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上，中国王冠中副总参谋长提出："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主张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就开始发现和逐步完善了对南海、特别是南沙诸岛礁以及相关海域的管理。"
一语惊起千层浪。各国被王中将的惊人之论吓了一大跳。难道中国对南海和南沙群岛的"主权"真有2000年之久？其实，分析一下王中将的话，严格也不能说是 错的。只是"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就开始发现和逐步完善了对南海、特别是南沙诸岛礁以及相关海域的管理"这句话把众多的论点混为一谈，误导人相信中国 "自古以来"就对南沙拥有主权。
从这句话的谓语来看，"开始发现和逐步完善……管理"这句个字眼把发现和完善管理混为一谈，事实上，发现和管理是在法律意义上截然不同的概念。"发现"并 不能带来主权，只有"管理"才可以带来主权。王中将还很机智地用了"逐步"这个状语，让人搞不清到底是什么中国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实践这个管理的。从这句 话的宾语来看，"南海、特别是南沙诸岛礁以及相关海域"的范围就更为宽广了。南海是南海，南沙群岛是南沙群岛，相关海域是南沙群岛附近的海域，三者不能混 为一谈。
但从历史证据来看，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否真的是如此"无可争辩"呢？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中国确实从汉朝开始就"发现"了"南海"。但南海并不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的，中国直到秦朝的时候才到达南海，而远在此之前，现广东一带和印度支那半岛上的百 越族人已经在南海边上生活了。要说"发现"南海的人，越南人更加有资格，因为他们是百越人的直系后代，也是当今百越族后裔为主体所建立的唯一国家。而越族 所属的南岛语系民族，在更早的时候已经进入东南亚半岛，成为现在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和菲律宾人的先祖。它们当然比中国更早地"发现"南海。
关于西沙和南沙的发现和认识历史的问题，需要要整本书的篇幅讨论，这里仅仅给出一些例子，以说明中国对南海的历史证据并不是像很多中国专家所认为的那么"无可争辩"。
宋以前的中国文献中都难以确定中国是否已经知道了西沙（更不用说南沙），比如中国常说的例子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这部作品的年代有人认为是吴朝的，这 里暂且不论。就看该书的描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中国方面认为，涨海指的是南海，崎头指的就是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南海所有岛屿。
这个判断犯了最初级的"以个体代替整体"的逻辑错误。这里的崎头是否为珊瑚礁还有争议（因为珊瑚没有磁性），但即便是珊瑚礁，也不能说你发现了一个珊瑚礁 就发现了所有的珊瑚礁。仅仅凭借这段话，并不能证明这些"崎头"和"磁石"在什么地方，也从来没有一篇中国的论文尝试论证这些崎头在什么地方。它可能是南海诸岛中的其中一个礁，也可能根本不属于南海诸岛，而仅仅是一个近海的珊瑚礁（这样的珊瑚礁在南海沿岸不少），但中国专家就把它扩充到几千里之外的南沙群岛去了。笼统地把它称为南海诸岛并不能成为中国声称西沙和南沙主权的证据。这就像台湾岛可以称为太平洋诸岛，但是台湾岛属于中国并不能等于日本岛、夏威夷、新几内亚岛等太平洋的岛屿也属于中国，尽管它们也可以笼统地称为太平洋诸岛。主张者的逻辑是显而易见错误的。
中国在早期南海交通史中的地位是非常不活跃的。中国无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直到唐末为止，中国人都仅仅 主要充当一个产地和市场的角色。在南海交通中占强势地位的是占城、真腊、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人。即便是有中国船只在南海交通中航行，那也仅仅限于沿岸的短 途航线，这些航线不需经过西沙，也自然无法发现西沙。而即便是这些沿岸航线，其驾驶者也是当时被蔑称为"高凉生口"的越南人（当时交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关于这点可以参考王赓武的著作和我以前的博客。这里仅仅给出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宋朝之前，中国地理书中得到南海航道的信息几乎都是从外国商人和使节中得知 的。比如，唐朝贾耽对海路记录的《广州四夷海道》，就是"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宋朝《领外代答》的作 者周去非和《诸藩志》的作者赵适汝关于海外的知识也大多是向各国商人、翻译和使节问询而成的。直到元代汪大渊才以亲身的出海经历写成《岛夷志略》。
在宋代之前的漫长岁月中，西沙和南沙大概已经被发现。但发现者是谁，却难以确定。中国常常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在南海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证明中国最早发 现了西沙和南沙。以上的介绍说明了中国古代在南海的交通并不那么出众，其发现西沙（和南沙）的机会远远低于在南海交通中占主要地位的外国航海家。
