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想寫這個題材很久，太久了。現在這也只不過算是資料彙編，談不上認真的一個系列。關於內容，歡迎提出任何疑問，我會盡力搜集資料補完的。
<前言>
我的父母都是從大陸偷渡來香港的，我年幼時住公屋，讀的也是屋邨小學，以至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身邊接觸得到的家庭，幾乎全部父母都是從大陸偷渡來港的，我也以為那是香港的常態。到很後來我才知道，其實很多人的父母輩甚至祖父輩已在香港出生，他們──就是現在經常吹噓獅子山下那群人──經歷的香港雖然也艱辛，但根本完全不能跟大陸相比。在香港，你再窮也會知道有東西叫汽車，有東西叫鞋子，有東西叫電視，當時在大陸，完全沒見過這些東西是毫不出奇，在農村看到有拖拉機，等如現在的人看到太空船。我母親到十二歲才第一次穿鞋子。香港有些人確實從沒聽過有關大陸的種種，無法理解那個不夠半世紀前的大陸國度是如何落後，以至對偷渡的父母輩來說，幾乎是一場穿梭時空的經歷。
我一直到中學快畢業，才驚覺原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曾經有過這些事情──說「不知道」其實毫不準確，因為他們其實是「知道」，但僅限於浮光掠影和幾個輕飄飄的形容詞，或者一兩幅鮮明的影像，如香港人回鄉要穿很多件衣服藉此送物資給大陸親友，諸如此類。這種「知道」是非常浮薄膚淺的，因為根本沒有機會讓他們近距離去思考和感受那究竟是怎樣情形。從父母口中得知這些往事（不能稱作「故事」），因為我就是從他們處來的，我因此更容易去感受。中學時我認識一些朋友，家中衣食無憂，父親位高權重，我曾跟他談到我父親一星期工作七天，其中一天做兼職當的士司機，為了多賺兩個錢便一人連做兩更，由早上九點上車一直到凌晨三點才下車，第二天早上八點上班，也只賺得兩百元。當時那個朋友聽不真切，反問我「是晚上九點開工嗎？」我就很明白，有些東西他們不明白就是不明白，那太遙遠了。早輪碼頭工潮，碼頭工的辛酸苦況，香港人譁然之餘，我更能感受一二，因為本質上，我也是個碼頭工的兒子。沒有一個與你有羈絆的人將這些實況告訴你，你是永遠也無法確切感受的，這種感知與書本、理論無尤。因此霍建寧才會舉他那個在投資銀行工作得很晚的兒子，與碼頭工相比較。
其實長久以來我也想將父執輩的這些經歷，以小說的形式寫下來。父母常嘆那些往事不堪記了，又笑着埋怨我幹嗎再提起那些事，說自己剛剛才發過偷渡的惡夢。但我想，那不單是他們的人生紀錄，也是我的紀錄，甚至是一個時代的紀錄，不應就此聽任記憶湮沒。但計劃得越久便越慵懶寫不出，剛巧史兄有一篇文談到他父執的偷渡經歷，他父親的「偷渡」其實已不算很難，但也已足夠讓我們這一輩瞪目結舌了，也就激發起我想要好好寫下這段往事的決心。
父母雖然是小人物，他們沒有幹過甚麼大事，但他們是偉大的，一種微小、靜謐，但堅定的偉大。這是一個很微小，很卑微，很普通，卻又很偉大的往事。
＜一＞
我的父親屬於「富農」階級，在解放後是屬於「黑五類」之一的「一點頭」。黑五類是「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和右派，「一點頭」指的是「富」字的那一個點。
記憶所及，我家族是在幾百年前由兩湖一帶移居廣東的，嚴格來說算是客家人的一個分支，但在近代，又與新來的客家人有些分別。祖上在清朝出過一個秀才，在當地算是書香門第，子孫聰穎的一支。約在清末民初時，我家那條村與附近的村落曾起過爭執，弄得兩條村的人都操起武器械鬥。械鬥過後在祠堂談判，我家那村是慘勝一方，要求劃分「馬跑三日三夜」的地建村，人家雖然輸了當然也不肯，最後決定銅鑼能傳三次的範圍建村。那就是我父親後來出生的那條村落。
在「解放」前父親家是屬於生活上過得去的一群，我的曾祖父是醫生，生了三個兒子，一個早夭，長大成家的只有兩個。他兩個兒子，年長的一個身體孱弱，最年幼的那個身體強壯得多，於是曾祖父就將醫術傳給較年長那個兒子，而幼子則去耕田和釀酒。那個幼子，就是我爺爺。那仍然是在解放前，我爺爺會釀酒，養豬，到年晚時會趕豬去賣，他曾經帶着豬划船來過香港屯門元朗一帶上集趁墟的。
