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风险真的比当矿工还大吗？童名谦落马真的是因为倒霉吗？这是过去两天中国民间舆论场上两个咄咄逼人的问号。
其一缘起北京青年报昨日报道《中纪委廉政课顺口溜讽贪官》。文中记录了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主讲"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时的一段表述："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周文彰对比了两组数据：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2011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面对台下上千名局处级干部，周文彰感慨道：'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不过，周文彰对听众直言，'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你自己。（规避风险）办法也很简单，叫做'管好自己'。官场是这么个东西，你简单它就简单，你复杂它就复杂。'"
这个"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的说法，当即成为门户首页及社交媒体吐槽热点。@五岳散人直斥"领导干部的处分相当于矿工的命，这就叫做臭不要脸"；@凤凰网转发@Mr_Liu0215的质问：" 什么是风险，死亡风险和处分风险，天壤之别的代价能比较吗？矿工的风险出于为人民做出贡献，干部的风险出于他们的无尽的贪婪，这又可以比较吗？如果可以比较，为什么不比较一下两者的收入，保险，福利？"；@新京报亦言"类比不妥"："提醒官员有'风险意识'，这是应该的，但拿矿工来类比，看得扎眼。官员违法违纪，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而矿工遇难，大多是安全管理问题。况且干部被查通常罪不至死，而矿工遇难则是生命悲剧。两种风险从起因到后果，在本质上都没有可比性，怎能混为一谈？"；至于@成都全搜索新闻网，则是刻意反讽："矿工们的风险太小了，既没有地雷阵，也没有万丈深渊"。
于是，"当官的风险大过矿工吗"之问，也就顺势成为今晨各地都市报热门时评话题。其中，王石川的怒喝被多家媒体选中，大河报一边通报着《今年我省已查办18名厅官》的消息，一边由这位时评家总结动向："近年来，有一种论调风生水起，且颇有市场，即所谓的当官有风险，而且风险还不小。比如，有官员抱怨，现在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就是在鸡蛋上跳舞。还有的官员落马后，撰写论文论述相关岗位特征、可能存在的腐败风险，借此告诫同行。还有的官员捎给女儿一句话，'千万不要从政'，有的官员落马后，其老母亲对记者说'做啥子官嘛'。如此种种，皆说明当官仿佛真成了高风险职业。"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周文彰做出的这种比较与判断？王石川提出两个角度："其一，这种风险是谁带来的？伸手必被捉，如果权力寻租，贪污受贿，在中央强有力的反腐态势下，自然容易落马。知名学者张锡恩分析，'当官高危'主要可以分为显性风险和潜在风险。一般来说，显性风险大多属于主动性风险，主要表现为贪污腐化、买官卖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较低层次的经济性风险…… 也许有人会说，官场上存在逆淘汰，有些官员虽然清廉，但被倾轧，也很难久长，也许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却不是常态。 其二，当官就应该有点风险。如果没风险，甘心做庸官、昏官、混官等太平官，有何意义？公众对官员抱有甚高期待，一怕官员不干净，二怕官员不干事。而官员掌握着公权力，这也决定着官员必须有所作为、有所敬畏，有多大的权力承担多大的责任，如果认为官员就是拍拍脑袋决策，拍拍胸脯决定，拍拍屁股走人，哪怕决策失误了也无需承担责任，这样零风险的职业，对公众来说，岂不可怕？有人说世界上最好做的事就是当官，这显然不正常，官难做，难做官，时刻谨慎，如履薄冰，怕干不好愧对民众所期，怕决策失误祸害一方，怕人走后公众骂声一片，才会用好权力，善待权力。"
同步刊登推荐此稿的还有郑州晚报以及搜狐凤凰，作为首发"当官风险"论的媒体，北京青年报亦予刊载。成都商报更是横眉冷对，把标题改成了"你的矫情我不懂"。
