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碑有四米长、两米高，厚度也有一米多，”宋王台”三个字规矩却缺乏力度。那是清代嘉庆年间的手迹，专为纪念两位宋朝的末代君主在此的短暂停留。十岁的赵昰与三岁的赵昺，因元朝军队追捕流落到这蛮荒的海滩。
在九龙怀古，多少显得不合时宜。暂时的行宫早已踪影全无，连石碑也非本来面目，手迹本刻在海边一座小山上的大石上，日本人统治时，巨石被炸开，用来铺设启德机场的跑道。英国人再度回来后，小山都被彻底清平了，刻上字的部分削成方碑，树立在公园中，算是凭吊。
我坐在公园长椅上，想象两个小皇帝的感受。他们年纪幼小，承担着不可理解的使命，只要他们的血脉在，边陲也能变成权力与文化的中心。但此地终不可久留，他们在半年后再度逃亡。最终，哥哥在途中病逝，弟弟由陆秀夫背负，在新会崖山跳海。这是中国历史最悲壮与动人的时刻之一，倘若按日本人的说法，那个让他们景仰的中国就此消失了。宋代的精致与风雅被蒙古人的铁蹄践踏了，中国文化迅速地野蛮化。
他们必定难以想象，这亡命天涯式的短暂停留，会在一千年后激起意外的回响。
因为一位名叫陈云的本地作家，我才来到这个少人光故之地。多年来，香港位居亚洲最佳观光城市之列，人们着迷于它的维港夜景、购物天堂，所谓历史遗迹，最多上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风格的建筑……
但在陈云的笔下，香港的前世要复杂得多。九龙的宋王台、新界的邓家祠堂，都令这城市续接上了漫长的中国传统，它们与英国殖民地的制度与风俗混杂，构造出一个独特的香港传统。由于这传统，香港人面对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时，不仅无需自卑，而且应有一种自信。
这些论点来自于2011年末出版的《香港城邦论》。它一出版即进入畅销书榜，还激起了一阵舆论风暴。一些人欢呼他为香港指明了方向，为本土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狭隘的地方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用”族群政治”这一简单方案来回应香港社会复杂的挑战。
这截然相反的看法，随着一连串事件而更为鲜明。在2012年初，先是内地游客与香港人在地铁里的争吵，然后是北大教授孔庆东”香港人是狗”的谩骂，接着是在广东道上的D&G店的拍照争议，”蝗虫论”四起，郁积了几年的”中港矛盾”以一种极为粗鄙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本《城邦论》变成了纲领式的著述，陈云扮演起”教主”的角色，在网络上，他的语言放肆，把中国大陆人视作一种要抵御的”异族”，公然散布一种仇恨文化。
我还记得2012年初读《香港城邦论》的感受，它未激起我的反感，反而有一种意外之喜。陈云广博又杂乱的知识让我吃了一惊，从希腊的城邦理论、英帝国的殖民方式、中国的传统民俗，都能洋洋洒洒上地谈上一段，还能把它们串联到一起。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诅咒，也深得我心，他把共产党中国比作元蒙古与满清，它是一种异族入侵，标志着正统中国的灭亡;在他刻薄地批评中国人的野蛮与粗鄙时，我也没有太多不安，很多时刻，我们的确如此。在一些段落，他还充满了政治不正确的洞见，他讥讽民主派把香港的未来寄往于中国的民主化上，却不知道民主化的中国更可能陷于一种狭隘的民族狂热，威胁到香港的生存……
最令我最意外的仍是他为香港的赋予的历史意义，这乏人问津的宋王台、新界乡村的宗祠，似乎都复活起来，对此刻的香港发声。
二
在岭南大学的一间办公室，我见到陈云，他在这所颇有遗世独立的学院里教授文化研究。比起在舆论空间里的争议性，现实中的陈云谦逊、低调，身上的夹克衫土里土气。在我们谈话时，他习惯性的低头、眼光向地面看，仿佛是一个中学生在课堂上不情愿的回答提问。
他带我去食堂吃了味道不佳的炸鱼，隔着铺上红白格子桌布的饭桌，他海阔天空地漫谈，内容不是”蝗虫”与狭隘的本土意识，而是漫长而辽阔的中国传统、中国在现代世界的挫败。
“我像是香港的辜鸿铭吧”，他轻描淡写却有一股自傲。与辜鸿铭一样，他把自己视作逆潮流者，一个站在中国之外、却为中国忧虑的局外人，辜鸿铭面对一个扩张的西方世界，一心要为衰落的中国文明辩护，陈云则相信要把传统中国从共产党手中抢夺回来。
也与辜鸿铭一样，他与马来西亚相关。他的爷爷从广东宝安前往马来半岛生活，他的父亲是一位爱国知识青年，被毛泽东的新中国理想所吸引，他从南洋回到中国，先是在长沙工业学院读书，然后作为一名地质考察员前往青海探矿。真实的中国与幻像的大为不同，高原反应让他难以支撑，被遣返回广东原籍后，反右斗争接踵而来，他这样的南洋华侨被视作不可信任的外来者-——一股强烈的仇外情绪弥漫在红色中国。最终，他偷渡到香港，定居新界乡村，在村中以黄老之术为业。
