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述思
大学生与农民工，中国就业市场的两个苦主终于走到了一起。
2014年春节过后，在政府部门举办的面向农民工的专场招聘会上，更多地出现了大学生的身影。
媒体报道，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春风行动专场，本地招聘市场有不少大学专科生，甚至有本科生出现。类似的情况，在成都、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农民工市场频频出现，但是大学生比例更大。比如武汉2008年春风行动中劳务市场大学生比例不到10%，农民工占到80%，但2014年武汉的劳动力市场中大学生比例起码占到了40%，农民工比例只有20%左右。
对此，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这一现象对农民工就业影响不大，如果说有，也是互促互进。
更有评论者为此鼓掌叫好，言辞中充斥着天真的浪漫主义情怀：农民工与大学生的职业取向没有天然的界河，就业只有市场，只有合适与不合适，没有民工与大学生之分，没有必要对应身份人为划出一条硬杠杠。
如果仅从抽象、空洞、绝对正确的职业选择自由、劳动无贵贱、人格身份平等上考量，则很容易得出一个无比振奋人心的结论：昔日高高在上的大学生终于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下，低下高傲的头颅，积极转变观念，投身到火热的基层生产一线，靠勤劳的双手开启自己的中国梦。这样的语境貌似顾大局，有觉悟，却往往掩饰了问题的实质，无助于科学系统地寻求破解之道。
中国的结构性用工荒已经持续了多年，只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步伐日益凸显。每到招工旺季，各地企业主想尽一切办法地方，纷纷提高工资收入。近日，重庆网友在发帖晒出一张建筑工地的"民工工资单"，上面显示，最高的月工资有14000元，最低的也有5000多元，引起轰动。但即使在收入待遇显著上升的前提下，武汉劳动力市场仍传出如下新闻：今年富士康缺口5000个，联想集团也缺口400人，形成鲜明反差。
按照专家的解释，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量下降，劳动力红利时代走向终结，加上独生子女一代更加追求个性独立，流动性加剧，加上国家近些年惠农政策显现效果，中西部经济走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致富不离乡，导致东部工业城市劳动力总体供应下降。
必须提醒的是，劳动力红利时代逐步走向终结现阶段只是个趋势，且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仍有大批剩余劳动力需要不断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轻言中国用工短缺目前有些为时尚早。
其中核心问题是：中国用工主流城市没有为接纳新一代农民工做好准备。虽说企业工资福利水平这些年一直持续上升，但落后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却是更为严峻的关山，导致了至少有1.3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漂泊，背后还有7100万留守儿童合法权益不断受到威胁。即使是跟随父母进城的孩子，仍无法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权利。而这些年政府着力完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地方保护、部门利益作祟，农民工养老医疗的市民待遇和跨省接续都存在巨大执行瓶颈，此外，各地保障房建设纷纷提速，但围绕外来人口在分配上却充满着各种歧视性障碍。这些难题解决起来都非朝夕可就。
那么，大学生能否填补农民工短缺留下的空白？在连年扩招之下，2014年大学毕业生将创纪录突破700万，毕业即失业会成为更多寒门学子常态。即便如此，他们涌入农民工就业市场更多是一种被迫的无奈，阶段性流动性会更强，本质上无法成为企业一线稳定的员工；更重要的是，由当下教育理念和模式塑造的大学生毕业生普遍无法适应企业转型升级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硕士生到企业后再回炉的消息已不时见诸报端。
当务之急不是将现行高等教育培养的大学生改造成高端农民工，而是改革现行教育结构，像重视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一样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像重视对211大学的投入一样重视对职校的投入，像尊重大学毕业生一样尊重职校毕业生，并实现真正的校企培养、分配联动，为企业输送货真价实的实用性人才，进而为提升中国产业乃至社会的核心竞争力夯实基础。
因此，稳定当代农民工队伍的核心不在于企业单纯加薪，而在于相关社会制度和管理的改革和完善。而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在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变革和转型，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大力推动。
当下大学生与农民工抢饭碗只是一场令人忧虑的逆流动。如果您继续单纯地为大学生转变观念喝彩，还不如奉劝一些公务员下海，勇于蜕变成光荣的农民工厚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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