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前，校长卞仲耘死在了自己的学生——一群女孩子手上。她们是初中生，高中生。她们打死自己校长的武器，是带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
她们要校长命的理由是——革命，或者说，要表现自己的革命。她们用纤纤素手，实践了革命这一概念最原初的意义。
近50年后，卞仲耘当年的学生宋彬彬，尽管没有直接参与打人，但为自己当时制止不力，站出来向已经死去的校长道歉。而那些当年直接致校长于死地的女孩们，仍躲在时间的阴影中缄默着。
我猜想：宋彬彬道歉，或许意在唤起这些缄默者的良知。因为根据现有资料，对于校长之死，宋有间接责任，但无直接责任。最该道歉的，轮不到她。
其实，对"文革"研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宋彬彬此番道歉，很大程度上是舆论压力的结果。近年来，要求宋彬彬道歉的声音始终不绝。因为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的接见，因为接见时伟大领袖"要武斗"的鼓励——也是授权，宋彬彬成为红卫兵大规模使用暴力的符号性人物。
事实上，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是宋彬彬在"文革"中的顶点，也是谢幕。此后她所属的保守红卫兵一派，即被铿锵的革命列车甩下，贴出了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的宋彬彬，从此成为逍遥派。因此不难理解，她的道歉何以迟来，而人们又何以从她的道歉中，读出了担当之余的不甘与不诚。
另外一个事实是，"文革"之后，法律曾经介入过卞仲耘之死案，以图实现正义。1979年，因污蔑卞仲耘有"作风问题"而推动了对卞的迫害升级的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察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
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是女附中学生，因在打死校长的8·5那天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法律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一定感到了荒诞：当年直接施加暴力致校长于死地的，竟然是一群花样年华的女孩。在她们动手施暴的前两个月，党中央机关报已经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力授权。她们折磨、打死校长，不过是在践行革命这一最高律令。
革命激发出来的恶，纯粹而具有想象力。被打死之前的几天，卞仲耘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女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卞仲耘就已经站不稳了。
革命的庄严华兖下，也包裹着人性的血污。围殴卞仲耘时，有高年级学生拉住一个小女孩的手，说别打人，别打人，女孩回头问：你们什么出身？阻止者一愣：我们出身好，怎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不只是出身好的学生们参与了殴打校长的行动，一些出身不好而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学生，也参与了暴行。革命也有其魔鬼细节，身份与承认的政治，正是革命操弄人性的魔笛。
近年来，探讨极权体制下的个人责任成为显学，其中有一种声音，要求诉诸人性的良知良能，作为抵抗极权政治、不去作恶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样的理论风潮和要求，的确也催开了几粒忏悔的花朵，摇曳在贫乏的历史地平线上。
但是且慢。在施暴的女孩们面前，这种要求，会不会是一种过于高调的后见之明？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被教过同情与怜悯这些价值，而是一直浸泡在斗争哲学中做顺服的工具，她的思想资源与道德资源空空如也，只有简单的革命信条和鲜明的敌我意识，这样的情况，恰如蚂蚁看不到第三度空间的存在，如何让她有超越的可能？而向她们索要忏悔与道歉，在我看来，也是表错了情。
站在今天的时空中，想见当年暴力现场中女孩们的身影，我没有义愤，只有迷惑和庆幸。迷惑的是，革命究竟怎样召唤出人性恶的一面，让这些昨天还与老师们天真嬉戏的孩子，转眼就视老师如寇仇，将其往死里殴打。庆幸的是，文革时，自己的年龄还足够小，没机会去趟革命政治这滩翻云覆雨的浑水，否则，在一个从精神到肉体、从摇篮到坟墓都被高度控制的环境里，能否保全自己的人性，不去作恶，委实不敢想象。
对于那些至今还保持缄默的施暴者，我没有失望，也不存期待。放眼人类历史，她们并不缺乏同盟军。人们都乐于表彰德国人的忏悔精神，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神话。在纽伦堡审判之后，1963年12月有法兰克福审判，审判的是1945年间在奥斯维辛任职的纳粹党卫军成员中"一些十恶不赦之徒"。审判中，这些人中极少有认罪者，而在当时的德国国民中，也对这次审判表现出了十足的冷漠。
这些拒绝认罪者的心态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都死了，通过被绞死和自杀而摆脱了自己的责任，却把他们这些"小人物们"留在困境之中。
汉娜·阿伦特对法兰克福审判中德国人的表现怀有深深的失望和鄙视。她写了长篇的评论《审判奥斯维辛》，但对于从理论上去驳倒这些顽固的德国人似乎并没有什么信心。在文章的结尾，她寄望于"真理的瞬间"，在她看来，这些瞬间是"烛照这种堕落、邪恶困境的惟一途径"。而所谓"真理的瞬间"，就是轶事，对此，她举例道，在奥斯维辛中，"有一个知道自己将要死去的孩子，他在棚屋的墙上用自己的血写道：'安德利斯·拉帕泡特——活到16岁'"。
诸如此类的轶事，写满了血肉之躯对短暂生命的留恋、热爱，以及脆弱。阿伦特相信，这些生命的呐喊，最终能让罪恶成为罪恶。
受汉娜·阿伦特"轶事"之说的启发，我用"女孩们的暴力"来表达对宋彬彬事件的看法。所期待的，不是少数当事人的悔罪，而是国家的一个道歉和承诺——为将生活沦为杀场、将花季女孩沦为凶手而向国民道歉，并永恒地承诺法治，承诺爱，承诺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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