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脸书：這次反服貿運動最大的意義之一，是打開了一個新的辯論，關於台灣民主和兩岸政策的辯論。是的，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了，是大家的事，我們應該在各個領域去思考服貿或者和中國的相關政策，以下文化界的朋友發起了一封信要和龍應台對話。】
文化為社會之根本，有如土壤與空氣。而文化界，則泛指文化生產的各個部門，深度依賴手工、眼睛、思考、批判與對多樣化世界的理想，多數從業者在高投入與不那麼相稱的報酬中，通過創作、評論、教學、編輯、出版、印刷、發行、傳播等等，為整個社會提供精神糧食，維繫與刺激知識的推陳出新，心靈的蓬勃運作。是的，正因為文化界為「精神」服務，歷來為政治控制的必爭之地，當然也正是所有珍惜臺灣多年來血汗奮鬥得來的多元與自由的人們，無論如何都要保護的領域。在國際經貿談判場上，有所謂「文化例外」（L’exception culturelle）之說，認為文化屬於特殊範疇，不能與一般商品一概而論，以確保文化的多樣性。
再者，文化界的工作與生產，環環相扣。印刷、發行、通路能影響創作、編輯、出版，特定的經濟力量或者國家力量，能通過控制印刷、發行、通路，而操控編輯、出版、創作的形式與內容，這在兩岸的現當代歷史均有多例可循，殷鑑不遠。出版審查、開天窗一類的情事，所在多有，更嚴重的是造成所有文化界從業人員在國家審查之前先行自我審查，人人內心有個小警總。自由很難爭取，可是卻可以很容易地因為金錢而賣出、因為政治強力而喪失。這是曾經發生以及正在發生的現實，絕非想像的恐懼。當然，許多不容易與思想領域有涉的圖書、許多擁有高象徵資本的文化人，還是可以兩岸暢行無阻；但是，爭取自由，本來就是為了那可能存在的異見謀求不被打壓、不受威脅的空間，就算只是一粒沙。
因此，當前的兩岸服貿條例中，關於文化界相關範疇，雖然只開放印刷、通路，而未及於出版，並不表示就能夠切割開來。對岸印刷業只允許國營，出版圖書必須取得書號，書號屬於國營出版社，雖然有若干小型出版體存在，仍需要購買書號。若對岸以國家資本前進臺灣，我們的中小型印刷業者何能生存？通路如何保持政治中立？臺灣雖無書號制度，卻有可能受到反向操控，寫作者也許可以繼續自由地寫，但是恐怕不是什麼都能自由出版、販售與流通──誰願意像蘇珊．宋妲（Susan Sontag）筆下不世出的傑出俄羅斯作家茨普金（Leonid Tsypkin）那樣，在黨國監控下只能創作「寫給抽屜的小說」，生前根本不曾看到自己的著作發表？國家資本的威脅與必然的監控細緻化、內化，這已經不是「有沒有競爭力」、「敢不敢競爭」的問題。
我們的文化部長龍應台也承認，兩岸服貿條例中放入印刷業，自己根本是最後一刻才被告知。連主管國家文化範疇的一級部會長官都受到如此對待！我們無法想像，過去曾以「野火」啟蒙過整個世代的龍部長，能夠接受這種現況。可是，文化部的存在，難道不是在替文化界服務、盡到保護與爭取的責任嗎？文化部難道不該具有前瞻性與洞見，站在文化界的立場思考，而非站在掌權者的立場思考？即使龍部長說，當作家和擔任政府官員，本來就是不一樣的事情，可是，那並不表示理想因此可以更動、信念因此可以妥協。難道不是這樣嗎？還是，部長的內心只經沒有火種，只剩下了如何遵從主子的意志，並視之為義務？
我們熱切期待龍部長以知識分子的高度、以文化界同路人的角色，為我們爭取權利、解答疑惑、消除恐懼。正如部長所言：「這不是經濟議題，事情比經濟還要深層。」文化界本來經營的、在意的，就是這個「深層」。無論是挺服貿、反服貿、不反服貿的立場，我們都期望文化部和龍應台部長：
（一）更能發揮文化部的功能與維持尊嚴，在任何與文化界相關的兩岸法條制定時，都能先和文化界充分溝通，並真正盡到法條制定過程的監督職責。
（二）能夠認知到出版、印刷、販售通路等，乃是環環相扣，牽一髮動全身，並不是不歸文化部管的就與文化無關。龍部長身兼作家、公共知識分子，素來與文化出版界熟悉，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害攸關，所謂「出版沒有開放」、文化部就不需有任何作為，只是卸責之詞。
（三）擱置甚久的「圖書統一售價」法案，是獨立書店、小型出版社能夠存活的屏障，同時也能避免低價傾銷造成圖書市場崩壞。立法進度如何？文化部不能再迴避！請龍部長給出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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