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日本的纠结，既因地缘政治，也有历史根源，既有中日的民族性原因，也有现实利益的纠葛，还有政治制度与国际角色也发挥作用。
历史与地缘因素：清末以前二千年，有文字史记载中的日本基本都是中国的小跟班，从中国输入文字文化、政治模式甚至伦理道德精神，连佛教文化也是通过中国传入日本。汉朝之时，曾对日本地方政权（倭国）有过册封，但到了隋朝，日本的国王致书隋朝皇帝( 隋文帝)落款居然是"日出国皇帝致书日落国皇帝"，有了平等的意识；而到了唐朝，有了白江口之战（663年），唐与新罗联军击败日本与百济联军，元朝之时的元日战争（1274年、1281年）：元朝皇帝忽必烈两次东征侵略日本，以日方胜利告终（准确地说是征服日本没有成功，因两次均遇到台风袭击）。明朝之时的朝鲜之役（1592年－1598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发动对朝鲜王朝的侵略，明朝派军救援朝鲜，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撤退回日本，以中国（明朝）、朝鲜一方胜利告终。接着就是近现代的日本对大清的甲午战争与日本对中华民国的全面侵华战争。
在清末战争之前，岛国日本与大陆的关系，从被册封关系到渴望平等的关系，再到与大陆争夺附属国，岛国的千年梦想，就是到大陆屠龙。因为大陆是岛国的梦魇，龙的羽翼阴影下，随时可能被覆灭，他们要将自己变成另一只恶龙，通过朝鲜半岛，爬上岸，逐渐战胜或挤压中华巨龙的势力，做大做强自己才可以生存，并翼图发展。
大陆的"天下"可以是汉人的，也可以以元人的，还可以是清人的，为什么不可以是倭人的？就像汉人做大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一样，日本人要通过近代以降的崛起强大，做出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并以驱逐西洋人离开亚洲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将侵略扩张做成一个美好的概念。
日本与大清的冲突，是一个成功地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小国，与一个固步自封的不学习的老帝国之间的冲突，日本不仅在十九世纪末甲午海战中战胜了大清，还在二十世纪之初在中国土地上战胜了也曾拜西方为师的俄国，在一个强权即真理的时代，在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政治生态中，日本通过学习与改变，使自己成为强者，它背后起作用的是某种天道正义的自然法则。
如果元朝征服了日本，那么元朝统一了更大的"中国"，如果明清完全让日本臣服，那么，国人也心安理得，但反过来呢？元蒙可以征服中国，满清可以征服中国，更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日本，为什么不可以角逐中原一统中国呢？中国人自古创造了"天下"这样一个宏大无边的概念，修身齐家治国，最后是要平天下的，当中国的学生日本真的来"平天下"时，中国人突然觉得无法容忍。
中国人可以运用"中国逻辑"，日本人不可以，这就是中国逻辑。不讲人类逻辑，不讲道理，只讲中国逻辑。我曾经在网上调侃：中国如果历史上统一了日本，或者像台湾那样，日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没有一个人会有意见，但如果日本统一了中国，像元朝或大清那样征服了中国，大家会不会有意见？
其实人类在二战之前，遵循的是丛林规则，日本人改革政体之前，考察了欧美，最大的收获是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一句："强权即真理"。这位德国的铁血宰相认为，世界各国上看起来礼仪有加，但那是表面现象，只有小国拥有强大的实力，才会赢得尊重。怎样使自己强大呢，就是改革政体，学习普鲁士的军事集权制与君主立宪制。而中国对西方同期的学习，仅限于技术层面，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只学习技术层面，不改变政治体制。
如果说汉至隋之前，日本属于中国册封之邦的话，到了隋之后，日本民族意识觉醒，在争取平等的国格与大陆交往，唐朝的白江口之战，日本意识到自己实力远不及中国，所以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而元朝对日本的两次入侵，对日本民族的刺激与伤害影响深远，二战时日本的神风特攻队，"神风"二字即源于元朝对日本的入侵。 （日本人认为，阻止元朝军队入侵日本的飓风是神风）。直到日本的国门与中国一样被西方列强撞开，日本人才意识到世界上不仅有一个可怕的大陆中国，还有一个比中国大陆更强大更可怕的力量，是西方列强。谁强大就学习谁，学习是为了强大，通过强大获得生存与扩张，这才是天道正义。
日本扬弃了中国政治文化精神，转而学习西方，也便有了甲午海战的胜利，有了割让台湾岛与获得大清巨额赔偿的《马关条约》。并通过日俄战争的胜利，开始扩张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进而发动中日战争，全面征服中国。
