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經濟系鄭秀玲教授最近提出對服貿的分析，例如國防安全等論點相當真切我也非常認同（請見本部落格前兩篇關於服貿的文章，＜福禍未依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與＜李顯龍打了馬英九一巴掌 ＞），但其經濟推論與結論仍有若干方面相當不完整。
一言以蔽之，鄭老師認為目前服貿的談判結果將造成「中國用掠奪性定價（低價）搶奪各市場，取得獨佔地位後再以壟斷性定價（高價）壓榨顧客」；前半段推論認為這將造成台灣中小企業倒閉、台灣勞工失業，後半段推論則認為台灣消費者將被迫接受低性價比（高價格低品質）的服務。多數人民同時是勞工也是消費者，一方面會越來越沒錢賺，另一方面則被迫花大錢買爛服務。如果最終結果真是如此，那的確是值得擔憂。但我認為，鄭老師完全沒有考慮到企業角度的觀點，也就是：中國企業是否有動機要進入台灣？
迷思一：中國企業進入台灣市場有利可圖？
企業進行跨國投資的最大動機，當然就是獲利。大致說來，獲利（或者虧損）是營收減去成本的結果，營收面要看市場接受的程度，成本面則是企業經營的能力與優勢。因此，我們可以將「中國企業是否有動機投資台灣」拆解成以下兩個問題：
1.中國企業進入台灣之後，是否能維持低成本？
2.中國企業進入台灣之後，是否能得到消費者認同，大到足以寡佔甚至獨佔？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看起來很直觀，但事實上並不這麼簡單。我們不妨換個角度思考：日本的吉野家到台灣開連鎖店，平均單店成本是否與日本相當？讓我們用比較直覺的角度拆解吉野家的營運成本：食材（原料）、人（人力）、水電（能源）、店租、設備與廣告（行銷）。日本的原料比台灣貴，如果運到台灣要加上運費那就更貴，所以吉野家一定會想辦法採取當地原料；日本人力比台灣貴，如果要把日本人外派到台灣成本勢必更高，所以吉野家一定會雇用當地人才；設備可能採取日本原設備也可能改用台灣設備，如果是前者會增加運輸成本，後者則會以台灣當地價格計算；水電、店面都無法運送非得用當地不可，行銷費用也得因地制宜。
結論是：日本吉野家來台灣開店之後，成本勢必不會維持跟日本相同，反而會跟台灣相同等級的連鎖餐廳相近。相對的，如果日本吉野家要到成本高於日本的歐洲開店，其單店成本也會近似歐洲當地連鎖餐廳的水準。跨國經營服務業，成本結構會與當地相近，相異之處則來自於各企業的管理能力與優勢；因此，中國企業來台營運，理論上不會有太大成本優勢。
認為中國服務業進入台灣市場後的營運成本會比台灣服務業的營運成本低，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個迷思。去掉能源、店租、設備、行銷這幾塊完全不可能跨國攜帶的優勢來看，真正會造成影響的是原物料與人；但原物料加上運輸成本之後可能根本不比台灣來得便宜，因此唯一可能產生影響的只有人。
沒錯，平均而言中國人力是比台灣便宜，但服貿的規範是「投資20萬美金以上可申請2人來台，每增加投資50萬美金可申請增加人最多不得超過7人」，換言之，投資600萬新台幣只能有2個中國人來台灣，每增加1500萬可以多1個人，投資1.1億新台幣以上最多只能找9個中國人來台灣。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如果都已經投資了1.1億新台幣，卻只能把9個中國人放到台灣，請問那會是中、高階管理者或者高級研發人員，還是低階員工？再者，中國中、大型企業的中、高階管理者的薪水含外派加給，大概一個人就可以抵5個甚至10個台灣同等級的管理者。以這點而言，實在看不出哪裡有成本優勢可言。
第二個問題就更有趣了。根據鄭老師的說法，中國只會提供低廉而粗劣的服務，並以此攻陷台灣市場，但這完全是個不符合經濟學論述的推論。對消費者而言，選擇產品或者服務的標準是：品質不能低於某種程度、價格不能高於某種程度，再從符合以上條件的選項中挑出性價比最高的一者。如果台灣市場會因為價格低廉就接受更粗劣的服務，這表示低階市場完全沒有被滿足，現在就應該有台灣廠商提供這樣的服務並且獲得成功，但問題是並沒有發生這些事情。舉個例子，百元剪髮在台灣發展多年，相對於一般美髮業最低300元以上的價位，100元這個價格可以說是非常低廉。嚴格說來，百元剪髮的性價比並不差，但超低價的經營策略並沒有席捲整個市場讓美髮產業重新洗牌，因為多數消費者根本無法接受這個水準的品質。