“香港气候不冷不热，政局不民主不集权，社会不开放不封闭，好坏兼得，良莠不齐，淹留此地，亦乐事也”，陈云日后写道。与港岛、九龙不同，新界仍是个乡村社会，昔日的清帝国、此刻的英帝国都未有效地把它纳入统治范围，乡下的组织与风俗仍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性。红色政权的兴起又把新的政治与文化元素，推到此地。
乡下的清苦不必说，却有清清溪水、青蛙、小鸟为伴，客家村落里有习武的风俗，偶尔还有逃避官府的拳师，看着父亲行黄老之术，学打洪拳。
在政治上，国共之争从未完全停止。陈云家的村子是左派农牧工会的地盘，过了锦田就是国民党天下，每年的十一后是双十纪念，五星红旗还未除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就升起了，茶楼上喝茶、看报纸的也有”左右之分”，他们仍争论不休，北京与台北谁代表着中国？直到文革爆发时，陈云的父亲才最终放弃了他的红色中国理想，他曾一直安慰自己说，反右与大饥荒只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共产主义的道路仍是正确的。对于华侨家庭来说，这争论一定充满了苦涩、无奈与嘲讽。陈云记得，两位分执国共路线的伯父一心想设计出一面能真正代表中国的国旗。第二天酒醒，他们发现用星、日、月三种元素设计出的作品不过是马来西亚联邦的国旗。命运绕着中国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对于小孩子来说，这一切不关乎意识形态。左派工会在三八、五一、十一三个节日举办聚餐，全村大吃大喝。宣传队放映《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学唱《东方红》与《大海航行靠舵手》，还免费派送《毛主席语录》与毛像章，倒是映了”社会主义好”的歌曲。
政治中国的破碎也让文化中国变得更为重要起来。陈云就读的乡村小学，是村庄里的祠堂和善人捐助的，而教书的先生都是南下文人。这个粗陋乡村小学的校歌却仿佛来自另一个更文明的国度：”巍峨栽我校，矗立横台山，我文化之基；况此间山水绕山回，春风婀娜，桃李芬芳;论圣贤事业，校训是循格物求新知；斯可为国家社会效力，斯毋负父老所期。”
他入读香港中文大学也是这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钱穆、唐君毅等人为了保留花果飘零的中国文化建立了新亚书院，它是这所大学的前身。他说自己”反共”的思想也与钱穆因此而起——这个政党毁灭传统文化。
在大学他主修英语，也辅修法语、德语，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他也是个智力早熟、不合时宜的学生，打打洪拳，沉浸在《道德经》中，在《香港时报》等报章上写文章，与卜少夫一群的老夫子应和文人掌故、谈佛论道。他对大学生活的回忆是彻夜写文章，几天什么都不做，只看小说，疯狂地谈情，疯狂地做爱……在一张黑白照片上，他坐在台阶上，头发浓密，身姿有几分习武者的端庄。
毕业意味着另一段闲散时光，他在两所不那么重要的书院教书，班里只有六七个学生，他说自己假装教书，学生假装听课。
时代情绪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他也没对政治产生特别的兴趣。
八十年代的香港，因回归产生出一种莫名的亢奋，这亢奋在1989年夏天达致高潮，转化成一股巨大的愤怒、失落与恐惧。
提起这段时间，他轻描淡写，台湾民主转型给他鼓舞，他曾对中国充满希望，期望赵紫阳会像蒋经国那样，把中国带向一个民主体制，直到六四事件的爆发。
1990年，他前往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就读。不过，这与这时代转变没什么关系，它更像是自我寻求。不过，似乎从一开始，这寻求中就带有显著的文化与身份焦虑。"从窗口向外看，是一片黄土，然后是白雪皑皑，然后又是一片绿色，我流泪了，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地理环境太差了。"他对我说起乘坐飞机从香港出发，穿越中国、进入西伯利亚的经历。
五年的留学生涯记录在这本《留德随想录》里。随想录中的文章主要是为香港杂志《年轻人周报》所写，这份小众的文化杂志是他与故乡的主要纽带。文章无外乎德国见闻，对香港生活的回忆，偶然的时事评论，如他所说"文章有去国怀乡之思，也有初入新邦之喜"。