"那些握有大权的官员，如果真正意识到当官有风险，从而多一些承担，倒是好事…… 不管官员自律不自律，都应该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建立官员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到那时官员必然都有敬畏感"——王石川今天这段刊遍大江南北的呼吁，还得到了华商报和重庆时报的社评应和，即《"做官有风险"需制度刚性来规避》："以前，常常有人调侃说'官不聊生'是我们的追求；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舆论对官员的定位，即，做官，一定不能是去享受的，因为手握权力，所以官员理应有所敬畏，理应受到严密盯防。毕竟，官员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是人民群众的'管家'。最近一段时间来，肯定有官员会感叹'官越来越难做'、'做官有风险'，假如你根本不想着去碰那一道道红线，做官反而是最安全的事。因为风险从来不会出自循规蹈矩，风险只会来自'出轨'的举动——不想着权力变现，做官就能踏实。"
这两家媒体的联手，是为了解析"数字里面有学问"，叹息"简单对比太刺激人"："拿做官和挖矿相比，周文彰不是第一人，早在2004年7月，《瞭望》周刊就发文称，'做官不比做矿工风险高，但与做矿工风险不相上下'，此话一出，坊间纷纷以当官有风险、从政须谨慎作为警世钟。其实，周文彰只是想语重心长地劝导'官场就是这么个东西，你简单它就简单，你复杂它就复杂'，关键是'管好自己'。'管好自己'，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相当不易，因为官场遍地是诱惑。一则，稳定而高福利的公务员队伍，吸引着'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二则，极易权力寻租的现实状况，使得官场中人'力争上游'，个个想当领导。倘若'关住权力的笼子'筑得不结实，官员'管不好自己'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为了说明"何不食肉糜"的道理，华商报和重庆时报还主动提起了人民日报昨天《公务接待餐饮经费降六成》中的一段描述："就在这几天，有报道说，今年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各部门公务接待中，有的通过'馒头变小'这样的管理细节来避免浪费，有的通过'将边角料腌制成泡菜'这样的'精打细算'来控制成本，最终餐饮经费下降60%，餐饮垃圾普遍下降30%以上，食堂水电气消耗下降4%。显然，诸如公务接待餐饮经费降六成之类的表述，是为了说明近期官场治理的效果不错，可是，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让公众见识了公务人员高福利的虚高指数——例如，教育部食堂一年光用节省的边角料腌制泡菜都达到2500公斤，那购买的蔬菜数量又该是何等庞大呢？食堂这项普惠所有人的明面福利政策尚且如此，其他那些少受约束的权力，寻租空间可见一斑。此种状况下，将治理官场的希望，寄希望于'管住自己'，岂不谬哉？"
在江苏，扬子晚报也一边通报《反"四风"，全省会议费用下降28%》，一边由作者质问《当官的"职业风险"怎能跟矿工比》，所发头条时评更是斩钉截铁——《落马童某是最倒霉官员？NO！其实是"最幸运官员"》。
对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落马原因的追问，正是舆论场另一热门话题。
微信平台上流传着的那篇《贿选之幕》，将名义上只位列副省级官员的童名谦定义为"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浪潮中打的最猛最大的一只老虎"。作者是新华社下属瞭望东方周刊杂志的记者黄志杰，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前晚对童名谦的通报以及稍后即由湖南省纪委网站发布的衡阳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同涉"严重违纪违法"之说为据，重提2008年2月和今年年初两度轰动全国的当地人大代表贿选事件，认定这是"一场即将撼动全国的官场地震"。出身湖南的微博大V邓飞，积极转发之余更有补充："中央巡视组在湖南衡阳撕开人大代表贿选窝案，案情惊人。国家的丑闻。"
