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0日星期四

墙外楼: 莫之许:十字架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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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十字架之殇
Apr 10th 2014, 04:21, by 墙外仙

这几天,温州永嘉三江教会教堂传言将被强拆,数千会众赶往教堂守护,到目前为止,教堂暂时安全,但当局拘捕了牵涉此事的当地规划局官员,指该教堂占用基本农田、且属于违规建筑,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此外,除三江教会外,温州等地仍在强拆其他教堂和十字架,如苍南县灵溪镇沪山教堂十字架、瑞安市区沙河聚会处十字架,等等,因此,三江教堂仍处在危险的阴影之下。

坊间传言,此次拆迁危局,缘起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路过永嘉,见该教堂气势雄壮,其上的十字架高大夺目,心生不悦,遂有拆除十字架之命。将拆堂原因归因于地方领导个人,应不足采信。事实上,针对教堂的逼迫,并不罕见。如2013年11月15日,河南南乐抓捕张少杰牧师及20多名教会同工,就是最近的例子。正如学者范亚峰所言:"以所谓拆违的借口拆教堂和十字架,是延续90年代以来宗教问题非宗教化处理的思路,目的在于以貌似合法律的理由掩饰宗教逼迫的实质。"

更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三年前也就是2011年4月7日,因为购买的场所一直不被允许使用,北京守望教会的教众被迫走上露天,开始户外敬拜,因此招来了持续的打压,三年来,守望教会的教众不畏打压,仍坚持每周的户外敬拜,该教会的牧师金天明,也自那时起,一直被软禁至今。这表明,针对基督教教堂的逼迫,并非个案,而是有着更为普遍和深层次的原因。

从极权体制建立那一天起,与教会的争战就没有停止过,这是极权体制的本质所决定的。极权体制的运行,建立在其对于社会所有领域的凌驾之上,通过对所有社会领域实施控制和领导,并控制民众生活的所有层面,极权体制才得以运行。简而言之,极权取消社会。早期极权体制则更具有扩张性,在控制和领导社会各领域之外,更试图将独断的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必然与宗教信仰发生直接的冲突。也因此,王怡牧师曾总结,早在50年代,就有过三个文化革命,分别是针对宗教、针对资产阶级和针对知识分子,首先选择宗教下手,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宗教信仰与极权体制的建立和运行最不相容的缘故。

进入所谓改革时代,极权体制依旧凌驾于社会之上,但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一是官方意识形态破产,极权体制失去了意识形态扩张能力,无能再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二是有限市场化的展开,极权体制逐步失去了对于大多数民众的人身和生活的直接控制,使得民间获得了相对自主的空间和一定的资源能力,在这一新体制——许多人称之为后极权——条件下,以家庭为载体的教会(官方称之为地下教会,以相对于所谓地上的三自教会)遂得以复兴,此外,在温州等地区,在三自的官方名号下,教会也获得了相当的自主发展,如范亚峰就认为,"温州地区教会最大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在于,三自与家庭的界限相对模糊。有些三自教会,其自立比之家庭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江教会即是一例)"。

对于这一新现像,后(新)极权体制不得不加以了一定容忍,但也不无警惕和防范。如着名的新黑五类的提法中,"地下宗教"就赫然名列其中,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来看,家庭教会也一直被列为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家庭教会的逼迫事件也一直不绝如缕。在另一方面,随着家庭教会的发展,仅仅以家庭为载体,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从而对于教堂场所有更高的要求。此外,教会并不孤立于社会进程之外,对于当代中国的种种冲突和撕裂,以及对于未来转型的担忧,都会促使部分教会领袖思考并重新定位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家庭教以更为公开、更为积极的方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既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其自身意愿的伸展,乃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其中,王怡牧师的表达尤为自觉和直接:"所以我们会看到城市家庭教会,需要一种以福音为中心的一场新的植堂的运动,不单单是从个人的意义上去传福音给A、给B、给C,而且是需要形成一个社会的植堂运动来回应政治的转型跟挑战。"

无论是出自家庭教会的自然发展,还是教会出于自身意愿而向社会伸展,这种"植堂"运动在社会领域的扩展,都会对现体制造成冲击。表面上看,现体制的意识形态总发条已经松驰,并不再具有进攻性,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宗教信仰的存在,但是,必须要看到,这一容忍只体现在私人领域。现体制的有效运行基础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而是依旧建立在对社会领域的绝对控制和领导之上。也因此,容忍信仰在私人性质的家庭领域存在,并不意味着现体制会容忍、乃至允许教会在公共性质的社会领域发展。相反,只要现行体制的极权属性未曾改变,就不可能允许任何脱离其控制和领导的社会组织出现,也因此,不受体制控制和领导的家庭教会或具有自主性的三自教会,一旦开始进入社会领域,即是对现行体制的公开挑战,并必然遭到现行体制的打压和限制。

针对北京守望等家庭教会,到如今针对南乐和温州三自教会的一系列逼迫打压,其实都是当前教会向社会领域发展,从而刺激乃至挑战到现行体制的底线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并不令人意外。在当下,类似三江教会这样的具体案例,并没有多少幻想的空间,体制的逼迫并不会因为教会方面柔性低调的应对而改变。而从更纵深的视野来看,目前的打压,不过是教会与极权体制长期争战的一部分。放眼未来,只要极权体制存在一天,无论是家庭教会还是具有自主性的三自教会,只要不放弃向社会领域的伸展,与体制的争战就会继续一天,直到极权体制崩塌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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