗钱法,大银行的开支快速增长,因此继续保持规模较小的市场的财富管理业务显得很不划算。除了瑞信、巴克莱,汇丰银行也在去年十月结束了爱尔兰私人银行业务部。尽管过去几年巴克莱的财富管理部门增长迅速,但咨询机构Scorpio Partnership的数据表明,2012年其管理的资产规模为2010亿美元,全球仅排名15位。该部门的业绩同样逊色于同行,今年上半年其成本收入比率达到87%,股权回报率仅为4.5%。远低于2015年15%的目标。作为削减开支计划的一部分,巴克莱将关闭17个"预约中心"的中的5个,这5个中心的运营规模少于50亿英镑。目前拥有8000名雇员的财富管理部门预计将进行裁员,该措施将纳入3月巴克莱CEO宣布的2016年前全球裁员3000人的计划。(LLX)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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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安邦-每日经济-第45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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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每日经济-第4516期
Sep 27th 2013, 03:12, by 墙外仙

〖分析专栏〗
【土地改革能走多远?】
地方争设保税区已成为热潮 2
住建部加强探索保障房的管理运行体制 2
武汉的巨额城建扩张很可能收不了场 3
中国R&D经费投入的比重和质量都远远不够 4
GDP增长不能以抽干家庭财富为代价 4
财政部官员称对企业扶持政策将进一步调整 5
看西方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5
国内"一窝蜂"建设智慧城市问题初显 6
新型城镇化不能剥夺小城镇的发展机会 6
关闭矿山还应合理照顾民营资本利益 7
中国应利用庞大飞机需求提升产业链地位 7
打击腐败才能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8
安永称中国企业依然面临着巨大的诈骗风险 8
美国与伊朗就核问题释放出善意 9
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形势恐怕会相当棘手 10
BCG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正在加速回流 10

〖分析专栏〗
【土地改革能走多远?】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会涉及到哪些领域?据了解,国企改革、土地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都是可能有所突破的领域。昨天(25日)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曾经分析了国企改革可能选择共同基金方式作为突破口,今天我们将分析另一项重大的改革——土地改革。
对于中国的土地改革,必须降低预期。那种盼望中国会在土地所有制上有实质改革的预期,是不现实的。要改革土地所有制必然涉及到修宪,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山。除了土地所有制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带来重大影响的突破性的土地改革吗?在我们看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就能产生这样的影响。
9月2日,一则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报道激起轩然大波。消息称,中国将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相应的政府指导意见已经下发,允许18个省市、28地就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上市流转进行试点。这上传闻立刻演绎出一波强劲的"土改股"上涨行情。不过,两天后的9月4日,土地主管部门国土资源部即发布"辟谣"信息称,相关文件仍在调整完善中。市场对此改革的热情如此之高,是因为一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放开流转,它就可以不经政府征地环节转为国有土地,直接入市交易,土地市场的高度垄断将被打破,房地产价格将由市场重新发现。
事实上,这项改革的地方试点早在十余年前已经启动。到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城镇规划区范围外的非公益性项目"不再征地,并确定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方向。据《财新》杂志报道,有国土部相关人士称,上述改革存在激烈争议,并未下发文件,而且拟议中的方案恐怕会令不少人失望。
在我们看来,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这是目前的制度条件下土地改革所能走的最远距离。在过去,农村集体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采用的是征地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村建设用地的价值长期被低估,地方政府出售土地所获高额利润则催生了"以地生财"的发展模式,"土地财政"因此也愈演愈烈。由于征地之后的土地收益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国内社会矛盾的加剧,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由此而生,也导致不少基层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
然而,一旦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放开,实现真正的"同地同权",这将会带来较大的利益调整,直接冲击现在的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首先,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过去征地产生的土地财政收益,大部分都被地方拿走了。今后农村集体土地如果直接参加流转,地方政府可能会不高兴,但老百姓则会高兴,因为土地流转的收益有更大的可能进入老百姓的口袋里。
另一大影响将会体现在小产权房问题上。现在的小产权房都是建立在农村集体土地上,据业内人士称,全国小产权房的规模已经达到商品房的一半。据了解,国土资源部门早就掌握了国内小产权房的资料,但对这个问题谁都不敢正面去碰,小产权房的"转正"问题也十分敏感而关键。如果农村集体土地能直接入市流转,将为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如果大量低价的小产权房能够入市交易,将会显著加大国内房地产的供应量,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房地产市场。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仍然徘徊在十字路口,这是目前体制下土地制度改革所能走的最远距离。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问题上能有所突破。(AHJ)返回目录

