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新年以来看到的有关城市化方面的消息却背道而驰：1月10日，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会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称，要求东部三大城市群发展要以盘活土地存量为主，今后将逐步调减东部地区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除生活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国土部长明确表示决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北京又重提人口控制，要求落实以业控人、以房管人。
2014年1月17日《新京报》报道，北京一陈姓副市长表示，北京必须从源头上控制人口增长，要控制产业发展和经济规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减少就业人口。这位副市长表示，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再过10年，北京需要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再建一个四环半以内的北京城；要建住房1.3亿平米，相当于238个天通苑；要增加交通出行550万人次，相当于整个伦敦现在的全部出行量；每年要增加6亿方水的消耗，相当于南水北调水量的一半；要增加中学167所，增加小学208所。
与之相配合的，是北京一直在进行着整治群租和地下室出租的行动。而2013岁末、2014年初的新行动是，北京开始强制拆迁、整改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大红门市场等"低端行业"。
有一些问题我们在决策前是必须回答的："城市病"和"资源有限"是不是反城市化的理由？北京的人口规模用行政力量控制得住吗？禁止群租、禁止出租地下室、迁移"低端产业"就能把市场需要的"低水平第三产业"赶走吗？行政力量超越市场力量、强行搬迁"低端产业"会造成什么结果？人们为什么要想尽办法控制超大城市？以业控人、以房管人这种思路来自哪里？
第一个问题涉及"城市病"和"资源有限"的问题。陈副市长所说如果按现有人口增速，北京要扩大一倍、"城市病"加剧之说，让一些人感到很恐怖。事实是：1、北京十五、十一五规划的十年间，常住人口增加600至800万，居民生活用水量只增加1.7亿立方米，并不是6亿立米方；北京2010年城市总用水量是34.5亿立方米，其中270万农民的农业用水12亿立方米，占全市总量34.8%，产值却不到全市2.4%。如果在城市化过程中北京减少一半农民，一半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那么省出6亿立方米的农业用水可以供2117万至2823万新增城市居民使用，根本无需也不该南水北调！如果腾出的相当一部分农业用地改为森林用地，还可以改善北京生态，增加和涵养水源。也就是说从现在有水资源看，北京再容纳一倍以上的人口不是问题。北京还有大幅度减少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的空间。那么，把北京大部分农业人口转为真正进入城市的居民是可能的吗？答案是可能的。实践证明，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郊区的农民是普遍受益的，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大幅度升值。而城市远郊区县的农民，则完全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土地退耕还林等方式帮助他们中的大部分实现城市化，小部分成为林业工人。前不久媒体大规模报道的"井下人生"主人公们，主要都是北京远郊农民的自主选择，说明有合适的条件促进其人口的城市化，是完全可能的。
2、关于教育资源。即使北京人口增加3000万，要增加的小学也不如过去关闭的数量多。2005年1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线联平说："目前本市小学校的数量已经精简到了1500所，这个调整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而且今后这一段时期，学校数量都将趋于稳定，不会有太大的调整。"线联平介绍说，从1995年开始，由于生源逐年减少，加上人口流向的变化，本市每年都撤、并100所左右中小学校，其中主要是小学校。10年来撤并的小学校有500所，这些撤并的学校都是办学薄弱校。但实际撤并的远不止500所。再看2011年4月30日《北京晨报》报道："过去3年北京全市有191所小学被撤并，同时有30所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标准化小学建成；目前已经有960所小学达标，占全市小学总数的 82.7%。"《北京晨报》报道的第一句话说明2005年后北京的小学仍在撤并，最后一句话说明到2011年4月，北京仅剩小学1160所，比高峰时的2000所少了840所。学校可以因生源减少而撤并，却不能因生源增加而增加？再说，这么多年来，有多少新建房地产小区配建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因种种原因没有开学？这些配建学校用的都是购房人的钱。
3、关于交通拥堵和与之相关的尾气污染等城市病问题。著名建筑学家张永和说交通拥堵与城市规划具有密切联系，其症结就在于规划，而且是致命的。城市规划是多年积累而成的，在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很明确的城市形象，也就是如今大家不满意的这种，有些做法甚至是完全反城市的。比如说，反对密度的做法，宽宽的马路、房屋退红线（国土局在审批建设项目时，会颁布《建设工程用地许可证》，上面有规定建筑退小区红线距离，一般都不会小于10米），就是因反对密度而来的。很多城市适合骑自行车，骑自行车结合公共交通，人们的活动范围足以满足日常交通需要，但现在没有这么做，造成了很尴尬的状况。一方面，很多地方让行人行走不便，即使有条件走路，人行道旁也没有商业设施，无法让人享受逛街的乐趣，一小块绿地引不起行人的兴趣；另一方面，有了车，却到处塞车，停车也很不方便等等。并不是说城市就一定拥堵，恰恰是城市有了密度反而就不堵塞了。
