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型，习近平和李克强所主导的权力体制基本建立。新的权力体制，对于过去十多年来的党政权力结构有诸多调整。而其中，针对政法委系统的调整，从十八大中央政法委书记未入政治局常委到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自从195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开始，在毛泽东主导之下，为了提升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基础，中共所推行的一套"小组"治国模式，日渐成为主流。在中国的党政权力结构中，党委所领导的各个"工作领导小组"，是权力的"里子"，有最终决策权；而政府所领导的部委，是权力的"面子"，其实只是负责执行党委的决定。到现在，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所领导之下的各个工作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大概有三四十个之多。
从最初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八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作为中共党内众多工作领导"小组"中的一个，与其他"小组"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随着所谓"维稳"问题的严重化，中共又设立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综治委），与政法委"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整个政法系统的工作中心，从过去的法制建设，转向了维稳管理。而政法委的权力范围，也因此获得了大幅提升。
这种转向有其历史基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矛盾也日渐激化。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因为各级政府大力推行从香港学习的"土地财政"方案，遍及全国因征地纠纷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出现爆炸性增长。这成了中国所谓"维稳"问题的核心。为了对付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共进一步加强暴力部门的统一协调性。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法委，以"维稳"的名义，控制或者指挥着各级公安、法院、检察院、武警和安全部门。
政法委权力在2002的十六大上，登上顶峰。中央政法委书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成为最高决策层。本来按照林彪的说法，"笔杆子、枪杆子，夺政权靠这两杆子"。中共传统"统治术"中，作为"笔杆子"的宣传部们，和作为"枪杆子"的"军警宪特"，是政权最重要的工具。但随着专职政法委书记和中央文明委主任进入常委，在常委集体领导的机制之下，"工具"与"党中央"不再是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本身就成了"党中央"的一部分。这样，专职政法委书记和中央文明委主任，在对政法系统和宣传系统的操控中，获得了几乎不受节制的权力。这又构成了2012年的十八大，中共在五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主管政法委和宣传口的专职领导踢出常委行列的原因。
针对"笔杆子"的改革，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再做议论。针对政法委的调整，显然并没有止步于十八大。现在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政法委的权力还将遭进一步分解。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下，又有六个专项小组，其中包括一个"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小组"。根据参加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一次会议的名单分析，中央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最高法院长以及最高检检察长，应该属于"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小组"之内。这意味着，法制领域的所谓"改革"，以后将不再由政法委主导，而是统一在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下。
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具体常委和委员名单，现在虽然还没有公布。但是根据国安委"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的性质，以后涉及武警、公安部队以及隶属于军队序列的五万人应急救援部队的使用，肯定也将由"国安委"主导，而不再由负责维稳的"政法委"主导。随着"国安委"内部设置的更多细节披露，"国安委"对于"政法委"的影响，肯定将不止于此。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八以来的党政权力结构调整中，权力受到分解的政法委，已经不可以与过去十几年相提并论了。但是根据中共的权力运行规则，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明确告知，政法委的角色要调整。只是，在客观上，政法委已成"鸡肋"之势。在某种意义上，今年1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对于政法委来说，应该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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