換言之，企業的競爭力終究來自於高性價比而非單純低價格或者高品質，品質跟價格永遠互為相對。即使不說中國服務業在台灣不會有太大成本優勢（我相信絕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是成本劣勢），光是「中國服務業」這個形象，就足以讓這些企業吃盡苦頭。
我認為這些推論最關鍵的核心是：我們是否應該接受「中國服務業品質低劣」是為假設？中國市場極度不均質，一、二線城市為一類、三、四線城市為一類、鄉村為一類，完全是三種國家的消費屬性。一、二線城市的消費規模與物質生活並不輸給世界大城市，當地存在能提供高品質服務的好企業是很合理的事情。難道我們還天真地相信上海不存在能與台北相匹敵的服務業？事實上，相較於偏向三、四線城市以中低階為主的服務業者，這些提供高階服務的企業更可能選擇進入台灣市場。再換個角度思想，以企業策略布局的角度來思考：台灣是一個經濟發展較早、服務業早已飽和的地方，中國企業為什麼不選擇其他尚未飽和，同時語言跟文化又更接近的中國其他城市佈局？就市場規模跟成功率而言，台灣絕對不是一個好選擇。
釐清企業策略面之後，接著延伸出的重要問題就是：中國企業即使打入台灣市場，是否會造成台灣失業？
迷思二：中國企業進入台灣市場會增加失業人口？
鄭老師的結論是這樣：「至於技術上無法跨境服務，一定要來我國設立商業據點的中國業者，因語言文化相近、資金充裕， 將嚴重威脅本地的弱勢產業，如美容美髮業、汽車維修業等，進而引發倒閉潮，造成大量失業。」這完全是個似是而非的推論。如果依照鄭老師的說法，只要「語言文化相近」、「資金充裕」，那麼像國泰金、台積電或者鴻海這些企業，要多角化跨足美髮業都可以輕鬆的打下市場。
這結論另一個讓人不知所云的點在於，「造成大量失業」到底從何而來？一家中國企業最多只能派9個人來台灣，很顯然地必須聘僱台灣勞工才能創造「服務」；假設這些中國企業競爭力（特別是管理能力）真的強過台灣，那麼也頂多就是讓原本替台灣企業工作的台灣員工跑到中國企業工作。在市場規模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整體服務供給將持平，勞動供需總和不變，當然也不會產生失業問題。除非鄭老師認為中國企業來台灣會大幅降低需求，例如原本會上台灣美髮店的人都完全不剪頭髮了，那才會發生大量失業的問題。
台灣內需市場並不會因為中國企業來台就擴大或者縮小；餅不會做大但會切得更細，讓產業重新進入洗牌階段。中國與台灣企業之間的競爭趨於激烈，會對兩者有利：勞工與消費者。先談勞工面。由於企業之間競爭趨於激烈，因此對於人才的需求中、短期內將提升，這段時間內原本供過於求的勞動市場將可望回到供需平衡甚至供不應求的情況，直到競爭力弱的企業退出市場後才會再度回到原本的平衡點。而消費者面則更為直觀，競爭激烈將使企業釋出更多利潤增加研發提升服務品質，甚至降低價格。正由於內需市場不會縮小，中國企業來台灣投資又勢必得聘雇台灣當地勞工以提供性價比更高、更具競爭力的服務，因此受損害的絕對不會是勞工或者消費者，而是台灣企業。
鄭老師另一段讓人費解的文字是：「香港是前車之鑑，香港和中國簽署CEPA後，專業服務人才外流到中國，香港本地增加的是低薪、低技術、低穩定性、高替代性、高流動性的低階低薪服務工作，中階經理與專業僱員的實質薪資不是倒退，就是停滯不前。這種慘況恐將在台灣重演。」這段文字的重點有二，第一點是「專業服務人才外流到中國」，第二點是「香港本地增加的是低薪、低技術、低穩定性、高替代性、高流動性的低階低薪服務工作，中階經理與專業僱員的實質薪資不是倒退，就是停滯不前」。
第一點推論所談及的現象，基本上跟有沒有CEPA、ECFA、服貿根本無關，因為高級的專業服務業人員本來就是逐利而業。即使香港真的產生這個現象，那也是因為香港人才在當地得到的薪資比在中國得到的還要低，因此決定往中國移動。這件事情在金融業可以說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如果上海的薪資比香港還高，那麼為何不去上海？即使不簽定CEPA或者服貿，香港、台灣、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人才一樣會往上海集中，這只是時間快慢的問題。不光是服務業，製造業或者學術界皆然，這幾年已經有很多優秀的台灣人才往中國移動，難道這都是貿易協定造成的問題？
