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0日上午10点，我在北京东郊殡仪馆送别了一位老朋友的父亲。人到中年后，同龄朋友的父母都进入了暮年，生命一点点地枯萎，先后告别这个世界。
老先生姓赵讳玉才，山西洪洞县人士。赵老先生中风后，瘫痪了十三年，丧失了语言能力。前年病情进一步恶化，几乎成了植物人，他能活到78岁辞世，其三个儿子真是恪守了孝道。我和老先生只见过一面，那是大约十年前，他住在北京小区的一套房子里，与其次子——即我相识十多年的朋友赵安平先生对门而居。赵老太太身体康健，而老先生却坐在轮椅上，口不能言，对外人的问候仅点头表示感谢。自此，安平不再让我去探望他的父亲，他说父亲一生好强，不乐意让儿辈的朋友见到他那个样子。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赵老先生的二孙女——也就是安平的长女乐乐代表孙辈致辞。她在抽泣中回忆：爷爷当年领着她去幼儿园，一路上给她讲故事的场景。爷爷瘫痪的那一年，她还只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女孩，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越来越敬佩爷爷的坚强，而爷爷却再也不能和她进行言语交流了。乐乐现在是杨伯翰大学会计专业的大三学生，特意从美国飞回来送别祖父，赵老先生的6个儿孙（其中几位出生在美国），现有4位正在美国的中学、大学读书，长孙女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其长子为上海交通大学某学院的副院长，其次子安平先生是北京某报社的副总编，其三子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老先生的长子在对来宾答谢词中回顾了父亲平平凡凡的一生。因为和安平过从甚密，我和他的兄长及三弟也早认识，进而了解他们整个家族的诸多情况，安平曾经给我说起过其父的人生经历。在告别仪式上，耳闻其长子的泣诉，再重温这位老人的人生经历，我的心底掀起了波澜。尽管山西和我的故乡湖南地处南北，相距甚远，但他父亲的经历和家父很相似。其中最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出身贫寒，靠自己的奋斗，不但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赵老先生1936年出生在洪洞县西山村，这是霍山（为五岳五镇之中镇，又称太岳山）西南麓的一个小村。家里兄弟姐妹五人，家境赤贫，老先生排行第五，他在7岁时却能幸运地进入本村小学读书。
家父小老先生两岁，启蒙读书进入的却是旧式私塾，读《三字经》《论语》《孟子》，直到1949年后才转入到新式小学。这个细节可看出，当时山西的国民教育远比湖南发达和规范。这得归功于治理山西三十多年的阎锡山。阎氏治晋的一项德政便是在全省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四年初小），阎锡山在《人民须知》中强调："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因阎锡山和山西各级官吏的努力，在贫困的西山村，才可能建有小学。按照1928年颁布的山西省《小学暂行条例》规定，村立小学由村内地亩分摊或寺庙收入款支付一切费用，学生不需要缴纳学费。
从1943年到1951年，赵老先生断断续续在本村小学读完了初小。这合乎阎氏的训令，"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期间他休学去放羊、运煤贩卖来补贴家用。不考察当时的教育环境，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一个人初小何以要念8年。
1953年，赵老先生在新政权的高等小学毕业。在当时，农家孩子能念完高小就相当的不容易了，家父高小毕业后便回家务农多年，后来才进入政府办的中医培训班，离开乡村。农村穷人家的孩子，要进中学深造，全家要下很大决心。因为中学不再免费，而十四、五岁的男孩，在家务农的话，已经是一个壮劳力了。自此，赵家开始"合族供才俊"。老先生先后在洪洞二中、一中念完初中和高中。这六年内，不但整个家庭竭尽全力，赵氏宗亲以及姻亲，凡家境略为殷实者，都借过钱供他上学。1959年，老先生考入了山西大学外语系，当时他已经结婚。他读大学的四年，正是中国大饥荒的四年，死于饥饿的国人不知凡几。机关、厂矿和大中专学校，许多干部、工人和学生回到了乡村。赵老先生在太太以及太太娘家的支持下，完成了学业。如果赵老先生当年没有挺住，回到西山村务农，这一家所有人的命运都会完全不一样。
老先生大学毕业时，中国开始迎来疯狂岁月，政治运动一轮接着一轮，老先生所学的俄语专业，也没什么用武之地。他被分配到邻县的乡村中学任教，那个时候，正常的教学秩序几乎被打乱，高考也废除了。像他这种被"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在乡村学校可谓凤毛麟角，但也难以有多大作为。
1977年，"臭老九"开始变香，老先生调到老家洪洞一个国有大型企业，先后任子弟小学的校长和技工学校的校长。
我不少的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同龄朋友，其父母是中小学的教师。在我们这代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整个社会几乎是"平等的贫穷"，中小学教师家庭的生活并不比普通工人或农民的家庭强多少，但教师家庭有一个优势：在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当教师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抓得较紧，而且相比工人、农民家庭，他们更有条件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资源。
赵家便是这样。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不久，赵家长子考入了由孔祥熙创办的铭贤学堂发展而来的山西农学院，而后读硕士、博士，去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赵家的次子和三子，青少年时的"考运"并不顺遂。两人高中毕业后便参加了工作。安平兄曾对我说过，他当时能进入父亲所在的那个企业当工人，许多同学都羡慕。如果不是处在这样一个家庭，赵家老二和老三，恐怕也就接受命运的安排了，在那个企业混到退休。但由于父亲和兄长的鼓励和帮助，安平在当工人时获得了大学文凭，后来又考入新华社主办的一所专门培养新闻人才的高校深造（这所学校现在消失了）。老三在取得成人自学考试的本科文凭后，参加律师考试取得律师资格。
安平的女儿乐乐去美国读大学可以说是被逼的。这孩子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很好，她在北京读初中时成绩一直是全年级前五名。但她的户口不在北京，而父母在北京工作，她又不可能回老家读高中。费尽周折她进入到清华附中读高中，成绩依然很拔尖，可到高二时，父女俩犯愁了，乐乐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回山西高考也不现实——因为两地高中课程和高考试卷有差异。最后在伯父和堂姐的帮助下，咬咬牙去了美国，报考美国的高校。她现在就读的杨伯翰大学会计学专业在全球高校会计学专业中属于顶级，其成绩全A。
我对安平说，你的父亲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很伟大，因为他，你们家族才实现了"三级跳"。第一代从西山村进入到一家国有大企业，让全家离开了乡村；第二代凭自己的努力在北京和上海立足，并在自己的领域内取得不错的成就；第三代则纷纷渡过大洋去了美国。而且，你们兄弟三人以及夫人，都不是做公务员靠权力生活，而是从事教师、媒体人、律师、医生这种靠专业知识立身的职业。这样的家族，是长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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