〖优选信息〗
【形势要点:地方争设保税区已成为热潮】
在各地争相申请设立自贸区的同时,地方争设保税区也正在成为热潮。近日,中国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贵阳综合保税区。根据批复,贵阳综合保税区位于该市白云区都拉乡,规划面积为3.01平方公里,享受保税区相关的税收和外汇管理政策。批复要求贵州省人民政府要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拟定综合保税区的开发实施方案和产业发展规划,按规定程序履行具体用地报批手续,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前提下进行建设。贵阳综合保税区实行封闭管理。要按照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有关规定组织综合保税区隔离监管设施的建设,待条件具备后,由海关总署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验收。此前,曾有合肥、哈尔滨等地均提交了设立保税区的相关申请。而目前,国务院已经批准设立二十多个保税区。安邦(ANBOUND)认为,与申请设立自贸区相比,设立保税区的难度较低,运作模式较为成熟,而保税区在政策优惠方面力度也比较大。因此,一些地区申请保税区的可行性更大。(RYXD)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住建部加强探索保障房的管理运行体制】
保障房是当前中国政府主抓的民生工程。截至8月底,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开工560万套,基本建成356万套,分别达到年度目标任务的89%和75%。随着保障房陆续建成,保障房的配套措施、小区运营和管理将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近年来,一些地方保障房出现空置率高的问题。仅从部分省份2012年度审计结果来看,在海南,9个市县9077套保障性住房处于闲置状态;在广东,有13个市本级、28个县(市、区)11464套住房处于闲置;在云南,有2.3万套保障房被闲置。保障房出现闲置现象,首要的原因在于保障房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客观地讲,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土地资源紧张,靠近中心区域可供建设住房的土地有限,保障房选址相对靠城区之外在所难免。然而,入住较为偏远而配套设施不完善的保障房小区,居民生活面临着出行、医疗、教育等方面种种不便。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加大保障房小区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力度势在必行。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13年要把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做到配套设施建设与保障房工程本身同步规划、同期建设、同时交付使用,确保已竣工保障性住房能及时及早投入使用。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表示,在保障房方面,建设只是第一步,运营管理关系长远。运营管理保障房,不能走过去管理公房的老路,要积极探索政府监管、市场运作、高效持续的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模式、落实运行资金、提高服务效能。据悉,一些地方在保障房小区的运营管理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比如,提高在普通商品房小区配建保障房的比例,推进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职业、文化背景居民混合居住,以缓解运营资金筹措压力,促进社会融合;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化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动员保障房小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推行住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整合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集中到保障房社区开展公共服务。(R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武汉的巨额城建扩张很可能收不了场】
7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最新部署,地方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近日,武汉针对8000亿城建项目,向民营企业伸出橄榄枝。然而,在地方缺钱、民企缺项目,本应一拍即合的合作问题上,地方民企却持观望态度,政府很难收场。据分析称,造成这种矛盾局面主要原因有:首先,规模太大。8000亿项目里,动辄上百亿,对于一些实力较弱的民营企业来说,它们难以承担。其次,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欠佳,跟政府合作或有一定风险。现状是,央企国企拿政府项目,然后转包给民企,民企没有背景,没有央企国企的"红帽子",亦不敢接政府的项目。第三,盈利目标不确定。城轨、地铁项目,回报期太长,客流量也就那么多,票价多有听证会,民营企业投资,会考虑政策等多方面原因,还要考虑要账的问题,类似领导换届等,都是不确定因素。第四,政策不清晰。武汉明确了一些民企可进入的领域,但具体如何招标、税收、签合同等都待细化,政府和企业合作的规范和制度体系都不清晰。第五,银行警惕地方债,民企也不可能傻当"冤大头"。(RLJL)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R&D经费投入的比重和质量都远远不够】
近年来,中国R&D经费投入不断加大,总量目前已经位居世界第三。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0298.4亿元,比上年增加1611.4亿元,增长18.5%;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98%,比上年的1.84%提高0.14个百分点。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支出为31.7万元,比上年增加1.6万元。分活动类型看,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498.8亿元,比上年增长21.1%;应用研究经费支出1162亿元,增长13%;试验发展经费支出8637.6亿元,增长19.2%。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8%、11.3%和83.9%。分执行部门看,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7842.2亿元,比上年增长19.2%;政府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1548.9亿元,增长18.5%;高等学校经费支出780.6亿元,增长13.3%。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6.2%、15%和7.6%。如果纵向比较,上述数字增长肯定是一种提高。不过,如果横向与发达国家来比较,中国R&D经费投入还远远不够。2012年中国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不足2%,要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远远不足,这将会极大的制约中国创新的潜力。更重要的是,如果以投入的质量和效益来比较,中国的R&D经费在使用中还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些都会影响中国R&D经费投入的实际效果。(AYXD)返回目录
【学界观点:GDP增长不能以抽干家庭财富为代价】
储蓄是普通居民家庭财富的主要体现。据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国居民储蓄余额最近3个月保持在43万亿元。如此畸高的储蓄率,制约了个人消费能力的释放。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分析称,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个人消费占GDP比率过低。这个低消费比率GDP增长模式,迫使居民提高储蓄率,反过来又压制了消费增长。中国实际上是在把财富从家庭部门抽走,来补贴国家GDP增长,即通过极低的利率,蓄意贬值本币,相当缓慢的工资增长率的方式,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这种消费抑制式的GDP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就是必须维持一个出奇高的投资。更严重的是,非常高的投资比率,加上极端严重的价格扭曲(特别是在资本领域),导致了过度投资,这反过来造成了债务以不可持续的增长。中国不可能在不提高消费占GDP比率前提下,放缓国内债务率增长并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他直言,如果中国不进行改革,可能与其他依靠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国家一样面临经济危机的考验。(RLJL)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财政部官员称对企业扶持政策将进一步调整】
据统计,在中国政府于去年4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之后,有关部门已经陆续出台了60项配套政策。日前,中国财政部企业司司长刘玉廷表示,中央财政将对现行中小企业的财政扶持政策做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包括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后端逐步转向支持前端,加大对中小企业起步期、成长期的支持,弥补市场失灵。中央财政对企业的支持将由直接投入为主逐步转向间接投入为主,通过财政资金的间接化投入,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支持中小企业;由支持"点"为主逐步转向为支持"面"为主,减少对具体企业、具体项目的支持,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下一步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推动建立引导基金独立账户,强化部门监管,扩大合作范围,并大幅增加预算安排规模。将加快推进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设立和运作,主要采取引导基金方式,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共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建立担保风险补偿机制、新增小微企业担保业务激励机制、优质担保机构资本金投入机制等。支持中小企业的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意味着政府更加注重激发市场的作用,更重视激励机制和体制的建设。这将改善以前直接投入和补贴的方式,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RLJL)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看西方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各国在WTO框架下,支持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美国陆续通过了《中小企业法》、《公平执行中小企业法法案》、《中小企业投资法修正案》等几十部法律。日本最重要的是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基本法》,此外还有《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信用保险(放心保)法》、《中小企业指导法》等涉及30余部。二是组建中小企业政府管理机构,统一负责中小企业事务。美国在1953年根据小企业法律建立了直属联邦政府的小企业管理局(SBA)。日本根据《中小企业厅设置法》设立了通产省中小企业厅。英国、德国也成立了相应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三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财税支持与资金融通政策。美国《小企业法》授权小企业管理局(SBA)作为中小企业的借贷担保人,允许其提供各种不同形式的借贷担保,担保金额最高可达贷款额的95%,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10年,固定资产可达25年,必要时可延期,并选择若干金融机构作为其提供担保服务的特许贷款人。在日本,政府成立了为中小企业实行优惠贷款服务的金融机构。四是建立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除政府在制度建设上保证中小企业经营环境外,许多国家还特别重视发挥面向中小企业的各种社会化服务机构的作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融通、信用担保、技术支持、管理咨询、信息服务、市场开拓、产品出口、行业辅导、企业互助、人才培训等服务。(LYZR)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国内"一窝蜂"建设智慧城市问题初显】
全国各地正在通过"两化融合"、"应用示范"、"宽带城市"等战略部署,积极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最新技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且建设重心逐步由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向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开发利用转移。在智慧城市火热建设的表象之下,一些问题已初露端倪。如牵头主体不仅有住建部、工信委、科技部,甚至农业部也开始有各自的智慧城市。据智慧城市领域系列研究出版物发布会上透露的消息,2012年智慧城市建设投资规模达到1377亿元,各地建设投资增幅有所增加,2012年投资增长率为15.2%,比2011年上升了4.8个百分点。截至2013年5月,中国345个地级(州、盟)及直辖市中,已有2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比例超过近60%!各地"一窝蜂"争相搞智慧城市。而从目前情况看,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如下问题:首先是建设存在一定盲目性,对建设方向把控能力不强。国家层面宏观指导工具、政策规划和法律规范等缺失;一些城市管理者未能透彻领会智慧城市的内涵和精髓,对城市发展基础和现状认识不足,发展带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盲目建设带来建设压力和投资风险。其次是建设存在"政出多门"现象,统筹能力偏弱。由于缺乏统一指导,一些城市的智慧化建设仍然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信息"孤岛"问题难以避免,重复建设现象依然严重,造成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再次,建设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考虑不足,缺乏运营的长效机制。缺乏运营管理的长效机制,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法制环境,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发挥,无法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LLFJ)返回目录
