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预感甲午年要出大事，但谁也无法预料具体的时间和机缘。未来的史家可能会指出，2014二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就是黑天鹅飞临的时刻。这个周末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头版价值的大新闻，对中国，也许对世界来说，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是乌克兰的革命。
现在总结乌克兰革命的历史意义显然为时尚早，但笔者还是贸然一试。众所周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对20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列宁不仅抓住了资本主义自伐的机会一举夺权，而且锁定了全球一代激进青年的想像力：走俄国人的路。今天看来很清楚，俄国人的路，不是通往自由之路，而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邪路。俄国、中国、乌克兰等许多国家，至今仍在为此而付代价。
除了巨大的生命和环境代价，更深刻的代价是自由精神的挫败。那种为自由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勇气，似乎随著乌托邦的幻灭，也一道死亡。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天，确实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很大程度是红色权贵改旗易帜以自保。因此，青年一代的自由精神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这正是普京敢做沙皇梦的社会基础。
乌克兰革命的意义就在于，这个事件证明自由的魅力存在于人的基因之中，世道越是腐败，就越能激发青年一代为自由献身的激情。而专制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低估了人类追求心灵自由的本能。乌克兰革命之所以可能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因素，一个因素就是这个革命发生的时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又一次处在世纪性的危机之中。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不可避免带来的腐败，触发了全球性的变革大潮，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最贫穷的国家，都在探索新的内部和国际秩序。
阿拉伯之春代表了一种变革类型，即伊斯兰文明如何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制约中走出来拓展自由的秩序，而乌克兰革命，则有可能代表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从历史的弯路中走向自由。乌克兰的变革模式，无疑对中国青年一代具有更大吸引力。另一个历史因素，就是网络技术带来的沟通革命。这场革命方兴未艾，青年正是这场革命最有力的推动者。
也就是说，和百年前俄国革命爆发前的世界十分类似，青年一代面临的是一个腐败且压迫性的世界，而于此同时，新的通讯和交通手段，又赋予他们超越以往的时空约束来交往的手段。这两个因素，注定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到来。
这一次乌克兰革命最令人振奋之处，就在于一向亲俄的东部青年，也选择了自由而不是石油，这对于以石油资源为后盾、重温帝国旧梦的普京是一个致命打击。乌克兰革命最可能的连锁反应，就是激发一场俄国革命。果真如此，则中国的激进青年将很难避免重新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即便俄国不发生类似乌克兰的革命，乌克兰革命重燃中国的自由之梦，已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如中国领导人自己都认识到的，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发生革命的条件。真正的问题是，革命何时发生，成败和代价又如何？
虽然无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但历史也给了我们一些重要启示。启示之一，从宏观视野看，革命就像气候灾变一样不可避免。启示之二，就是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来教育和发动的。因此，革命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方式发生，很大程度取决于统治者如何作为，如何选择。此次乌克兰革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普京执意要圆帝国旧梦，如果亚努科维奇聪明一点，就不会有这次乌克兰革命。
有人认为，中国人不会再闹革命，因为只要有饭吃，中国人就不会造反。这个观点其实在历史上也不十分准确，太平天国就不完全是因为没饭吃。精神和信仰因素，从来是中国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不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为自由而牺牲生命，但此次乌克兰革命给自由派带来的最大兴奋，恰恰就在于他们看到，只要有很少数量的年轻人敢于牺牲，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就能够翻盘。这个假设可能不适于中国，但你很难阻止激进的自由派这样去想，去行动。
历史证明，自由的代价非常高昂，革命也很可能不成功。乌克兰革命有可能误导中国的激进自由派，让他们低估了自由的代价和革命的风险。不过，最大的历史责任并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在当权者肩上。中国将成为今天的叙利亚，还是今天的乌克兰，取决于他们如何来教育和发动中国的下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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