书中令人着迷的是他的博闻强识与敏锐的感受力，从西谚到中国诗词间的跳跃，行文风格半白半文，处处流露着散淡、疏离与嘲讽，像是个饱经世事的老夫子，像是这样的句子处处可见——"香港真是太小了，像个廉租的小室，容不了后院与前庭，于是香港人就看不到过去与未来"，"有人到了中年，如林语堂说，会学上'低飞'的本领，理想主义被世俗智慧和金钱磨蚀。在我来说，低飞、高飞都无妨，高飞是要飞高，低飞是要飞远，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随兴之所至，事事无碍，快乐便大笑、大吃大喝，悲伤便啼哭由于，喊着要自杀上吊，不必像古人，将快乐推迟而只拥抱忧患，也不比今人，将痛苦推迟而只拥抱快乐。"考虑他当时不过30岁左右，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熟悉陈云的人来，他此刻的思维方式在20年前就已埋下伏笔。"（香港人）八九民运用钱支援学生，惹来'反共基地'之名，今年终于天赐良机，可以用钱赎身，买回'爱国同胞'之名。其实本是无罪之人，何须买赎罪券。"他在199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还预言道"中国山河破碎，劫难会旋踵而来，香港要准备各式'爱国税项'了。当港人'良心疲惫'，不堪苛索时，便有嘴脸可看"。在备注中，他也把这篇文章视作20年后的"城邦自治思想"的发端。
让我深感兴趣的则是他和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短暂、却不失深刻的接触。1993年到1994年，他曾出任德国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因天安门悲剧而迅速集结起的海外民主运动，在短暂的风光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分裂，而这个香港学生意外地卷入其中。在他的描述中，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大规模地把非法中国移民引入协会。他帮助来自福建长乐、浙江青田的偷渡者们获取德国政治庇护。他的看法是，与其让民主运动陷入封闭的奄奄一息，不如让它开放给更多的人，即使他们压根对民主运动没兴趣，至少人数众多。
他还说起自己如何应对德国政府的刁难，如何孤身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可能面临的不测，这本《主席日志》正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倘若遇害，警察可以循此找到线索。他也乐于强调，自己的成就赢得了多少人的仰慕，成为了当时侨领，遭遇到各种奇遇。
在读到这一段时，这过分明显的自我浪漫化与英雄化让我感到一丝不悦。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好感。
从德国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陈云有怀才不遇之感，"学了一身屠龙之技，在蛇虫鼠蚁盘踞高位的香港不为所用"。是呀，哥廷根大学的一位民俗学博士与香港现实能有多少关系？能有多少香港人会对他的德语博士论文《中国民俗学学科史1918-1949》感兴趣？
他进入了政府，十年公务员的生涯基本是一无所成。在业余时间，他继续撰写文章，他的笔名"陈云"正是从那时而来，他把本名"陈云根"去了"根"。
他谈论香港中文的堕落，新界淳朴乡俗的不再，地产霸权的不公，管治的败坏，他还支持年轻一代人的本土保育运动，并为他们创造出"快乐抗争"的概念。他还是散文双年奖、最佳艺术家奖的获得者，他的旁征博引引来一众追随者。他把回归后的香港，看作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在政治堕落背后，是更可怕的文化堕落。他的观点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他的措辞则更让人惊叹。他似乎在顽强的抵制这殖民地的传统，他不用西方的政治、文化理论，而固执的以道家自居、用半白半文之语诉说。
他似乎总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本地作家梁文道称他是朋友中"最寂寞的一位"——"他的为人，他的职业，他的文章，一切一切看起来都那么不合时宜，不符环境……他的存在是真真正地被抛掷进来，像一片树叶飘到还欠缺那最后一片纸块的拼图上。细看这张拼图，无论是他，还是这个他身处其中的社会，都变得十分、怪异。"