黄志杰夸奖了新京报的表现，认为这家媒体之所以在昨日刊出跟进报道，也是因为从两则"没有作者，没有前因，没有后果"的纪委通报中，嗅到了"新闻重要性"。只可惜，同行的这份惺惺相惜，不可能被所有围观群众心领神会。
当《贿选之幕》遭遇严密网络屏蔽之时，是新京报稿件中的一段引述，被门户编辑发掘出来，反倒引发非议："一位衡阳官场知情人士介绍，在他的印象中，童名谦基本不管事，也不擅权，平时做人谦和低调。上述知情人士介绍，童名谦是一个'倒霉透顶'的官员，他在湘西州任职的时候，遭遇湘西凤凰大桥垮塌以及曾成杰的非法集资案。他来到邵阳后又遭遇邵阳沉船事故。湖南省级机关的一位干部介绍，他曾与童名谦有过几次工作接触，他感觉童名谦政治敏感性差一些。这位干部表示，网上公布的违纪违法，不一定是经济问题。"
尽管非议者也并不知晓童名谦"违纪违法"的具体所指，但"倒霉透顶"的说法，立即触动了他们的敏感神经。若不是因为在舆论监督方面素有名声，只怕新京报早就顶上了"替人开脱"的罪名。
扬子晚报便是将批评矛头指向"知情人士"，宣布"官场风水学已经严重影响了一些干部对事件的判断、影响了他们的思维"："说童名谦'倒霉'的人，恰恰忽视了他应当承担的责任，没有看到诸多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性。这种说法的潜台词就是，童名谦倒台源于倒霉，源于'站错队'——这是一种多么陈旧的认识！用在官员身上，'倒霉'虽说是一个概率问题，但反映的却是普遍性的问题…… 虽然现在未公布真相，但是从这些干部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逻辑——他们宁可相信运气、风水、官场潜规则也不愿相信组织程序、组织纪律与法律。"
同城媒体现代快报不甘人后，也由首席评论员伍里川发表《童名谦落马是因为"倒霉"？少胡说！》，怒斥"这样的认识很有问题，也很'危险'"："既然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那么问题的严重性很可能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十八大以来，算上童名谦，已有15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或落马。组织上出手，既没放过空炮，也没'冤枉'过谁…… 按照正常逻辑，童的被调查，必然是其他原因，而且犯事的'规格'肯定远远超过事故，也不会'逊于'经济问题。把他的落马，说成是倒霉，是一种很无知的'叫屈'。"
这份新华社主办报纸主动站在中纪委身边，为"反腐迈向纵深的必然逻辑"背书："诚然，就算是问题干部，身上也有过亮点，或者说在其出问题之前，也曾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干部。客观评价一名问题干部的得失，有其必要性，但是，只因为'主角"曾经是个好干部，或者说给人一个'好官'的印象，就判断该干部被调查有点'不正常'，那不仅是胡说八道，也是对组织反腐的'构陷'——显然，言者是在把制度化反腐贬低为偶发性事件甚至是'游戏'行为。从桥上扔石头，童名谦不幸被砸中。'倒霉'论的核心，就是这个意思。无数的反腐事实证明，问题干部落马是一种必然…… 善于伪装，是不少落马干部的'共性'。2011年落马的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冯伟林，在湖南是出了名的好官。但'好官'的名声终究藏不住腐败的恶瘤。'倒霉论'的持有人，有不少并不是真的被'好官印象'蒙蔽，他们就是以'挺腐'为乐子。这种认识与当下一种'反腐影响某某'论相合拍，如反腐影响服务业、影响经济发展等。骨子里就认：干部有点毛病不要紧，关键要有作为。这种认识的'危险'就在于它的蒙蔽性、蛊惑性。由是观之，反腐不光是要把问题干部拉下马，还要反对'挺腐'言行。"
只怕，现代快报的义愤填膺，在中国青年报眼中，又是一种"死咬一句话群殴"的大众狂欢吧。这家团中央机关报今天由当家评论员曹林在头版以"有事没事就坐地铁"等为例，强调"众人围绕着一句明显的胡话蠢话大加鞭挞，其实没有多少意义"："某个官员或专家在某个语境下说了一句不合其身份的错话，或者是情绪化的失态之语，或者是利益立场过于直白的表达，总之是不合逻辑且让公众反感的'雷人雷语'，一些媒体便如获至宝，批评者们更是兴奋地死咬住这一句话，将其当成靶子，形成一场舆论的群殴和大众狂欢…… 很多炒作和营销抓住的就是舆论的这种弱点，刻意用'北京太堵是因为房价太低'之类的话刺激舆论、制造话题，舆论从来抵制不住这种'诱惑'，炒作者和营销者屡试不爽。这种群殴只会使本就喧闹的舆论场更加口水化，充满对抗性，动辄盯住一句话、一两个字不放，甚至会让很多人不敢开口说话了。"
