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坚信中国企业家理应成为改革中坚力量，她激烈反对柳传志"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观点，这场发生在两个企业家之间的论战，演变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次站队，并引发了公众舆论场的高度关注与讨论。
2013年6月17日前，公众几乎对王瑛女士一无所知，但这一天起，因为她在企业家论坛"正和岛"上发表《我的"退岛"声明》，激烈反对柳传志以"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为主题的小范围发言，使得发生在两个企业家之间的论战，演变成中国企业家群体政治态度的一次站队，她的名字也被公众熟知。
公众舆论场中，王瑛收获的反响热烈，但在她真正希望影响的企业家阶层里，挺柳贬王的人占据大多数。冯仑回应，"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另一名企业家当面斥责：柳传志是被写入中国历史的人，你居然在他脸上划这么一道子。还有许多陌生同行把她看作怪胎："这人脑子坏了，怎么彻底公知化了？"更亲密的圈子则将王瑛的举动视作对交情的不珍惜，就在前不久，她被相知多年的企业家姐妹们踢出了一个微信群。
然而王瑛仍对这个阶层抱以最大希望，相信中国企业家有能力逆潮流而强动，成为改革中坚力量。
王瑛从来不是一个安于挣钱的企业家。10多年前，她"业余"创办的网站"世纪中国"，在新世纪初搅得整个中国人文思想界心潮澎湃。她还担任过著名人文杂志《东方》的社长，在飞机上写了3年卷首语。朴素的名字帮助她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10多年的朋友、作家胡发云评价她说，王瑛对社会变化一幕幕都看得真切，不糊涂，可过去，她从不爱抛头露脸，就喜欢搬个小板凳，近台看戏。
这次发言，是她人生60年里第一次登台唱戏。当她做出站出来说话的决定后，行事干脆至极，10天之内，辞掉工作，安排父亲晚年，向女儿开诚布公，交代后事。她斩断了所有可能牵连别人的社会关系。她甚至和丈夫、曾经的"四五英雄"周为民离了婚，经历了震惊、愤怒、抗议后，周为民最终接受了妻子的决定："我明白了，你是想把我放了。"
王瑛的性格里始终有着这样强硬执拗的一面。早在10年前，她任常务副董事长的巨龙公司正值重组动荡，员工纷纷离职，有报道说他们的离去，不是被王瑛炒掉的，就是因不满她的强硬风格而辞职的。并存在她身上的还有对殉道者的一种深情，每当不自觉援引到瞿秋白、林昭或者张志新时，她的目光总是很温柔。
这也是她选择离婚的原因，她思考的问题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追求自由的边界在哪儿？而她的答案是："人有权利牺牲的只有自己。"
"我觉得我是要把老周放了，其实他和我对60岁以后生活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可是往下这么做，会一步一步把他逼到不得不跟我去做一样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道的。"王瑛说。
至于她自己，她什么也不怕。她享受价值的实现过程，包括享受它的代价。
拍摄现场
王瑛不化妆，头发自来卷，剪得很短，早前那几通商量如何为她准备拍摄用的大牌时装的电话，她都愉快地接了。拍摄当天，她穿着自己沾着猫毛的墨绿色旗袍来了。"我就这样"，王瑛瞪大眼睛说，"行吗？"
口述=王瑛
一
实际上企业家在什么情况下不站出来说话？我想恐怕是环境坏到了只要说话就会给他惹来麻烦。其实柳传志在这一点上，和我的判断是一模一样的。
很多朋友希望我改变。起码不要在那么多公开场合下讲话，不要那么一针见血，非捅到人家的肺管子里去。他们心里可能认为王瑛是个好人，但如果我不改，我就会是一个给他们带来威胁的人。甚至他们会很恼怒，这些事正逐渐在我身边发生。
我不知道我到底影响了谁，怎么影响。而且这件事情，我根本不关心。因为你只要做任何利害的权衡，恐怕你都站不出来，因为你会发现跪下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还彼此在那儿打招呼，说不行不行不行，赶紧都跪下，而且赶紧磕头，磕慢了都不行，你会看到你的力量和那种力量之间的对比，那简直可能就会让人悲观到底。
我已经活到60岁了，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共识形成。没有时间表，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大变化已经完全交给历史的偶然性了。能开动的加速器几乎全部开动了。
二
其实2013年是我生活发生很大转折的一年。
让我惊醒的是重庆，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重庆还会在短短的几年，会搞出那样的规模来。倒行逆施是不可以的，中国再发生像重庆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像"文革"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而倒行逆施怎么能形成一个大家难以抗拒的东西，实际上制造和传播政治恐惧是非常重要的拐点。人们感受到恐惧，会非常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是会被放大的，有的时候比危险都要大得多得多。
