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炼钢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唯意志论者毛泽东以"赶英超美"为号召，发起了生产"大跃进"运动，举国为之疯狂。当局把钢铁产量作为竞赛的最高指标，制定了一个钢铁产量翻番计划，即一九五八年要达到1070万吨，一场全民"大炼钢铁"闹剧在神州上演。
在关中平原"大炼钢铁"运动中，渭河滩上活跃着被新政权驱使来的男女农民。他们抡起头、铁锨，寻找铁砂……将挖到的铁砂放到簸箕里，浸入流动的河水中来回摇动，砂子顺水飘走，留下一把黑宝贝。红旗飞舞，喇叭喧天。运气好时，一个人一天有几十斤的收获，背运时颗粒无收。折腾了数月，渭河被无数双热情的手翻了个遍，好似一位重度白癜风病患者，令人不忍注目。
继父参加了当年的运动，他说，早上从北岸罗家村坐船过河，到南岸淘沙，一直干到太阳下山才收工，晚上借住在村民家中。一天只吃两顿饭。入冬后，河水刺骨，落下了病根，老了以后，双腿膝盖疼痛难忍，现如今每日靠敷中草药解痛。
将上百斤铁矿砂悉数交给当局后，继父又被征召到宝鸡峡水利工程突击队。
采砂不能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基层干部就想别的办法。农民家里带铁的碎东西一一被强行收走，甚至连秤砣都不放过。干部还带民兵抢铁锅上缴，五泉乡队干部带人抢走了高家村一户社员家的铁锅，砸碎后上交充数。这个行为的后果是，当昙花一现的共产主义大食堂解散后，好多人家无法做饭。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当局宣布提前十二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宣称钢产量达到11 08万吨，但合格钢仅为800万吨。
"大炼钢铁"造成灾难性后果：农业荒废，工业畸形，人心涣散；更可怕的是，严重破坏了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饥饿和逃荒
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夺走了农民必要的口粮和余粮，使其失去生活自主性，沦为工业化建设的牺牲品。"除四害"、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及执政者的瞎指挥等，造成粮食大面积歉收。自上而下的虚夸、欺瞒，彻底恶化了农民的生存条件，终于在新政权掌权九年后的一九五八年年酿成空前的大饥荒（1958—1961）：三千多万人活活饿死。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在官方教科书里以"三年自然灾害"之名轻松带过，近年因杨继绳先生的巨著《墓碑》，执政者的罪恶方昭著于世。
在富饶的关中平原，吃不饱肚子的人们纷纷逃往西部。一九六一年，十九岁养继父，揣着借来的二十块钱，和同村一名青年踏上西行之路。
逃荒者日众，当局用出行管制阻止人们外出。由于绛帐车站不卖开往西宁、乌鲁木齐方向的车票，他们只好步行十多公里，到常兴火车站，那儿同样拒绝售票。继父咬牙掏出一个锅盔贿赂售票员，才买到了去西宁的车票。
车厢里挤满了逃荒的年轻人。他们手提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洋瓷缸，身背干粮袋，一脸张皇。高家村有人在青海当工人，能吃饱饭，回家还带回上百块钱。这对继父产生了巨大诱惑。站了十几个小时，他们到了目的地。青海省公安厅招工，他们被编入垦荒大队，四五十人就这样被拉到五十公里外的湟源县。
出门是为了有口饭吃，却想不到还要忍饥挨饿。开荒，放牛，背粪，白天干十几个钟头，到晚上饥饿袭来。半夜三更，他悄悄爬起来，在深山里寻找食物。遗漏的马牙蚕豆是他最主要的猎物。月黑风高，鬼哭狼嚎，一个营养不良的少年，匍匐在山里，吞食偷来的植物果实和根茎。
几个月下来，他的身体彻底垮了，脸忽肿忽塌，得了浮肿病，只好打道回府。回到高家村，虚弱的继父交给养娘百十块拿命换来的辛苦钱。在家静养了半年，才缓过劲来。
关中平原在饥饿中。能吃的东西几乎都吃光了。玉米芯掏空了，沟渠边的野菜都拔光了，村里唯一一株老榆树的皮早被剥光了。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曰："偷一石，当模范；偷一斗，红旗手；不偷不逮，饿死活该。"饥饿把人原有的做人道德彻底摧毁了。
二舅回忆说，整天就觉得饿，盘算着能吃到什么东西。他说，从甘肃逃荒来的一对年轻夫妻，歇在绛中村村口的麦场上，讨不到吃的，男的就将麦秆烧成灰，盛到碗里，加水和成糊糊，仰脖子喝下去，最终倒毙在地。村人自身难保，只能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有人用席子裹起男子埋了，将可怜的女人带回家，配给自己的儿子为妻。这个女人命大，一直活到现在。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念佛烧香，慈眉善目。
老家扶风在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里曾饱受摧残，绛帐镇双庙村人张浩文先生的长篇小说《绝秦书》以此为主题，为那场惨剧作了可贵的艺术留影。读了此书，又听了继父和二舅的讲述，我才明白父母们对粮食的那种珍惜之情。幼时，在饭桌上掰馍时，指甲盖般大小的一坨不小心掉到地上，因为粘了尘土，就懒得去捡。没想到却迅疾挨了继父一个巴掌，在他威严的目光逼视下，我只好弯腰捡起来，掸掸土，委屈地咽下去。
老辈人吃饭，不论是糊汤还是玉米粥，他们都要扒拉得干干净净，终了还要用舌头转圈舔一遍。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舍不得浪费一粒粮食，剩饭剩菜一定要吃完。夹菜时不小心掉到桌上的，也一定要夹起来吃掉。在他们心里，不糟蹋东西才是人生的最高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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