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若开放资本帐户非常危险。中国若开放资本帐户非常危险。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政策中引发讨论最多的热点话题之一。但过分夸大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许多说法和试图现阶段就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际建议，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危害。因而，要根除错误的判断和政策，首先就必须正确确认人民币真实的国际地位，然后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得失。
那些希望呈现人民币国际化繁荣表象的人，常常借助增长率数据，过分夸大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这容易给人带来误导性的印象，因为他们没有提及增长率之所以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仅仅是因为计算起点水平非常低。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14年4月美国人民币支付比重同比增长100%。这听起来很壮观——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增量仅占全球货币交易比重的0.04% 。
有必要用另一个数据加深大家的直观感受：2014年4月人民币支付结算仅占全球支付结算份额的1.4%，也即是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的比重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即使这么低的数据，也还是夸大了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因为大部分的人民币支付交易仅仅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要说明真实的情况，就得从中国最强的国际领域——贸易说起。截至2013年底止，8.7%的 全球贸易是以人民币计价，但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比重高达81%，是人民币份额的近10倍。此外，这些人民币支付数据是被人为吹捧出来的，因为80%的人民币支付结算是发生在香港。除香港外，人民币支付量微不足道。例如，截至2014年4月止，中国和香港与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的贸易仅2.4% 是用人民币结算。
国际债券市场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欧洲央行指出，截至2013年年中为止，人民币债券占国际债券的比重仅为0.3%，其中75%是被中国和香港企业持有。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持有的人民币债券占全球债券的比重不到0.1%。
至于世界外汇储备，2014年初，美元持有量为60%，欧元为25%，人民币仅为 0.01%——跟美元和欧元相比，人民币持有量比重实在是太小。
这些数据都这么低，所以人民币债券和外汇储备持有量等都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只要没有改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从事人民币业务的个别金融机构盈利前景亦会十分可观。
但除了数据极低之外，人民币近段时间框架内不会在全球金融体系发挥核心作用以及美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其主导权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结构原因。
过去300年仅有两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1717年，艾萨克 牛顿把英镑与黄金挂勾，从而建立了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持续了200年——这一体系的崩溃要追溯至1914年，当时金本位制被暂停；1931年，英镑正式与黄金脱勾，金本位制亦随之崩溃。第二种体系，美元本位制自1945年建立以来已持续了近70年时间。 在这两种体系的过渡期间(1931-45年)，发生了国际经济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危机。
这就有必要分析，一国经济起落与货币主导权变化的滞后期有多久？19世纪70年代早期，英国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宝座拱手让给美国，但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仍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与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之间有70年的滞后期。
国际支付结构的刚性正是源于市场体系的基本性质。只有在单一价格体系下，市场才能高效运转——如果市场存在各式各样的价格标准，那么要么套利行为将难以管束，要么价格分化将会摧毁市场稳定。因而，黄金为国际市场提供了单一价格体系，然后美元也是如此。没有单一价格体系的唯一时期是在1931-45年，但这种情况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彼时世界经济体灾难性的各自为政——受此影响，随后就发生了灾难性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市场，包括全球市场，只有在单一的价格体系下才能高效运转的事实，表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运行特征，因而，这会决定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发展方向。这是除了1930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混乱期间主导货币混杂没有单一货币体系之外，过去300年仅有黄金和美元两种全球价格标准的原因。黄金本位制和美元本位制的过渡并不是逐渐发生的，而是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生。这体现了市场必须由单一价格标准主导的所有特征。
单一价格标准带来的另外的必然结果是，为让其切实有效地运转，国际集团就必须大量持有这种货币单位——在金本位制下大量持有黄金，在美元本位制下大量持有美元。然后，这些储备规模本身又成为维持货币主导权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为防范大量持有所带来的风险，这种国际储备货币本身必须拥有强大的内在价值。就黄金来说，它是以黄金高昂的生产成本作为担保，这能让其保持稀缺性，在与其他商品作交换时拥有很高的价值。至于美元，全世界都希望用美元购买美国产品是事实——埃克森美孚、福特、雪佛龙、通用汽车、卡特彼勒等产品曾是美元历史担保。美元的优势不是立足于印制的"纸张"，而是可以用美元购买美国产品。