事实上，在记录中第一次能够确定是西沙的记录就是占城人提供的。据《宋会要》记载，在公元1018年，占婆使者出使中国，使者说："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船至石塘，即累岁不达矣。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陷八九尺者也。"
从描述和地理位置看，这里所指的石塘就是西沙群岛。因为西沙群岛的主岛永兴岛和崖州距离330公里，约等于700里，下陷八九尺应当指暗礁。
由于这段文字是中国人记录下来的，所以中国专家一般把这个记录作为"中国对西沙群岛的历史证据"之一。但是中国专家没有分析，其实中国人在此仅仅是一个记录者，只有占城人才是这个消息的提供者，而所记载的，也是占城人到达西沙群岛的事。
因此，所以如果以历史上的记录为准，占城人是最早发现西沙群岛的人。占婆国现在是越南的一部分，从主权继承关系来说，是越南人而不是中国人最早发现西沙群岛。
中国知道南沙群岛的时间更加晚。在中国史籍中最有可能明确为南沙群岛的记载也出自《宋会要》（第197卷）："嘉定九年七月二十日（使者来 访）。真里富國不知立國始於何年。其國在西南隅，東南接波斯蘭，西南與登流眉為鄰……欲至中國者，自其國放洋，五日抵波斯蘭，次崑崙洋，經真臘國，數日至 賓達椰，數日至占城界。十日過洋，傍東南有石塘名曰萬里，其洋或深或淺，水急礁多，舟覆溺者十七八，絕無山岸，方抵交趾界，五日至欽、廉州。皆計順風為 則，謂順風者全在夏汛一季南風可到，若回國須俟冬季北風，捨是則莫能致也。"
这是说1209年，有真里富国使者来访，他告诉宋官员自己的方位与到中国的路线。真里富大约在泰国东南部的尖竹汶府（Chanthaburi Province），从那里到中国要航行先经过占城。这时，占城在今越南的中部到南部，和交趾的交界大约在现在顺化市。根据使者的说法，其国人在进入占城 界开往交趾界的途中会遇到风浪，把船只吹往其东南的"万里石塘"。这个途中是指在现在越南中部到南部的沿岸。因此，这里的万里石塘最可能是南沙群岛。因为 西沙群岛在占城和交趾交界的顺化的正东面，无论如何不能说成是在这段海路的东南面。
这段文字中没有说明这个石塘是谁发现的。从文字上看，这并未必是真里富国人的发现，所以其知识来源的最大可能还是从占城人中得来的，因为万里石塘就在占城界的东南。
尽管中国在更早一些的史料中有"石塘"这个名称，但都没有万里石塘这个专有的名词，也无法（哪怕仅仅很粗略地）确认为南沙群岛。比如，在周去非的《领外代答》（1178）中有："海 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址洋。中有三合流，波头濆涌而分流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国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 际，所谓东大洋海也。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得风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闾所泄，沦 入九幽。昔尝有舶舟，为大西风所引，至于东大海，尾闾之声，震汹无地。俄得大东风以免。"
这里提到了"传闻"中的长沙石塘数万里，其位置在交趾洋的东面。交趾洋的界线大约止于越南中部一带（南面为占婆海），其中的三合流之地是靠近西沙群岛附近 的某个航海点，其东边只能是西沙群岛。所以这里的长沙和石塘其实指的是同一处，就是西沙群岛（可能也包括附近的中沙群岛）。之所以有长沙和石塘的不同，正 如地理学家曾昭璇在《中国古代对环礁的研究》中指出，是因为长沙和石塘最初是指不同的地貌：石塘为环礁，石床为礁盘（石塘和石床有混用），长沙为在石床上 发育的沙洲和沙岛。两者并称并不是指两个地方，而是指同一个区域的两种地貌。
中国还一直强调从宋朝开始已经把西沙和南沙划归万州。其证据是方志上说的"万州有长沙海石塘海"。但是只要我们把整句话看完整了，就知道这个说法相当不可靠。以下是一些方志的记录。
康熙《广东舆图》（注，在图中没有画出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长沙海石塘海：俱在城东海外洋。古志云：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俱在外海，莫稽其实。"
《雍正广东通志》（郝玉麟著，1731）："长沙海石塘海，俱在城东海外洋，古志云万州有长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海，莫稽其实。"
《道光广东通志》（阮元著，1822）："万州：长沙海石塘海在城东海外，古志云万州有长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洋，莫考其实。"
《道光琼州府志》："长沙海石塘海：俱在城东海外洋。古志云：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俱在外海，海舟触沙立碎入塘多无出者，人不敢近，莫稽其实。"
类似的方志记录还有不少，它们大同小异，无需一一列举。从这几条记录中已经充分看出了，关于这两个地方的描述重点就在两个词。第一："古志云"，说明这是 因循古说的。第二："莫稽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说，一个仅仅因循记录下来的地名，连官方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能算作什么"划归万州管辖"的证 据？