我认为张永和先生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反对高密度，导致城市大量宝贵地皮让位给马路，大量人口被迫居住郊区；而马路车流就像水流，河流宽阔反而降低流速，造成交通拥堵和尾气污染，高峰拥堵时车速还不如100年前的马车30年前的自行车，恶性循环。
所以任志强用很不屑的口吻说："东京市3500万人口，1.3万平方公里面积中有5000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北京市2000多万人口，1.6（1.68）万平方公里面积中仅有12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对比一下就知道啥意思了。交给政府就是天大的事。交给市场就是屁大点事。"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试图回答：北京的人口规模用行政力量控制得住吗？禁止群租、禁止出租地下室、迁移"低端产业"就能把市场需要的"低水平第三产业"赶走吗？
人口聚集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自发结果，行政力量不可能大过规律。北京十五和十一五规划限定年均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这还要严得多）增量20万，实际增量是规划的3到4倍。城市产业聚集尤其是生活类服务产业的聚集，更是市场自发秩序的结果。城市像活性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你不能说呼吸和消化系统是高端产业加以保护，排泄系统就是低端产业必须把大小肠切除。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特性是落差越大吸引力和行业分化就越大，就像一座山海拔越高动植物分布越广泛、种类越多。
一座城市"高端产业高端人口"越多，一定会吸附更多的"低端产业低端人口"。它们不以这种方式存在就以那种方式存在，不以公开方式存在就以隐性方式存在。我们在研究和思考城市、区域"人口承载力"时，通常用静态思维主要参考指标可以分为经济承载力、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所谓"城市病"）等。其实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都是变量，更要紧的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最关键的经济承载力，就是一个地区占全国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理想情况下是1，大于1它就一定对外来人口具有吸引力，数值越大引力越强。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告诉我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三大都市群的经济承载力是2，吸附力超强。
真要实行人口和产业调控，也应该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主体功能区人口管理政策研究"课题组组长贡森所说的调控"高端人口"。他分析说：同等数量的高端人口消耗的资源远高于低端人口。这些高端人士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更强烈，对交通、医院、学校等领域的优质资源更为依赖。并且，高端人口还需要大量低端人口为他们服务。高端人口的大量增加必然加剧"城市病"。低端人口可以乘公交、住地下室，甚至不常洗澡。用高端人口取代低端人口，必然加剧交通、住房和用水用地问题。
东京、伦敦、巴黎、纽约控制城市规模的普遍做法是限制大型企业、事务所的扩张。比如，在伦敦新建、扩建和改建工厂总建筑面积超过1250平方米，要提请有关部门批准，发给许可证；比如，巴黎对市中心新建办公楼征收高税，称"拥挤税"，事务所新增面积1000平米以上要经过批准；东京对市区扩建、新建事务所，或用途改变而要增加建筑面积，都必须得到行政厅的许可，另外对市中心的事务所提高固定资产税；纽约还规定修建事务所时，限制停车场的面积，目的是为了限制事务所今后的发展。英美等国采取了分散政府机关的做法：英国中央政府机关曾实行过三次疏散。1972年10月统计，国家公务员总共有69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在伦敦市区以外工作。华盛顿二次大战期间也疏散了许多政府部门，如国防部、地质调查总局。这样，大大缓解了城市的人口压力。（2011年1月22日《新京报》）
真要控制北京人口，减轻城市压力，不妨向澳大利亚学习，把不直接创造财富的中央和北京政府机关搬到几百公里外面一个独立的小城镇去，也免得它们每年节假日都引来大批外地送礼车辆加剧城市交通拥堵和尾气污染。
第三个问题：行政力量超越市场力量、强行搬迁"低端产业"会造成什么结果？
1、因为对行政力量调控产业结构和控制人口的能力过于自负，导致对人口增长估计严重不足，城市和公共服务规划必将全面落后于人口增长，进而加剧教育、医疗资源紧张、交通拥堵及城市灰霾等"城市病"。
2、用行政力量强行实行产业区域性转移，会加剧"鬼城"蔓延。目前，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搬迁已定在河北，三处选址正权衡；大红门服装市场，则由政府力量推动其面向东北、华北内地区的仓储、批发等业态向外转移。目前大红门已确定要在辽宁兴城建设31万平米的商贸城，在河北固安也租用了30年1800亩的土地，用于建设服装市场和仓储设施。在河北永清也租用了1万多亩的地。手笔都很大，但大手笔随即而来的就是大浪费。