第二點，鄭老師談到的現象非常有趣。根據香港官方統計處的資料（見下圖），鄭老師談的現象並不是不存在，但是整體看起來並不嚴重。CEPA簽訂的時間是2003年，在那之後經理級與專業僱員的實質薪金指數（甲）整體而言呈現停滯狀態；但如果仔細看行業別，金融業成長最大，建築業停滯，而製造業、貿易業、運輸倉儲業則呈現衰退。雖有諸多產業衰退，但金融業的成長就已經把整體稱到持平，這應該解釋成：經濟自由化之後，會進一步擴大各地區強勢產業與弱勢產業的差異。但我們是否應該用這個單獨的數據就把香港經濟解釋為全然負面？
看看香港失業率的變化。香港失業率雖在金融海嘯之後提升，但之後又降回去，整體而言還是處於下降趨勢。此外，香港按收入劃分的就業人數更可以看出大致上呈現偏高薪水者增加的現象。即使不看容易受極端值影響的就業收入平均數，看就業收入中位數也是呈現走高的趨勢；此外，人均GDP除了金融海嘯隔年2009年以外也是一路成長。整體而言，香港的經濟數據非常健康，就業市場活絡、人民產值提升，我不知道為什麼鄭老師要把香港經濟看得如此糟糕。
關於鄭老師提到的「香港本地增加的是低薪、低技術、低穩定性、高替代性、高流動性的低階低薪服務工作」，我無法從香港統計年報中看出端倪，同時也沒有找到相關的數據證實這個現象。但低技術高流動的派遣工問題，我想反而比較是現在的日本的問題；日本幾乎處於經濟鎖國狀態卻仍盛行派遣，顯示這可能是更大的世界趨勢造成的結果。也許鄭老師有其他資料能顯示這個現象，甚至能推論與CEPA的因果關係，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我倒是認為，假設香港的確發生這個現象（雖然數據上看不出來），那麼從失業率降低的情況看來我們反而應該解釋成：香港替原本失業的人創造出額外的就業機會，只是這些機會以短期派遣為主。如果有些人原本沒有工作，現在替他找到一份短期工作讓他有收入，旁人卻罵「怎麼沒替他找到長期穩定、薪水豐厚的工作」，大概任誰都會雙手一攤無可奈何吧。
如果香港失業率惡化的現象很嚴重、人均GDP與薪資成長率也確實停滯，鄭老師的推論就很有道理，但這些資料並沒有支持鄭老師的結論。事實上，只用一個不完全正面的經濟數據就打消其他更重要的正面經濟數據，並非好作法。
迷思三：技術移民規定寬鬆，會使許多中國移民技術性常居於台灣？
鄭老師最擔心的莫過於「技術移民」的標準一開，會造成舉家移民的情況──這議題無關企業，而是關乎中國人到台灣的微型創業。以投資金額的標準看來，台灣的確是遠比美國、英國、加拿大與新加坡來得低；日本的金額限制雖然比我們寬鬆，但其他規定卻又比我們嚴格。台灣雖然設立人數上限，但卻沒有其他備審機制做為防火牆，未來衍生的麻煩可能會很大。
舉個例子，假設一對中國夫妻倆人要在台灣開餐廳，只要能成功向銀行貸款，20萬美金（即600萬新台幣）的投資規模可以說是相當容易達成。然而，假設是一家四口想舉家遷台，每增加一人就需要增加1500萬新台幣，四個人就要3600萬新台幣，這門檻對於人均GDP僅有6000美金的中國而言並不低，要光靠舉債達成的可能性也極低。
技術移民的關鍵在於如何確實吸引高技術人才進入台灣，高標準當然有助於降低管理難度，但標準太高也會確實降低技術人才進入台灣的意願。但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人才的標準是否應該由政府制定？特別是管理或者研發人才，我們是否真的有辦法設定基準，判斷這些企業要派到台灣的高階白領是否夠資格（Qualify）？假設這件事情不僅困難而且沒有意義，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直接規範進入廠商的條件，例如參考美國、新加坡等國的規範，設定舉債比例要低於某個程度、在台灣金融機構中的淨現金需高於某個程度之類。