不过，嘲讽那些"群殴"者"只会降低自己的智商"后，曹林也以童名谦被查为据，向王岐山送去了毫无保留的掌声，公开宣布《2013年度人物我选"中纪委"》，并获搜狐首页附议："童名谦系十八大以来国内第15位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近段时间更加大了打'老虎'的节奏。用有些网友的话来说，现在是一周办一只'老虎'，每周都有高官落马。这种严惩不贷对贪官形成了强大的威慑，也见证了反腐败的决心。过去，网民常常嘲笑说，反腐败工作是情妇、小三、小偷们干的，是'网友曝'出来的。因为很多腐败案的曝光，充满了偶然性，从车祸现场微笑的表哥杨达才，到一个个落马的房叔房嫂，小偷偷出一个贪官，火灾烧出一个贪官，日记丢失曝出一个贪官，纪检监查制度似乎失灵了。现在，纪委部门通过高调的反腐改变着这一形象，让舆论看到了纪委在反腐中扮演着积极、重要的角色。所以，2013年的中国年度人物我选'中纪委'，舆论应该为其颁一枚大勋章。"
中共反腐整风事业正在收获一轮又一轮的赞赏。央视昨晚《新闻1+1》的标题就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百姓要过年，'领导'要过关！"
要过关，生前需要谨记风险，死后也得带头节俭。昨晚各门户及今晨各地都市报首选头条新闻，便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去世一般不开追悼会"："党员、干部应当带头文明治丧，简办丧事。要在殡仪馆或合适场所集中办理丧事活动，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在居民区、城区街道、公共场所搭建灵棚。采用佩戴黑纱白花、播放哀乐、发放生平等方式哀悼逝者，自觉抵制迷信低俗活动。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党员、干部去世后一般不成立治丧机构，不召开追悼会。举行遗体送别仪式的，要严格控制规模，力求节约简朴。对于逝者生前有丧事从简愿望或要求的，家属、亲友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充分尊重和支持。严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丧事活动中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严禁借机收敛钱财…… 在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火葬区，党员、干部去世后必须实行火葬，不得将骨灰装棺再葬，不得超标准建墓立碑…… 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或遗体。"
面对这项针对党员干部身后事的新规，舆论场多有喝彩。@老徐时评即言："人死了开个追悼会本来是人之常情，可是就是有人能利用权力大操大办进行敛财。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推殡葬改革，提出党员干部去世后一般不开追悼会。有人说有点不近人情。在权力还不受制约的情况下，这种不近人情的一刀切是必要的。反腐在治本之前的治标，就是要不近人情，因为有些贪官已经不做人事了。"
唯一担心的是规定执行力度。按@老徐时评的说法就是"一般不开追悼会，有二般的吗？"，北京青年报更由潘洪其发布微博提醒："'除……外'、'一般'让许多变通有了操作空间；且国人向有厚葬传统，治丧有时更是生者的某种宣示与证明。节俭办丧执行难、问责难，不可小觑。"
正是响应这种担忧，新京报今晨即附加了《专家：地方上啥级别官员都办追悼会》作为讲解："对于《意见》的内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部分官员办丧事时大操大办，甚至热衷低俗迷信的做法作出的严厉警示。竹立家称，当前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基层县乡政府，部分官员在给家人办丧事时大操大办，甚至借机敛财。在修建墓碑方面，竹立家表示，一般来说中央的官员会按照标准执行，但是在地方超标准建立墓碑的官员大有人在，这严重违反了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必须予以制止。对于《意见》中党员、干部去世后一般不召开追悼会的内容，竹立家介绍，官方举办的追悼会不同于民间的追思会，追悼会费用是由政府来出。一般来说，对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应该举行追悼会，但现实情况是，在地方无论什么样的官员大都会举行大规模追悼会，这既浪费了财力，又浪费了行政资源，应该予以制止。"
