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资本》作者 托马斯•皮凯蒂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收入及财富的分配是当今最富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历史告诉我们，强大的经济力量在各个方向上都会起到作用，有的促进社会平等，有的削弱社会平等。哪一股力量占上风，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政策。
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该国被视为旧欧洲世袭制社会的对立面。在19世纪历史学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看来，美国充足的土地可满足所有人购置房产的需求，以公民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可以在这里欣欣向荣。直到一战前，美国财富集中在富人囊中的程度还远不及欧洲。但在20世纪，这种情况却发生逆转。
1914至1945年期间，欧洲的财富不平等现象因为战争、通胀、国有化和税收而减弱。之后欧洲各国建立起来的制度虽然缺陷颇多，但结构上比美国的制度更平等、更包容。
讽刺的是，欧洲许多制度的灵感恰恰源自美国。例如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英国用高税率打击那些高得离谱的收入，使收入分配保持均衡合理。但这种带有没收性的所得税是美国的发明——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率先设计出了这种税制，以避免像阶级分化的欧洲那样出现严重的不平等。美国的高税率试验没有损害增长，其当时的增速高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水平。这个理念理应恢复，尤其应当在它的首创国恢复。
美国也是率先普及大众教育的国家，19世纪初识字率便达到接近百分之百的水平——至少在白人男性中如此，而欧洲又花了近100年才实现这一成就。但还是那句话，如今更包容的是欧洲。美国确实拥有许多世界顶尖的大学，但欧洲更擅长打造优质的中等排名大学。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名显示，世界最佳的100所大学有53所位于美国，31所位于欧洲。再看看最佳的500所大学，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有202所大学上榜，美国只有150所。
人们常大谈本国英才教育体制的优点，但不论是在法国、美国还是其他地方，这种说法基本不符合事实。人们这么说，往往是为了找理由说明现有的不平等现象是合理的。美国曾经是在大学录取方面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如今的录取却严重不平等。建设兼具效率和机会平等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所有国家均面临的重大挑战。
大众教育很重要，但它无法保障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美国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顶层群体的巨额收入。为什么？管理者的技能进步是否比其他群体更大？在大企业中，很难确定每个人的工作会贡献多少价值。但另一个假设——即高层管理人员通常有权自定薪水——更能得到证据的支持。
即便薪资不平等得到控制，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另一大邪恶力量的存在往往将普通的财富不平等放大到极端水平。一个常见的情况是，资本所有者积累回报的速度快于经济增速，不断扩大资本家的利益份额，牺牲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19世纪不平等加剧的原因是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速，而相同的情况有可能在21世纪重演。《福布斯》(Forbes)全球亿万富豪排名显示，在1987至2013年期间，最富人群的财富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速的三倍还多。
美国不平等状况如此严重，而政治进程又牢牢地掌握在最高收入群体的手中，必要的改革也就无法发生——这颇像一战前的欧洲。但这不应当压抑我们的改良热情。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按照个人财富净值征收一种全球性的累进税。事业刚起步的人只需交很少的税，而财产亿万的人要缴纳重税。这将遏制不平等，让成功变得更为容易。这会将全球的财富动态置于公众审视之下。缺乏财务透明和可靠的财富统计数据，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挑战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选择。中国和俄罗斯也必须拿富裕的寡头开刀，而他们有自己的手段——实施资本管制，用监狱高墙控制住那些最有野心的寡头。对于更青睐法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全球财富税是更好的措施。或许中国会比我们更快接受这种想法。
通胀是另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过去，它有助于减轻公共债务的负担，但也侵蚀了较不富裕人群的储蓄。相比之下，对巨富征税似乎更可取。
征收全球财富税需要国际合作。国际合作虽然困难，但是可行。美国和欧盟(EU)各占全球产出的四分之一，如果它们能够步调一致，建立全球金融资产登记机制也就指日可待。对于拒绝合作的避税港，可对其予以制裁。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许多人或许将转而反对全球化。假如有朝一日他们有了共同的声音，那将是已被遗忘的提倡民族主义和经济孤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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