【学界观点:新型城镇化不能剥夺小城镇的发展机会】
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不是出现越来越多的特大城市,而应是小城市集群,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德国城镇人口70%居住在小城镇,美国居住在小城镇的人口占城镇人口的65%。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认为,中国城市资源长期以来受到行政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干预,资源大量向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流入,导致我国城镇规模体系两极分化。大城市规模膨胀,中小城市数量和规模下降,人均占有资源有限,公共服务能力低,基础设施落后,出现了萎缩的状态。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2010年,城市人口200万以上城市人口比重从22.53%上升至31.84%,城市人口规模50万-100万城市人口比重从15.54%上升至18.96%。而人口规模在20万-50万城市人口比重则从28.86%下降至22.89%,20万以下城市更是从18.52%下降至10.31%。2010年我国28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市辖区集中了全国51.2%的投资和56.3%的生产总值,但却只容纳了29%的人口。虽然2010年全国小城镇数量达1.94万个,但由于大城市对周边小城镇的极化效应以及发展机会的剥夺,加之小城镇本身缺乏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跟不上等原因,导致小城镇自身发展能力严重不足。从"大城市病"问题频频发生来看,仅靠少数大城市,基础设施和政府财力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庞大数量的农民进城。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应该改变思路更加注重小城镇建设。(RLJL)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关闭矿山还应合理照顾民营资本利益】
近年来,为解决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问题,以及保护矿产资源和矿区生态环境,加快推进矿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国家安监总局下大力关闭小矿山。据悉,目前我国有9万余座金属非金属矿山,其中95%为小型矿山。这些小矿山大部分没有正规设计,开采工艺落后,安全保障能力严重不足。一些矿山安全防范措施不落实,安全管理混乱,非法违法、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导致的事故多发。据统计,超过80%的伤亡事故发生在小型矿山。国家安监总局通报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下达关闭矿山任务5103座,实际关闭4846座;2013年下达矿山关闭任务5130座,截至6月底,14个省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11个省份完成任务过半。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矿山整顿工作进展并不平衡。2012年全国有8个省份未完成年度关闭任务。截至2013年6月底,仍有5个省份关闭数量低于全年任务的50%。在安邦(ANBOUND)智库学者看来,矿山整顿并非关闭即可,更不能搞成行政强力推动的国有化,中间的利益平衡,以及资源税的调整都是个大问题,如果搞成如同山西清理煤矿般剥夺民营资本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因此,关闭矿山还应合理照顾民营资本利益。(NYZR)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应利用庞大飞机需求提升产业链地位】
近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2013北京航展"期间发布"2013-2032年民用飞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称,考虑到运量增长和退役的替换需求,未来20年我国需新增民用客机5288架,其中大型喷气客机4396架,支线飞机892架。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民用机队规模达到1941架,其中客机1841架,货机100架。中航工业预计,到2032年年末,中国民用飞机的机队规模将达到6691架,是2012年机队规模的3.4倍;其中客机5893架,货机798架。鉴于中国航线网络结构的特性,未来机队仍将以单通道干线飞机为主,但宽体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比例会增加。在安邦(ANBOUND)智库学者看来,如此庞大的需求是有话语权价值的。中国还得从建立和发展飞机产业链上开展战略规划并实践,提高中国在全球飞机产业链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国商飞自主研发不力三番四次推迟交付期,中俄大飞机项目正在启动的当下。中国需要在大飞机的新材料开发、装备工业发展及制造工艺改进,以及零部件开发、发动机改进、整机组装、融资租赁、售后服务领域全面规划并推进。目前空客的天津组装厂已经开始了,但光能按两个螺丝不是真正的国产化,也不能如汽车工业般合资分红就完了。(AYZR)返回目录
【学界观点:打击腐败才能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橄榄"型社会是一种稳定而合理的社会结构状态——两头小中间大。然而,据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形成理想型社会结构?为了打造橄榄型的社会,十八大提出2020年前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收入分配结构来将收入翻番的计划。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波斯金却并提改变增长模式和分配结构。他认为如果中国想跟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经济体一样,顺利摆脱阻挠无数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中产阶级陷阱",打击腐败是关键的一步。他认为,这个目的是习近平领导的新一届政府打击腐败运动的根本原因。中国未来的繁荣需要限制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减少国有企业的权力和补贴,并且通过发展独立司法强化法治精神。但这些改革都意味着文化和激励的变革。中国历史上不乏成功的反腐思想先例,比如明朝和现代香港。他建议中国现任领导人可以仔细研究这些先例。可以向明朝学习,法官和其他官员可以每隔几年调动一次。类似地,也可以借鉴香港通过大赦、提高公务员薪水和要求官员披露财务状况有效地抑制了腐败,改善政府治理状况。虽然司法独立、政府官员财务公开和其他机构独立不能完全消除腐败,但是这种限制和预防作用,使官员腐败的机会更少而违法成本更高。(RLJL)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安永称中国企业依然面临着巨大的诈骗风险】
9月26日,安永发表了首份亚太区诈骗调查报告,该份报告于今年3-5月对亚太区八个国家总共681名来自跨国企业、当地公司及国营企业的行政人员、高级经理和基层员工进行调查,调查样本为在石油和天然气、金融服务、技术、私募股权基金、零售、酒店、采矿和金属等行业的企业中负责处理欺诈、贿赂与合规问题的员工。报告显示,约21%的中国受访者称贿赂和贪污行为在其国家盛行,这个比例低于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尼,但高于澳洲、新西兰、新加坡和韩国。安永中大华区诈骗审查及纠纷协调服务合伙人John Auerbach在报告中称,中国大部分的诈骗、贿赂和贪污个案,乃源自差劣的现金管理和合同约定付款制度。机构有需要设立具透明度的付款标准和批核制度,并作定期司法鉴定审计。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将经济增速目标调低至约7.5%,企业为弥补潜在的利润减少,可能会出现更多诈骗。大约两成的中国受访者称,经济不景气及市场竞争加剧亦使贿赂及贪污问题增加。安永亚太区纠纷协调及审查服务主管合伙人霍德杰表示,愈来愈多贪污事件曝光,反映出中国加强执法的结果。他并指出,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上存在落差,许多中国以至亚太区企业可能误以为它们已妥善地解决了欺诈、贪污及贿赂问题,但是现实中他们仍面临这方面的巨大风险。这些风险还包括缓慢的增长环境迫使管理层选择走捷径,例如通过虚报财务报表以满足目标。约十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在其经营所在的国家,提前确认收入或降低折旧成本是企业普遍采用的做法。(LLF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美国与伊朗就核问题释放出善意】
伊朗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为伊核问题赢来了缓和之机。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审慎地接受鲁哈尼释出善意的言外之音,作为可能达成核协议的基础,但两人未能安排简单的握手,突显双方人难以克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奥巴马表示,他决心测试鲁哈尼最近的外交姿态,并要求鲁哈尼采取迈向解决伊朗核争议的具体措施。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今日将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国及德国代表,会见伊朗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并商讨核问题。鲁哈尼则借助他与联合国大会的首次讲话,承诺伊朗愿意立即致力于"有时限性"的核会谈,但他没有提出新的让步,又重申该国对美国及以色列的诸多不满,并谴责联合国及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违反人权。然而,鲁哈尼没有像持强硬路线的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般,发表否定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措辞,反而其后告诉有线新闻网络(CNN),屠杀犹太人是应当指摘的罪行。鲁哈尼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没有会见奥巴马,是因双方没有充分时间切实协调会晤。但他说,处境正在改变,原因是伊朗人想与全球其他人有新关系的纪元。他之后改用英语笑称,他想告诉美国人,他从伊朗带来和平及友谊。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称,全球不应受到鲁哈尼令人宽心的言辞所愚弄,指伊朗只是试图掩饰继续追求核弹的企图。(B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形势恐怕会相当棘手】
随着缅甸新政府上台并进行改革开放,成为新兴投资亮点,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缅甸的投资却正在下滑。去年,中国在缅甸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地排名虽仍居为首位,投资额达4.07亿美元,但相较前两年的43.5亿及82.7亿,显然已大幅减少。中国政府以往多年对缅甸军政府长期支持,加上部分华人在投资及营商过程中未能兼顾缅甸民众的尊严及利益,留下自私自利的印象,令民间反华意识复燃。中石油旗下的中缅油气管道近月正式通气,但近年来自中国的不少大型投资,如密松水电及中缅铜矿,往往由于冲击到当地民众的利益,遭遇强烈反对。新政府上台后,也倾向顾及民众声音,令项目被迫搁置甚至腰斩。缅甸政府近期更有意收紧对华商在当地营商的限制。有华商透露,华人集中地曼德勒的市政府,正加强禁止中文店铺招牌的出现。而事实上,该市政府曾与去年要求华商摘除中文招牌,惟各店铺的执行力度各有差异。然而,缅甸官员却刻意淡化这些中缅冲突,有缅甸官员表示,冲突仅属个别事件,但为减少相关冲突,政府会就每项外来投资对社会及环保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审查,并自去年起成立侦查小组加强监管,同时要求外商定期就相关议题向当局汇报。至于暂停的中资项目进展,缅甸资源局官员回应称,关于中缅铜矿项目,中国投资者正与政府进行相关商讨,至于何时能够重启,则不得而知。中缅双方目前已就该铜矿达成新协议,包括抽取项目利润的2%投入社区服务,以及同意由缅方获取逾半利润。然而,有外电消息则称,缅甸民众对于中缅黄铜项目仍表示不信任,继续有示威行动。至于密松水电,则遥遥无期。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早前曾发表不应终止中缅铜矿项目言论,认为此举涉及国家诚信,但她日前在新加坡接受访问时则呼吁,中国在缅甸进行投资须更负责任,并更反映民众的期望和需求。(B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BCG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正在加速回流】
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国内主张发展制造业、改变经济过分依赖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呼声不断高涨。复兴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向高增加值转换、提高其竞争力重新成为美国的政策议题。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公布最新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正在加速回流,在受访的200家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大型制造企业当中,21%的企业表示已经开始或预备在两年内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回美国,31%的企业开始考虑回流。在去年进行的类似调查中,只有10%的企业准备搬迁,27%的企业考虑搬迁。调查发现,这一趋势的三大推动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生产质量和更接近顾客的愿望。从劳动力成本来看,过去几年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一直保持着15%至20%的增幅;相比之下,这两年美国时薪增速只有1.6%。目前美国制造业的薪资总成本只比中国高出20%。从能源价格来看,美国充裕的页岩气供应大幅拉低了天然气价格,其价格从2005年的9美元/百万英制热量单位降至2012年的2美元/百万英制热量单位。制造业回流美国是一个方面,不过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看重的是中国的市场。资本走进或流出,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RLJL)返回目录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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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秦晖: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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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土地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Sep 27th 2013, 03:27, by 墙外仙