後來「解放」了，也曾有人叫過我爺爺兩兄弟跟着走，他們沒走，就迎來了後來的土改，被劃分成「富農」，家裡原有的幾畝薄田也當然充公算入「生產隊」裡去了。由於階級成份不好，生活上處處都會吃虧，記着那是一個越窮越光榮的年代，而且有道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基本上我父親未出生就已注定是屬於「黑五類」，尤萬幸不用打倒在地加上一腳，可以接受「改造」。
我父親出生後不到幾年，便是因大躍進而造成的三年大飢。現在的人估計當時因飢荒而死的人數約為2000萬到8000萬不等。我父親所在的農村在當地算是環境比較「好」的，有蕃薯藤、樹皮和穀糠可吃。當時農村的地理環境是決定生死的，父親的農村座落平地，能種水稻，總算能吃上飯。旁邊有很多山，在山上聚居的多數是客家人，他們沒法在斜坡種稻，就得長年種蕃薯吃，另外種些菜。他們的糧食基本就是這兩種，每年收割下來的菜，用些鹽──鹽對他們來說也是奢侈品，不輕易買得到的──醃起來造成咸酸菜，然後全年就都是吃咸酸菜拌蕃薯。很多年後我父親在香港遇過一個出身山地的客家人，他說：
「如果能讓我吃上飽飽一年的蕃薯拌飯，就是要槍斃我也甘願！」
箇中咸苦，可想一二。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大躍進和公社飯堂政策失敗的結果，雖然還未到人吃人的地步，但我的爺爺也得了嚴重的水腫，幾乎死掉。我的大伯父比我父親年長二十年，飢荒時只能吃穀糠，但穀糠無法消化，於是全積在肚裡排不出來，也是差點死掉，最後是靠有城裡來的解放軍餵了幾餐營養餐才撿回一命。1962年，剛過了飢荒不久，我大伯父就偷渡來香港了。當時偷渡的乾糧仍然是很原始的，基本上就是炒熟兩三斤大米，就是未來個多星期的全部食糧了。兩三斤大米現在是多麼稀鬆平常的事，要知道當年農村的農民，勞動一個月也沒有一塊錢工資（注：「社會主義」下，買東西都用「券」，但仍然有少量金錢的。至於農村經濟，有機會另文詳談），而身為「富農」的兒子，再被歧視欺壓也是少不免的。當時我父親共有七兄弟姊妹，一家九口，往往一餐的米糧就只是一個 D大電池的份量，所以為了讓兒子偷渡，可謂下了血本。
文革批鬥大會。來源：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https://qiwen.lu/17936.html)
村落後面有一個水庫，是解放後建成的，解放後一段時間陸續建了不少基建，當時的思維是「人定勝天」，確實有不少建設──當然，好些後來成了破壞。後來這水庫成了這附近一帶村落的人練習游泳的好地方，練習游泳的目的相信不用多言。事實上當年偷渡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往往有人早上還誓神劈願的說「社會主義好」，晚上便出發去偷渡了。到後來抵疊政策以至抵疊政策要結束時，不去偷渡的男人會被視為沒有出息的孬種的。那個水庫成了大家練習泳術的地方，附近一條村曾有一個女孩子在水庫游泳不幸溺亡，她的母親由是非常痛恨「香港」二字，過幾年受不住刺激最後瘋了。這些形形式式的故事，在所多聞。
至於我父親究竟為甚麼偷渡，他自己也說不上來。實際上對於一個出生不久便一直捱餓，家庭被歧視的小孩來說，這個念頭可能在記憶之前便萌生了。當時拖拉機或任何機械，對農村來說都如太空船一樣的存在，能見上一回是天大的事。現在香港最吃香的職業當數醫師、律師、會計師這「三師」，在當年大陸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記着那是一個知識份子是臭老九，那是一個越窮越光榮的年代。那時大陸農村裡最令人肅然起敬，惹盡全村人欽羨目光的職業是醫師、司機和屠戶。醫師救人生命，司機操作神一樣存在的機器，屠戶則確保有肉可吃。由半世紀前落後的大陸農民到今天的港女，都明白醫生是「筍盤」。
60 年代拖拉機。來源：網上圖片
