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日
昆明血案發生之後，有學者發佈媒體報道恐怖事件指南，同行詢問我的意見。我回覆道，「中宣部的禁令，早已經媒體人透露在網路，其要求不僅『嚴格採用新華社通稿』，還具體到『不做大標題不配圖片』。學者指導媒體不要發佈血腥照片云云，那是在假裝中國媒體有報道自由嗎？」
有論者指出，當少數民族遭受欺凌而呼喊，沉默的漢人便可視作犯罪的同謀，因此沒有理由要求與官方區別對待。我不贊同這個說法。想想昆明火車站的那些受害者，有些是正要背井離鄉的農民工，有些是生計艱難的城市平民，他們本身是不公平政策的受害者，怎可為當局的政治行為負責？
但我不得不說，哪些無視甚至掩蓋社會真正問題的學者和媒體人，應該對慘痛的現實負有責任。學者們既然關心媒體報道，為甚麼不對這個問題的前提──言論自由──發出聲音？沒有這個前提，那些報道指南恐怕應該是另外一種寫法吧？
通稿是宣傳而不是報道，即便它掌握了全部的真相和宇宙的真理。言論自由的要義在於多元開放，讓各種來源的消息互相對照和校正。禁止其他媒體發聲，只留一個話筒，無論它說了甚麼，都應該遭到質疑。
我知道，這不過是在重複我於2008年西藏「3.14事件」之後發表的那篇文章的觀點。那篇文章引發軒然大波，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迹，中國的民族問題卻依然如故，而且現實更加殘酷，這正是令人痛心之處。
開放討論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所有解決之道的基點。不管宣傳部如何禁聲，人們都在以各個方式談論民族問題。但是，很少有人思考：我們用於談論的資訊都是從哪裏來？如果來源只有單一的官方管道，它能否支撐起我們的思辨呢？
新華社宣佈，「事發現場證據表明，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勢力策劃組織的嚴重暴力恐怖事件」。現場證據如何支持這個結論？神秘的通稿不肯透露更多資訊。很多人願意相信，部份是因為它「權威」，部份則是看到民族矛盾的激化，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
無數聲音在鸚鵡學舌地說，現在不是反思的時候，只要譴責、譴責和譴責！我想要說，對於分裂分子，中國從來不缺少政治態度和憤怒譴責，甚至也不缺少嚴厲打擊， 而是基於多方資訊的深刻反思。如果看見很多來自維吾爾族的流浪少年就開始反思，那麼就不會有「7.5事件」；如果「7.5事件」後就開始反思，那麼就不會 有天安門撞橋事件；如果天安門撞橋事件後就開始反思，那麼就不會有前日的昆明血案──那起事件就已經被官方定義為恐怖主義行動，威脅到普通民眾的生命，但 是好像大家都不以為意，麻木不仁。
我並不是說官方沒有掌握資訊並進行思考。官方陳舊的思維模式及利益考量的結果，就是進一步加強打壓。血腥的事實證明，對於普通民眾來說，這種做法加大了風險。幾十年民族政策的失敗，是一個無可否認的簡單事實。
很多人還一再拿美國「9.11事件」作為例子，說當時美國人拒絕反思。首先，美國並不總是榜樣。在「9.11事件」之前和之後，美國對外政策有太多值得反省 的東西。其次，當時美國媒體的確有「同仇敵愾」的傾向，但是這跟中宣部下令用「通稿」完全是兩種性質。更重要的是，學者和媒體人很快進行了反思。這些反思 中國媒體和出版業都有譯作，可是總是有那麼多人視而不見。2003年我在柏克萊大學新聞學院訪學的時候，那裏甚至還有專門研究愛國主義如何妨礙新聞自由的 課程。
新疆問題的確很複雜，但是思考的起點卻可以很簡單──再也不要說甚麼民族優惠政策，他們和漢族百姓一樣，需要的是平等與尊重，需要的是傾聽和理解，需要的是和平與對話。恐怖行為當然讓人感到憤怒，但是當西藏人沒有採用恐怖行為，而是一個接一個自焚進行抗議的時候，你的感受又是甚麼 呢？
那些忽視開放與對話、高喊政府嚴厲打擊的人們，包括居住在新疆的漢人，如果你是普通百姓的話，那麼你應該明白：高壓政策帶來的好處都由權貴收割，風險卻要由你們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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