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2日星期三

墙外楼: 澳门社会凭什么繁荣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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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社会凭什么繁荣安定
Jan 22nd 2014, 01:00, by 墙外仙

一篇不足千字的小短文,被某网站编辑推到首页,一天的时间,便有了二十几万的点击量。这在博客阅读已然普遍降温的今天,颇为难得。原来,网络编辑深谙标题党套路,撇开我的原题《澳门启示》,用了"澳门遍地赌场情色为何社会安定"这个对人类眼球有较强磁力的标题。

短文是我几天前在澳门一家酒店里,用手机写出并发表在博客中的。写作起因,是澳门基金会一位朋友的几句玩笑话。他说,澳门基金会所在的大厦挺有意思,简直是澳门社会的缩影。原来,那座大厦的不同楼层,除了基金会,还有写字楼、眼科牙科诊所,还有立法局,还有浴室、夜总会。据说,经常有人下错电梯,走错楼层。作为外地人,我觉得这很有趣,可以当"海隅奇谈"说一说,并没有揭示赌黄合法化的澳门社会缘何繁荣安定的远大理想。

于是,便有网友看过文章后,发出谩骂的。骂我标题党,骂我肤浅,骂我胡说八道。

网络上的谩骂,就好比大街小巷人们的随地吐痰,司空见惯,无可奈何,我也不甚介怀。但是,对于因那标题而进入我博客的众多有涵养的读者,我不免心怀歉意,仿佛欺骗了他们似的。因此,自认为有必要就那标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这样做,既可以弥补一下对"……为何……"感兴趣的读者的遗憾,也可以顺便答复一些网友的批评——他们认为澳门是小地方,跟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内陆地区,不具有可比性。

对澳门的社会和历史,我没有下过一天研究的功夫,肯定谈不出深刻的道理,只能不揣谫陋,根据亲身观察、体验、直觉,呈献些许皮相之见。不敢心存一文释尽天下疑的奢望,只求抛砖引玉,有机会得到内行专家的指教,醍醐灌顶。

遍地赌场情色的澳门,当然远非"桃花源",它也有着种种的矛盾,存在种种的问题。有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矛盾,有官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有外来资本与本地资本的矛盾,有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有本地居民与外来劳力的矛盾;有放高利贷的(当地管这种人叫"大耳窿"),有因高利贷负债累累的,有欺行霸市图财害命的,有抢掠他人金银财物的,有偷窃别家香玉情感的,有生无所乐服毒跳楼自寻短见的,有家庭不和夫妻反目的,有情爱不成男女成仇的……澳门回归前夕,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一年,知道那时候的黑社会有多猖獗,一个叫"崩牙驹"的黑社会头目有多威风(据说,葡澳政府的警察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不及黑社会),街道上摩托车被焚烧有多频繁,居民楼墙壁上我见过大耳窿留下的"再不还钱灭你全家"的黑色喷漆。

澳门、内地,并无天壤云泥之别。澳门有别于内地的,不过是政府施政稍微讲道理一些,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稍微收敛一些,社会街面稍微安定一些,街道环境稍微清洁美观一些,居民生活稍微安康一些,百姓言论结社稍微自由一些。如此而已。

一些朋友认为,澳门社会之所以安定,是因为那是个小地方,容易管理。这个说法,其实很容易驳斥。内地只有百十人口的小村庄,混乱不堪、贫穷落后、问题百出的,多了去;世界上的国家,政治最黑暗、社会最贫穷、民生最水深火热的,不乏人口只有百十万的蕞尔小国;就是澳门,历史上也并非总是像现在这样繁荣昌盛、安定祥和的。另一方面,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幸福的富国、强国,从来就不乏幅员辽阔、人口多达数千万甚至数亿的大国。

澳门社会之所以有如今这样的局面,任何对澳门社会稍有了解的人,都可以说出一系列的直接原因。比如说,社会治安良好,是因为回归后,驻军、警察有足够的保卫、维护能力;经济繁荣,是因为中央政府信守诺言,给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度自治的权利,给予澳门的传统产业旅游博彩相当开放的政策;特区政府和政府官员不像内地这般声名狼藉,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手里是有选票的,新闻报道是比较自由的;百姓感觉良好,是因为他们结社、言论是真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澳门街道环境整洁,是因为"澳门是我家,清洁靠大家"不只是一句口号,还能够落实到行动上。