台灣經濟成長低於中國，相對於中國並非易居之處，但自由的社會氛圍確實可能讓某些中國人趨之若鶩。若以過去幾年台灣房地產業宣稱中國人將在台灣大幅置產，結果中國人很擺明地對台灣房地產沒興趣而言，要事前預期想依靠技術移民到台灣居住者的人數多寡並非易事。暫且不提有多少中國人會借了600萬新台幣就來台灣，退場機制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政府應該如何監督這些小型的服務店家，並在這些店家倒閉的時候將人遣送回中國。台灣一方面制定了很低的進入門檻，但另一方面又沒有設定退場機制，這兩者同時並立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結論：戒慎恐懼，但非過度恐懼
簡而言之，鄭秀玲老師提出的服貿真正影響應該可以分成兩塊：1.中國大型企業要不要進入台灣「投資」；2.開放技術移民是否會讓中國大舉遷台。鄭秀玲老師的角度是，中國企業會大舉侵台，而中國的一般民眾也會大量移居台灣，讓台灣的薪資倒退、消費品質下降；但這言過其實，不僅假設偏頗、證據不足，同時結論過強，除了使人過度恐懼之外，不太具有建設性。
例如台灣對中國出口比例佔比越來越高這點，很可能是因為中國內需市場大幅提升，造成全世界對中國的出口都大幅增加；因此，這可能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而非台灣特例。鄭秀玲老師所持的立場在經濟學家中相當傾左，如果依照這個邏輯，服貿是根本不需要談的協定，因為台灣根本沒有力量阻擋中國的入侵。
鄭老師最後提出的建議是：「政府應立即中止此協議，循美韓談判經驗，重新與中國展開談判。根據我國產業優劣勢情況，讓較具優勢的產業可率先開放市場，再慢慢分期開放其餘產業，才能減少市場開放對我國經濟的衝擊。」意思就是，對我們好的我們才做，對我們不好的我們不要做。這種說法我實在是完全無法理解，跟任性的孩子什麼都想要、但什麼都不想給有什麼不同？這種全然本位主義的談判角度，如果不是自大，那就是把自己當成是中國的藩屬國，才會期待對方完全無私地照顧自己。如果期待服貿協定的所有內容都傾向對台灣有利，並且「只能接受全然對台灣有利的協定」，那不如棄絕談判直接毀約就好。
國際談判是這麼一回事：你不能完全相信對方，但也不能完全不相信對方；同時，如果你不打算犧牲，那就不要期待對方會接受你的提議。如果打從一開始就認定對方所有的動機全為侵略，其實之後不論談什麼、設定多少防火牆，都無法解決這種不信任感帶來的恐懼。因此談判真正困難的點在於：我們決定要相信對方到怎樣的程度？台灣政府目前過度信任中國的態度顯然讓絕大多數人民不滿意，但我們是否應該全然採取鄭秀玲老師的觀點，完全不信任中國？
國際貿易的相對優劣勢，來自於天、地、人三項大因素。天指的是國家發展的時間點，正值成長期或者穩定期？是開發中國家還是已開發國家？文明發展程度如何？地指的是自然條件，例如面積、人口、市場規模以及自然資源等。人指的是政府的國家政策、企業的技術與管理能力以及整個國家的價值觀與文化。成事在人，歷史證明人的力量往往足以扭轉天地，貧瘠之處反而更能激發潛能。如果只是依照目前彼此產業強弱來看整個貿易佈局，最終只會敗給時間。我們必須要想好，未來到底要以怎樣的經濟利基立國，接著才是決定我們要犧牲什麼、取得什麼。政府與人民很明顯地沒有想好這些事情只會空談產業轉型，卻沒有想過台灣應該為了產業轉型應該要犧牲什麼；更糟的是，政府跟人民老是抱持一種自以為天地兼備的大國思維，這簡直是自取滅亡的捷徑。
日趨強大的中國在政治上與吾為敵、在經濟上卻是亦敵亦友，徹底否定中國對世界以及台灣的影響力絕對是一種自我閹割的做法。重啟談判絕對必要。服貿在台灣產生的爭論，從頭到尾都是程序問題造成的惡果──不夠公開透明同時缺少審慎評估，以至於沒有任何人能接受這些協定。而我擔心的始終是政府對各產業的配套措施。即使服貿真的對否些產業有利，但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如果不知道如何使力，原本的優勢都可以轉為劣勢，更不要說可能透過人之力讓原本的弱勢產業取得優勢。我們是該戒慎恐懼，但是不需要過度恐懼。我們並不是在下一場必敗的棋局，但如果我們預設自己必敗，最後當然只會走向自我預言實現下的敗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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