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日星期日

墙外楼: 社群商务如何影响中国当局的网络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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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商务如何影响中国当局的网络监控
Feb 2nd 2014, 00:22, by 墙外仙

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2013年4月29日宣布,以5.86亿美元买下新浪微博网18%的股票,这场交易将改变整个国家的网络生态。新浪微博网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微网志平台,拥有超过5亿使用者,但尚未发展有利的商业模式。

阿里巴巴去年处理的交易量超过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透过数百万位新浪网用户与阿里巴巴的链接,这场交易预示着中国社群商务新时代的来临,社群媒体推动的电子商务将迅速展开。

社群商务带来的新危机

然而,统治当局也因此项交易,出现隐微紧缩网络监控的趋势。网络上区分经济与政治的界线开始模糊时,政府系统性进行网络迫害便可能发生。Google两大巨擘施密特(Eric Schmidt)和科恩(Jared Cohen),共同在他们的新书《数位新时代(The New Digital Age)》描述了此景象参见译者注1 :

随着网络链接扩大,网络服务及行动设备为个人提供了重要的管道,使其超越目前所处的环境,将个人与信息、工作内容、资源、娱乐以及其他人连结起来。此时如果把被压迫者排除在此虚拟世界之外,将是最糟糕且有害无益的政策。… 当银行业务、薪水、付款交易逐渐往在线平台发展时,隔绝网络将严重阻碍人们发展经济的前景,因为这使人们难以管理自己的金钱、使用信用卡甚至是向银行贷款。

当国家面临到网络上的「独裁者困境」,上述的计划将极有可能使中国对网络便利性施压,阻碍网络自由。中国政府接受网络,从经济及社会发展上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为网络增加了合法性的空间。根据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中国在2011年销售总额为一千两百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零售业市场。但在同一时间,网络成为活跃的公共领域,充满关于政府政策及贪腐的评论。

著名的长城防火墙--用于封锁「不良」的外国网站,以及强迫专用网公司配合十分精密的社群媒体审查制度,即中国官方的回应。一份《经济学人》的特别报导形容中国网络是一个茁壮中的「巨大牢笼」,具有经济自由但政治上「限制」的特色,并不断受到监控。

中国统治阶层透过操控民众的经济和民生需求,进一步地使牢笼变得更加强而有力,而阿里巴巴的这场交易,将可看出此政策的可行性。Sinocism China Newsletter的发行人-Bill Bishop,在纽约时报Dealbook专栏上强调此不幸的面向:

阿里巴巴这场交易是用来加强手机定位的功能,以及加速社群电子商务的发展。政府将乐见新浪微博从社会及政治评论的温床,经由在线付费功能的整合,而转变为网络购物的桥梁,并有越来越多的使用者,自愿在网站上以真实姓名登入。

信息极权时代的来临

2011年12月,北京市政府颁布规定,要求微博服务需验证用户身分;2012年12月,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要求用户在申请网络帐户时,须提供真实姓名。虽然此法条目前仍未健全,但中国领导人将它视为当务之急,需尽快完成。在最近的2013年3月,中国国务院释出未来五年内的任务条目,其中包含2014年6月要实施的网络实名登记制度。译者注:参见任务条目:二、(十三)

但任务条目的内容却令人感到担忧。这些全面整合的征信平台、社会信用代码系统是以公民的身份证号码为基础,一旦结合这些在线实名系统,将给予政府前所未有的能力,来取得并运用用户数据。通过电子手段让那些直言不讳的个体,与经济、社交圈隔绝也比以往来的容易。持不同政见的北京作家莫之许,把它称作「信息极权主义」,任何人都将无所遁行(引自:Seeing Red in China)参见译者注2:

首先,只要实行网站后台实名,一个身分证对应一个 ID,如支付宝那样严格执行,从网络上搜来的身分证号码很快就会因重复使用,而不再有用武之地;其次,针对活跃分子借用亲朋好友身分证,如果常规的专政威慑一招不管用,则可以寓控制于服务当中的办法,让身分证以及其所对应的社会信用代码变得有价值、有利益。如此一来,不会有人愿意或敢将他的身份号码借给任何人使用。

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建立以公民身分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后,居民信用信息中也必然会含网络使用相关信息。如此一来,网络实名制与社会信用制度乃至福利制度就捆绑在了一起。政府利用统一信用代码作为全网唯一的上网标识符,也不是不可想象。

在此紧要关头,可能被排除于网络之外的威胁,将引发强大的寒蝉效应。担心个人会被排除于商务、财务和社会安全之外,自我审查会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认识到新浪微博提高了中国的透明度,并强调阿里巴巴不会透过将微博转变成广告平台的方式,来使它取得更大的成功。然而,随着信息极权逼近,各种精湛的手法将用来操控与削弱自由,特别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型态同时交迭之处。自由与束縳之间仅一线之隔。其中最大的危机在于,网络用户没有意识到权力如何在他们身上运作。全球之声共同创办人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即《网络许可:全世界为网络自由而斗争》(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一书的作者,曾在投搞于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在网络时代,公民为导向的社会--一个不以其它方式,而以科技和政府来服务公民的世界--最大最长远的威胁,看起来较不像奥韦尔笔下的《1984》,而是更接近赫胥黎的作品《美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对安全感、娱乐以及物质享受的渴望,被操控到了自愿且热切其受约制的地步。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这种反乌托邦式的命运,政治上的革新必须赶上科技上的创新。参见译者注3

译者注1:Google两大巨擘施密特与科恩接受WIRED专访,可见此。
译者注2:莫之许于阳光时务周刊第201313期,发表信息极权时代的来临一文。
译者注3:《1984》,George Orwell着,批判掩盖在社会主义之下的极权主义;《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Aldous Huxley着,讽刺新世界的好处,虽然外表似美,其实科技并没有在社会的总体精神进步,反而让小说中的社会文化倒退。反乌托邦主义是一个虚拟想象的世界,反映的是与理想社会相反,且极端恶劣的社会最约型态,反乌托邦社会中,物质文明泛滥并高于精神文明,精神依赖极受控于物质,人类的精神在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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