时间:2013年9月10日

地点:深圳万科国际会议中心

主办方:万科周刊  万科管理培训学院

  土地兼并:万恶之源?

  土地问题在我们国家是影响很大的一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有很多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结论,尽管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这些结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现在一旦有人提出,中国是不是可以搞土地私有制,马上就有人说,那怎么可以呢,搞土地私有制就会出现无地农民,然后无地农民多了,地主和农民就会打起来,就会爆发农民战争,就会天下大乱,等等。像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它们当然是跟我们之前的一套说法是有关的。这套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土地高度集中,因此就有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一种冲突。

  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农民基本都是佃户,共产党搞了土改之后,农民才有了土地。以前农民不是佃农就是雇农。有些人承认在传统时代有一些自耕农,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自耕农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文革期间曾经有人说,传统时代的自耕农是佃农的后备军,也就是说,他们在不断的分化当中,少数人成了地主,大多数人成了佃农。

  那么,为什么土地会那么集中呢?有些人说,是因为那时候实行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既然土地私有、自由买卖,那么很快便会发生两极分化,少数人发了成为地主,多数人就会成为佃户。大家知道,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1949年搞了土改以后,很多人认为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土改之后还要搞集体化,因为据说如果不搞集体化,那么小农即使再平均,他在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情况下又会发生两极分化,因此土改后如果不继续搞集体化,那么,用我们以前的说法,就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我们通过土改消灭了大土地私有制后,接着还要消灭小土地私有制。要把土地变成公有的,这样才能消灭所谓的土地兼并。

  这个说法曾经影响很大,而且三十年来影响都很大,大家知道,1978年的时候,有人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尽管这个所谓的"一夜回到解放前"并不是把土地交回了地主,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交给农民和交给地主是差不多的,因为只要交给农民,农民就会两极分化。直到现在,虽然没有人再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是如果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往前走一步,也就是说,不仅把土地使用权,而且把土地所有权都交给农民的话,仍然会有人说,这样又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要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就会发生兼并,就会发生大集中,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时代的一切弊病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一点产生的。

  大家知道,这的确是中国的一个特征,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一治一乱的周期,一会儿是太平盛世,然后王朝就崩溃了,崩溃过程中就发生严重的社会爆炸,我们以前叫作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的确很恐怖,而且可以说,那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全世界各个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像中国这样的农民战争的。像欧洲也好,俄罗斯也好,我们经常看到它们历史书上也有一些我们称之为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的事,但是那些规模都是很小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是能够改朝换代的。只有中国,往往就是由于王朝末年发生的社会大爆炸导致王朝重建。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除了中国以外,只有越南有过一次类似的,就是我们历史上说的"西山农民起义",建立了一个西山王朝。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尽管在那些国家也有所谓的朝代,但他们那个"dynasty"我们翻成"朝代"其实就是个误解,它和中国的朝代完全不是一回事的,而且也不是在大动乱中出现的,在西方所谓的"改朝换代",大家往往都感觉不到,换了个徽章就算改朝换代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恐怖的大乱呢?很多王朝交替期间的社会大爆炸都要死掉一大半人,造成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就是因为周期性的土地兼并,一场大乱以后,土地是比较平均的,然后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越来越集中,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一定程度就大乱一次,然后又重新达到一种平衡。

  国共为土地而战?

  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中国周期性的治乱,这是第三个逻辑。第四个推出的逻辑,用来解释近代的历史,尤其是解释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简单说就是国共斗争的历史。这套说法就变成了:这是一场因为土地问题闹起来的斗争。我们以前讲,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帝针对的是外国人,反封建对的就是地主,而且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这场革命中,共产党是代表农民的,是主张土地改革的,国民党是代表地主的,是反对土地改革的,因此他们就水火不能相容。按照这种说法,共产党就是因为土改,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所以才能打败国民党。

  整个这一套叙述体系,听起来在逻辑上的确是环环相扣的,可是这里面每一个话题,我们仔细分析,都会产生很多疑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之前的那一套之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有说服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仅共产党这样说,国民党中也有很多人这样说。

  内战末期国民党快要不行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很多人,如陈立夫、孙科都讲过这一类的话——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就是因为在土改上比不过共产党。大家知道孙科当年有过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说共产党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所以能成那么大的气候,就是因为实行了我爹(孙科是孙中山的长子)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一半。有人把它叫做"半民主义",大家知道民生主义按照后来国民党的说法,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项,共产党搞了"平均地权"这一项,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国民党其实也没做错什么,唯一的缺陷就是"半民主义"搞得不如共产党。由于国共两党都这么讲,好像这个说法就板上钉钉了。

  不过从今天的角度讲,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两边都这样讲,是不是恰恰说明,这两党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其实是差不多的呢?正是因为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是差不多的,所以提出的解释体系也是差不多的。从这里我们想到,两者的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嘛?