因此有司機帶拖拉機入村，可想而知是何等令人好奇的大事，小孩子自然也去湊湊熱鬧，看看傳說中的拖拉機是甚麼樣子的。我父親當然也有去湊熱鬧。好不容易湊到拖拉機前，我父親好奇地伸手一摸，「啪」的一聲，還未反應過來，就先感到火辣辣的一陣痛，伴隨着罵聲：
「操你媽的，你這個黑五類，拖拉機是你能摸的嗎？」
我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除此以外，因為「富農」的階級成份，文革時少不免三不五時被人拉去批鬥。我父親就看過我祖母被批鬥，要跪鐵鍊的真實景象，猶幸廣東的農村其實不算狂熱地陷入文革之中。出生後，先是飢荒，再來是批鬥，在被歧視的目光中長大，父親當年的鬱悶，可想而知。上學學的基本都是毛語錄，那年代，連三角形有三條邊也是靠毛語錄來證明的。
1970年，父親初中畢業。那時候沒有甚麼免費教育，「有教無類」更加是惹人發笑的無稽之談：打倒孔家店嘛，何來繼承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當時要升學，最最要緊的是看階級成份，村幹部兒女優先，貧下中農次之，富農，五類份子？門兒都沒有！那時候再早幾年時，我二伯父本來成績很優異，以成績計能進中山醫學院的，就是因為階級成份不好，硬是不准讀，分配到了工廠車間當個工人。母親是當年她那條村的「才女」，但我外祖父跟姨媽早年偷渡去了香港（人人喊打卻又人人羨慕），外祖母的哥哥更是國民黨的軍官，所以成份本來也很差，得當時的校長說情，我媽成了她那條村裡第一個能上高中的女生。至於我的父親成績大概也好不到哪裡去，又沒人擔保，成份又差，自然是要到生產隊去工作了。村裡的人也算不錯，為父親謀了個看鵝的差事。看鵝本來是個閒差，閒差自然有人眼紅，於是看鵝的工作丟了，給人着去「洗牛」。洗牛是農活其中一項最辛苦的勞動，就是帶着牛去平整泥土，將整塊田的土都翻鬆。好好的差事丟了，又不能升學，又三不五時地被人拉去開會（批鬥會），放在今天我父親的情況絕對是所謂的「社會炸彈」。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如上所述，其實一直以來偷渡都蔚然成風，真正的「口嫌身子實：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在村子裡備受尊重的「貧下中農」子弟，也多有偷渡者。但真正激發起村裡人偷渡的，卻是當年的知青。知青是城市裡讀書讀得好好的一群人，因為毛澤東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就給「下放」到陌生的農村，忘記所學，做不擅長的體力勞動。很多人受不了就偷渡去香港，基本上就是逃荒。
當時成份不好的人，不單讀書機會被剝削，連討老婆也有困難：成份不好，環境不好，誰願嫁你？當時村子裡有一個美男子，長得很俊很高大，但因為成份不好，到三四十歲還討不到老婆，最後娶了個山地客家人作妻子。對山地客家人來說，窮比成份不好更可怕，也就顧不上那麼多了。連貧下中農、知識青年也偷渡，像我父親一類飽受歧視不公的「一點頭」更加沒有理由留在村子裡了。當然這也是大家肚子裡的想法，沒有宣之於口。毛時代的農村，基本上就跟秦孝公，或者朱元璋時代差不多，村裡的人即使過隔壁村，也要村幹部寫證明書，擔保書，否則是犯法的大罪。村裡的幹部曾跟我父親說：
「奀鏡，村子也對你不薄呀，你看你哥也能討老婆呀，你放心吧，你能討到老婆的，你不會偷渡去香港吧？」
我父親一臉認真，誓神劈願地回應：
「霎戇麼你？香港的豬肉成十幾蚊一斤，有麼好磨？」
然後當晚我父親就起程，第一次偷渡了。那時是1971或者1972年的2月，天還很冷。一定是這兩個年份，因為剛好是林彪死（林彪死於1971年9月13日）的那一年前後，廣東省的軍隊，那段時期不知給調到甚麼地方，全省的軍隊都換成外省湖南兵了。那年我父親剛好18歲。
父親第一次偷渡時所走的路。實際路線無法精確繪出，因為 Google Map 沒有這個功能。總長度超過 70公里。
＜二＞