那么古志又是怎么说的呢？这个古志指12世纪初的《琼管志》，原志已经佚失。但在三本几乎同期的古书《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和《诸蕃志》中都有这段原文。以最完整的《诸蕃志》来看，原文是这样的：
至吉阳，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州，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
从原文看，千里长沙万里石床（都指西沙群岛，或者是西沙和中沙）是和乌里、苏吉浪、占城、真腊等外国地名并列在一起的，看不出任何认为长沙石塘属于海南的描述。因此，古志中的记载仅仅表示了方位，而绝非主权或者行政区域从属关系。
这种正确的引用在明代正德朝的《正德琼台志》中还加以保持："外匝大海，接乌里苏密吉浪之州，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长沙万里石塘，东北远接广东闽浙，近至钦廉高化。"而在嘉靖朝黄佐的《广东通志》中则根本没有长沙石塘的描述 。这说明直到嘉靖朝为止，这种错误的说法可能还没有产生。大约从明朝万历开始，经过反复流传后，这句话的文字就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万州有千 里长沙万里石塘"。这句话大概先被写为"万州以东有长沙海石塘海"，再被简化为"万州有长沙海石塘海"。前者的"有"仅仅表示"存在"之意，后者的"有" 就可能让人误解有"拥有"之意，这岂非最典型的以讹传讹的例子？好在后来的方志作者还有实事求是的专业素质，加上了"古志云"和"莫考其实"的字句而后人 能还原真相。要求更为严格的明清《一统志》中对这些莫须有的记录是不收录的，这更能反映出国家的态度。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继续讨论其他的材料。但仅仅就这些例子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历史依据其实并不见得如此"无可争辩"。事实上，即便中国人在南海群岛有比 较长的活动时间，但政府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意识是极为不足的。比如，在日本人二十世纪初开始在东沙活动之时，中国官员一开始还不知道东沙到底在哪里。最后还 是靠翻译过来的英国航海志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岛，还靠这本航海志中把东沙列在中国沿海才说服日本人放弃这个岛，其实这也得益于列强不愿日本太强势而施加压 力、日本政府没有强烈的主权意愿、日本人的开发也属于私人性质等几个因素。距离中国如此之近的东沙还是如此，其他岛屿可想而知了。
其实，南海的其他邻国在南海的活动也有悠久的历史。如前所述，占城（现在属于越南一部分）很早就知道了西沙和南沙（甚至可能是发现者），越南在18-19世纪初已经有确凿的对西沙的管治证据，甚至得到国际承认。与之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证据甚至还颇有不如。
菲律宾和文莱很少对南沙提出历史性的证据。但其实她们对南沙的历史权利也在中国古籍中得到反映。比如，明朝黄衷《海语》中写道："萬里長沙：萬里長沙在萬里石塘東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这里的万里长沙是南沙群岛，西南夷就是指文莱以西的国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和地理背景，这里的西南夷就是文莱或苏禄（现在是菲律宾的一部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南沙群岛是她们的传统活动范围。
在同时代的顾岕的《海槎余錄》（约1540）也给出了相当有用的信息："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传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舶必远避而行，一堕既不能出矣。万里长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回溜中，未有能脱者。番舶久惯，自能避，虽风汛亦无虞。"这里的万里长堤指南沙。只有"番舶"才久惯，能在这一带活动。这里的番舶，自然也只可能是文莱和苏禄了。这进一步说明了她们在当时确实是在南沙区域的主角。
而以现代主权性质的活动来说，中国直到1909年才第一次声称对西沙的主权；而南沙的主权是由法属印度支那在1930年最先主张的；英属文莱政府在19世纪后期已经有对南沙部分岛屿实施有主权管辖性质的举动；菲律宾对黄岩岛的管辖更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过在整个南海范围的管辖权。
因此，仅仅强调中国在南海的"传统权利"，而不理会南海也是周边国家的历史悠久的生命之海的这种说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应该和南海其他国家在公平、兼顾历史与现实以及符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平地解决互相之间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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