  孙科的那句话,使我们想到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一个说辞,当时很多人说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就很不高兴,他发言时说,我们受到任何挫折,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听了毛主席的话。其实他的这个说法和孙科的说法是一样的,孙科的这个说法,国民党听来是很顺耳的,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一党专政、独裁腐败、不可救药,那他们就会很难受,但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听先总理的话,就像林彪的那个说法,是比较好听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对两党的解释是基本差不多的,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看法,这个看法取决于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首先,在民国时期,土地分配是不是平均的呢?当然应该承认,肯定不是平均的,即使在现在,我们社会上的土地分配也不是平均的,但是这个不平均有个程度问题。我们以前总是用举例的办法来讲平均不平均,比如某个大地主拥有一万亩土地,有个农民无立锥之地。但是举例子其实是没有可资比较的根据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统计手段去分析一种分配的不平等的程度。

  土地分配基尼系数:0.53

  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均经常用基尼系数,它给出了一个衡量不平均程度的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0.3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低于0.3就是很平等,比较少见;0.3以上就不太平等了,如果高于0.4就是超过警戒线了,属于比较严重的不平等。那么,我们可以用基尼系数统计一下中国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这比起举例子要科学得多。

  改革之后的三十年,经济史研究不仅在定性研究,也在定量研究,所有研究都指向一点:我们此前的研究对土地分配的不平均程度是有所夸大的。比如说,土改以前,党的文件中讲,中国地主占人口5%,但是占有70%的土地,农民只占30%。现在没有一个人是这种主张,而且大家也查不到这种主张的来源。很多人当年曾经问过杜润生先生(杜老是参加过土改的,是我们党农业问题的元老),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恶,他说不知道,他也问过毛主席,也没有问出所以然。到底是什么情况?杜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讲,土改其实可分的土地并不多,印象中地主和富农加在一起,拥有的土地可能就是一半,或者40%。我们要注意,杜老九十多岁的回忆不能当成严格的统计数据,因为当时杜老也不可能去做具体的统计分析了,这是他作为一个土改过来人的回忆,但是,真正做研究的人,也认为(地主的土地)比例没有那么多。

  这里我简单讲两个数据,一是1980年时,为了搞农村改革,中央专门让统计局去摸底,他们认为土改前地主占地的比例只有38.26%,这里"土改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指的是"土改前三年",大家知道,土改的风声传出过,很多地方的地主就赶快处理他们的土地,免得被白白分走,所以就造成很多地方找不到斗争对象,为了搞阶级斗争,当时有个说法:土改前三年内发生的地权变化是不算数的。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当时的主任郭德宏先生也做过一项研究,他说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全国地主平均占有41%的土地,但是他还说,有一个趋势,就是整个民国年间,土地分配的趋势是越来越分散,而不是越来越集中,按照他的计算,到了土改前,(地主占地)已经降到了32.16%。这里我要讲,"地主占有土地"是一个很难科学定义的概念,因为首先"地主是谁"就有很大的弹性,我曾经搞过调查的陕西关中地区,很多地方就找不到地主,所谓"关中无地主",土改的时候统计出来的地主占有土地,只有5%。"二华",也就是华阴和华县,有些地方在一个区的范围内都没有划出地主来。

  我倾向于把"地主"这个概念抛开,不讲什么是地主,只讲土地分配的不均度,这个是可以用基尼系数表示的,而且不管你在政策上怎么划地主,按照统计数据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只能有一个。根据旧社会各地区的土地册籍,有人统计出了上百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数据,总的趋势是: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大于0.7或小于0.4都是很少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在0.4到0.6之间,全国的平均值是0.53。那么0.53是比较平等还是比较不平等呢?

  我们首先做横向和纵向两个比较。横向看,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农业土地分配基尼系数都比中国高,说明当时中国的土地在各国中是很分散的;如果纵向比较,发展趋势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郭德宏先生提出的"分散"有两层:一是总地权的分配越来越分散,地主富农土地不断减少,农民土地增加;二是封建性地产(用于出租的土地)的分散尤其明显,民国初年,出租土地的都是大所有者,但是到了民国末期,越来越多的小所有者出租土地。无论从纵横两方面的比较,都不能得出中国土地问题很严重的结论。

  台湾1949年后搞过和平土改,全世界公认比较彻底,实现了自耕农化,土改后它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到60年代仍然有0.46,可是中国大陆在土改以前,很多地方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就已经低于这个数字,而且有逐渐分散的趋势,比如无锡,30年代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44,到了40年代降到0.329,常熟也是一样,在这个时候,它们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已经低于台湾土改后的基尼系数,如果台湾0.46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已经被认为土改很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大陆很多地方,是不是有必要搞土改都成了问题。

  有人会问,0.53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了,现在的基尼系数超过0.4大家不是就认为很高了吗?但大家想想,这两个基尼系数是同一个概念吗?当然不是的,因为后者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而0.53是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两个系数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主一般都比较富,无地的佃农和雇农一般都比较穷,但两者的相关性不是对等的关系,不能说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是0.5。

  土地分配在理论上的最高值是1,也就是所有土地都集中到一个大地主手里,其他人都一无所有,可这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假定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土地,那么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达到1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唯一的地主同时也是自耕农,自己种了所有的土地,既不需要支付工资,也不需要跟别人分成,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其他人不都饿死了嘛?世界上有无产阶级,但不可能有无收入阶级的;第二,如果大地主同时又是一个大自耕农,那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剥削了。

  若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数1),按照收入五五分成,则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虽然两个系数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例,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纯经济环境下一般要低于资本分配的基尼系数。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经验性的研究,两者在一般情况下的比例大约在0.5到0.6左右,用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0.53去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则后者只有0.2几。

  这就导致两个推论:第一,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个社会怎么可能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呢?它根本就是一个桃花源;第二,当时社会的确有严重的危机,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现象,但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是土地分配不均嘛?当然不是,刚才已经讲过了,分配的不公并不是很高,所以当时肯定有别的因素,比如政治强权的掠夺、横征暴敛。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与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没有关系,前者可能比后者更大,可是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就不能说还是土地关系。二者必居其一,我们愿意接受哪个推论?

