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4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2月10日
在新春的爆竹声中，深受海内外关注的中诚信托30亿元矿产信托产品兑付危机，也化险为夷。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信托业最严重的一次单项兑付危机。虽然初步结局有惊无险，整个事件的警示意义却十分显著，表明影子银行刚性兑付蕴藏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危机正在逼近。
中诚信托在三年前发出的诚至金开1号信托产品，存续三年，筹资30.3亿元，预期收益率10％，至今年2月1日存续期满。中介机构也收取了较高的中介费用。不过，此项目的收益基础，以信托发行时的高煤价保持不变为前提，而近年来煤价出现了周期性下滑。项目融资方山西振富集团，更在早年卷入非法集资，去年即陷入系列债务纠纷，实际控制人王彦平去年5月已因此被捕，案件涉资利滚利之后已高达70亿元。
此外，当初这一项目最令人看好之处，就是振富集团据称有可能通过关系，搞定吕梁地区的白家峁煤矿。这个优质焦煤矿山，当年估值在70亿元，如今仍值30亿元。不过，直到去年底，此事仍只是振富集团一厢情愿，并未获得山西省政府同意。早年曾发生过血案的白家峁煤矿利益纠葛十分复杂，矿权至今属于村办集体企业（参见本刊第4期封面报道《非刚性兑付》）。
有此背景，则振富集团矿业危机爆发实属必然。依法办事，让市场做决定，发行人、委托人和投资人理应承担投资失误的严重后果，发行人和委托人的责任尤其重大。不过，就在最后一刻，此信托项目再次以刚性兑付承诺而告"解决"，中诚信托与投资者达成协议，承诺如期兑付所有本金和大部分利息。
至于其解决方式，又是"以时间换空间"——该项目的发起人中国工商银行和委托人中诚信托寻找第三方接盘，把信托资产卖给资产管理公司等国企。这种做法，与2013年以来十多起规模相对较小的信托兑付危机的解决方案无异，正是多年来"政府背书＋风险后移"传统思路的继续。
近期以来，金融监管部门屡次强调打破刚性兑付、理顺风险定价机制，有意强化"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市场化意识。市场舆论对此也相当认同。故中诚信托风波发生后，业内也曾预计，此事可能成为首次允许自然违约的断腕之举。但是，真实的考验来临之时，监管者徘徊于监管责任和"社会稳定"等诸多选项，仍未能破釜沉舟；涉事其中的工行、中诚信托和地方政府，更无意坦然面对风险、承担后果。主事各方联手，再次制造了皆大欢喜的假象，融资企业的真实风险水平仍无从测知，投资者获得了本无可能收获的几乎全部预期收益，道德风险重新蔓延开来。
"大而不能倒，小也不能倒"的结局反复出现，虽有其必然性，也不能不使人深以为忧。对此次中诚信托风波，相关方均应反思教训、严肃问责、一查到底。在金融机构一方，中诚信托和工商银行均为业内翘楚。但是，在这一矿产信托的履职管理环节中，两机构虽然收取了高额中介费，却在尽职调查、风险审查、投后管理、信息披露等诸多环节均有明显失职。其中，中诚信托作为委托人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但以银信合作每由强势银行主导的惯例，工行虽仅以项目发起人、代销行和资金托管行身份出现，仍无法撇清自身重大责任。
此次风波阶段性平息，金融和制度成本都极为高昂。特别是地方政府涉身其中，承诺将把白家峁煤矿批给相关项目，为项目延续、第三者接盘提供了关键条件，有形之手的作用何其显著。显然，在涉及房地产、矿产等事项的金融风险事件中，由于交易不透明、有法不循相当普遍，地方政府的权力操作空间很大。地方领导人对于"地方金融信用"的考量，地方政府与国有银行的明暗交易，在金融博弈中均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监管部门如有意直面局部风险，打破刚性兑付僵局，让市场实现风险定价，则应以切实措施切断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的链条。
近年来，中国以银行理财和信托理财为主的影子银行不断扩张，有海外机构估测其总规模约为40万亿元。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2014年金融违约事件将不可避免。金融系统的存量风险如何化解，成为摆在监管者和利益相关方面前的紧迫任务。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究竟坏账几何，单个项目的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如何，依然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评估，缺乏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若不能打破刚性兑付，有效切割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相关各方绑架政府，继续抱薪救火，则等于所有的影子银行都以政府和国有大银行持续背书，风险将越来越大。
解决这些严峻问题需要专业素养，更需要责任担当。国办2013年底的"107号文"试图解决影子银行的问题，但对于存量风险化解，仍需更明确的方案。中央政府应该提出主动防范金融风险的原则和系统办法，对监管部门加强问责与赋权，才能防止蚁穴继起，危及千里之堤。这既是金融治理的当务之急，也关乎金融改革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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