这个寂寞的人在2010年引发了一股小小风潮。他因赤裸裸地攻击香港的地产商，而被停掉了《信报》上的专栏。这一年的香港也充满了激烈情绪，一场变相民主选举的公投失败，民主党让人倍感失望，地产霸权所代表的垄断经济结构日益坚固，香港社会被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包围着……陈云似乎变成了一个反抗的符号。
三
"别把他看得太认真"，不止一位香港朋友对我说。我对陈云表现出的浓厚兴趣，让他们既意外、又不屑，他们又提醒我，"如果你看到Facebook上的他，感觉一定不同。"。
他们无一例外地把陈云视作一个煽动分子，毫无道德原则。即使其中最有善意的人也相信，陈云曾经或许不错，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可怕、难以理喻的人物。
这个转变是在2010年发生的。丢掉了主流报刊的阵地，他开始在Facebook上写作，"中港矛盾"成了他的新主题。当他开始谩骂前来香港生产的内地孕妇时，他发现自己赢得了热烈的响应，《香港城邦论》正是在Facebook上连载的。
当我在网络上看他的那些肆无忌惮的措辞时，实在吃了一惊，不禁怀疑这是否还是那个讲究风格的作家。他变成了一个仇恨者与煽动者。
我重读了他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倍受争议的《香港城邦论》。出人意料的是，我的感受与从前大不相同。曾让我惊叹的开阔视野，变得有些可疑，在他跳跃东西的类比与引用中，我找不到内在逻辑。曾让我着迷的宋王台的掌故、希腊城邦与此刻的香港传统到底有何种关联？他从不试图说明，而只是简单地堆彻在一起。
更致命的是他论述的封闭性与偏执风格。在他的笔下，一切都是线性的、对抗性的，为了创造这种对抗效果，他不惜扭曲历史、夸大事实。中国传统真是那么回事吗，它真与香港有那样密切的联系吗？矛盾重重的英国殖民统治被美化，中共政权与中国人被混为一谈……香港的复杂挑战，全部简化为族群冲突。这是再典型不过的Paranoidpolitics（偏执狂政治），它要寻找替罪羊，许诺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他天马行空、来源不明的知识，则更为此添加了一股神秘诱惑。这就像一位评论者所说："我在想，如果这两年间我没有接触过主流传媒以外呈现的香港社会，如果没有对中国及香港的关系思考太多，如果我没有读过任何左翼著作，那么这本书一定让我读得欲仙欲死。"
而细下心来，即使他早年的文字，也丧失了迷人的色彩。我意识到，最初打动我的是他代表的陌生感，那种信口开河有着特别的魅力。
"在Facebook上写作有什么不同吗？"再次见面时，我问他。
他回道："读者的反馈很直接，我就是为了他们的反应而写，为了一个很实际的目的，我舍掉从前的文雅，用一种很通俗的语言，甚至用毛泽东的痞子气，好像是他当年骂国民党的语言。"
"这些谩骂不会让你不安吗？"我又问。
"这是一种策略，是非常时期，当我骂那些买奶粉的内地人时，我是把自己同情心关上了。"但怎样解释香港昔日对难民的包容呢？他说，昔日的难民是勤奋的农民，道德基础不坏，而香港也需要劳动力。而现在来港买奶粉的内地人则不同，他们都是共产政权的共谋，再说，他们不来香港买奶粉也不会死。
他依旧坦诚，坦诚得让我不知如何理解。他承认了自己的转变，与社运人分道扬镳，让市民激进化来应对挑战。他承认了自己的残酷，自己的投机主义，他说搞政治下面必须有暴力来依靠，也必须不择手段，非常时期，为了生存，必须用非常手段，他自称"贫道"，他对于道家的理解，没有正邪之分，不论手段，只论结果。他以坚定的反共者自居，却又自称斗争技术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十六字口诀。他享受着一群青年人追随的"教主"身份，却又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谈论他们，他说这些城邦自治运动的青年，是社会边缘的小资产阶级，不会为了独立而牺牲，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理由，一个良好道德基础，他们就不会变坏。他也说，为了反对此刻，必须美化香港殖民地时代，就如汉朝打倒秦朝，就要把周朝美化，而最终的政治理想是中国恢复周朝式的封建理想，中国按照联邦化统治。
对于他一手建构出的"香港城邦论"，他也说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一个城邦必须驱赶穷人，而城邦也一种过渡状态，难以长期持续。他当然更无法应对城邦中的"正义"与"自由"问题。