  国共之争无关土地

  无论根据哪个推论,我们都不能得出,中国传统时代的严重问题是土地问题造成的。那么,民国时期出现的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农民战争"),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场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是农民,当时中国人口的80%-90%也都是农民,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是农民军。关键就在于,当时他们是不是为了土地分配的问题而导致矛盾,然后激化导致战争?当然不是。

  尽管1927年后共产党就一直在讲,我们的革命是为农民争取土地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国共两党的关系虽时好时坏,但我们在整个两党关系史上,看不到土地政策和两党关系的相关性,两党分歧与合作并不取决于土地政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整个期间,国共之间的关系是与土地无关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力量想跟共产党合作,主要是想跟苏联人合作,因为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国共关系唯一一次与土地问题有关的例子,是在北伐期间,当北伐军达到两湖以后,共产党组织农会搞了比较激进的农民运动,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对,主要是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而南京国民政府并无反应,当时的两湖农民运动,也跟土地没有关系,基本上没有分地的行为,甚至连减租减息的行为也很少,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冲击。后来在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很复杂,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即便发生了1941年"皖南事变"这样的冲突,两党也不打算分手,国共双方真正决定要分手,是从1943年开始的,这一年二战开始看出头绪,共产国际解散。

  从1943年到1947年国共谈判最终破裂,两党谈谈打打,谈了很多的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档案,今天能看到的多达上千万字,当时两党都谈了些什么呢?谈的最多的是底盘和军队的问题,还有建国以后要建立一个什么制度的问题。当时国共双方都赞成两个原则: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是两党在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国民党认为应该先搞军队国家化,后搞政治民主化,共产党认为应该先搞政治民主化,成立宪政政府,然后搞军队国家化。美国当时做中间人,周恩来给马歇尔写了封信说,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要同时进行。

  除了这些大问题之外,还谈了很多小问题,如联合国救济物资分配等,甚至花了两年多时间讨论如何治理黄河。在这长达四年的谈判期间,积累了一千多万字的材料,没有一件是谈土地问题的。那么它们争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共产党是土改派,国民党是反土改派,那它们为何不谈土地问题呢?能够说它们后来闹掰是因为土地问题吗?国共双方在土地问题上肯定是不一致的,共产党要比国民党激进,但是当时在土地问题上,最保守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国共双方意外的第三势力。

  一派就是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他们是相信儒家传统的乡村治理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化,学习西方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乡村建设派是非常重视乡绅自治的,而乡绅自治,在共产党看来就是土豪劣绅自治,国民党也是不能容忍的,毕竟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中央集权的;另一派就是自由主义者,讲究产权,反对用政府的力量重新分配财产,尤其是在农学界。民国时期的农学主要受到美国人影响,中国大学的第一个农业经济系在南京金陵大学,当时的院长是普凯,他是一个对土改完全没有兴趣的人,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土地的分配,他培养出一大批自由主义的农业经济学家,这些人在土地问题上比国民党保守,比如董时进先生,他不仅反对暴力土改,而且反对和平土改。虽然董先生在土地问题上保守,但在政治上长期亲共反蒋,经常批评国民党政府。

  即便在国民党内,也有各种各样的派别,有的派别在土地问题上激进,如CC系,然而这些土改激进派同时又是反共极端派,主张不择手段镇压共产党。总之,当时中国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亲疏,与土地问题没有多大关系。CC系并不因其在土地问题上的激进立场,而缓和它的反共力度;而乡建派并没有因为土改问题上比国民党保守,而比国民党更反共。那么当时各派对共产党有好感,对国民党反感,是因为土地问题嘛?当然不是,在当时的民国政治中,有一条主线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民主。当时,主张一党专政的是一排,反对一党专政的是另外一派,这派人把宪政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当时中国基本的政治分野,根本不是土改派和反土改派之间的对立,而是在独裁腐败、一党专政的维护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对立。

  国民党因何得罪农民

  大家可能会讲,这是对城里人而言的,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那么对农民呢?不要说当时,即便是现在,对宪政民主感兴趣的农民也不会太多,农民在国共两党之间又是凭借什么做判断呢?实事求是地讲,抗战以前,国民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没有多少,但是到了抗战期间,情况有了变化,农民对国民党的不满逐渐上升,因为抗战对国民党的财政系统造成了很大改变。

  抗战前,南京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来自官盐统三税,剩下的三分之一主要是公债,而且也都是在东南沿海卖的。但是抗战期间,东南沿海沦陷了,政府退到重庆后,财政基础就全部转到了农民那里,田赋成为了主要的财政来源,抗战1937年爆发后,国民党马上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田赋征实,收归中央,以前田赋不是中央财政收入,而是地方税,但是抗战后就改变了,国民党抗战的全部收入要从农民那里索取,而且这种索取的额度要比以前大得多,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所以抗战之后农民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厉害,而这种不满与传统时代农民的不满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朝廷不搞土改,不是因为朝廷站在地主一边对付农民,而是因为朝廷对民间社会的横征暴敛,历来中国的农民战争都是因为官民冲突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租佃冲突造成的。有人做过清末民初农民骚乱的统计,表明当时发生的与地租有关的骚乱,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在一个统计中的3648次骚乱中,真正与租佃关系有关的只有155次,绝大多数是与国家的横征暴敛有关。

  共产党方面的土改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当时每到一个地方,要发动农民诉苦,报上来都是国民党政权如何腐败,保甲长如何横行霸道,拉丁拉夫,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基本上没人谈地主收租的问题。这个实际上表明,国民党得罪农民的原因和传统朝廷是一样的,只不过,传统朝代里这个矛盾的积累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国民党很快就激化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战,抗战前国民党基本上不靠从农民那里征收东西的,因为战争,国民党"提前"得罪了农民。

  但这里产生了新的问题:共产党不同样要打仗吗?不同样要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吗?国民党因为拉丁拉夫派粮派款与农民关系恶化,那么共产党为何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呢?事实求是地讲,当时共产党确实比国民党更得民心,在知识分子中,它得人心是因为它反对一党专政,在农村呢?在农村,严格的说,农民不太在乎共产党是不是搞宪政民主,但是共产党当时比国民党要清廉。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权力的腐蚀并不是很明显,比较理想主义。虽然国共都向农民要粮要钱要命,但是相对而言,国民党的农民负担比共产党要重。

  有些人可能会说:虽然国民党的统治成本高,战争费用大,但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要比共产党更大,就农民的平均负担率而言,对国民党的负担未必重于对共产党。可是当时的中国全国财政统筹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财政实际是地方化的,国民党做不到用全国的财力来支持战争。在国共争夺的地区,双方财政都是就地解决的,而在同样经济基础的地方,双方进行争夺,一般老百姓的感觉,是对国民党的负担要重于对共产党,第一国民党比较腐败,统治成本高;第二,国民党的纪律和吏治比共产党坏。

  所以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开始准备打仗时,无论是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统治地区留下的材料都表明,老百姓在两党之中对共产党的印象更好,不但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当时双方的报纸都有类似的说法,共产党的《人民日报》说:当时的富户"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少出赋",穷人说"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能减租"。共产党不用土改就已经比国民党更得人心了,而且这时候"得人心"包括得地主的人心,如果仅仅从"得人心"的角度,我们是很难理解共产党后来为何要搞土改。不搞土改很得人心,搞了土改会不会更得人心呢?这里我们还要问:当时国共两党的斗争,得人心真的是那么重要吗?

  史上最大投名状运动

  "得人心者得天下"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命题,但这个命题是一个道德命题,它要变成现实,需要一个制度安排的。

  世界上什么制度下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得人心者就不得天下呢?靠打仗来夺取天下,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吗?当然不是,只有民主制度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因为民主制度说穿了要靠选票,而选票就是民心的反映。当然,民主也有很大的毛病,我们不必把"民心"太浪漫化,老百姓是很容易被忽悠的,而且在民主制度下,也有个选民动员的问题,比如选举那一天的天气会起作用,如果那天下大雨,选情很可能改变,双方此时比拼的就不是谁得到的同情多,而是谁的铁杆粉丝多。

  但是下大雨、下冰雹,跟枪林弹雨毕竟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事,真要打仗,就不是下雨那么简单了,需要人帮你卖命的,卖命和同情完全是两个概念。民主选举和战争不同,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在于双方哪个更得人心,而在于双方动员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在于同情谁的人多,而在于为谁卖命的人多。这一点不是经济利益所能解决的问题。

  土改能不能增加共产党的民心吗?首先,土改很难增加富人对共产党的好感,那么穷人呢?当时很多穷人是很"落后"的,就是认为没理由去抢别人的东西,现在有大量的材料表明,共产党土改动员群众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假定这些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只要你把他的财产抢给我,就跟你走,那么这样在选举政治中会起作用,给我土地就投它一票。可是你给我土地,我为你卖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土地重要还是命重要?