為了偷渡，事先得準備一堆東西。比起十年前大伯父偷渡，我父親 1972年偷渡時的物資已經比較「先進」了。十年前大伯偷渡時，甚至連水壺也沒有，只是隨便炒熟一堆大米便出發。我父親準備偷渡時，除了有水壺之外還帶了一個小小的無煙爐，用來煮熱乾糧吃。乾糧是將幾斤麵粉混和豬油一起炒熟，要吃時再拿出來煮熱。偷渡預計要個多兩星期，唯一的口糧就是這些豬油麵粉了。在現在的香港，「豬油」二字跡近等同「罪惡」，人人聞豬油色變，說豬油如何如何不健康云云，在當年農村，豬油倒是可遇不可求的聖品，當時跟人說豬油「不健康」簡直是笑話。豬要花時間去養，養肥了也多半拿上集去賣，或者上繳公社，自留的很少，豬油是過時過節才會吃得到的美食。在我小時候父親發惡時總愛罵我們一句說話：
「你哋食得飽過頭定喇！」
小時候覺得這句話有點奇怪，但從真正捱過餓的父親口中說出，似乎有不一樣的意義，吃飽了撐的，簡直是有點浪費了食物的感覺。現在的人又豈有甚麼「飢餓」的概念？不吃幾小時已經覺得飢腸轆轆，但在當時保持一種飢餓狀態卻是常態。自 1958年開始，父親一直都是在物資極度匱乏的環境下成長。我父親那次偷渡是跟着他的姑表和幾個公社裡的別姓人，一行五人之中就數我父親年紀最輕，17、18 歲上下的年紀。趁着夜色，他們一行五人約莫在午夜前出發，時間興許是晚上十點、十一點左右吧，那時候他們當然是沒有手錶的，鐘這回事全條村也是只得幾個。
很多年後，九十年代的時候有次父親帶着我們一家回鄉，晚上要從一棟屋子走到另一棟屋子，一走出屋是完全的黑暗，沒有街燈，整條街的那種黑暗是城市長大的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的：你將手貼着放在眼前也不會看得到。看着我們幾個孩子大呼小叫，父親大笑了一輪後教我們，細心辨別的話，你還是能看到淺色一點的是水窪來的。
那時我父親他們一行五人就着夜色就此出發，航向未知的將來。我常會想像，當我父親出發融入夜色之中時，他心情怎樣，我祖母心情又是怎樣。當時不比現在，那時這麼一偷渡，就此死掉有之，從此音訊全無有之，冒這一切風險也是為了逃離那個窮絕的地方，以生離死別來形容這個場景可謂恰如其份。但鄉村的人卻往往比較豁達，或是該說，他們根本沒有傷春悲秋的餘裕，悲傷不捨這些感喟實在太過奢侈，鄉村的人比較能隨遇而安，依靠土地吃飯的他們早就明白人的力量很渺小，土地、祖宗、村子、家族的信念深植在自己心中，成為守護人生的力量。鄉土的人沒有「宗教」可言，但這種與祖先、家族、土地建立的聯繫，是他們的信念來源。我認為那就是傳統的中國人。
乘着夜色出發當然是不想被人發現，我父親出發的地方就是石鼓水庫，那一帶全都是山嶺，我好奇比較一下，那一帶的山，就等如香港林村郊野公園、大帽山、城門郊野公園、大欖郊野公園加起來的大小。
基本上每天都是白天休息，晚上趕路，所有平地、村落、田野，通通都要在深夜通過，最經常的趕路時間就是凌晨後到日出前，借着月色和星光趕路。這麼大的的地方，四處又都是差不多的山徑，那他們怎麼知道自己該走甚麼方向？
「那時不比現在嘛！這邊是黑沉沉的，香港是光澄澄的，那邊整片天都是亮光光的，看着那一片亮着的天走，就一定是香港。」
當時雖然已經是二十世紀，也已經「破四舊」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社會」，但社會仍基本由村落組成，幾條村落合成一條「生產隊」，幾條「生產隊」組成人民公社。名目改了，但是每條村以宗姓為本的文化仍然很強烈，每條村都有自己的民兵隊守衞。偷渡時通常是在晚上趕路，就是要趕過人煙稠密的村子，要尤其小心的就是那些民兵。有些地方的民兵還配有土槍，被發現也是很大罪的。那個年代你即使去隔壁村也要有村委寫信擔保證明，否則就是犯法，基本上就與明太祖那一套差不多。
吃完乾糧後，就得依賴山上的野果和漿果為食，和隨便到山溝撈水喝。有一次父親他們找到一棵野生的木瓜樹，採了上面未熟的木瓜來吃，瓜瓤水份不夠，第二天起來糊得滿嘴滿腔的，急得他們忙不迭要找水來喝。那天他們身處的地方地勢高，望着山溝迂迴下到山谷去，由早上一直走走到下午才到山溝，用了一整天時間才找到水源。然後再花了六七個小時，才回到山上繼續行程。
