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我在一间咖啡馆采访了王功权。他告诉我：前日，就有警察告诫过他："你讨论问题太直接太激进。"公园旁的小桌子，他们谈了一个小时。也早有朋友担心劝慰。王功权的回答是，我没有感觉到恐惧，我们社会开放不容易，这种情况要抓，可能就是一种代价。
以下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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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是做投资的，投资也和互联网的发展同步。互联网上的每项应用，我都是刚开始就接触。博客一开始，我就开始用。微博出来后，就意识到它会成为一个舆论工具。过去信息传递都是国家主导；有了微博。就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事。
2010年钱云会事件，我倡导公民观察团。因为政府信息的缺乏，不管怎么处理都有质疑，事件不断升级。我觉得要有公民观察团，作为一个理性的第三方介入，对大家了解真相、找到解决方案都有好处，我就用微博发出倡议。我和许志永通了电话，建议他们马上过去，我觉得应该这么做。
即使后来，2011年，大家都在讨论我私奔的事，我上微博谈的还是政治、社会问题、民主自由。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权利，唯一的标准是法律。只要不违法，这是人的权利。
我微博被封是2012年9月11号，正好和911事件纪念日吻合。笑蜀写了一篇关于公民社会组织化的问题的文章，我转发了，然后就被销号。我又重新注册，注册了四次，都被销号，后来我就放弃了。
腾讯的朋友说，王总你在腾讯的微博还在。我一看还有18万粉丝，就写着玩嘛。我就继续发声。
也有关系很好的朋友，劝我不要说话那么犀利。朋友说功权你现在非常危险随时会被抓。要抓就抓吧，我没有认为我做的事情是错的，我也没有侵犯法律，这种情况要抓可能就是一种代价。在中国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认为街上有流氓而不上街。
前天（8月28日），就有派出所所长找我谈过，要我在微博上不要这么激进。他说我影响比较大，讨论问题太直接太激进，希望能够注意点。
那天他们找我谈话，让我去公寓的房间里谈。我说我不去，你要是在里面放两女的，我不去，我们在公园谈，在公开场合谈吧。他说我穿制服会不会不好，我说那没什么，就在公园旁边的小桌子，谈了一个小时。
他们也曾几次抽查过我的税，他们说是抽查，我无所谓，当然我们是管国际基金的，税务不可能有问题。
我也没觉得会有危险，也没那么多恐惧。要是有关部门采取其他方式，回头想想，我这么多年经商没有行贿没有违法，有什么问题该治什么罪治什么罪。
我许多年前就是这样，大家以为我是微博后才关注时事。其实在80年代末，我就因为时事问题而被关押。蹲过监狱，我知道在中国做事，是有可能被抓的。
早就是这样：我出狱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一到六月，电话就会被监听。我已经习惯了。人家政府有关部门是干这个事情的，他想了解就了解，我也没有什么保密，做的事都可以说。大家总觉得我有危险，我不知道危险在哪儿。我说话就假设有人在监听。
朋友被抓，我也呼吁。许志永每次被限制自由，我都在呼吁。多年来也都是这样，政府也都知道，可能是多年的习惯吧，我就没觉得自己特别危险。
现在，我就没有感受到这个恐慌，因为我在媒体上一直这么说。该谈什么就还是谈什么。造谣当然是要处理，但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大家发声，制造网上恐怖，太不应该。
这次警诫大V的风潮，我不太愿意去揣度官方动机，只是认为：我们社会开放不容易，尽可能应该保持开放的良好趋势。存在问题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能封杀，像对待洪水猛兽一样。
民众交给法律管，政府不要轻易管民众，行政行为经常是侵害法律的。对于在互联网的发声进行打击是过分了，是问题官员恐惧互联网。
政府习惯在言论上控制，出现微博后，政府为不能控制而很恼火，采取的一些做法我认为有些是很不合适的。中国社会是逐渐学习开放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天然开放的属性不要轻易打击，再收回来，谁错了就走司法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是公共权力侵害人们的自由。
我的原则是：如果触犯法律，我伏法。但只要我的权利没有被剥夺。我就会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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