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毛主席在文章＜「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裡寫道：
「我們所主張歡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語。不僅不願被外省人來治，並且不願被本省的少數特殊人來治。我們主張組織……完全的省自治。 鄉長民選，縣長民選，省長民選，自己選出同輩中靠得住的人去執行公役，這才叫做『湘人自治』」。
回歸後十七年，香港社會也逐漸浮現近似的本土意識。如何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議題，已變得更為迫切。去年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跌至零，是回歸以來首次出現非正值。
中港磨合的問題根源，既來自一國兩制框架的設計與執行問題，也與香港因長期扮演世界自由港角色，繼而衍生鮮明的本土意識有關。
由於一國兩制是中央地方關係的一種模式，故此參考世界其他中央- 地方磨合的案例，例如美國與波多黎各、英國與北愛爾蘭、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印尼與亞齊等，會有助思考它的現況與前路。事實上在八十年代，曾有論者建議香 港以波多黎各模式回歸。去年，菲律賓政府能與「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 歷史性地達成和平協議，在莫洛建立可能比次主權更進步的「國中國」／「亞國」，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當中的參考案例之一。
國際案例，有三點可助釐清 當前中港矛盾的現況、擴闊各方對前路的想像：一）香港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在世界其他地方均可找到先例比照，不宜將之簡化為港人面對中國崛起自卑情意結作 崇的孤例；二）本土意識不是純粹的憑空建構，將其忽略、強調「顧全大局」與照顧國家利益，無助紓減中央－地 方間的矛盾；三）本土意識可以包含世界、性格外向，比強調「血緣關係」的國家意識，有更廣闊、更具包容性的視野與內涵，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與自我中心。
一國兩制框架的設計與執行問題
按照已故前新華社部長黃文放的觀點，一國兩制下，一國與兩制理應同等重要，不可偏廢一方（見《黃文放論特區首長》頁116、117、120、122、135）。但有兩個因素，使這個脆弱的平衡不易維持：
一）香港史專家曾銳生(Steve Tsang)在期刊論文 Maximum Flexibility, Rigid Framework: China's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and its Implications 裡指，一國兩制基本上是回歸前中共對港政策「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延伸，以國家利益為先，因此一國兩制承諾不一定會兌現；回歸後香港可享有何種程度的 「高度自治」，很視乎它會否損害中共的治國利益。
事實上，早在回歸前，中共的對港政策已展現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解放中國後，中共因著外交、國防與經濟利益而沒有立刻收回香港，曾被蘇聯抨擊為「有新殖民主義的野心」。71 年中國加入聯合國，隨即要求聯合國去殖化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將香港從涵蓋在「賦予殖民地獨立宣言」的殖民地名單上除名，以便他日收回，使香港名義上的「解殖」，遠比很多人想像來得 早；這亦令香港的政治前途有異於同為英國殖民地、同在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上的直布羅陀──當西班牙在聯合國去殖化特別委員會要求英國歸還主權，直布羅陀便於 1967年舉行公投，決定繼續由英國管治、否決回歸西班牙；兩年之後，更獲通過新憲法，建立自治政府。有研究世界體系的學者指出，推動國家統一，同時保留 地方特色、繼續引進外資、方便中國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是當初創建一國兩制的一大動機。
國家其後的一些發展，包括 八九後中國對「外國勢力」與「和平演變」的戒心大大增強、令其對港政策易於左傾，乃至近年國內群眾事件與日俱增、國家重心已由經濟增長轉移至政治維穩，均 使本質上讓國家先行的一國兩制不利香港維持自由港「原有的生活方式」。況且，根據香港大學新近出版的基本法研究著作 《Introduction to the Hong Kong Basic Law》，縱然基本法賦予香港的權力遠大於世界上其他地方政府（註：中央政策組委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做有關「香港涉外關係對國家貢獻」的研究報告，甚 至指香港是「次國家」，見《人文香港 — 香港發展經驗的全新總結》頁92)，但香港自主權的法律與憲制保護基礎卻不穩固，比不上如美國、加拿大與澳洲的地方政府。
二）歷史經驗顯示，共產政權向來不易與地方多元共存。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曾有很多車臣知識份子對為弱勢社群打拼的共產黨人寄予厚望，憧憬新政權會為身處俄國邊陲的北高加索人帶來自主與自決權，但最後終歸失望，本地人的文化、信仰、經濟與語言均受擠壓與踐踏，為車臣與莫斯科埋下更多衝突種子。