那時的山都長滿了草，所謂「草」也不是一般香港人的概念，那些草長得比人還高，前面開路的用一根木棍撥開草，後面的人緊緊跟着。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迷路。而且那些草往往有很鋒利的邊，本身已經襤褸的衣服更加給割得不成樣子，手臂上也滿滿都是傷痕。有時在山上也會遇到其他偷渡團夥，大家也會馬上繃緊神經戒備一番，天知道人家甚麼來歷？說不定人家正愁沒有乾糧，想要來搶你手上的物資呢。所以大家在路上相見，頂多是點點頭，打個招呼便各行各路，通常這些偷渡團夥都是三到五個人的。
有天晚上我父親一行五人正準備趁着夜色趕路，忽然遙望前面彷彿有人影。他們心下一嚇，馬上伏進草叢觀察動靜。
「那誰？」我父親低聲問道。
「噓！不要吵！看定點再說！」伙伴馬上示意不要輕舉妄動，先看看再說。晚上太暗，隱隱約約的看不清楚。他們幾個人就伏在近平地的山路草叢，努力要觀察四周的動靜。那人影好像在又好像不在，好像有幾個人似的，嚇得大家一動也不敢動，從上半夜開始看了好一段時間。這麼等下去也不是辦法，這麼等到天亮大家給發現就沒戲唱了，這晚一定要過這條村的。我父親他們把心一橫，抄了開路用的木棍，就想去招呼他們。五個人先發制人撲出去攻其不備，是生是死各安天命了。一撲出去大家打個照面，原來是另一伙偷渡團的人，虛驚一場。
就這樣在恐懼和緊張之中，渡過了差不多十天，每天都是晚上趕路白天休息，好不容易避過路上村子的民兵和人煙，他們終於到了差不多邊界的地方。村子裡的老人，和被抓回來幾次的兄弟叮囑過，在到香港之前千萬不能鬆懈，記着，往香港的邊界上一定有守衞，也一定有圍欄，邊界上有一條軍用的國道，很寛很亮，有街燈的，很易認。過了那條國道下水，才能到香港。那時很多偷渡客看見有水就游，游得筋疲力歇上岸後滿心歡喜以為到了香港，豈知原來錯摸了深圳水庫，給邊上的解放軍拿了個正着，半點氣力也不用。（注：深圳水庫 1959年動工，至1965峻工，就是史兄父親曾工作過的地方。）地理關係，那時深圳水庫無意中攔截了很多偷渡客。然而，相對那些後來在游到香港途中力歇而死的人來說，在深圳水庫被抓獲也許還幸運一點。
好不容易認清了路，我父親一行五人最後一晚就待在梧桐山上，準備衝過國道，投奔怒海。他們待在山上往下觀察，路上不時有軍車經過，而且有守衞來回巡邏，邊界上則有幾道鐵絲網，有些是普通的兩米高鐵絲網，有些是扭麻花的一圈圈螺旋狀鐵絲，上面全都帶有倒勾，給勾着，一是動彈不得，或是會被勾下一大塊肉下來。
來源：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408/189229.htm
圖為北韓軍犬撲殺南韓國防部長假人。窮國也能養出凶猛軍犬的。
那些守衞都很高大，與長期營養不良的他們不可同日而語，聽口音似乎全部都是外省人，一個廣東人也沒有。那些解放軍全部都有一支長槍背在背上，以兩人為一組巡邏。以兩人為一組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每兩個人便拉一隻狼狗，那些狼狗最少有大半個人的高度，一下令便馬上撲向獵物──就是偷渡者，只要一聽到命令便咬，再不然就這麼用爪子爪住，人也動彈不得。
他們一行五人觀察了很久，摸清了守衞巡邏的時間──很緊迫，大概也會被追一陣子，能跑得過狼狗到鐵絲網處反而是小事了。到了下半夜，差不多待到天亮的時候，他們五人咬一咬牙：「屌那媽，頂硬上」，就這麼撲了出去。豁出去了！你老母，之後全都是講速度和講運氣，已不是講冷靜講策略的時候了。
那些守衞終究不是吃素的，一聲哨子伴隨着一聲「去！追！」那些狼狗便瘋了一樣邊吠邊狂奔而來。那時候我父親一行五人剛好在路中心，該衝？還是該退？根本沒有猶豫的餘裕，眼一花，幾條狼狗便到了身前，幾個飢民也似的偷渡客很難跑得過訓練有素的狼狗，前面跑得快點的三個人倒是快一步被狼狗攔了下來，爪子在手上腳上都抓出了血痕，遠處聽見解放軍在吆喝着。其中一隻狼狗聽到後面軍官的指令，張嘴便咬，咬得被抓着的那人滿手滿腳都是血印。
奀鏡和老表面面相覻，那只有半秒，頂多只有一秒的時間，大家互望一眼，心裡都是一番矛盾心思。這時候，前面幾個人已肯定被抓，狼狗也許還分不遐身，衝過去鐵絲網那邊也許還有機會。但聽着解放軍跑來的聲音，又想到他們背上的長槍，也許退回梧桐山上去再找機會更好。