  当时土改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不停地复查,搞一次,说群众没有动员起来,就再搞一次,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搞一次土改后,哪怕不彻底,大头已经分掉了,假定这个地区的确土地比较集中,经过一次土改我分到了5亩地,但我没有被动员起来,那么你再搞一次复查,给我分了两厘、甚至两毫,你分给我5亩地都没能把我动员起来,再给我两毫就能把我动员起来吗?

  我们经常提到农民战争的时候,要这些人入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投名状——入伙就必须断了后路。这就可以理解当时的土改,尤其是流血土改非常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是民主竞争中的规则,但打仗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件事,所有土改中最血腥的是1946年、1947年前后的老区土改,老区土改中的流血占到整个土改中流血的70%,但是老区土改又是平分土地功能最少的一种土改。

  所谓的老区主要是指华北一带,在传统时代土地就是比较分散的,地主比较少,自耕农比较多,而且所谓的老区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已经经营过很长时间的,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虽然没有搞土改,但也还是实行阶级政策的,所谓阶级政策就是打击富人、帮助穷人,包括所谓的减租减息、公平负担,因此在抗战结束、土改之前,由于这些年实行阶级政策的结果,本来已经很分散的土地,就更分散了,因此老区土改在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土地可分,那时候的土改主要是分浮财,但是老实说,有些地区就是浮财也没有多少可分,偏偏是这些地区,死人最多。

  关于这一点,我只讲一个材料,在晋绥边区,土改是康生搞的,康生极左,因此死人很多,毛主席知道后就批评了这个现象,其实晋绥土改毛主席怎么会是后来才知道的呢?大家看看晋绥在哪里,晋绥是所有的边区中离陕甘宁最近的,而且晋绥土改中,毛岸英和陈伯达是从头到尾参与的,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能不知道吗?即便晋绥土改,也不是当时土改中流血最多的,当时晋绥土改是受到晋冀鲁豫地区土改的而影响,晋冀鲁豫地区的领导由于后来没有像康生那样遭人讨厌,所以现在谈的也比较少。

  但是晋冀鲁豫地区当时的土改确实非常可怕,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看看当时的说法,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典型村"——辉县二区南平乐村,根据相关材料,这个地区在抗战以来已经搞过很多次的群众运动了,但群众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一研究,说是还要在搞,理由是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做到平均,其中提到一个"经地"(经营地主,不出租土地而是雇工生产),经地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为搞土改而发明的。

  抗战时期共产党的理论中,租佃是封建关系,雇工是资本主义关系,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文件明确讲,经营地主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城市工商业一样,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要保护的,但是后来到了搞土改的时候,就发现,华北地区的地主本来就很少,地主基本上都是经营地主,所以当时就决定,经营地主和租佃地主同等看待,没有什么区别。这里提到的经营地主叫张志如,他人三口,产量21担,人均7担,比全村平均数多5.3%。5.3%就值得搞一场流血的革命吗?我得了100,你得了105.3,那么这就有你死我活的仇恨吗?

  我们看下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其中提到一个经地丁国平,家里人均收成连平均数都达不到,但材料中说,不行,还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个儿子当小学老师,有一笔工资,他的儿媳妇穿得干干净净,和农民有区别,阶级斗争还是会爆发的,于是就搞了(土改),晋冀鲁豫地区每个村都报了一个《群众运动各项数据统计表》,这个统计表最有意思的是,里面不仅有分了多少土地、分了多少房子等斗争果实,还有一项叫"群众打死人统计表",这个打死人统计表和斗争果实分配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系:大部分老区的土改,分的土地很少,但是死人很多。

  圪针庄当时是县委亲自抓的土改点,在全村2224亩土地中,只有161亩被分掉了,也就是说土改分的土地只有7.2%,这个村本来土地很平均,几乎都是自耕农,没有什么土地可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村,100户人,就有7个人被群众打死了,那么我再看另外一个村,它有413户,土地分配也只分配了大概9%的土地,分的土地很少,但是被群众打死的有20个人,这20个人中,有14个地主、5个特务、1个恶霸。斗争过程中,将近20%的人逃亡了,国民党把他们叫做"匪区难民",共产党的语言中把这些人叫做"还乡团",这些人跑到国民党那里,如果随着国民党的军队回来,我们可以设想,会对剩下来的人造成什么后果。

  斗争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把所有的人都立了投名状,这个时候参加共产党的斗争,对于农民来讲,就不是什么多得几亩地,少得几亩地的问题,而是生死的问题了。村民为了几亩地也许不去拼命,但为了不死于还乡团之手,当然那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村,没有提到土地分配,大多数人是中农,经济分化也是很少的,但是这个村打死了25个人,其中地主只有2个人;4个人是富农;其他人都是恶霸,但也都不是富人。这个村29%的人被斗争了,斗争中产生了积极分子862个人,积极分子中还分为"真积极分子"271个,其他的是"假积极分子"和"半积极分子"。运动搞到这种程度,所有的"假积极分子"、"半积极分子",都变成"真积极分子"了,乡村生活已经变成你死我活两大块:20%的人跑到国民党那里,80%的人为了防止这20%的人回来,那就可以不惜一切了。

  在国民党的档案中,怎么对待这些跑过去的20%的人?国共两党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基本上是可以对上号的,老区土改大概是死了1%的人,跑了15%—20%的人,国民党方面怎么对待这些人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若支持他们打回去,就站在了80%农民的对立面,要是不支持,就要养活他们,但国民党并无这个能力,导致他们在国统区流离失所。

  为什么当时要反复复查?而且老区土改对复查强调得非常重,复查有什么神通呢?毛主席著作第二卷土地革命时期有篇文章叫做《论查田运动》,什么叫查田运动?就是土改以后,分了土地还要不断得再搞第二次、第三次。第一次之后能分到的已经越来越少,那么复查又是怎么把群众动员起来的呢?关键在于,所谓的复查,不是再找出一些东西来分,而是流的血不够。

  晋冀鲁豫地区一位农村干部就讲,所谓的复查,无非不就是要杀光地主嘛。这个过程沾了血结了仇,乡村社会变成你死我活的两块,人们逐渐也就赞成了。因此和平分地当时是不允许的,反复复查与征粮扩军是有明显的关系的。当时的土改,尤其是老区土改,并没有多少平均地权功能,但是它的战争动员功能的确是比较重要的,等于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投名状运动。只有在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不顾一切地去打仗。

  土改:动员利器

  从战争动员的角度,一个最好的状况是:死了1%的人,跑了百分之十几的人。但是这个分寸很难掌握,有些地区走火入魔,大部分农民都跑掉了,这时候就需要纠偏了。1948年,晋冀鲁豫地区就提出,有些地方搞得过火了。其中一个地方由于乱斗乱杀的影响,大批地富及中贫农逃往敌区,原编十个村9000多人口,跑了4600多人,也就是跑了一大半,最严重的一个村,全村1900口,跑了1200,也就是三分之二的人都跑掉了,搞到这一步就有点过火了,没有人敢在这个村呆,连民兵都变得早出晚归。