至於中國，嚴格來說一國兩制最先試行的地方，是西藏而非香港。1951 年，北京與西藏達成17條協議，承諾西藏在新中國內仍能維持原來的宗教信仰、社會與 政治制度，任何最終改革方案，需事先徵得達賴喇嘛的同意才可通過。當時西藏政策的主事人，也是鄧小平。但到了1956年，中國國內掀起大規模農村集體化運 動與土改，西藏無法置身事外，最終釀成衝突、17條協議不能維持。80年代初，鄧小平對英國外相說，香港的一國兩制設計，正是參照當年西藏與北京的協議， 這不免留下未來香港會否西藏化的隱憂。
香港本土意識：「不確定的未來衝突因素」？
Tai-Kwan Au 在1984年寫成的博士論文 Possible Political Futures of Hong Kong 已預測 ，回歸後的香港存有「不確定的未來衝突因素」(Uncertainfuture conflict factor, 頁261)。因著鮮明的地方身份認同，香港社會對中國主導香港未來事務的抗拒，很容易會令港人本土意識更強、離心力更大，意味這個因素會否出現，關鍵在於 客觀效果上已將中港差異制度化、中港區隔明確化的「一國兩制」能否落實。
的確，八十年代香港革新會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調查顯示，九成三受訪者贊成「維持現狀」；港督尤德委託行政局成員以港府名義所做的民調，也有類似結果。九十年代南華早報的民調發現，當被問到末代港督「彭定康應當不顧中共反對加快民主化？」，83% 受訪者贊成，反對者只有12%。不過，這些民意在回歸進程上的 影響力相當有限。1972年，當中國駐聯合國大使要求將香港從涵蓋在「賦予殖民地獨立宣言」的殖民地名單上除名時，便已暗示港人不會在香港前途問題上有任 何角色；而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中方阻止港督尤德在談判中使用港人代表的身份，拒絕承認港人對前途問題態度的民調結果的重要性。
其實早於1980 年，著名學者、前港大校長王賡武教授已著述指，港人有獨特、在政治與法律層面與中國大陸徑渭分明的身份認同。儘管港人在文化層面承認中國人的身份，王賡武 認為港人的身份認同，仍然包含一些由香港的南來人口、教育與科技水平等條件所產生的獨特地方元素。去年，以評論深刻見稱的練乙錚更甚至認 為，港人具備斯大林所論的四大條件，足以構成一個少數民族。
回顧歷史，香港獨特性的建立，源於它既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的自由港定位；「外國勢力」的一直存在，為香港「本土」添加了環球性格。剛開埠時，西班牙洋銀、墨西哥鷹洋、印度盧比以及中國銅錢均為香港法定貨幣。19 世紀末的書籍記載，香港鬧市「滿是英國人、德國人、英印混血、廣東人、來自加爾各答的美國 人、孟買的帕西人、巴格達的猶太人」，被評為「世界上最國際性的都市」。香港亦曾為菲律賓獨立運動份子、共產國際、東南亞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基地。胡志明領 導的越共，甚至成立於香港。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橫跨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的八大腹地，造就其經濟成就。時至今日，香港仍被評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香港「本土」的環球性格，既孕育了全球最大的採購和物流公司利豐，亦可透過與南亞、中東與非洲有緊密連繫、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化最佳例子」的重慶大 廈充分體現。
因此要成功實施一國兩制，要務是認識與尊重香港的環球性格、避免因為過於擔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將一國兩制的詮釋偏向一國、加強操控，令其失卻原有保存「世界香港」的精神。
但一國兩制先天傾向一國， 而回歸後，亦一直不乏與原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圖像有所出入的例子，如近月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指，基本法不是香港的小憲法、法律位階次於中國憲 法，其後觀點受到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訪問學者質疑。港人愈來愈容易從小至街道生活文化、大至法制(如 法治廉政)變異，感覺到資深記者程翔所講的「四化」(「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以及 「本土」的生存空間日益狹 小，故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下降、中港矛盾加劇、本土意識崛起，可謂歷史的自然發展結果，不算意外。
國際案例影照下的中港矛盾
放眼國際案例，自主甚至分離意識，往往源於對地方意識的擠壓排斥；繼續強調「權在中央」與「大一統」論述、不確保地方多元空間，無助理順中央地方關係。
例如五、六十年代，獨裁者佛朗歌(Francisco Franco)治下大量輸入外地人口、推行各種語言文化政策進行文化清洗、積極消滅根植於語言與經貿網絡的地方身份認同所造成的傷痕，正是加泰隆尼亞省及 其省府巴塞隆拿本土意識政治崛起的重要成因。70年代後，雖然西班牙民主化，加泰隆尼亞與馬德里關係比以往對等、92年巴塞隆拿奧運會開幕禮上省歌先於國 歌播放，但因近年地方財政自主權受到削弱引起不滿，支持獨立的聲音愈來愈多。最近便有160萬人組成人鏈，為明年獨立公投造勢。
