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远
排除障碍，延揽名师
在燕大，司徒雷登看到的事实和其他教会大学的状况一样：不信仰基督的优秀教师进不来；在校的仅有的几名能胜任教学的中国教师和西籍教师的待遇差别很大；学校中层以上的专职管理人员全由西方人士担任。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状况，要把燕大办成一流大学便无从谈起。司徒雷登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为燕大招才纳士。
首先，针对过去教会学校的所有教师都由各教会组织委派的惯例，司徒雷登向纽约托事部提出申请，要求给燕大聘任教师的自主权。第二，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到燕大任教，司徒雷登决定不过问教师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学术观点，只要有真才实学，具备任教资格，燕大都可聘用。第三，司徒雷登决定从燕大自筹的经费中拿出一笔钱，大幅度提高中国教师的待遇，使他们与外籍教师同工同酬。
到20世纪30年代，燕园内已经是大师云集，其中既有国外归来的博士、硕士如洪业、赵紫宸、冯友兰、吴文藻、雷洁琼等，也有国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如陈垣、周作人、郭绍虞、容庚、顾颉刚、钱穆、朱自清等，还有燕大自己培养并选送出国深造后学成归来的学者，如冰心、许地山、齐思和、严景耀、侯仁之等。燕大的教师队伍，一下子变得人才济济，星光璀璨。名教授的到来不仅使燕大比较薄弱的文史教学研究得到了提升，也大大提高了它在中国学界和社会上的地位。有学者认为，燕大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上中国研究的重要基地，这批学者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燕大对于教师学术水平、任教资格的要求和检查尤其严格。1922年，燕大制定新的教职员等级资格标准，分正教授、副教授、襄教授、讲师、助教、助理六个级别，”标准谨严，开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先声”。由于条件要求严谨，当时燕大仅仅认定了4名教授。但也正是因为合格教授太少，恰恰为司徒雷登打破教会聘用教师的限制扫除了一些阻力。
尽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谦虚地写道：”燕京的教学研究都是高标准、高质量的，至于我本人在教学研究上则几乎什么都没干，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但是在燕大的教师们看来，则是”在人才和学术研究方面，司徒先生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他所聘任的教职员，除中美人士以外，英、法、德、丹、意、日等国籍的人才也一样地重用”。在司徒雷登心中，”经世之学与纯粹学理并重。前者是指新闻和社会服务，后者是指考古、历史及纯粹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这些工作已经得到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的承认与合作”。
为了保持学校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司徒雷登一直注意保持比较低的师生比例，在燕大历史上，最高也没有超过1：3的师生比例，以至于不少人把这一点作为批评燕大贵族化和低效率的理由。
一流大学地位的确立：哈佛燕京学社
虽然在过去的研究中，对于燕京大学”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都作出了肯定，但是到底从哪一年起，燕京大学才可以称得上是一流大学？这样的探讨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因为在燕大的发展史上，向一流大学迈进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非突变。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谨慎地认为，1928年，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确立起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一年。其一，是因为之前叙述到的燕大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所举行的考试中的表现。其二，是因为在同一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结果燕大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
而最为标志性的事件，则是至今仍在运行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哈佛与燕京的结缘，出于偶然，始于竞争。燕大组建不久之后，司徒雷登在为学校募捐的过程中得知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Hall）去世前留下遗嘱，其遗产除了留一部分给亲属外，其余部分一分为三：三分之一捐赠给铝的发现者所在的奥柏林学院；三分之一捐赠给南部各州的中学；其余三分之一捐赠给美国人在亚洲和巴尔干地区创办的高等学校。当时凡是有资格获得遗产的学校都提出了申请，甚至连一些不够资格的学校也在想方设法地试图碰碰运气。而该遗嘱的执行人之一阿瑟·戴维斯（Arthur V.Davis）恰巧是燕大副校长亨利·卢斯的朋友。燕京大学当然不肯错过这样的机会，亨利·卢斯安排司徒雷登和阿瑟·戴维斯在纽约共进午餐。关于那次经历，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中有极为生动的叙述：