這時候，該進耶？該退耶？
父親偷渡的距離，超過全香港能覆蓋的範圍，以路線長度計，約莫等如由羅湖步行至大澳。途中沒有街燈，沒有補給，沒有道路，只能在晚上趕路，而且隨時有民兵或者解放軍巡邏。
奀鏡和老表面面相覻，那只有半秒，頂多只有一秒的時間，大家互望一眼，心裡都是一番矛盾心思。這時候，前面幾個人已肯定被抓，狼狗也許還分不遐身，衝過去鐵絲網那邊也許還有機會。但聽着解放軍跑來的聲音，又想到他們背上的長槍，也許退回梧桐山上去再找機會更好。
這時候，該進耶？該退耶？
奀鏡咬一咬牙，看着衝過來的狼狗，彷彿已聞到狗身上的狗躁味，又望一望遠處的鐵絲網圍欄，這時看來是多麼的遙遠。鐵絲網圍欄的頂上還扭了一層麻花鐵絲圈，一不小心被麻花圈上的倒勾勾着，就會被硬生生扯下一大塊肉。況且這麼高的圍欄，以自己營養不良的身體跳上去也大概不是一時三刻能翻過得去。偷渡前的準備功夫終究還是不夠，只小心着意要游泳過深圳河，每天到家鄉後山的湖練水游泳，倒是沒想到怎樣便捷地越過這圍欄。他隨身攜帶着兩個膠枕頭，本來是想吹脹用來作水泡用的，但想不到還能下水便要被捕了。
梧桐山位置示意圖。今日為風景區：http://www.szwtm.org.cn/index.aspx
就這麼怯了一怯，已失先機，奀鏡已不可能越得過那道欄，迫不得已只好與老表退回到梧桐山上。山上既沒路又沒燈，解放軍也不會費那個勁去搜山，反正他們的任務只是要確保沒有人越界「投敵」即可。就算要搜上山去，偷渡客一拐一轉就不見了，也不可能搜到甚麼。那時候每天那麼多人偷渡，搜也搜不完。於是奀鏡就和老表又在梧桐山上多過一天。直到第二晚下半夜，人最少，守衞最疏的時候，奀鏡才和老表又一次準備闖關。
一切與前一晚還是一樣，很快他們就被守邊的解放軍發現，放狼狗來追他們。與上一晚複製一般的情景，強大的恐懼感忽然淹沒了整個人，前一晚的恐懼疊加在這晚的場面，腿便彷彿軟了，沒力氣再去翻牆。狼狗一擁而上，死死抓住人，每隻狗人立起來都大半個人那麼高，隨便三四隻就將人團團圍住，動彈不得。狗都咧着齒在喘，只等一聲令下就可以一口噬下來。瘦弱的偷渡者其實也不比那些狼狗大得多少。被狗抓住後偷渡已是絕不可能的事，與這些狗纏鬥只會落得傷痕纍纍的下傷，加上這麼一緩，解放軍已走得很近了，勉強逃跑肯得給餵子彈，那可是死人的事，糊弄不得。外省人，殺起上來可是毫不心軟。厚實的腳步聲由遠而近，穿着厚重軍靴，背着步槍的解放軍很快就趕過來了，反正已被狼狗捉住，也不勞再開槍了，子彈也是很花錢的。
「噗！噗！噗！噗！噗！」那兩個湖南解放軍一上來，二話不說拿起步槍，用槍托就往奀鏡的胸口連鑿了五下。步槍的槍杔很重，打在從小就營養不良的身體上格外痛。也因為槍托很沉，打在胸口時的聲音很悶很沉。他登時眼前金星直冒，心口像被戳穿一樣火辣辣的痛，呼吸不了，眼前一黑幾乎就倒了下去，勉強深吸了口氣也是嗆得一陣一陣的，心口就像被打塌了一樣，花了一會才回過神來。以後幾十年，每逢梅雨時節，胸口總會隱隱作痛，他就總會記起這個夜晚。
美人照鏡/ 蘇秦背劍示意圖。
美人照鏡是用繩扣着兩手拇指，按理說拘縛的力度應該不及用手銬鎖腕，但痛苦程度應該更甚。
瘦小的奀鏡在兩個解放軍面前就像隻瘦弱的猴子一樣，任人擺佈。那兩個解放軍把他的右手拉高，手肘屈曲拇指向下，左手則從下面手肘屈上來，兩手拇指在背正中心相遇，然後用繩將兩隻拇指緊緊綁着，這招有個名堂叫「美人照鏡」，叫人雙手雙臂痠麻不止，呼吸不暢。這招由來而已，後來在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常有使用，名堂叫「蘇秦背劍」。兩隻手指彷彿要被扯斷一樣，高那邊那隻手要舉起吧，又拉扯着下邊的手，而且也沒這個勁，不一會便又痠又麻，要放鬆吧，下面那隻手又會緊緊扯着手指，十指痛歸心，那可是錐心的痛。更更要命的是，手正好在頭後面繞到背上，迫得人一定得低着頭走，連帶頸也是一陣陣的痛。
沿着那條邊境的路，奀鏡就和老表一道被押到不遠處一個看守更亭。更亭很小，坐着一個解放軍在看守。抓他們的解放軍放下他們兩個就出去繼續巡邏了。小小的房子裡於是只剩下奀鏡兩人和那個看守的解放軍。
解放軍看了看他們。
他們看了看解放軍。