在英國北愛爾蘭，親倫敦、屬於外來英國國教的勢力曾長期壟斷政治，本地親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被政治邊緣化、受不同的社會政策歧視，因此在六十年代，民間掀起平權運動，但後來焦點議題由公民權利演變成警察暴力打壓問題，最後釀成由激進分離組織愛爾蘭共和軍(IRA)策動的血腥星期五(Bloody Friday)恐襲。英國首相貝理雅上台後，堅持和平進程不能將本地激進政團排拒於外，才能平息兩派紛爭，在98年達成歷史性的 Good Friday 和平協議。
美國統治波多黎各的其中一 個主要方法，是透過美商大舉投資，令其依賴美國經濟、強化波多黎各人的次等意識，讓他們相信自己無法自理、受美國主導不是壞事。但即便是有很強宿命論文 化、獨立一向不是主流訴求的波多黎各人，他們無法當家作主、居住地淪為殖民地的意識也日益強烈，對美國立場逐漸激進化。在1948 -1976年間的大選，要求與美國關係更對等、反殖民的訴求愈趨明顯，支持升級成為美國州份或獨立立場的選民增加一倍、佔逾一半。去年波多黎各有關前途問題的第四度公投，反對維持現狀的比率更創下新高、「建州」首次成為支持率最高的選項。
六、七十年代，台灣國民黨 的威權政體因為沒有對新生代漸起的本土意識予以足夠重視，令其用以統治台灣、強調「血濃於水」、以血緣串連文化與政治的大中華史觀與沙文主義受到愈來愈大 的挑戰，使原來相容的台灣與中國身份認同割裂、日本與國民黨同被視為「外來政權」、台灣非漢人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成為地方身份認 同的一部份。這股本土意識浪潮，為民主進程打開缺口，促使政權開放。
雖然香港情況與這些案例不盡相同，但變化主軸大同小異 — 地方自主被認為得不到重視，催生本土意識的政治崛起。案例中激發本土意識的因素，包括一.地方經濟逐漸被中央壟斷，其原有經濟網路的多元與重要性乃至經濟 自主度被削弱；二. 地方語言與文化空間被擠壓；三.警察親中央、高壓的公眾形象令地方怨氣加劇；四.地方新生代的本土意識與政治參與訴求被壓抑，在近年香港都不乏身影。
對於為何本土意識該受重視、不宜從略，案例之中還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研究巴塞隆拿、波多黎各、台灣等案例的學術著作，均不約而同地強調，本土意識的存在，都是由實在與獨特的歷史記憶、文化價值觀、地方語言、經濟網絡所構成，並非只是憑空的想像、流於本質論；
二）更重要一點，是台灣案例說明，本土意識不一定就是保守內向。身份認同轉變的重要特徵，是各方對地方歷史敘事的競爭。台灣本土意識崛起、重視在地文化的多元起源，與期間有論者倡議，將台灣置於區域甚至世界史中，書寫「台灣人觀點的台灣史」不無關係。
引伸而論，如果將台灣經驗套在香港，像著有《香港大視野》的日本學者濱下武志那樣，將香港置於不同地域網路(例如英殖時與香港關係密切的東南亞與南亞)， 重新定義地方，那大概可以避免出現「血緣 — 國家」意識之下，有家族早於1915年來港、在港出生、念書和工作的南亞裔人士，因無「中國血緣親屬」而不合資格申請特區護照的情況。
國際案例對中港矛盾前路的啟示
國際案例不單說明理順中央地方關係時為何需要以地方為本位，也為具體操作留下若干啟示：
一）給予地方更多自主空間，能紓減分離意識。法律學者佳日思(Yash Ghai) 研究世界不同中央地方關係案例的學術論著Autonomy and Ethnicity: Negotiating Competing Claims in Multi-ethnic States，都有提過這點：有異於一般想法，實現真正的地方自主，反而更有助國家統一；
二）談判過程若只集中與地方溫和派溝通、同時把激進派邊緣化，將無助化解中央 – 地方的衝突。事實上，在七、八十年代，倫敦已嘗試終止北愛爾蘭政治壟斷局面、推動親倫敦與愛爾蘭兩派權力互享，不過未能成功。及至貝理雅在97年上台，雖 受到親倫敦勢力的政治壓力，但仍然堅持向與愛爾蘭共和軍關係密切的激進政團新芬黨（Sinn Féin）打開談判之門，最後終在98年達成 Good Friday 和平協議，相當有創意地建立讓各派管理政府不同部門的聯盟政府；
三）國際參與對化解中央 – 地方矛盾、鞏固地方自主，往往能扮演一定角色。例如新近學術著作Diminishing Conflict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Why Some Subside and Others Don't 就指，國際參與是印尼 – 亞齊案例成功處理中央- 地方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尼官員原本擔心國際參與會加劇分離主義，但由前芬蘭總統主持的協商，最後卻能同時確保國家統一與地方自主。所以早前袁瑋熙、何 雪瑩在明報撰文，說香港問題要「跳出本地框架」、「應當在國際公民社會、媒體之間大聲疾呼，告訴世人表面繁榮下香港困局， 亦應思考香港民主化對中國、區域以至全球的戰略意義，說服外界香港民主對國際形勢有影響。」，有一定道理。
香港問題在中國
對中國來說，理順中國 – 香港關係，有其國家戰略價值。按照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新著《回歸後的香港政治》的觀點，隨著「美國重返亞洲和它對華的『包圍』 (encirclement) 策略逐步形成」，同時提升國家的國際形象與軟實力、進行新發展模式的壓力不斷上升，未來中國會更需要確保一國兩制、穩定香港人心，以善用其潛在的外交網 絡，和建設中國軟實力時不可或缺的香港文化。
有這種戰略考慮、以中國之大、加上近來上海自貿區一度被稱為「新租界」、與世界接軌的改革氣勢，中港關係大可不必以零和遊戲作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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