日本一直在务实地学习，日本的历史就是向东方、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而中国，汉唐之后学习就结束了，思想上独尊儒术，信仰上佛道互补，见到西方强大则师夷长技，没有去学习君主立宪制，却从苏俄引进了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俄为师），没有全盘西化，却全盘苏俄化。最为悲剧的中国历史事件是，以俄为师的中共，推翻了民国政府，开始了对中国红色极权统治。
简单的革命暴力思维，仍然主导着中国军界思维，当中国的国家实力稍有增强，立马就摒弃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用各种方式炫耀武力，以图武力恫吓日本或日美联盟（设立防空识别区等），但结果适得其反，美国重返亚洲，强化日美同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更加强大。如果中国像当年苏联那样对垒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前辙之鉴就是国家经济失衡与破产的苏联。尽管习近平发声，认为中国致力于世界和平，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侵略的基因，但当代军界却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军事集团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自己的权势，使国家经济与外交对军事倾斜。
对抗日本或打击日本，似乎成了中国党和政府凝聚爱国心的不二法门，宣传部门与有关部门可谓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因为几十年来从教科书到小人书到影视小说，日本就是鬼子，就是敌人，对抗日本是永远的政治正确。
当日本开始基于市场经济、文化与价值的征服之时，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还停留在火器时代的征服理念上，这种落后，是把自己落后到二战之前了。
通过网上百科"日本道歉"辞条，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政要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数十次公开道歉，但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与韩国民众，却普通不满意，因为日本政要的道歉过于轻易简单，与其发动的战争造成的灾难不成比例。
人们追问的是：为什么日本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彻底的道歉？其一，日本人迷恋自己的宏大叙事，认为自己是在解放亚洲，驱逐西方势力；其二，大陆人遵循的天下原则，日本人认为，任何族群靠实力，都可以逐鹿中原，问鼎天下，大陆臣服天元蒙、满清，已有先例；其三，是美国人打败了日本，而非中国人，日本人对向中国投降并没有心服口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人可以像德国那样道歉，但道歉对象必须是政治已进入世界文明的国度，如果向一个政体与思维仍然落后的国家道歉，结果会是自取其辱。
这里，我想分享一下个人对日本的心路经历：
中小学时代，我对日本的仇恨与任何一个中国少年无异，看过那些抗日电影小人书之后，最大的遗憾是生不逢时，为什么自己没有赶上抗日的好时光，因为只要参与了与日本人的战争，每战必胜，即使牺牲了也可以成为英雄（牺牲的概率非常小）。直到上大学之后，发现二战之后西方战胜国对德国对日本的援助与重建，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不对这些灭绝人性的国家进行报复？应该让法西斯战败国永世不得翻身（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
日、德这两个小国家，二战之时纵横东西方世界，几乎征服了欧亚两洲（如果美国不参战，战争结果可能完全改变），这两个国家具备强大的创造力与征服力，只是他们用在了丑恶的战争上面，西方战胜国通过战争战胜了日本与德国之后，要通过联合国法律与新的联盟力量，帮助战败国政治转型，使其成为和平正常国家。显然，战争的征服之后，是文明的制服或驯服（西方主流社会的宗教宽恕与拯救精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纪念抗日战争结束六十周年之际，有一则电视画面令人感动，当年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日本老兵与美国老兵重聚战场，他们在海边一起漫步，回忆战争年代，互相之间已然没有了仇恨与敌意，战争不是他们发动的，自己只是卷入了战争。他们在战场上相逢，当年靠枪口与实力说话，而现在，他们要回忆的生命中的一段时光，美国老兵甚至都不言战争的胜利，更不会教训日本人，要牢记战争教训。为什么？面对面教训一个日本老兵有什么意义，日本已完全在美国军事力量控制与保护之下，如果再发生战争，那会由美国新生代去解决，完全用不着老兵自做操心状。