那個解放軍打開煙盒，用很重的湖南腔普通話問他們：「抽一根？」
奀鏡和老表互看了一眼，點了點頭。那個解放軍過來把一根煙塞到他們嘴裡，點了煙。幾個人都沒說話。小小的房子裡，他們默默地抽煙，很快便煙霧瀰漫。
吸了口煙，也冷靜了不少。在村裡早聽過，這事兒死不了人的，現在得找個法子脫身是正經。奀鏡心忖，這個解放軍看來不像外面那兩個般凶神惡煞，說不定有戲。於是大着膽子，用很蹩腳的普通話問：「放我們走，成不成？」
那解放軍動了一下，奀鏡話剛出口就後悔，心想這回不好，大概又會被打。這麼一打可能真的那出內傷來。出乎意料的，那個解放軍倒沒有打他們，聽了他們的哀求，只應了一句：「不成不成！」邊說邊搖了搖拿着煙的手，那煙頭一點星火也就跟着在左搖右擺。大家都心知肚明，這年頭抓的偷渡客難道又少了？但私放這些「投敵」的偷渡者可是很大罪的，這軍人可真的擔當不起。煙抽完，天也差不多亮了。
等不了多久，他們就被押送往深圳的一個收容所「集中處理」。那收容所約莫只有幾百呎，昏昏暗暗的，卻密密麻麻都擠滿了人，有的人站久了就蹲在地上，擠得針插不進也似，全都是這一兩天從邊境不同地方抓到的偷渡者。奀鏡和老表好不容易找到個地方蹲下來，聞着屋子裡混和了汗臭與便溺的味道，等待分類和押送回公社。
當時全國都分成大大小小的公社和生產隊，公社由幾個生產隊組成，生產隊則由幾條村組合而成，如果村子夠大，也有些情況是一個村子一個生產隊的。在深圳的收容所就是要辨識不同的公社，然後押送回去，到公社無償勞動，以勞改作為懲罰。不消一天，奀鏡就和老表給押上回公社的車子了。回到公社後還不能回自己的生產隊自己的鄉村，得在公社裡「勞改」，無償勞動一段時間。這個時間可長可短，沒有「刑期」可言，可能得花上數年，也可能做幾個月就能回家。
公社離村莊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家裡奀鏡的媽早就聽說消息了，又得花一筆錢來贖兒子，兒子在公社做苦工的日子公社也不管飯，要由家裡送過去。以一個七個孩子的家庭來說，由偷渡的準備，到因為有家人偷渡而被罰的罰金，再到被抓回來後管飯管事的錢，可謂傾家盪產。辛辛苦苦下了一年地，幫公社勞動，種出來的莊稼全都要上繳，換回份量就如笑話一般的糧票米票布票，後來還增收「忠字糧」，大家爭着表忠，荒年也要增繳，家裡長年就是吃一把電池大小的米煮成的稀粥。那個年代，是你辛苦種了一年地，好不容易挑幾十斤糧，赤腳走五六個小時到集上去，辛勤一整年也只賺到一塊多錢的日子。
那年，一九七二。
跋
很明顯，故事還未完的，甚至說，剛剛才開始。
一開始其實想用一個比較小說的形式去寫的，可以增添更多小說的技巧和筆法，也可以增補一些人物有助理解。但我認為作為草稿，還是應該以素材的原型為主好一點。
這完全是真實的一個故事來的。
小時候父親罵我們，總喜歡說「你哋食得飽過頭定喇！」，小時候覺得那是一句很奇怪的罵人話，後來漸漸發現，其實那是最真實不過，最由心而發的一句話，是父親心裡最大的童年陰影投射。的確，相比起他，我們的世界，完全是第二個文明，第二個星球一樣。1972 年，香港已經算是一個城市，電車（和電車拖卡）在熙來攘往的馬路上走動，街上也滿是汽車、高樓，一般家庭裡即使沒有電視，最少也在街上見過，有水、有電，一派蓄勢待發，準備起飛的城市風貌。
同一時間，距離幾百公里的另一個國度，是完全另一個文明，另一個世界。不要說電視、汽車、電車拖卡，連鞋也沒有，放電影是由放映隊每年一次兩次特別進村的超大節日，雖然看的清一色都是樣板戲。所以每當聽到那些今天身光頸靚的香港土生五十後六十後，常常在電視上媒體上侃侃而談自己當年生活如何艱苦，如何耐勞，我就會想起父親那個遙遠的故鄉。那些香港的五六十後很喜歡強調當年生活條件如何的差，藉此反照的是他們的「成功」是努力刻苦的結果，又借此暗示你們這些年輕人實在太不夠刻苦耐勞了，所以今天才一直在埋怨。
