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之后，有见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迅速崩溃，体制确立了面向西方开放的市场经济取向，将建立在此之上的经济发展作为维持统治的根本基础，一时间，”与国际接轨”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此外，1990年代初，在西方，信息高速公路的前景也开始浮现，各种舆论更是甚嚣尘上，对于急欲通过经济发展克服64带来的经济停滞和政治对立的体制而言，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诱惑。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94年4月20日，中国教育科研网(NCFC)与美国NCFnet直接联网,这是中国被国际承认为开始有网际网络的时间，仔细算来，2014年正是中国介入互联网20周年。 不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1995年5月17日”世界电信日”向社会公众开放上网业务，可能才是”上网”的开始。
从一开始，体制对于互联网既有期待，同时也持有警惕的态度，担心把资本主义不良观念带入中国，此外，对于极权体制而言，任何不受控制的空间都是无法容忍的。1999年，笔者从当时信息产业部负责法规起草的某处长口中得知，公安部门曾要求所有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应有唯一对应的IP地址，只是由于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难度（没有充足的IP地址）才没有推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体制对于互联网的警惕和防范。只是由于互联网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并不迅速，截止到1990年底，中国的互联网人群才不过10万之众，并没有带来立刻的影响和冲击，体制也就没有及时地推出诸多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中国互联网最自由也最宽松的时期，不仅给许多早期网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奠定了中国互联网空间发展过程中相对自由的底色。
三两年的自由
早期的邮件组和BBS时代，给予了在长期极权专政时代下艰于呼吸的人们一丝自由的空气。笔者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上BBS的情景，尽管没有几个点击，当敲击键盘进而目睹自己的文字呈现在屏幕上时，仍然如受电击。1999年5月8号，北约空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随即在当时已有一定规模的互联网网民之间掀起了可谓是第一次的网络舆论风暴。在具有一定人气规模的BBS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舆论生态，爱国左派和自由右派，是那时候主要的论战两造。
此后几年，BBS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一个个具有吸引力的论坛暂露头角，仅仅以笔者为例，就转战过自由撰稿人论坛、青年话题、强国论坛深水区、中青麻辣烫、世纪沙龙、思想评论、经济人俱乐部、关天茶社、江湖论剑… …等等，此外不常出没而具有一定名气的其他论坛尚有许多，如西祠胡同的锐思评论、天涯杂谈，而在这些所谓时政思想论坛之外，各种文学、生活、情感、地区论坛，也是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的论坛也有管制和禁区，但相对宽松，就算一些敏感内容不能通过主贴发出，也常常可以隐藏在跟帖里面。然而，随着网络空间的扩大，管制的力度也相应增大，以关天茶社为例，就在这种压力之下经历了多次版主的更迭，以及加强了审贴力度，其火爆程度迅速降温，活跃作者或远遁，或隐匿，或减少发言。不过，由于网络空间固有的开放特性，一个平台的沦陷，并不大可能会导致某个网友就此退出网络，而更可能如戏说的那样，犹如一群蝗虫，四处寻找着可以栖身的绿洲。
基于互联网开放天性的网络空间，就这样在管制尚未覆盖的时候，获得了”三两年的自由”，BBS如此，后起的博客空间同样如此，盛极一时的牛博网，就是这种”三两年的自由”在博客时代的代表，尽管几经开关，借着北京奥运前相对宽松的环境，牛博网从2006年中一直存活到了2009年初，成为那一时期最为活跃也最有影响的博客网站，当然，最终也没有能够逃过被屏蔽的命运。
最新的例子则是这几年的微博空间，尽管饭否等小社交网站已先期关闭，新浪等门户网站推出之后，一度呈现出相对自由的面貌。受微博爆炸性增长和相对自由面貌的鼓舞，甚至有人提出了”微博改变中国”（李开复语）这样过分乐观的主张。但是，随着微博平台上的各类话语日益活跃，并逐渐成为各类维权抗争行动的策源地和传播中心，管制也就如影随形，2013年8月，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中，薛蛮子等微博大V被抓，从2009年到2013年，微博也在经历”三两年的自由”后，步BBS和博客空间的后尘，进入到衰落期。
利用与限制的夹缝
