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知名作家慕容雪村发表《投案书》抗议当局。7月8日，他接到北京警方传唤。在前往派出所之前，慕容雪村接受了德国之声专访。
德国之声：在 写《投案书》之前，您的确做好了被抓捕的准备是吧，请问您做了哪些准备？
慕容雪村：对，我已经把所有的文稿都在海外做了备份，写好了入狱声明书，同时也在国内请好了律师。
德国之声：您说过的一句话在网络广为流传：”好男儿逢如此世道，不坐牢更待何为？”在可能来临的拘禁或者牢狱生涯中，您能想象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慕容雪村：李旺阳。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我对中国的法律制度、警察局、派出所、看守所、拘留所和监狱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相比中国大多数作家和异议人士，我更知道那里的生活有多么痛苦和单调。比起肉体上的折磨，对一个读书人来讲，精神上的痛苦更严重。这些都我知道。没有人喜欢坐牢，没有人想要去坐牢，但是我想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如果坐牢不可避免，那就来吧！
德国之声：您做了最坏的打算，让人联想到谭嗣同的名言：”列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中国变法，吾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但是人们可能会问：坐牢之后呢？中国还得重复那段历史吗？
慕容雪村：我们都知道历史是这样的：自1919年天安门打起”民主”的旗号以来，近百年间，中国人为了民主，真可谓前仆后继，数代人不知道有多少死伤，多少磨难，但至今民主还是一个梦想。因此，也不必去想坐牢要有什么样的后果，有什么样的成就，就把它当作一件应然之事，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就好了。
德国之声：”坐牢之后”的问题，涉嫌到中国民主的路径。近年来”改良”与”革命”一直在争论。这个争论在浦志强律师的案件上变得更加具体，那就是，是否需要和当局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您的”投案”也面临这样的质疑：主动激怒当局，可能会缩小与当局的对话空间。您怎么回应这种质疑？
慕容雪村：有人在争取改良，虽然我认为这几乎不现实，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我仍然祝愿他们成功。可能有人认为我在无谓地激怒当局，缩小了与当局的对话空间。然而，浦志强一直在寻求对话，许志永也一直在寻求对话，结果又如何呢，当局有跟他们对话吗？如果您把所有的事情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这里本来就没有对话空间。以前我也是微博大V，大多数微博大V都抱有这种想法，甚至跪着请求党去政改，结果是大部分（这样做的）人 都被销号禁言。现在不是改的问题，而是重建的问题。与其去虚构出一个对话空间，还不如真实地面对我们的处境，这样才有希望，才会创造出真正的对话空间。
德国之声：您在新浪微博 “转世”（编者注：指被禁言之后重新更名注册）多少次？有多少”粉丝”？
慕容雪村：到现在已经转世10次了，加起来超过850万”粉丝”。
德国之声：网络无疑为中国人扩大了言论空间，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它起到了维稳的作用。上网本应促进上街，但也可能替代了上街。
慕容雪村：上网和上街并不冲突。根据现有数据，2010年中国群体事件超过18万起。此后再也没有公布，有学者估计每年群体事件接近30万起。这恰好是中国微博最兴盛的几年。也就是说，上网人数和上街频次都在增加。不过我确实担心网络成为维稳的工具。网络上能够发出批评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少，动辄被销号禁言。各地官方微博越来越多，《环球时报》这样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微博正在成为共产党的宣传阵地。
德国之声：从一个畅销书作家，到关心时事的”公知”，您刚刚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采访时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作品被审查，二是朋友被抓捕。不过，中国的大部分作家都同时面临这两种情形，他们依然选择了沉默。一个人不关心时事当然是他的选择自由，但是在社会面临严重不公时，大多作家都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否也很难说是正常的？
慕容雪村：大多数人都清楚，站出来讲话意味着很多麻烦，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没有人想要这些麻烦，我都可以理解。对这些事情，不同的人可以忍受的程度也不一样。我认识谭作人，但是当他们 抓捕谭作人的时候，我也忍住不说话。然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继续关心你。随后他们把我最好的朋友 冉云飞也抓了。这就不是要规避风险的问题了，而是一个人、一个朋友的良知问题。于是我想：那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进去好了！再说，在中国社会，像我这样牵挂少一些的人，应该更勇敢一点。
德国之声：从发表《投案书》到现在，警察没有找过您吗？
慕容雪村：一个小时以前，派出所打电话约我。当时我在外面，而且我们约好了这个访谈，我让他们等一下。做完这个访谈，过一会儿我就过去。
至发稿时，慕容雪村已前往北京海淀区万寿寺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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