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兆辉
法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提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回报率通常比经济增长率高，因此，富裕者所享受的成果远比受薪阶层多。虽然最近有人质疑书中使用的数据，但是当中的结论似乎也适用于香港。
过去10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录得五成增长，但家庭收入中位数只上升了10%。拥有自置物业的人士比没有物业的人士受惠多得多。不过，自置居所比例在过去10年都维持在50%水平。
最低工资立法之后，收入差距的确有所收窄；不过，最近提出的公务员加薪建议只会再次扩大贫富差距。高收入组别将获加薪5.96%，而低收入组别却只有3.8%。
香港基尼系数高企，与非洲和南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当，而且按趋势来看，未来似乎仍会持续高企。瑞信研究院一项报告显示，香港几个富豪的身家合共占全港财富的六成，而有三成家庭的资产少于8万港元。
我们的贫困研究显示，最底层的三成家庭都入不敷支。而公屋居民因为不用负担私人房屋的租金，负担稍轻。
皮克提的著作招来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批评；这群经济学家表示香港必须保持低税率以吸引资本，而且这种税率不能随意改变，同时又须十分注意开支，尤其是教育及福利方面的经常开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著作《不公平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呈现了经济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方说，大型企业总有办法扭曲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例如通过政治游说、垄断或其他方法。因此，斯蒂格利茨认为，要改变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法规以创造更多资源，而不是继续偏袒企业、维护少数人的利益。
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出，财富不均造成健康差距，并且带来疾病所致的沉重负担。香港富裕地区的自杀率相对较低，但在贫困地区，该比率却高出一倍，有些地区甚至达到3.5倍。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问：不公平的情况是否牺牲了他人的性命？我们必须以更创新的方式舒缓贫穷问题，促进社区的希望。
以下有几项建议来实现上述目标。
首先，香港有低税制来吸引外资。不过，香港的比较优势不应该也不可以仅限于低税制。许多实施高税率的国家都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如果香港只依赖低税制，随着邻近地区发展，例如上海的自由贸易区，香港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相反，香港人应该在人力资本上作出策略性投资，使城市变得更有创造力和竞争力。
其次，香港自称为自由市场，不过《经济学人》最近公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名单，在23个经济体中香港位居榜首。有政治人脉的商人在房地产、银行、能源等产业都相当吃香，因为这些产业有赖政府推出偏袒少数富人的政策。
俄罗斯排行第二。不过，相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当地的「裙带行业」只占财富总额的18%，与本港的60%相差很远。在现时高度垄断的情况下，香港经济仍未能实现自由市场的最高效率。
慈善家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经表示自己要缴交的税额竟比助理少，认为并不公平。巴菲特大部份财富都来自红利，而美国向对红利开征的税率比工资低（而香港根本不征红利税）。巴菲特因而向联邦政府提出与皮克提相近的建议，即向超级富豪征税。
香港富豪都向慈善团体慷慨解囊，所以我们不能假设本地富豪不认同巴菲特的看法。再者，如果香港企业可以更重视社会责任，例如减少租金升幅，令小商户不用被迫迁出，就能建立一个健康的营商生态。这种做法能让社会上更多有需要的人直接受惠。
现在，香港年轻人都因为上向流动无门而倍感挫败。香港不应只是少数人的避风港，其余的人则要天天为收支平衡挣扎。香港必须打破现时的恶性循环；决策者应当紧记，如果凡事都只为那1%的人张罗，香港不会成为一个幸福之地。
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那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升整个社会的福祉。我们不能无视公众利益，只把目光集中在利润上面。
政府应该展现出智慧和勇气，把香港带上持续增长的轨道。 「赢家通吃」不可以成为我们的口头禅。应该将所有人考虑在内，不排除任何人，才能为社区带来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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