因此，没有强大的内在经济价值，这种货币就无法支撑作为国际货币的支付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特别提款权亦或林毅夫所推荐的"纸黄金"并不具备内在经济价值，而是依靠国家间的协议。例如，林毅夫曾提议："各国将同意，纸黄金可以用于所有产品、服务、大宗商品和证券的国际结算。"但不幸的是，历史清楚地表明，国家间的协议可能动不动就会破裂。
因此，没有哪种储备货币是立足于虚无的协议。当然，人民币说到底是以中国经济生产能力和国际社会渴望购买中国产品作为支撑——这是非常实际的东西。但以衡量货币用途的唯一标准——市场价格计价的中国GDP，仅仅为美国的一半多一点。此外，其他国家在美元主导期间持有的巨大的美元储备积累和其他因素，保证了人民币不会在几十年内取代美元。
正如上文所述，这些因素也是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成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原因。美元也不会与其他货币”共享”主导地位，因为前文已述，市场只有在单一的价格体系下才能运转良好。
这些基本的经济现实，是那些忽视这些经济基本面而做出"美元即将被其他货币取代"的周期性预测的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原因。例如，曾有预测称，欧元将会取代或将挑战美元。但实际上，正如上文的统计数据所示，美元仍然继续主导着国际支付。
人民币国际化会对这些经济现实造成何种影响？人民币无疑会成为次要国际货币，但其无法挑战美元的的霸主地位。除非作为全球货币单位的"美元体系"被"人民币体系"取代，这样的情况才会发生——这需要全球在未来时期发生一场经济革命，但这完全是不现实的。这也是尽管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大多数主要货币汇率都下跌了，但其仍能维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最重要的原因。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反过来会给中国资本帐户开放问题带来重大影响，这对中国来说非常危险。因为人民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因而美元仍将是人们希望持有的主导性货币单位。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帐户开放的整体结果并未出现真正的货币间的多边流动，而仅仅是净流入美元。这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也让美国存在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因而，资本帐户开放的净影响，必然是听凭美国利用其他国家的存款，增强其自身的经济。
错误地相信全球资本帐户开放是多边体系而非资金流入美元的单边体系的国家，受到了最惨痛的经济教训，因而也遭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例如，误认为将从资本帐户开放获利的东南亚国家，就在1997年的危机中遭受了巨额资金出逃本国的毁灭性的教训。数据显示，当时唯一大规模净流入的就是美元。
有人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公平"。黄金是国际生产的，是可以衡量所有货币价值的真正的多边货币单位，因而不能被单个国家控制。相比之下，"美元本位制"则是以一国货币作为所有国家的结算手段——这让美国具备了"货币垄断"地位，也让其在国际金融体系拥有诸多优势。
答案是"是的"。这显示，我们的世界非常公平，当然这是对那些已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而言。但在其他货币单位完全取代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前，我们是无法做什么的，即使这可能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这也是屡次的国际危机，甚至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危机，都未能削弱美元地位的原因。正如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其著作《美元陷阱》里所述："全球金融危机巩固了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
这是因为资本帐户开放的实质内容就是允许美元流入，这会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litz)在回顾金融危机历史时所总结的：
"资本账户开放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唯一最重要因素。我得出这一结论不是仅仅只观察了在亚洲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而是观察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所发生的近一百起其他经济危机……资本帐户开放只会带来风险，而没有回报。"
资本帐户开放必然会带来风险而没有回报的原因是源于其独有的的实质内容，原因我上文已述，就是资金净流入美元。人民币国际化要实现其实际效果，就需要中国开放资本帐户，因而这会导致大量的资金外流入美国和美元资产，从而损害中国投资。因此，中国重要的经济学家反对中国资本帐户开放是正确的。
正如余永定正确所述："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保持对资本的控制。如果中国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并失去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控制，一旦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将导致资本"雪崩式"外流，并最终拖垮整个金融体系。"
但资本帐户开放的后果不仅仅是导致中国经济动荡，而且还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正如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
"这种改革将不仅仅是金融与经济改革，也将是政治改革。倘若完全放开资本账户，那么中国政府将对其所有经济杠杆中最有效的杠杆失去控制。"
因而，即使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内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美元也仍将毫无疑问地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但人民币大规模国际化需要中国开放资本帐户，这反过来会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陷入动荡。因而，认为中国将会显著挑战美元地位或者规避中国在美元主导体系下开放资本帐户会带来危险的任何想法，充其量只是一种幻想，而且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
(本文作者介绍：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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