在2011年初一二线城市限购政策出台时笔者就预言它会加剧三四以下城市房价泡沫和供应过剩。事实被不幸言中。《南方周末》2014年1月17日的最新报道是：
——"曾经以三四线城市为核心的恒大地产在2013年大规模从三四线楼市撤离，转战一线城市。现在，更多的地产商也急于从总量庞大、销售艰难的三四线楼市陷阱中拔出脚来。2014年1月7日，恒大地产公布了2013年销售数据，它在这一年首次挤入了千亿俱乐部——全年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金额1003.97亿元。有风向标意味的是，恒大共投入约200亿元在京沪广一线城市拍地。（若以5倍的产出计，未来一线城市销售总额将超千亿元——笔者注）。
——"而三四线城市是北京决策层一直倡导的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国家发改委算过一笔账，新一轮城镇化将拉动40万亿投资，涉及二十多个城市群，一百八十多个地级市，一万多个城镇，以及4亿新增城镇人口。
——"看上去，这些寄托了中国政府振兴经济希望的城市，将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注射一针强心剂，如恒大一般聚焦三四线城市的房企似乎将迎来最后一轮饕餮盛宴。但现实是，不少发展商已经置身于新一轮城镇化的陷阱中。在银川、营口、贵阳等三四线城市，新盘不断入市，供给严重过剩。但只要还有人肯出资，地方政府决不会吝啬再度卖地。即使如恒大一样从三四线崛起的地产商，都开始有选择地逃离了。
——"'当你落入一些没有发展潜力的城市陷阱时，你唯一的办法是迅速逃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你还在这些城市里面说我的产品好，我的成本低，事实上明年可能你就跑不出来。不是因为你的水平低，实在是因为这些城市它没有市场。' 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这样称。
——"恒大地产显然没能从银川的泥沼中跑出来，同样没能跑出来的是万达集团。在2010年第一个万达广场热销后，王健林决定在银川做第二个万达广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王健林称：'银川才70万人，我想有必要开两个万达广场吗？但是宁夏的领导就在我们总部连待两天，我一看这不答应不行，就去做了第二个万达广场。'王健林卖了一个人情给宁夏政府领导，然而第二个银川万达广场让他如鲠在喉——自从2012年6月奠基以来，销售异乎寻常地艰难。万达的内部人士称，王健林在2013年给银川万达公司定了8个亿的销售目标，但最终销售额离这目标差了一大截，银川万达的销售员因此流动性极大，'过去买了万达商铺的客户现在也后悔不已'。"
对区域发展具有呼风唤雨能量、甚至能够改变区域发展版图的大开发商尚且如此，更多中小开发商就更加"情何以堪"了。宁波锦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孙琦（微博名"田七郎"）在一条微博上写道："十大龙头房企前几年抢滩浙江县级市，这会全折戟沉沙了……"
不相信有鬼城的开发商、炒房客和政府决策者尤其是主张城镇化的决策者，应该冷静下来看一看想一想。我们的后代将要面对怎样的钢筋水泥建筑垃圾。其中不少人总拿浦东和深圳说事，说浦东当年也是鬼城云云。这种论调就好像鼓吹有了50万不要去买房而要像乔布斯一样在车库里办个企业、像马云、马化腾、张朝阳一样办个互联网公司未来就能富可敌国！殊不知有了50万去买房的99%今天成了有产阶级，去创业的99.99%都死去无声息成功概率就像精子得到卵子的拥抱。
3、用行政力量强行实行产业区域性转移，还有可能导致相关行业的衰败。市场不是黄金，黄金放到哪里都是黄金，市场换一个地方就不再是市场。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壮大，不仅仅要有资金做依托，更要有人口的聚集和密度做依托，还要有文化和消费环境做依托。服消费是弹性很大的一种消费，远不如日常食品一样刚性，离开了大量人群的"随性消费"，不仅商户的服装生意难做，而且有可能危及上游产能本已大量过剩的布匹和服装生产市场。
第四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想尽办法控制超大城市？以业控人、以房管人这种思路来自哪里？
明知不可而为之，自己让自己面子挂不住的事情，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机构都是不会去做的。一件事情，铁了心地要去做，多半是觉得只要下决心就一定能做成。这么多年来，国内北上广深四座超级大城市都想尽办一切办法试图控制人口，先是用户籍控制和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就地就上学和高考、限制买房买车等方式来试图达到目的，眼看不成，又换了以业控人、以房管人的思路，试图进一步增加外来人口的生存成本进而排斥"低端人口"。其背后，遵循的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和逻辑？
1、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凭简单的常识和直觉思考问题，缺乏复杂思维"多想一步"的能力和耐心。从政治决策层到知识界到普通民众，这么多年来主流意识形态，一直都认为北上广深等大都市的迅速发展是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畸轻畸重的结果，甚至被冠以"中国大城市像欧洲，小城镇和农村像非洲"的煽情描述。包括一些专司城市化研究之职的人，也在那儿咋呼说要想控制北京人口，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都集中在一起，要"分散功能"。这种坐井观天思维支配下，大城市把功能向外疏散、大城市"反哺"中小城镇和乡村难道不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吗？这种一叶障目支配下的思维方式，绝对不会在更大的视野上来思考问题，比如：为什么市场经济的美国和日本，人口和资源也高度甚至比中国更高强度地向少数大城市集中？