当人民日报以评论员文章《党员干部要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督阵之时，其子报环球时报亦得以就此刊发社评，并且是主动提起了那段民间心结："周口平坟的遭遇，反映了社会层面对殡葬改革的抵触。而有些党员干部这方面的实际表现，对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不再是计划主导一切的社会，市场释放了人的选择自由，很多人固执地认为选择殡葬方式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党员干部在职期间遵纪守规，但他临终时是否能做到一如既往，保持共产党员应有的生死观，这样的思想和价值观考验，或许不比对他在位时的廉洁奉公考验更容易。殡葬改革既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思想革命。因为它难，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做大概是最现实、最有效的推动力。中国遇到难事时，自上而下的带头示范效应往往最灵，两办所发的《意见》应当说抓到了问题的锁钥…… 殡葬改革当年就是党员干部带头做起来的，当初能做到的事，今天没有理由做不到。如果我们今天感觉到有比当年更特殊的困难，这不是我们做不好的理由，它只应引起我们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质量的深刻反思。"
承认这是一场"硬仗"，环球时报强调"对殡葬移风易俗是中国社会的长期任务"："传统生死观仍然有广泛影响。唯物主义认为，人死即形神俱灭，安葬的薄厚对死者没有意义。但这很难成为人们失去亲人时的理性认识，也很难让大多数人临终前完全不关心自己的丧葬方式，让捐献器官成为普遍风尚就更难了…… 殡葬改革实际触及了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最深的层面…… 如果说中国人口稀少，耕地足够多，丧葬改革就可以只禁'大操大办'，而不必涉及土葬风俗等，就会简单容易得多…… 中国是世界主要国家里殡葬改革动作最大的国家，这不是我们没事找事，而是这个超级人口大国以及民生资源紧缺国家迫不得已的行动。"
只不过，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今晨在微博中表达了自己对这场"移风易俗"的反感："什么样的国家，需要中枢不停地强调规制民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而无常态运行？它所呈现的是如何混乱和无法无天的景观？它所仰赖的是何等的干涉私人生活领域自以为是的却同样无法无天的正当性？"
作为注脚的，恰恰就是朱总编的本期杂志封面选题《公务员改变年轻人》。因文中一段"基层公务员自述：每天擦桌子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描写，这组报道在昨天亦是引发唏嘘。南方都市报今晨社论《规范权力运行，让公务员回归职业属性》更是就此展开："一个基本事实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务员群体都受到民众的艳羡，他们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否存在难以言表的苦衷，则未受到关注…… 若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以往对公务员待遇的灰色想象，往往是基于一种权钱交易的逻辑，即获得丰渥收入的前提是手握一定的权力，所谓的清水衙门即是这种逻辑的产物。若按照此逻辑，就不难理解缺乏权力的基层公务员们的艰难处境，和其他职业相比，他们的前景更取决于升迁，基层公务员们的迷茫，表面上看是重复、无趣的劳动导致的，深层次看，或许是对升迁的焦虑，加上当前对公务员的考核尚不规范，上级对左右下属前途的影响显而易见，公务员首先是围绕领导而非本职工作…… 规范权力运行意味着对公务员的祛魅，可以预计，一旦公务员工作回归职业属性，过去公务员考试过江之鲫的局面将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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