不说别的,澳门第一大报,《澳门日报》头版头条不会是"政府首脑很忙","澳门居民很幸福",或者"别的国家很糟糕",而往往是本地发生跳楼自杀之类人间悲剧。澳门居民要想成立一个文化社团,只要人数达到法定要求,很容易得到政府的批准;才五十多万人口的澳门,民间社团多达六千多个,而且,搞活动是很容易申请到政府机构"澳门基金会"资助的——这个基金会非常有钱。单是这两点,就足以令很多内地同胞瞠目结舌老半天的了。

凭我的知识、见识,对于澳门社会繁荣、安定的原因,只能分析出如下几点:

一是杂交优势。回归之前,葡澳政府有诸多可供诟病的地方。但是,不得不承认,葡萄牙人管治澳门数百年,给澳门带来了先进的欧洲文明,包括政治、宗教、经济、法律、科技、文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这些先进的文明,有一部分被澳门百姓以及回归后的澳门特区政府吸收了,加上以广东籍居民为主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点,就杂交成了一种较之单纯的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更有活力的地区性文明。有个例子,意味深长。忘了是1996年还是1997年,当时的葡萄牙总统沈拜奥访问澳门,为作亲民状,在街上散步。看到一个模样可爱的中国人小学生,总统想跟他套近乎,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散步、聊天(广东话叫"倾解")。不料,被这小学生一口拒绝,他的理由是"要回家写作业,不然妈妈会骂的"。这样的小学生,十几年前的内地,大约很难找。

二是政策优惠。澳门是特区,有着国际贸易、旅游博彩等行业开放自由的传统,回归之后,中央政府不但没有收回这些方面的开放自由权,反而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许多优惠与照顾。例如驻军解决了黑社会的问题,使社会治安状况大大改善;批准填海计划,使澳门的房地产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澳门的繁荣,其实可以证明一个道理:政府稍微从管制型往服务型靠一靠,社会就会多一点繁荣,百姓就会多一些幸福。

三是法律有效。葡萄牙政府是典型的文牍主义政府,在国人看来,办事有着西方人普遍的刻板死心眼,迥异于我中华文明的机智灵活,变化莫测。惟其如此,他们的法律法规,才不至于形同虚设,而会有真正的约束力量,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权力,对百姓的权利,都有真正的限制、保护作用。比如说,回归前后的澳门政府,都规定公务员在每年的春节几天以外,不得涉足赌场。这个法律法规,没有人胆敢挑战。

四是百姓本分。我无意批评香港部分居民的倨傲,但不得不指出一个事实: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人民,有着明显的气质上的差异。曾经分别由英国人、葡萄牙人管治的两个地方,几十年来,一直是部分内地人民的乔迁目的地。乔迁之际,人以群分:有大能量、大理想者归香港,无大能量、大理想者归澳门。久而久之,香港便成了有政治诉求者的聚居地,而澳门则成了逃世隐逸者的山林。澳门人不太关心天下大事,但求生活富足安定。随便浏览澳门报纸的专栏,经常可以读到当地作者自称"小城"的文字。澳门人的这种气质,搞政治、办大事、经世济民,是不成的,但于建设一个美好的生活城市,是相宜的。

说了好多条,其实都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作文而东拉西扯——的嫌疑,作为一个每一两年总要去次澳门、有不少澳门朋友的内地居民,澳门人令我羡慕的,不过是两样东西:一是自由,二是选票。澳门居民有结社的自由,选举立法委员,澳门籍成年居民人手一票,如果参加文化社团,还可能有选举特区长官的票;而内地居民呢,按宪法规定都是有的,但经过各级政府的种种运作,实际上等同于无。内地同胞,就数农民手中有选票,他们可以直接选举村长;作为城市居民,我只有一张选票,选区级人大代表。这张选票,通常情况下,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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