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韩飞龙(Peter Humphrey)和妻子虞英曾最近出现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他们戴着手铐，身着橙色监狱马甲，这是这对夫妇的亲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头一次看到他们。夫妇俩分别拥有英国和美国国籍，在中国的外商圈子里相当知名。
但亲朋们本该放松的心情，又被接下来的画面冲散了：韩飞龙的面部进行过马赛克处理，他低着头承认自己犯了罪，并向中国政府道了歉。
韩飞龙的道歉在中国电视上播出。他的案件展示了外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阻碍。
在这个全球最富经济活力的国度，该节目不仅让驻华的外国人立刻感到警觉，也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商业活动中的一个阴暗角落。韩飞龙和虞英曾在今年7月消失之前，一直经营着中慧公司(ChinaWhys)。在北京、上海和香港，有很多像中慧这样的公司，它们干着不见光的顾问和调查行当，承诺在中国不透明、且常常很危险的商业环境中，为外国企业领航。
这些公司提供的服务，被认为是在中国做生意时不可或缺的，比如背景调查、财务审计、欺诈调查，以及商标保护。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样的服务非常普通，但在中国，公开信息十分有限，再加之腐败猖獗，开展这样的工作可能既困难又危险。
韩飞龙及虞英曾因被控非法获取个人隐私信息而被捕，最近还有其他几名商业调查员因类似指控被关押，这显示风险正在上升。除此以外，中国针对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开展行贿调查；对美国汽车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后者在中国降价；以及颇为直白地警告美国科技企业，要把工作分包给中国公司。这些情况显示，在外国企业开展中国业务的过程中，该国政府似乎正在设置新的障碍。
外国投资者——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和跨国公司——通常会聘请像中慧这样的咨询公司，对潜在的合作伙伴和员工进行调查，或是对现有伙伴和员工进行监视。
这样做的目的是去发现可能会给投资造成危害的舞弊行为，比如跟供应商暗中勾结，以及可能会让上市公司陷入困境的欺诈行为。
"可惜的是，尽管在感觉上欺诈和误导行为十分常见，对在华企业的诚信状况进行尽职调查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但取阅记录却变得更加困难了。"香港贝克博茨律师事务所(Baker Botts)的顾问和前主管合伙人谷志明(John Kuzmik)说，"调查员在一种有些危险的深灰色环境中工作。 "
谷志明说，对于收集和评估个人信用记录，甚至是取阅犯罪或房地产记录，中国尚未建立一个全面的系统。而去年，中国政府又开始压制取阅企业登记和户籍记录的行为。
事实上，这些公司的很多业务来自西方律师。这些律师必须为客户在中国的交易开展尽职调查，但不愿在这个过程中把手弄脏。
一家大型美国律师事务所驻中国的一名律师说，"我们跟私人调查员合作，但我们不想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的。"
因为在获取企业与其他信息方面，并没有确定的规则可循——警察和法院本身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最大的风险可能是调查对象有能力展开报复。
加拿大调查人员黄昆身上似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因参与针对希尔威金属矿业公司(Silvercorp)的一篇负面报告，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中，预计将会面临刑事指控。黄昆的报告发布后，希尔威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的股价下跌了20%。
有些人认定，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韩飞龙和虞英曾身上。
韩飞龙的这种案件"根本与法律问题无关，而是跟某些人有关，控制信息符合那些人的利益，"一名在北京的西方顾问说。
GeoInvesting是一家宾夕法尼亚公司，业务是调查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其联合创始人丹·戴维(Dan David)表示，中国逮捕韩飞龙的决定特别不公平，因为他和其他调查员是在努力保护美国投资者。
戴维说，"要记住，我们说的不是拍摄视频，或者暗中录制采访内容，而是基本的背景核查，就因为这个，中国政府会把你关进监狱。"
57岁的韩飞龙是英国人，60岁的虞英曾在中国出生，后加入美国籍。他们很适合做这一行，因为调查员既需要做私家侦探，又要做金融分析师。韩飞龙第一次来中国是1979年，他长期担任路透社的驻外记者，曾驻中欧地区。虞英曾则是一名会计师。
韩飞龙是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上海分会的创始人，去年在香港举办的一次会议中，他发表了长篇演讲。他给出的一条建议是，"像欺诈者那样思考"。
中国官方新闻社新华社报道，中慧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很不起眼，大约有10名雇员。
中慧的客户中有制造业、酒店业及房地产业的公司；最值得一提的是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中国政府指责这家公司广泛贿赂中国医生。
葛兰素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韩飞龙从来都不是该公司的员工，但该发言人拒绝透露，中慧公司是在什么条件下为葛兰素工作，以及工作了多长时间。
韩飞龙的熟人表示，他们认为葛兰素曾要求韩飞龙调查该公司是否符合《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规定。
在中央电视台上个月的报道中，一名身着制服的上海警察陆炜说，夫妇二人搜集了中国公民的个人户籍信息、汽车和房产信息，以及出入境信息。
报道中说，夫妇二人以每条800元至2000元的价格非法获取上述信息，之后将这些信息编撰为报告，再以每份十多万元的价格出售，公司一年获利约600万元人民币。
看似很有可能的是，韩飞龙和虞英曾是因为在去年相关规则发生改变后，未能适应这种转变，因而遭到逮捕。
若干名西方咨询师透露，当时中国政府收紧了在工商局查阅企业登记的权限，人们通过这些信息能够了解公司的结构，而户口信息更是完全无法查阅。户口由权力巨大的公安部控制，它常常是确认某人宣称的身份是否属实的唯一方式，因而对投资者很重要。
2012年9月，邓白氏(Dun & Bradstreet)的一家分支机构被上海检察机关指控"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4名员工被判刑，刑期最高2年，之后许多调查人员都停止了对户口资料的查询。
韩飞龙似乎了解这些新的限制，而且今年早些时候还在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的网站上写到了这些限制。
"2013年2月，政府发布了严格的新规定，对获取所谓的'个人信息'进行了限制，"他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倒退，会加大开展尽职调查、抓获欺诈人员的难度。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更富有创意。"
他还描述了无法开展适当的尽职调查可能会产生的后果，还提到了去年卡特彼勒(Caterpillar)收购一家名为四维机电的中国公司的灾难性案例。
韩飞龙写道，"如果卡特彼勒做了这种尽职调查"，即将会计与背景调查相结合，调阅企业记录，并低调展开支持性调查，"或许就能在开展交易之前发现欺诈行为。"
中国官方并未透露，韩飞龙和虞英曾何时会出庭受审，甚至没说是否会有庭审。英国驻华大使馆对于"公开采访韩飞龙，谈论案件细节"表达了关切，因为"案件目前正在调查之中，并未进行审理"。
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士透露，韩飞龙现在被关押在位于浦东的上海市看守所。
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领事官员在虞英曾被捕后时常探视她，并且还会继续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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