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昱
在哈佛游学期间，由于语言不太过关，我每周还到Cambridge市的公共图书馆上两次免费的英语课。班上的学生自然来自五湖四海，亚洲的学生除了中日韩，还有泰国、伊朗、斯里兰卡以及来自印度的一对老夫妇；拉美的学生以哥伦比亚、巴西为多；欧洲的主要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
因为是免费课，学生并不固定。经常有半路回国的，自然也有很多中途加进来，所以经常要进行的一个活动是站起来自我介绍，然后老师和同学们会针对你提一些问题。有一回，我做自我介绍，说是来自中国的新闻周刊编辑，右手的一个新同学接着站起来，介绍他也是一名媒体编辑，来自日本的共同社。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有历史恩怨的两个国家或民族的人，在这里碰到一起是很常有的事。一般情况下，外人会有意回避，但当事人大多可以坦然面对。比如和我们同期的尼曼学员有一个越南独立作家，还参加过1979年的中越战争。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围绕中国是否自古就不断侵略和奴役越南，展开激烈而认真的讨论。但这个来自日本共同社的编辑先生非常谨慎，我问他如何看中日关于钓鱼岛和靖国神社的争议，他嗯嗯啊啊地，搞不清是听不懂还是不想回答，让人觉得很没意思。
当然，日本人的礼仪是无可挑剔的，他们衣着整洁，态度谦恭，频频微笑点头，是最有教养的对话者。在哈佛跟美国知识分子说起中日关系，他们首先都会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表示同情，然后慨叹兽化了的日本人暴行是多么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谦逊教养跟变态邪恶是如何共存于日本民族性深处的。如果你遇到的正好是一名心理学教授，他或许还会跟你探讨一下力比多、荷尔蒙与战争中人性的关系。
相当多普通美国人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是：日本100年前侵略和欺负过中国，后来二战胜利，日本被缴械了。而今的中日冲突，一方面固然有日本死要面子不认历史错误的缘故，更主要的现实原因是，中国在转移国内矛盾。在他们眼中，现在的日本比中国更像个正常国家，这当然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别。
总体而言，美国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观感更好一些。这很容易理解，毕竟日本二战后成为美国的小兄弟，更早地进入了西方体系，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交流更为便利和频繁。不过，一些情况在发生改变。一个带孩子来哈佛上夏令营的华裔日本母亲告诉我，他们在东京，很难找到美国人做女儿的英语老师，语言学校里基本没有美国教师。我跟她讲，现在北京上海，从学前班到成人英语教育的培训机构里，美国外教毫不稀罕。她感叹道，那是日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景，现在没有什么美国人去日本工作了。
更大的变化在于，很多美国知识界和政经界精英，已经把美中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了。与普通美国人不同，他们不会只从意识形态考虑问题，而更多从国家利益角度看待日美同盟、东亚局势以及中美在全球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一方面，日美两国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即维护美国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所领导的东亚和西太平洋秩序。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军事力量崛起，必然会破坏美国眼中的地区稳定。因此，无论是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国务卿希拉里提出重返亚洲战略，还是第二任期国务卿克里支持加强日本军事力量，以及日本酝酿军备全面重整方案，都是在加强美日军事安保合作，遏制中国冲破岛链。
但另一方面，中日冷战日渐激化，也让美国烦恼不已。《华尔街日报》最近说，中日关系中毒了，也是这种心态的体现。目前中日关系的两大导火索，一是钓鱼岛归属，二是参拜靖国神社，韩日冲突也类似。在华盛顿看来，这不过是些围绕次要利益甚至微不足道利益的争斗，却可能会迅速发展成为中日之间的大规模对抗乃至战争，美国不得不卷入并站在日本一边。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要说服美国民众支持更要付出巨大的成本。那些远在万里之外，不能住人的小岛和神神叨叨地据说还有二战罪人牌位的祭社，跟美国民众有什么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美国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迪马上公开表示失望，显然是不满于日本当局"只顾小我不顾大我"。卡罗琳·肯尼迪有资格说这番话，她是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女儿，日本人非常怀念肯尼迪总统时期，日美关系处于蜜月期以及伴生的日本黄金时代，那是几代日本人的美好往昔。卡罗琳去日本皇宫向天皇递交国书的时候，听说还有好多日本人夹道欢迎。
日本固然依赖且不敢挑战美国，但美国人似乎忘记了，即使是机器人，拥有智力后都会产生自我意识，更何况，压倒中韩的世界观从来离开过日本政治精英的脑海——这是超越历史和理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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