  根据史料,"领导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于去年秋天就停止了当地的土改。"这里我们要注意,他说停止了当地的土改不是说不分土地了,更不是把土地交还给地主,而是不再杀人了。当时人们的印象中,仅仅平均地权是不算土改的,土改就是要流血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共之间的斗争,不是争夺人心的斗争,而是比拼动员能力的斗争,谁能动员起更多的人力物力,谁就能打赢这一仗,而战争动员,要依靠恐惧和仇恨,经济利益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因此我们可以讲,土改的战争动员功能,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就因此产生了一场争论,有人说土改是为了战争动员,有些人就反驳说,共产党搞土改其实本身是目的,因为国民党不搞,不打败国民党就不能搞土改,所以他们要打仗,共产党不是为了打仗而土改,而是为了土改而打仗。但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是为了土改而打仗的。因为它跟国民党根本没有谈过土地问题,你说我要求土改国民党不让,不让我们就打,但至少要先谈嘛,国共两党连治理黄河都谈了那么多,为什么连土地问题都不谈一谈呢?但是我们不能说共产党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如果仅仅说为战争而土改,也太简单化了。

  流血土改的确对战争动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在战争需要结束后,共产党的土改仍然是很积极的,虽然流血不那么多了,比如新解放区的土改,尤其是广东,而且广东的土改直接和另外一场斗争挂在一起,叫做"反对地方主义".

  广东尤其是珠三角这个地方有个现象:大部分土地当时属于族庙公产,私人土地比较少,尤其是珠三角的东莞、顺德、中山这些地方,族庙公产要占到60%,最多的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地方的土改,说穿了就是把族庙公产分给大家。当时共产党也觉得这是需要的,认为族庙公产是封建的,但是本地的共产党一般都认为,虽然要分地,不过和北方是不一样的,北方是我把你的土地抢过来,而南方要分族田,无非就是大家的土地,每个人一块,有点像1978年分公社的土地。既然是分公社的土地,我又不是去抢公社社长、生产队队长的土地,为什么要搞得你死我活呢?

  老实说这个跟觉悟毫无关系,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的乡村,已经没有任何组织资源存在,在没有组织资源的情况下,人们是不可能造反的。所谓的死里求生,所谓的农民快要饿死了就铤而走险是不成立的,大家凭常识就知道,一个快要饿得半死的人,爬起来都困难,他还能造反吗?能造反的人,都是离饿死还有很远很远的,身强力壮的时候才能造反呢。还没有饿死为何就敢造反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所谓的组织资源,通过这层动员,他能够实现组织资源的高度一元化,对于以后建立这种高强度动员的机制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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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一些学者太过轻率,不大像话。

1、文章说,"若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土地分配基尼系数1),按照收入五五分成,则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5。虽然两个系数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例,但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纯经济环境下一般要低于资本分配的基尼系数。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经验性的研究,两者在一般情况下的比例大约在0.5到0.6左右,用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0.53去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则后者只有0.2几。"

说明秦对基尼系数缺乏基本了解。这个案例中,秦仅仅是计算了一年内大地主和农民的新增收入比例关系,而基尼系数是大地主和农民累年累积的总资产比例关系。假设农民有1000人,地主1人,在1年的时间内,由于五五分成,1个地主获得的收入与1000个农民获得的收入相同。如果年初地主和农民的净资产为0,那么可以说这年末基尼系数是0.5。但是在第二年时,这个地主肯定消费不完第一年的新增收入,因此将有巨量的储蓄,而1000个农民的收入分摊下来人均收入极少,在第二年几乎全被消费。所以在第二年末时,地主的财富将是第一年收入的储蓄与第二年新增收入之和,而农民由于已经消费完第一年的收入,所以农民的财富仍然是第二年新增收入。此时,基尼系数就远远大于0.5了。可以想见第三年、第四年……之后,基尼系数会发展成什么情况?

2、欧洲的农民起义少,那是因为欧洲自古就没有什么国家形式,类似部落的庄园经济,农民起义,只要把庄园主干掉就可以了,就是农村斗殴。而中国农民起义规模之所以大,是因为中国任何地方的农民,其面对的都是中央帝国的法律,而不仅仅是土地上的地主。农民单单把地主干掉,是没有用的,还要把中央帝国干掉。所以如果要成功,必然规模大。

2、秦认为旧中国土地本来是比较平均的,然后共党人为制造了"投名状",把农民逼上梁山,参加共军。这又是比较荒谬的逻辑。如果土地本来比较平均,而共党人为把稍微多一点点土地的所谓"地主"土地剥夺给其它资产相近的农民,那么共党的政策将无法做到"争取大多数,反对少数"的效果。因为在土地相对平均时,大量土地拥有量分布都在土地平均线附近,如果打土豪的标准太靠近平均线,不但土豪数量庞大,平均线附近的农民也将恐慌,平均线下的农民由于实质上得不到多少好处(因为分不到什么东西)且凭空将自己的人身和资产处于不安全状态,因此共党将几乎和整个农民结下血海深仇,而不可能获得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如果共党不敢得罪绝大多数农民,那么它必定要把打土豪的标准定得离平均线较远,而在整个社会土地比较平均的情况下,一旦这个标准离平均线远,那么打到的土豪数量就急剧减少,而获得的土地战利品也急剧减少,这么少的战利品,是很难收买巨大数量的农民的。如果共党强迫巨大数量的农民接收微不足道的土地战利品,那么也等价于共党直接与大比例农民为敌,又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地让大比例的农民来纳"投名状"呢?

3、秦的资料中都是列举学者的研究结果,或者个别地方的个例,但是就没有官方的全局统计资料,因此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统计和调查材料,是1918年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统计,其中全国农户数统计如下:
类别 户数 百分比
10亩未满 20352285 42.7
10亩以上 12611998 26.4
30亩以上 7651575 16.0
50亩以上 4625096 9.7
100亩以上 2967648 6.2
合计 47708662 100.0
这是按占地亩数分类的统计表。作为全国的材料来说,它缺少广西、云南、贵州、新疆和四川等省。仅有20个省的统计也不完全,湖南和广东省的统计属于1917年的。农商部统计数字的来源,一般凭各地的填报,当时统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很差,缺乏统计知识。旧中国田制又很混乱,地亩的大小差异很大。如江苏无锡县22村中,大小不同的亩,不下100余种,最小的合2.6公亩,最大的合8.96公亩;山东省各地亩制,分别为240平方步、480平方步、720平方步、960平方步不等。长期的封闭式的经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田制,再加上内战频仍,时局不稳,很难有准确的统计。
1927年6月,国民党农民部土地委员会发布了对全国土地占有概况的估计,材料表明,当时占人口总数的6.3%的地主,占有土地总数的62%;占人口总数8.1%的富农,占土地总数的19.44%;占人口总数10.8%的中农,占土地总数的13.26%;占人口总数55%的贫农、雇农等其他劳动人民,只占有土地总数的6.16%。上述地主和富农的人数占有土地估计都偏高。有人认为这是依据北京政府农商部1918年的统计而加以平均的,占地百分比也不过是由人数百分比推算而得的。但不论这个估计是否准确,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开始按农村各阶级分配土地的多少来研究土地占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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