在和平的前提下，战败者拥有独立与自由发展权，一句话，战争结束了，一切从头再来。现在看来，西方战胜国基于文明的征服，成功了，今日之德国与日本为世界经济与文化，创造了巨大的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共享的，通过市场经济的新博弈，德国与日本实现了和平的崛起。
中国人的民族性与中国政府的党性，决定了中国对日本的战争一直没有结束。
中国人的民族性是置对手于死地，或使其永远臣服，没有尊严，没有重新崛起的可能。只有这样，日本才会使传统中没有走出的中国人满意。政府的党性，决定了制造敌人，以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是党的宣传的需要，这一需要被经常性地使用，而日本人的亚洲属性，也使中国人的爱国病得以经常性地复发。日本人每年会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日本右翼还会不失时机地散布否定南京大屠杀或对华不利的言论，凡此种种煽风点火，都使中日"战争"死灰复燃。
如果说中国党和政府或军方还有日本右翼渲染中日战争，有其政治所图，中国普通人痴迷于意淫中日战争，则完全是寻求虚拟的精神自慰，宣传与教育部门几十年如一日持续地宣传与洗脑，政府对国际信息的封闭，是造成中国庞大的抗日仇日群体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庞大的反日群体，正是"中日战争"得以持续的"群众基础"。
当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时，中国突然意识到某种不安，同为二战之时与日本敌对的美国与澳大利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去年十一月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在五角大楼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就日本欲解禁集体自卫权一事表示，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利独立自主处理相关事务，并表示欢迎日本恢复自身在地区内的作用、为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作出贡献。而近期澳总理托尼.阿博特以坚定的措辞申明澳支持日本放松对武装部队的限制，表示应当"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受到欢迎"。澳大利亚总理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赞扬日本是"模范国际公民"，应当按照日本在当今世界的行动而不是根据70年前的战争行为判断日本。
宗教信仰与普世价值，是二战转型的基础，即世界不再相信强者必然为王，人类开始通过经济与文化，来博取国家的利益，创造力与管理能力、市场拓展能力等等，国家之是要比拼的是综合实力，而这种博弈的结果是实现双赢或多赢，不是一方对另一方或多方的征服与掠夺。
世界均在二战后实现了转型，中国一直没有完成政治转型，中国政府因此内外失踞。政治不文明的国家，必然会滋生无数不文明的百姓，而政治不文明的国家，更会通过集权，而产生为所欲为的铁血人物，这类法西斯人物不顾国际准则，也置百姓生命人权于不顾，图的就是一个强人形象与所谓的强国地位，所以，政治不文明的国家，必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狙击与焦虑。而这也促成政治不文明国家作困兽犹斗状，军中像戴旭这样的所谓鹰（犬）派人物（体制内为犬，体制外扮演鹰的角色），随时就会挺身而出，以激烈的战争言辞博取出位，逢迎最高当局的强权心理。
中国网民通过网络也在表达不同的声音，当外交与宣传部门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不要篡改历史教科书时，网民们要求中国教育部门更应该修改历史教科书，以还原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主战场作战的真相，还有，五十年代反右与政府造成的大饥荒、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八九六四真相，并对自己的历史罪责应该忏悔，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对责任人予以追究，日本政要悼念甲级战犯固然有错，而中国政府对自己的抗日英雄却有怎样的态度呢？对近代以来的国家英雄只有一个纪念碑纪念，而国家英雄的纪念堂在哪里，名录又在哪里？
党国政府对日本永不止息的战争，越来越成为网络上的笑谈，也成为中日互害互损的非理性行为。中日战争的真正结束，应该是中国政治文明开启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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