我很早就知道，所謂成功、所謂人生，際遇是很重要的東西。當然不是說人應該守株待兔，但時勢、環境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那些人不是生在香港趕上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假如生在像大陸──而香港現在越來越像大陸──當年的環境，你是黑五類，一律沒轍！回去養鵝吧！更更重要的是，究竟甚麼叫「成功」？安份守己做一個平淡是福的人，誰能審判他的成功？我們的社會太慣於用「名」、「利」去釐定成功，以致所有其他的人生價值都被摒除在外，邊緣化乃至於消失。所以最終我們推崇的只是一種「成王敗寇」的價值觀，不管你用甚麼手段，總之你最後能名成利就，那就叫做成功。
但實際上，我們身邊每一個看似草根的小人物，他們身上也許有很多意料不到的好故事，曲折的故事，感人的故事，只等待我們去發掘。從這個故事裡我們可以找到堅忍、不拔、勤勞等特質，比起只強調最後的成功，我認為這些特質才是我們應該追尋的目標所在。
大學時讀余華的《活着》，上課時偷偷在讀，哭得我稀里嘩拉的，故事折射出的精神，我認為就是傳統中國人那種淡然順應天命，不管發生多悲慘的事也能挺着頑強地生存的精神。我常在想，其實對於那時要偷渡的父親來說，他逐漸隱沒在村口的黑暗之中，可能對祖母來說就是訣別來的了。那時的祖母會被人拉去批鬥（文革批鬥，不是今天那些所謂的批鬥可比），跪玻璃，開大會，兒子又去了「通敵」，投奔敵國，又不時捱餓，兒子這麼一走可能真的以後都再見不了。但終究還是為兒子預備好路上要用的乾糧雜物，沒有呼天搶地，就是為了活着，為了活得更好，所以願意去努力。而父親那時一走，除了村子裡的道聽塗說之外，其實就是一無所知，沒有地圖沒有路標，甚至連路也沒有的山上走了十多日，靠的就是香港那邊的燈光引路，帶他走向自由之地。這種勇氣是我覺得很難理解的。
今天我們出生在很富裕的社會，我們這一代還算是讀好書便能在社會找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未必能賺大錢，但最少不會捱餓。但不知不覺間，其實令我們失去了向外探索的勇氣，失去了向未知之地尋求新機會的能力，甚至沒有基本的求生技能。近年香港越來越壞，香港被排擠的情況日益嚴重，很多人都說要移民。移民？移民我們做甚麼？能做甚麼？甚至我們有這個勇氣去向外闖嗎？香港終究是個彈丸之地，不比大陸，不比台灣，不比日本。在一個國家裡，人們流動到不同地方去找機會，覓工作，是很平常的事，這幾年可能在南部工作，過幾年可能又去人生路不熟的北部找機會，那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但對於香港人來說卻不算是主流，無形中令我們面對困境變化，反應也比人慢了。
眾所周知，我是一個「公屋仔」，我是一個草根家庭出身的人。小學讀的也是屋邨小學，九成同學都住在附近的居屋和公屋，我一直都覺得那是很平常的事。出生至我大學畢業，我用的書桌全部都是在垃圾站撿回來的。書，絕大部分都是在圖書館借來看的，小時候每兩星期就會去一次圖書館，三國、金庸，都是在圖書館借回來看的。我不是在「炫耀」貧窮，也無意討論究竟今天應該如何扶貧，反正標準這回事是人定的，過去沒有獨立廚廁的公屋大行其道，今天也不可能走這回頭路。我想說的是，無論你出身如何，你的「心」是沒有人能奪去的，你的尊嚴是沒有人能奪去的。我真的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貧窮而自卑過，相反我認為我的童年是相當快樂的。家裡沒錢買閒書，去圖書館我甚麼書也看得到；反正書枱也是這麼用，用舊的和用新的又有甚麼大分別？相比起其他出身優渥的同學，我反而慶幸我看的世界比他們更真實，更實在。父親當年從一個真的甚麼也沒有的地方走來，真的穿一件爛褲就來香港，到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其實已是十分成功，不比任何人遜色。我認為我們現在是時候重新去審視我們的人生，究竟甚麼叫成功，究竟我們的人生目標是要擁有甚麼。
我會繼續把故事寫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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