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与《<环球时报>是怎样炼成的》、《胡锡进的道路》等三篇文章，是作者路琰为《凤凰周刊》杂志采写的一个关于《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辑胡锡进的组合报道，因篇幅关系无法全文呈现于《凤凰周刊》。FT中文网获得《凤凰周刊》及作者本人授权，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你怎么看待南方系？
胡锡进：我对南方报系很尊重，也敬重胡舒立，他们开了中国批判之先河，当初他们开始创业，往前闯的时候受到各种压力，他们突破了。而我们在经历另外一次创业，在媒体里另外拉出一种办报的方式。南方系的方式是批判，他们的新闻模式把西方媒体先进的东西引入中国，提升了中国媒体的品质，非常了不起的开拓。今天环球也在做开拓的事情，我们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报道一个复杂的中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大众的利益，开拓新的语言方式。环球时报做的很独特，这种独特性不被接受，我们受到各种压力，像当初南方系要去承担的一样，我们现在也要去承担。
记者：你经常说代表中国主流的声音，你怎么定义主流声音？
胡锡进：拿什么是主流做定义太学术了吧，但我觉得主流的范围是，从改革开放的支持者、推动者、直到它的参与者、受益者。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从改革中受益了，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大家对改革有基本认同，那就是中国需要改革，但需要渐进式改革，不要搞极端。持有这种意见的人是主流声音，他们认同国家发展道路，认同爱国主义。我不认为支持完全走美国道路的人是大多数，很多人骂共产党，说它下台才好呢，不过是发泄一口气，真的到那时候，国家大混乱，打碎了现有世界，新世界又没影子，人们不会愿意的。
记者：最重要的物质财产是什么？
胡锡进：我最大的财产就是房子，我要是个人投资什么肯定赔钱，我总是点儿很背，买车买VCD总是买到最贵的时候，第二天就在降价之前买东西，我们买房子也是自用，没有做过投资的问题去买房，都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在人民日报的房子80多平米。当副主编的时候在远处买了稍微大一点的房子，房子还没装修，我当了总编，只在那住了一夜。
记者：希望别人记住你什么？
胡锡进：没想过。我就是一普通人，吃便宜的饭，不抽烟不喝酒，就是一个普通人。非常意外的走到今天，大家记住我的一些社评，我会很开心，那是我一生积累的发挥，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报人，能让我骄傲的还是思想领域的东西。我相信所有的人退出历史舞台就消失了，我没很高追求，退休后我会选择非常平淡的生活，过自己的小日子。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这段时间里，中国多元的声音有我一个，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发声者，中国的转型很快，我们都是一粒尘土，迅速的粉墨登场粉墨退场。
记者：你曾说担心中国会分裂，为什么？
胡锡进：中国的手里攒着一把好牌，但也有可能出现动荡。如果中国失败了，那我觉得是个耻辱，如果我的晚年看到中国失败了中国动荡了，甚至分裂了，那是我最大的难过，我希望我晚年的时候中国很好，别人对中国很尊敬。
记者：你怎么看民间声音，尤其是一些媒体声音总是跟政府对立？
胡锡进：原因很多，我只说其一。媒体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差，以前新闻人处在国家的重要层面，政治地位很高，收入也不错。现在都是媒体民工，包括我本人，现在也没有事业编制，媒体人政治地位越来越低，收入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不受尊重，这批人都一肚子气啊。媒体长期这样，一定会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记者们没吃没喝，生活很拮据。很多媒体人现在干到30多岁都走了，觉得没有前途。很多人做媒体纯粹就一份工作，没有忠诚度，也不下功夫。
记者：你怎么看左右派的关系？
胡锡进：这个局面是中国政治舆论发展的格局造成的，现在有些人通过政治立场站位，只要他认定你跟他不是一派，他就打你，把社会给撕裂了。但现在社会总的来说是稳定的，偶尔闹事，大家看着刺激挺好玩的，国家真要乱了，房价股市一下子跌到底，老百姓能得到什么？可能少数人跑美国去，还有一些人通过动荡给自己创造政治上的机会。革命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现在的利益渠道已被塞得满满的了，想爬上去太难了，一旦社会出现大的板块错动，有的人就有机会跳上去了。我跟很多右派私下都是朋友，他们公开场合骂环球显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我也理解。