很多人的疑问在于，既然总是要在”三两年的自由”后加以管制，那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限制新的网络应用的出现呢？在笔者的理解，这有两个理由，首先，正如前文所说，对外开放下的市场取向，是维持体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这当然离不开互联网的存在和发展，互联网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无论如何高估都不算过分。而想要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各种新的网络应用也应该在中国存在和发展，这也正是中国互联网空间先发展后管制一再重复的逻辑所在。在这个逻辑之下，打个比方，中国的互联网空间就像一个不断扩大，但又不断加密网眼的笼子。整体是在拓展的，但始终会被加上越来越严密的管制，从空间而言似乎不断在扩大，居于其中似乎还感觉到了自由度的扩大，但从日益密集的网眼而言，所谓的自由其实还是根本不存在的。
此外，中国的改革始终伴随着地方分权和部门利益化，地方和部门通过其掌握的信息和手段优势，对于中央权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包括越演越烈的腐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容许一定的互联网舆论空间，其实有利于中央权力管束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扩张，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地方治理失当和腐败行为。在互联网舆论不威胁到意识形态底线和冲击维稳体制的情形下，各种自发的爆料和批评，就可以为中央权力所用，成为事实上的网络上访。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互联网舆论空间，其实是体制利用和限制这双重目标约束下的产物，这十几年来空间的扩大和日益严密的控制，也是这双重目标的体现。
体制的根本担心
在利用和限制之外，体制对于互联网空间的存在还有更为深切的担忧。对外开放和市场取向，带来了两个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首先，是民众脱离了单位制和公社制的束缚，自由流动，自我发展，与前30年相比，体制也因此失去了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直接控制。其次，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加上市场取向下新兴社会阶层的涌现，权利诉求、自由化的政治观念也开始涌现和传播，随着经济的发展，上述两个社会后果也越来越显著，体制开始担心，一旦观念和人群在特定情势下结合，出现类似1989年的场景。
从2004年一些国家爆发颜色革命以来，体制对于这样的社会后果可能带来的突发聚集也越来越警惕，对此，体制采取了若干复合的措施：首先，强化了维稳体制，直到如今刚性强硬的网格化维稳，以应对流动而不受直接控制的人群。其次，则是针对观念的源头和传播，压制被称之为为”普世价值”的自由化观念，高校”七不讲”、新闻工作人员从业必须通过政治考试等等措施，皆属于此类。
最后也最重要的在于，无论高校还是媒体，都还属于事业单位，有着各种严密的控制手段，掐掉自由化观念的源头和传播并不特别费事，互联网空间则不然，在互联网这个开放、流动空间中，自由化观念的传播有着先天的优势，微博兴盛时期的情况就足以证明，不夸张地说，对于拥有各种资源和手段的专政体制而言，互联网空间可能是其唯一不能彻底控制的领域了，也因此，如何防止其成为人群和观念的聚合平台，进而成为威胁专政体制的阿基里斯之踵，也就成为体制念兹在兹的核心课题。
2011年初，北非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又被称为推特革命，受此刺激，体制迅疾展开了以推特中文圈为重点的打压行动，推特中文圈在重创之下，也逐渐失去了作为行动策源地和传播中心的地位，起而代之的是当时尚如日中天的微博，独立参选、东师古探村等行动的平台都建立在微博之上，在新的社交网络平台上，观念和人群的聚合已经不再是遥远的威胁，而更像是越来越现实的前景，也因此而埋下了2013年治网行动的伏笔，事实上，在打击网络谣言的名义的背后，是体制对于互联网空间颠覆作用的高度重视，以及一定要消灭这个最有可能隐患的决心。
未来
20年来，在对外开放的市场取向选择之下，互联网在中国出现了长足的发展，体制也找到了既利用又限制互联网的常规方法，但是，随着市场取向的社会后果的出现，新兴社会阶层的权利诉求和以普世价值为名的自由化观念也日益强劲，并在互联网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表达和传播，体制开始担心类似颜色革命或茉莉花革命的场景在中国上演，对于互联网作为观念传播平台和行动策源地的作用也就越来越担心，尤其担心互联网成为未来大规模突发聚集的纽带，也因此，展开了打击网络谣言这样的治理行动。
展望未来，体制对于互联网的利用和限制还将继续，而随着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体制也势必更加警惕互联网的聚合作用，而会对互联网加以更加严密的管制，中国互联网的自由时代远未到来，而是必将迎来一个更加黑暗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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