他还对我臧否人物，他说黄毓民是个投机分子，只要他能出足够的钱，他就能与他合作，凡在政治上的生存者，必是投机分子。他对黄之锋则有不屑，"没有一点痞子气，怎么搞运动呢"？对他来说，香港本土意识与民主意识都未觉醒，他们愿意表面抗争，却还没准备坐牢。闽南人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作用大，他们是为土地付出了一代代人，一个没有政治犯的地区，是不能获得民主的。
问起他所做的一切的内在动机时，他竟说，他没个人理想，只要活下去，好好享受生活，多挣钱，多玩几个女人。
面对这样的自我剖析，我反而无法追问了，他是我从未遇到的类型，更像是江湖术士，而不是学者。
这次见面后，我对他充满了困惑。我曾赞叹他的才华，为香港论述提供了一个意外的视角，如今又感到他是个难以理喻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有某种毛泽东式的风格，所有的知识，只要是需要，他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使用它，从不管它们内在的关系或前后矛盾，只要它能支持此刻的主张。他也从不会因昔日的论断而后悔与汗颜。
接下来的日子，他看着陈云迅速变成一个极端的仇恨者，谩骂"蝗虫"已算是温柔的了，他连雷霹六四集会的诅咒也能说出口，除去疯癫，似乎找不到更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他。他彻底从一个敏锐、博学的文化批评者变为一个政治上的仇恨者。他又出版了《香港遗民论》，算是《城邦论》的后续，不过已是老调重弹，行文似乎更为粗糙。
四
在广东道上，我看到很多时髦的男女，挎着FENDI，拉着黑色拉杆箱，不知里面装的是化妆品、还是名牌衣服。尖沙咀的广东道曾以"玉器铺"闻名，过去的几年里以名牌店著称，它是大陆游客购物的聚集地。在街上，你到处听到普通话，他们似乎要买下整个香港。就是在广东道上的D&G店，促成了"蝗虫论"的诞生。
在D&G的斜对面，是一家小小的书刊厅，上面摆满了印有薄熙来与习近平照片的书籍与杂志，都有着耸人听闻的独家内幕。那些浑身名牌的内地游客们，也会在箱子塞进几本这类的书籍或杂志。不管他们变得多么富裕，在他们生活的体制下，他们被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与无力感左右，无节制的消费不过是为了获得欺骗性的确定与满足，某种暂时性的支配感。这种诱惑也反应了中国的新现实。香港不再代表物质神话，却仍有值得信赖的公共系统。它也提醒着崛起中国的另一面——它在经济上崛起，但其政治与公共生活却愈发封闭，整个社会的道德与信任系统已然崩溃。中国的内部困境，在香港得到了另一种释放。
与寂寞的宋王台一样，喧闹的广东道是陈云的理论灵感之一。倘若前者提供了绵长的文化基础，令香港与已"去中国化"的中国区隔开，广东道更是提供了现实的证明。对于陈云来说，这些阔绰与粗鄙的"蝗虫"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是一个邪恶制度的产物与共谋者。
看着眼前富足又焦灼的中国人，我突然想起一张老照片。很多面孔拥挤在一起，额头剃光，脑后的辫子清晰可见，他们都面无表情，对于未来一无所知。这张照片摄于19世纪后半叶的香港，他们大多来自福建与广东，要前往美国、澳大利亚或是南美。
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与热情，除去机器、原料，它还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奴隶贸易的终结更加剧了这种渴求。这股浪潮也正与中国内部的困境相重合。战乱匪患、官僚压迫、资源紧张、人口爆增，都迫使人们向外寻求生存机会，寻找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为此，他们不惜让自己像"猪仔"一样被买卖。香港是这个劳动力输出的转运站。这些中国人修建了美国的铁路，开采了澳大利亚的矿山，种植了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却引发了另一种恐慌。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在数量上太多了，这会让白人们天然紧张。