记者：接到禁令时你怎么办？
胡锡进：当然也要执行，但有些问题，重要的是看你会不会报，我们还是找最大公约数，政府也接受，读者也接受。前提是忠于基本事实，不能扭曲，我觉得我们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很多敏感话题我们还是报了。
记者：那管理部门对环球还是网开一面的？
胡锡进：怎么能叫网开一面？我们是往前闯啊！我们英文版"六四"周年报道的时候，这是突破禁区的报道，之前严格保密的不让任何人知道，当时要下多大的决心。等我们报纸登出来以后，有外国人过来握着我的手说，胡，祝贺你。我们之前完全悄悄地干。后来上投来调查我们的影响，这下我们写了说明递上去，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在这次报道中，第一，我们英文报道（Global Times）不面向国内，不回到中文世界，我们做到了中文一个字没有。第二不能引起外界对中国的关于这一事件态度发生变化的猜测。不能因为我们的报道让人觉得中国对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了，我们的报道不能给人提供这个理由，我们也做到了。后来评论人论，《环球时报》做了历史性的一次，一大篇这样的文章放在头版。
记者：当时做这个报道是您一个人决定的么？
胡锡进：不能这么说，那是一个集体的决定，当然我是负责人，我承担结果。
记者：为什么你都踩到了很正的点子上也都做得很成功？
胡锡进：因为敢闯，同时又是现实主义者，前任总编何崇元告诉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做不成功，我就撤。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真心维护国家和大众的利益，我们的突破是积极的。
记者：环球一个以国际为主报纸却能影响国内的舆论，你怎么做到的？
胡锡进：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在上升，就有很多压力和关注，这些国际压力会有一部分转化成国内的，外部环境一变，内部也会变化，环球时报就像是站在中国的国境线的两端，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关心着中国和世界的相互关系，我们能看到国际也能看到国内，更容易做到视野宽广，我们的社评是在把国内问题放在了中国崛起的世界大背景下，我们评论和别人不太一样。
记者：环球时报对中国报道的立场是什么？
胡锡进：每个媒体都有局限性，谁都做不到全面，中国像一条大河，每个人描述都不同，渔夫驾着条小船在大河里过激流险滩是一种感受，而站在山顶看又是另一种认识，我们努力做到的是，既明白激流险滩，又看到大河东去。所有的感受结合才真正的了解这条河，了解中国。谁都说不清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南都，新京报，网络，老百姓自己各有看法，外面还有美国，印度，日本，对中国看法也不会一致，谁能说中国是什么？我们只能尽量能全面一点。
记者：有评价认为你们是拥护中国强硬外交的民族主义，你怎么看？
胡锡进：民族主义是一个贬义的价值判断，什么叫民族主义，那你说日本有无民族主义，纽约时报有无民族主义？外国人这么说，中国有些人跟着一块儿嚷嚷，这不是被洗脑么。怎么叫民族主义，我看日本也很民族主义，把钓鱼岛国有化这不是民族主义吗？美国媒体批评美国运动员穿中国的衣服，这算不算民族主义？抵制华为，抵制联想，是不是民族主义？最起码是偏见。为什么他们这样说是维护国家的利益，而我们一维护中国利益就成了民族主义？因为话语权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话语权，我们说美国有民族主义没人信，他们话语权强自然就给环球时报挂上民族主义的帽子。我们是理性的爱国主义。
现在爱国主义在网上是一个挺臭的词儿，这是一些人完全洗脑了，他们跟着美国一块儿搞，比如说，我们批评俄罗斯、朝鲜，他们就说，环球时报做得好，批评美国的时候就说环球时报错了，他们出发点发生了偏移，他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都发生了错误，非常可惜。
记者：您赞同民主和普世价值吗？
胡锡进：我赞成民主，支持自由，也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挺好的，它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带来了西方今天的繁荣，我从第一天就喜欢西方的民主，我要是生在美国就不会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西方的民主也不是没有问题。仔细纠缠这个"好"与"坏"的问题很繁琐。其实这样的价值判断意义不大。最重要的是什么制度对中国最适合，只有适合的才是好的。况且，西方民主再好，也搬不过来，他们是经历痛苦磨砺后成长的。我反对的是，把外国的都拿过来来模仿，西方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是要经历一番社会大动荡的洗礼吗？这是很愚蠢的做法。