最近给我所在的一个企业家读书组织写章程，里头有个定义，这是个什么组织，"自治"这两个字他们认为不能出现，尤其和"企业家"这个词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出现。我听起来觉得哭笑不得。自我审查到什么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部法叫《村民自治法》，这个词什么时候变成了危险词了？
之前没有想过退休，做基金管理，所谓越老越值钱，还会有不错的收入，我把它断了。9月底我和中信解除了合同，也辞掉了中恒聚信的职位。
9月25号，我跟丈夫把离婚也办了。我们可能选择了不同的60岁以后的生活。我先生觉得，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边缘化了，整个事情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我们应该更远离一些，更重视自己的生活。满世界去走走是他最大的愿望，可一看我，哪有一点要出去走的意思？我是打算干到最后一刻的。
我知道接下来会很困难，我知道我自己选择了一条挺艰难的路。这个我很清楚。
三
我们这一拨人太奇特了，像短短的这一生当中，翻天覆地，我好像过了好几辈子。
我在内蒙古兵团待了6年，巴盟乌特拉前旗，在那儿建化肥厂。内蒙古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我对理想主义、对乌托邦彻底的否定。我看到了太多人，就像一滴水一样，流入了这条邪恶河流里的最初的时候，可能非常非常清凉剔透。我再也不对所谓的一个人的愿望有多好，能够给予多大的评价。
刺激我的是集体，我发现集体对人的残害可以到那么极端。我清清楚楚记得她的名字叫颜容玉，呼市的一个女孩，是我们班长，不知道什么原因，班里的人想尽办法折磨她，突然几个人都把她给围在地上打。女孩对女孩，完了再拿她的脸盆晚上撒尿，后来我就跟她不一个班了，最后我知道她得精神病了，连大小便都失禁了。
当时读马列，能找到的书我都读了，为了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越看越糊涂，可是有一点越来越坚定，就是作为信仰的东西，一定要自己去弄懂它。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读老鬼的《血色黄昏》，简直是大哭了一场，是放声大哭。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事实，并且证实这个事实：我们对自己青春的消耗，那种超出人所能够承受的程度的付出，结果最后是罪恶，最后是把内蒙古草原给毁得大概十几代都恢复不过来。
我觉得我能理解的最让人悲哀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你满怀的是向善的、是积极的、你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东西，倾尽全力为了去实现它，最后发现你在害人。
说老实话我现在更相信利益，我相信由于利益带来的，对于利益的维护而进行制度性的建设，我觉得才是最可靠的东西，不管你说它是善的还是恶的。
四
我大概29岁做司法局的副局长，在北京市的律师里头，是很知名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会那么知名呢？中国的第一本《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实务》，作者那个不带王字旁的王英就是我。我和张思之先生是当年的合作者。那27万字，没有一个字是抄出来的。我比他们的年龄小二十几岁。你听说过司法局局长不是党员的吗？
80年代末，我辞职下海。一开始做实业，做实业经常被迫做突破底线的事情，你不给红包不给贿赂、不去扯淡根本就拿不到资源，怎么办呢？说老实话，我一个红包没递过，就不给。我就不干了，转做职业经理人。
我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守着一个信念，如果让我做不成人的话，我连事都不干，所以我也就很失败，我没做成多少事。我是觉得一个人的道德律，其实是比什么都高的，是铁律。
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恐怕要做一辈子的。所以不要自我报废，一定要千方百计去保留自己做事的资格，做事的条件，做事的空间。我还是这样的基本立场——我是不会不管不顾的，可是需要站出去的时候，我连个磕巴也不会打。
我都跟女儿直接说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糟糕的事情。我说你得有思想准备，有可能的话你要帮着我照顾姥爷，我就自己扛了。我有权利牺牲的只有自己。去付出甚至牺牲，构成你幸福的一部分。我享受这个价值的实现，包括享受它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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