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食堂民俗风味小吃城设在重庆市中心一座写字楼的三楼，汇聚了大量的小吃店，开业仅仅三个月后，便于今年夏天关门。工人诉至法院，讨要拖欠的工资。一名赔掉了所有积蓄的店主带着液化气罐闯入该小吃城一位负责人的办公室，将其扣为人质，并威胁要点燃气罐炸掉这个地方。
这就是实践中的中国资本主义：非常混乱，往往不公平，有时充满暴力。但巴食堂人质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虽然讨要欠薪的诉讼仍在继续，但员工们很快就找到了新工作，有些工作比之前还要轻松。28岁的郑锋（Zheng Feng，音译）体格健壮，之前是小吃城一家饺子店的经理，现在在附近一家时装店销售运动服。
"这个工作要轻松得多，而且这里的空调也比较好，"他说。
在重庆西南方向约3700公里，坐落着印度的商业中心孟买，这座城市庞大散乱，且拥挤不堪。巴拉特石油公司(Bharat Petroleum)的总部就设在孟买最古老的前英国殖民区的一栋破旧建筑里。这是印度的一家国有控股石油公司，按照销售额，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250家跨国公司之一。来访者会乘坐一部摇摇晃晃、令人窒息的电梯，来到公司董事长雅致的办公室。这里装饰着颇有品位的以鲜艳的蓝色构成的抽象画。
今年8月下旬，当被问及工人待遇时，该公司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拉杰·K·辛格(Raj K. Singh)露出微笑。今年夏天之前，凡是加入了工会的员工，即便干的是粗活，每月也能挣到大约560美元（约合人民币3420元）。而在签订了新的劳资协议之后，他们的工资就增加到了每月800美元。辛格说，在印度，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做同样的工作，每月只能赚到50美元。该公司之所以出现亏损，主要是因为燃料价格受到管制，但也跟自身成本较高分不开，它的大部分亏损都由印度的税收来补贴。
巴食堂和巴拉特石油公司，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几个特点。在经济层面，这两个国家截然不同，但二者分别代表了未来几年中，欧洲将面临的艰巨挑战。
在今年成功的竞选连任活动中，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知疲惫地重申，欧洲人口只占全世界的7%，经济产出占全球的25%，但社会支出却占了全球的50%。要维持这种不平衡的比例，就需要欧洲在竞争力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欧洲需要迅速、有效地提供种类广泛的商品和服务，让世界其他国家愿意更加勤奋地工作更长时间，来购买它们。
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欧洲的问题看上去令人生畏。
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种快速周转的、有时带有适者生存色彩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也包纳了一种可算是美国式的对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巨大漏洞的接受。像巴食堂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很快地倒闭了，因为它可以这样做。而资源则迅速被其他地方吸纳。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适应能力不同寻常，可以适应很多市场里的机会，其中也包括欧洲市场。
的确，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两个严重问题：长期腐败和污染。这两个问题给两国人民和经济带来了尤其糟糕的影响。跟腐败有关的项目延期和质量问题，以及污染引发的最终清理费用，影响了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力。但它们并没有抵消两个国家的巨大进步，尤其是中国最近几年来取得的、以及仍在取得的进步。
在过去10年中，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翻了两番，修建了国家级的高速列车网络，并通过合资企业和技术转让协议的形式获取了国外的最新发明。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主任高敏(Mary Gallagher)说，在今后数年里，"中国的劳动力状况会与欧洲更加接近，基础设施也会变得更像欧洲，而中国的外商投资水平将进一步增强其竞争力。"
在过去10年，蓝领工资增加了三倍，这已使得中国逐渐失去在制衣、制鞋等领域的竞争力，而这些产业也正在转移到亚洲更贫穷的国家。但结果是，中国制造业已向更高价值的、对欧洲至关重要的领域加速转移。从一定程度上，这影响了中国对欧洲产品的兴趣，而与此同时，中国向欧洲的出口仍在不断上升。
中国购买欧盟商品的总值已经是美国对欧盟商品购买的一半，尽管如今欧洲自中国的进口远高于任何其他地方。较去年同期，中国今年前六个月自欧洲的进口略有下降。
瑞士钟表和法国葡萄酒也许吸引了许多注意，但欧洲出口的三个重点领域是工业器械、汽车和电气机械（主要是计算机元件）。而中国在所有这三个领域的产量都在迅速增加，并加大了对海外市场的出口，这些市场原本也会从欧洲购买。
IGP汽车和卡车车轴厂创建于1987年，走在它噪音巨大的厂房的走道上，生产设备上欧洲和日本的品牌名十分引人注目。但这在当下已属罕见，中国设备正大量涌向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工厂。
"他们把价格压得那么低，没人能与之竞争，"拥有该厂部分股权的大亨索菲安·瓦南迪(Sofjan Wanandi)说道。
印度给欧洲带来的挑战与中国不同，但影响力不相上下。印度所遭受的经济打击常常来自它自己，然而这些打击却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即压低印度的汇率，使它实际上对欧洲构成更大的竞争威胁。
印度正在打造的模式从很多方面来说是欧洲社会民主的廉价复制品。印度议会清楚地意识到明年将举行全国大选，因而投票决定给三分之二的全国人口分发补助食品。这项计划可能会增加已经十分巨大的预算赤字，限制政府为了帮助制造业建造所需港口和高速公路的能力。
印度有一个和欧洲类似的二元用工体系。在政府机构和像巴拉特石油公司那样的国有控股企业，它们员工的收入相对较高，当然还有那些大型制造企业中加入工会的员工，这些企业仍受到政府保护，不受外国企业竞争的威胁。这些人的高工资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上其他人口的大量失业、极低的工资和生活成本的增加。
预算赤字和不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严重打击了卢比，它的价值今年在货币市场上已大幅下跌。而这使印度更加无力购买欧洲商品。同时，按照欧元计算，印度庞大的外包业则更具竞争力。
许多欧洲公司已经在大量地将计算机编程、法务、会计、建筑设计业务移至印度。卢比的贬值使得这些外包业务能省更多钱。自2006年起，印度各大学急速扩张，它如今不太可能会缺少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在工作者这里，高涨的工资和下跌的竞争力看来也不会很快出现。
2010年，印度大学入学人数为2070万，赶超了欧盟，后者当年的这一数据为2000万。而它们都落后于中国的3100万。
在一个互联网连接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中国和印度有很多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正在寻找商机，而不仅仅是拥有大量的非熟练工。"我们不应单纯以人的数量来计算，"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经济学家阿贾伊·卡普尔(Ajay Kapur)说，"而是以受教育的头脑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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