说这种话的人，可能是愚蠢，也可能是太精明了，想通过这种话来获得个人利益。他们是糊弄老百姓，把其他人当傻子。竞争性一人一票选举挺好的，但放在中国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中国只能走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民主永远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的，中国必须做到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来管理国家，人民主导国家的命运。民意需要用中国的方式表达出来，今天中国的民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起作用，可以反应到政府政策中去，这已经开始显现。中国现在还做不到完全的民主，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会是中国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优点是什么？
胡锡进：我没有细的总结自己，可能比较勇敢，百折不回，失败了一次换一种方式再去做。在波黑采访，第一次在编辑部不同意的情况硬去做就下失败了，第二次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就成功了，还做得很精彩。我不轻易放弃。我有时候也鲁莽，人情世故照顾不周，我的前任总编能方方面面照顾的更加周全，而我是一根筋做事情，对负面后果预期不足，也吃过亏。
记者：您有掉过眼泪的时候么？
胡锡进：因为工作没有，但看电影总被骗哭。
记者：你幸福吗？
胡锡进：中国崛起非常不易，在我这个位置如果能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事，会非常快乐。做媒体经常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做的事情摔倒地上有响儿。感觉到国家的进步有你推的一把力，就像一个大的交响乐，有一声鼓点儿，或者有一个叉，哐——响一下，那声就是我们敲出来的，仔细听有时会听到，那时候就会觉得很幸福。当然，我得到了一些个人利益。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记者：你怎么看别的媒体对你的批评？
胡锡进：我欢迎批评，但反对人身攻击，更不赞成媒体间相互攻击，我们观点你可以不同意，可以批评，可以争论，但是不能说环球时报是恶毒的目的，这是很无礼的，对纽约时报我们也从来不会这样，我们批评他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们多恶毒，媒体间这样做就突破了底线。我只是对观点不同意，我批的是观点，不对它后面的媒体怎么样。这点理性还是要有吧。做媒体啊，在中国，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相煎何太急，都不容易，大家彼此相互推动，体谅、促进、竞争，但别互相糟蹋。骂我，我能承受，反而有的人受不了，别人一骂，你看他跳的，一下暴跳如雷，——太嫩，平时太顺利了。
你说现在说点取悦舆论的话多容易啊，公开透明，说任何话，接受监督，这话还用说么？本来就该如此，天天说这种话，完了骂政府，多容易。但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多难啊。大家都去选择那多容易的事情，获得掌声，制造舆论，这是合力之一，没这不行，但只有这些也不行啊。得有人去批评，批判，但也得有鼓舞大家往前干的人，还得有我们这样客观的分析者，这几种声音都得存在社会才是完整的，谁也别以为自己是老大，就自己最行，别人都不行，都是错的。你算什么啊。不要自以为是。
记者：听说环球时报常受到宣传部门褒奖？
胡锡进：那你没看到我受批评的。环球时报争取到今天的话题尺度，是一步步闯出来的。每天晚上都要做决定，这个能不能登，那个能不能报，压力多大啊。不是开玩笑的，一个个检查都得写，共产党这个体制，（出问题）不是我一人扛着，撤了我就完了，我还有领导呢。我不是当年那个跟领导指着鼻子吵架的男生，我有更多的责任感，不能连累我的上级跟着难受。
记者：往前闯的时候你恐惧过失去吗？
胡锡进：谁愿意失去啊，但还有对自由，理想的渴望，强烈度超过对失去的恐惧。当然也要平衡，只有平衡好了才能走得更远。但是平衡来平衡去，最后还是会有危险，如果你畏惧最后那点危险，想让自己很安全，你就什么都别做了。我们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畏惧最后那点危险，我们往前走了。
记者：你怎么处理新闻管理部门的关系？
胡锡进：我也经常写检查，写检查也是上级部门管理的一种方式，上面需要看到我们的态度。
记者：你怎么判断安全红线在哪里？
胡锡进：我相信自己大的安全就是，我做的事情在维护国家利益，在维护整个大众的利益，我相信大多数人能读懂环球时报在写什么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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