戴维斯先生毫不留情地考问我，我也完全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衡量我。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随后，戴维斯先生说：”今天下午我就动身去巴黎，但是我会同意我同事的意见（约翰逊先生1已经答应给五十万，如果他能使戴维斯先生信服的话）。不过，不要让你的代理人来打扰我们。你回去，办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到时候我们会尽我们的责任。再见。”过了一年左右，当我再次见到约翰逊先生时，他说：”我们已经决定给你一百万-是的，我们一直在观察你，我们打算把数目增加一倍。”后来，我提出切实理由，要求他们把数目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他们同意了，然而，我却又因此经历了一次难堪。
做完亚洲的分配之后，霍尔基金的账面上还存有大约450万。哈佛在此次申请中虽然也极力想分到一杯羹，但是却因为不符合条件始终没有成功。关系千万重，哈佛企业经营管理学院的院长，恰巧是约翰逊律师的大学同班同学，于是约翰逊便打电报给司徒雷登，商量如何处理那些还没有分配的余款，并且要求司徒雷登去哈佛，同那里的人一起商量如何在不违背遗嘱意愿的情况下制订出一个也可以让哈佛参与的方案。
此时，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再一次在历史的闸口狭路相逢。当时霍尔遗产在中国受益最大的大学并非燕京，而是北大。北大用其获得的捐赠与哈佛合作开展汉学研究，但后来因为参与研究敦煌石窟的美国人华尔纳偷盗千佛洞壁画而中止。霍尔基金会和哈佛大学在迁怒于华尔纳的同时，对于和北大的合作也开始意兴阑珊。司徒雷登在了解这一情况之后，1925年秋专程赶往美国做工作，向哈佛提出由燕京与其合作，继续开展汉学研究。
当时的哈佛是美国第一流的大学，尽管在汉学研究方面并不突出，学术名声却极为响亮，有良好的教学、研究条件，是西方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燕京大学虽然还名不见经传，但是其学术潜力也已经开始展现出来。经过讨论协商，两校于1925年达成建立”哈佛燕京学社”的协议。第二年初，霍尔基金会拨款640万美元作为该学社的研究和活动基金。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其目的为”通过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以及中国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保证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资助出版那些经学社董事会赞同的有关中国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它期望学社保证在中国的研究中心里对从事研究的学生在各方面有所帮助，并将与中美两国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协作”。学社本部设立在哈佛大学。
成立当天，合作双方选出了一个由9位代表组成的决策委员会。这9个代表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托事部、燕京大学托事部和霍尔基金会。决策委员会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一任负责哈佛燕京学社日常行政工作的主任是担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系主任的法籍俄裔东方学家叶理绥（SergeElisseeff）。他早年就读于德国洪堡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精通多国语言，对中文也颇有造诣。叶理绥担任这一职位长达28年之久，在他的倡议之下，哈佛燕京学社把日本也纳入了研究范围。
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不久，燕大的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也于1928年2月10日宣告成立，并特别聘请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出任所长，后来陈垣成为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为加强对学术研究的领导，燕大哈佛燕京学社组成了一个5人学术委员会，除陈垣之外，还包括洪业、博晨光、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叶理绥。
燕大哈佛燕京学社的日常工作，由学社下属的”北平行政管理委员会”执行干事负责。这一职位最初由博晨光担任，10年之后，由于博晨光和叶理绥关系紧张而辞去职位，改由洪业继任。洪业是位气魄极大的史学家，在他的倡导下，燕大哈佛燕京学社创立了《引得》编纂处。在近20年的时间里，学社先后完成出版了64种、81本中国古籍”引得”，内容涉及《十三经》《庄子》《墨子》《荀子》《佛藏》《道藏》《宋诗》《元诗》《辽金元传记》《容斋随笔》等中国古代名著，也包含了各代历史书籍和小说”引得”。这些”引得”至今依然是世界汉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书。
从1928年开始，哈佛大学同燕京大学开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洪业和博晨光就是第一批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的燕大教师。
当年那些被燕大派往哈佛的学者，在之后的岁月中都成为各领域内的学术重镇，比如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先秦史专家齐思和，之后曾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后来成为燕大的最后一任校长，之后又担任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人类学和民族学专家林耀华，魏晋南北朝史及日本史专家周一良，宋史、近代史以及古籍学专家聂崇岐、清史专家王钟翰等。而被哈佛派往燕京学习深造的洋弟子之后的成就也同样令人惊羡……
这些经由哈佛燕京学社造就的人才，使得哈佛燕京学社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而哈佛与燕京的这一联合，让名不见经传的燕京一跃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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