2、平均主义的文化理念是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最大、最顽固的全民文化理念，也是人类灵魂深处最难以驱散的乌托邦幻想。这种幻想有着最直观也是最深厚的民众基础。所以我对文化学者朱大可说："防范民粹、捍卫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陈志武有一则微博说："即使有权力制衡的美国，官员干预市场的冲动随处可见，因为关键时候干预很容易得到道义支持，会让人听起来有道德制高点。所以人类社会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低概率事件——难。在人人指望包青天的中国，这更会是奇迹。原来技术不发达，多少把政府之手关笼子里，现在信息和交通运输技术使权力空间变得无限广阔。"想一想"区域均衡发展"和"遍地绿水青山"以及下面的美好蓝图，是多少人日思夜想的世外桃源："城市的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城市的竞争会演变成为区域的竞争，或是城镇群的竞争。没有一个城市能综合涵盖所有产业，要突出自己的优势，城市之间互补，形成一个有机的城镇群。北京有很多的产业不一定北京做，可以给河北、天津，一体化互补共赢。都放在北京，成本很巨大。京津同城化，京冀一体化。"
3、懒惰是人类的天性，思想懒惰的人又是行动懒惰的人的数倍，但思想懒惰者常常不容易被察觉。思想懒惰的人容易简单思维直来直去，只顾目的不顾约束条件，不择手段。容易把事情简单化，理想主义，乌托邦，形成典型的只管目的不顾条件的"文人思维"。它带来的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直线思维方式。认为只要有决心，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加之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主题和道德观念先行的教育灌输方式，在人文社科领域具备全面、综合、复杂思维能力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这个时代背下，越是复杂思维的人和观念越不受待见，越是主题先行的人和观念越受欢迎。
哈佛大学穆来纳森领导的一个跨学科团队新近完成了一项对资源稀缺状况下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结论是：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断。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叶障目。文人思维下不断自我加冕自我高尚化的目的决定论者与此异曲同工，美好目的遮住了他们的一切视线，从而让他们忽视了一切危险和条件，尤其是当这种危险和成本不需要由他们自己去负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也完全屏蔽了他们自我反省的能力，如果失败，哪怕祸国殃民，他们也不会认为是自己选择的路径和方法有什么错误，而是"利益集团太顽固"。不是"我"错了，而是现实错了！他们从来不想一想，像万达、恒大这样每一分钱都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成功大企业尚且有可能决策失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不必为自己的决策负任何责任的官员，难道就有那么大的能力和品德，直接决定百姓万民到底该迁往何处？到底该怎样就业？从20世纪计划经济在全世界的全面失败，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决定性支配资源"的决定，难道不是全球数以亿计的人，用生命和血泪凝成的经验教训吗？
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最大的矛盾，就是闲不住的政府之手和放不开的市场之手之间的矛盾，权力太自由导致权利不自由，严重阻碍了资源的最节约最高效率配置，阻碍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渗透与流动，阻碍了经济和财富增长。所谓改革，就是要把民众权利和市场权利一点一点地还给民众和市场。
附歌词《城市之疡》，欢迎谱曲：
你说大城市天天堵车天天灰霾看不见蓝天
可我在美丽乡村绿水青山却看不见明天
你说大城市要以业控人以房管人坚决减少人
可我离乡背井妻离子散哪怕住城市地下井
城市之疡
城市之疡
你让我望故乡
我却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
你庄严许我以自由
让市场决定性支配资源
却又说我故乡的土地房屋不能卖给城里人
城市的户籍和高考也和我的孩子无缘
这不是我的自由
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的自由
是你随意剥夺我的自由
城市之疡
城市之疡
你让我望故乡
我却进退两难迷惘彷徨
我原本一无所有
但我不想永远一无所有
我只想要回我的自由
你不会比我更高明更知道我的决定
我不要你恩赐
我只想要回我的自由
我财产的自由
我人身的自由
我相信有了我的自由
我曾经一无所有
但不会永远一无所有
难道在你眼里我永远一无所有
包括我的权利我的自由？
我只想要回我自由
我不想跟你走
我只想跟着我自己
跟着我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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