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一直想把1820年中国被动开放以来形成的企业家资源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之中，因此出台了很多奖励企业家的措施。不过由于奖励措施大多数都只是一纸空文，负责盘活企业家资源的商部，并没有围绕这些措施继续跟进。有人终于意识到了这些章程的空洞和缺陷，于是奏请朝廷，任命大企业家张謇出任商部的"头部顾问"，算是为政府的企业家收买政策树立一个标杆人物。不过张謇得到的奖赏也没有什么含金量，真正有价值的官家资源，张謇并没有拿到。直到1904年4月，由于张謇组织了"十一家公司，总资本达到了200万元以上，年利在30万至40万元"，因此朝廷才给了张謇一个大一点的奖励。由此，张謇成为晚清第一个被朝廷奖赏的企业家 。不过按照规定，张謇只能获得二等议员的资格，但实际上张謇已有的官衔，比二等议员高出了许多，毕竟他是状元出身。其他跟着获得奖励的3个企业家，获奖理由也不是他们为工业的创办和集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在职的官员，用官员的权力，在促进企业家创业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
回头看，这样做的问题是明显的。首先是朝廷总是愿意用官家行政资源与企业家交换，这事实上是引导市场资源朝着政府的方向聚拢，这必然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其次，真正掌握资本的，其实是那些官僚，这导致政府的刺激计划，事实上依然是官僚之间的游戏，因而再次加重了本来就非常浓厚的官商结合传统。
表二：对投资者的奖励
不过有趣的是，晚清的媒体自由度似乎不错，他们很早就对这种官家奖赏的措施提出了批评意见。当年的《东方杂志》和《华字日报》就评论，中国的实业家其实并不想得到朝廷的所谓名誉爵位和虚拟官衔，他们更想在生意的层面让政府给予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 。这样的评论甚至引起了社会层面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名誉爵位和虚拟官衔可以用金钱买到，而且的确有一部分商人花钱购买，这一方面使得朝廷的相关政策几乎变成了一种被人们耻笑的垃圾，另一方面则是花钱购买官衔的商业企业家普遍被人私底下耻笑 。
个别精英人士也试图阻止这种买官觅爵的行为。早在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就站出来反对，他非常痛恨买官卖官的社会风气，深感晚清各种弊端，均由此而生。为此，他甚至提出应该效法周代的官职管理方式，即直接把贵族爵位奖励给功绩卓越的平民 。到世纪末，张謇再一次提到了冯桂芬的观点，主张朝廷应该尽量控制由政府主导的官爵买卖行为，这一次，张謇举出的例子，乃是欧美国家的制度 。
历史作证，晚清的以官爵奖励为主的工业化政策，最终演变成一个被历史记录下来的丑陋的中国现实，是中国官商结合传统发展到极致后的怪现状。作为"20年目睹之怪现状"，晚清的各种官爵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方式获得，因此买官卖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到1900年，海内外几乎所有中国商业企业家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有某种官衔，朝廷通过卖官，获得一点点眼前的利益，企业家通过买官，搭建某种和官员接触的通道。其结果是遍地都是官员，是企业家不像企业家，官员不像官员，整个社会围绕朝廷利益分赃，市场的内在机制被中国人完全忽略。
无论是动机，还是实际上，晚清对工业的推动措施，都不可能有效果。到1906年10月，农工商部撤销了此前的全部措施，然后制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奖励制度，并获得朝廷的批准。这一次的重点在于，要给予技艺高超的工匠和有发明创造的技工授予勋爵，而且为了保证能够推行这样的措施，要求各省的官员和各个商会推荐候选人 。
但这样的补救措施于事无补，晚清正在迅速走向末路，政府必须而且只能首先关心所有与战略武器有关的工业，包括造船、铁路、采矿和兵工厂。这既造成了政府的主导行为对市场和企业家的遮蔽，也造成了资源绝对由政府垄断的格局。从朝廷往下看，似乎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从市场的基层往上看，却是各种利益的博弈，是社会矛盾因为经济方法的错误积累成了一个个社会热点问题。说到底，晚清的错误，首先是经济方法的错误，它没有采取政府全面退出的策略，让市场的力量自发发展，恰恰相反，采取的是政府过度参与到市场和企业建设中，最终导致市场全面枯萎，政府因工业的疲乏和财政力量的薄弱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一个更直接的证据是，晚清为了尽快找到军事崛起的方法，甚至将纺织这个能够拉动农业社会经济的重要产业放在了边缘位置，虽然它一直是中国进入近代化进程后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与纺织行业的命运相似的是国际贸易，由于政府过度强调自强，这导致了一种民族主义的狭隘商业思维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价值观，政府只是一味强调出口，却想办法抑制进口，这事实上是延缓了先进国家新技术的进入，也延缓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方法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周期，随着晚清垮台，这样的工作被中国人耽搁，一直到1978年之后，才开始提起这个常识性的企业和企业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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