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肯不中肯我也没法断言，但是觉得说的很实诚，思考的方向和角度确实像一个面临意识形态危机同时硬实力又不错的执政党领袖所关心的着眼点。
提儒是对应如何对待传统这个问题，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继承发扬传统中好的一面；提佛是对应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冲击，强调一定要实现本土化；另外很坦率的说明具体措施怎么做并不知道，但原则立场很明确。
换皮论和文革论在习总这里都是不受待见的，社会主义的名号得到保留，但强调"一定要从外来的变成内生的"。
总体上看是类似于甘阳那样"通三统"的思路，将毛时代和革命同样作为一种传统批判的继承下来，大体上就是仍然宣扬要搞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重新下定义，绝对要做到与欧美有所区别，对传统文化是继承和弘扬的姿态，而不是反传统的姿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弘扬传统文化中优秀一面的体现。看上去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大概是类比佛教，为此特地提了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在其发源地消亡了，但在中国经过本土化改造后昌盛至今），总之态度很明确。
这个不是新儒家的路数，新儒家是不屌共产党的。
这个像是甘阳，刘小枫的路数，也就是简言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来自于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而不是来源自外国，是传统文化优秀面的进化版本，坚持搞社会主义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发扬（特别注明从毛起就是这样）。
有人可能觉得惊奇，实际上刘小枫在2000年左右就写过一本《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专门反驳"现代中国革命思想是受基督教世俗化及社会运动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具有内在逻辑关系"，而强调现代中国革命思潮来自儒家的内生传统。此书的出版时间足以证明刘小枫的转向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当然刘与甘两位绝不是左派或毛派，他们是保守主义者，这足以证明过去遮蔽于西化自由派阵营内部的保守主义者独立出来了。
在泛滥的对欧美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实际西学另有一保守主义的传统，以基督教作为社会支柱。刘与甘两位显然是想让儒家和儒学在中国扮演类似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在西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这种类比是更接近儒家在历史上的真实地位和志趣的，而不像新儒家那样把儒学与自由民主牵强比附起来。但是所有的保守主义，包括东方的儒学和西方的基督教来说，它本质上都是一种精英主义思想。精英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中必然是少数者，尽管它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阶层。因此特别强调一个社会流动性问题，用老子的话来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那么就要做到人尽其才，使非统治阶层中的优秀人才选拔到统治阶层中来，否则就会造成逆向淘汰，引发社会动荡。比如中国历史上单纯的农民起义并不可怕，一旦有失意文人参合进去那就足以造成改朝换代。
所以宋代以后扩大科举名额，恩养文人士大夫，导致了宋以后超稳定结构的形成。历经改朝换代，科举制度仍然坚如磐石，社会结构就一直是超级稳定的，直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科举不能有效的培养新式人才，这才使它遭到质疑。
换言之儒者士大夫属于社会中层，寒门子弟学而优则仕，升官同时意味着发财，即使一个秀才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也受优待，这完美的反应了"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的理论。而且考试的公平性和成本向包括贫寒子弟在内的所有人敞开而不只是贵族子弟，布衣卿相虽然是条很艰难的路，但也不是不能做到。这就是几千年来儒学兴盛不衰的内在生命力所在。
然而现在复兴儒学的最大难题就在于新时代下的中产阶层应该如何塑造的难题。
传统的中产阶级就是体制内和公务员。然而我们知道体制内的经济效率是很低的，古代正是因此只能维持一个小政府的规模，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也有皇权不下县的自我克制。现代也一样，你能想象高达一亿人数以上的公务员队伍吗？
而体制外的按传统观念不属于官而是民，商人牟利为传统文化所不取，概因贫富分化会引发社会不稳定。所以这部分按西方属于中产阶级的群体成员在当代中国毫无中产阶级的觉悟和感受（除了身上的钱多点以外），只有认同西学理论的前提下他们才有自豪感和安全感。
所以，当代中国种种乱象的背后实质，就是本来应该统一的中产阶级认同在中国出现了撕裂，而且互相对立。中产阶级不但不能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相反他们总想着拉拢上层（宪政或左转）或下层（美式民主或文革大民主）来清洗掉与己对立的另一部分中产阶级。以至中产小资白领公务员本身在舆论上都成了贬义词。
这就使得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由本来的学理之争变成了现在事实上的党争。
随便一个体制内的小办事员都能对前来办事的大商人颐指气使，但同时体制内高官的合法工资金额对比民企的只能流口水。当然在变通的潜规则下，灰色收入和官商勾结就流行开了。所以体制内就难逃腐败之责，民企则永有原罪之痛，而且双方的指责都是理直气壮，合理合法。跟着这两个词汇走，你就能清晰把握到舆论的风向变换，这就是猫论和摸论几十年来结出的果实。
儒学复兴也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也罢，能解决这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吗，解决不了那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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