"黄祸"这个词应运而生。它既符合这个种族时代的特性，也勾起了白人世界遥远的焦虑——几个世纪前的蒙古人。这些"黄祸"把自己的屈辱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到一起。他们支持前来募捐的保皇党或是革命党，只要他们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让他们享有必要的保护，帮他们赢回尊严。香港是这股情绪的汇聚地。而如今，中国获得了它期待已久的富强了，也收回了香港。谁曾料到，"蝗虫论"却在这个中国富强之时涌现，新的侮辱不是来自异族，而是当初"黄祸"的后代们。
陈云的兴起源于香港的政治、社会危机，这所城市在回归后并未获得真正的自治，也没有获得所需的新哲学，而它内在的矛盾也从未清理。"香港的悖论是"，本地一位知名的社会学家曾对我说，"我们当初因为恐惧中共与社会主义，想尽办法要保持现状不变，结果我们坚持的这套体制完全不适应新变化。"
在这个以中国崛起为特征的新秩序中，香港的旧有矛盾被加剧了。陈云代表的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正是响应了这种困境。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刻，当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破产后，左与右的民粹都会兴起。陈云的影响也说明香港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多么脆弱、多么的未经深思，倘若它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它表现出的自由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借来的。
它更来自于一种强烈的身份危机。作为的一个城市的香港，作为一个群体的香港人该怎样看待自己？香港人意识诞生于1970年代。长达二十年的隔离，令香港与中国内地发展出两套不同的社会形态与价值观，新一代人出生、成长于本地，一种更为明确的本地意识开始出现。
中国作为一种对立形象出现，它先是需要逃离的政治疯狂的国家，然后又是一个贫穷、被藐视的对象。在通俗文化中，不管是犯罪者"大圈仔"还是"阿灿"、"表哥"，他们都意味一种不同的、被警惕或轻视的人群。
"蝗虫"是"阿灿"的延续。但香港人的大部分优越感已经消失。它越来越变成中国的另一座沿海城市，只不过更繁荣、更自由些，而很多香港人则感到，就连这些特质也在丧失它的独特性。对中国，它充满了尼采所说的一种矛盾重重的"妒羡之情"。于是，他们要相信自己有一套更文明的生活习惯，它成了最后的依赖。
而他注定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吗？他所做的，不过是一个边缘者的抱负，不管是德国岁月的民运领袖，还是对于政府职位的渴望，还是此刻在网络上的民粹领袖，他始终渴望的是中心感。他的受害感、被边缘化感，正迎合了此刻香港的焦虑，他们在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面前、在一个两极化的社会形态面前，无所适从，必须寻找一个可供发泄的对象。
不管是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还是魏玛时期的德国，或是21世纪初的法国，都曾有诅咒者、仇恨者赢得普遍的关注，或者如传统中国中不断出现的不得志的反叛者，他们以惑众的妖言来获取暂时的荣耀。在绝大部分时刻，这些人物无需被严肃对待，但在偶尔时刻，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意外地改变了历史。但陈云会进入这个行列吗？倘若你接触过他本人，你会发现：他又断然缺乏这样的勇气，他只是一个躲在电脑屏幕后的鼓动者。
不过，他的极端性也为理解香港传统提供了一个良机。昔日的香港有一种意外的多元性，一种未经反省的、借来的普世主义。没有比开放性、包容性更能代表它的特征了，不同肤色的人、各种货物、观点，都能在此相遇。
但是在表面多元之下，香港与香港人内在身份的多样性从未被认真思考过。那个长期存在于帝国夹缝中、临时性的社会，如今有机会重新理解自己的前世今生，并且能通过这种寻求，来为中国与世界提供另一种新的启发。香港社会的混杂性，也意味着这种寻找与抗争的多元性，香港人需要同时在几个战线上共同面对。它要重估过去，也要想象未来，它要尊重一种传统，也要蔑视另一种传统。任何解放注定是全方位的，它最大的敌人不是外界，而是内在的恐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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