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號﹐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大陸。97年之後，這天就成了公眾假期。「七一」遊行，自97年已經開始，至零三年達到高峰。政治上，新政府管治失效，與英國時代形成強烈對比，零三年香港政府更想通過《基本法》23條，即國家安全法，民間極為不滿；經濟上，SARS疫潮全方位打擊香港經濟，中產賴以維持社經地位的房地產及股票市場尤其受創，最終促使了約五十萬人上街抗議，香港及北京政府大為震動。《廿三條》因而被擱置，推銷官員下台；泛民主派多個政黨乘此氣勢，在選舉大勝。2005年，首任特首董建華以「健康理由」辭職下台。
零三年的七一遊行似乎有力促成政治局面翻天覆地，因此七一遊行成為了「公民社會」的政治傳統。遊行人數被視為民怨的寒暑表。每一年「六四七一」之間，都是泛民主派政黨的動員季節。作為多個民主派大黨金主的《蘋果日報》，亦會落力宣傳，當日更會在報紙頭版附送示威標語。
泛民政黨和許多香港人都傾向相信，當年是七一遊行令北京「收手」、特首下台，因此，七一在香港是一個被神化的圖騰。當年遊行的一切，都被賦予不可思議的象徵意義。例如當年遊行很有秩序、連垃圾都不會留下，這些政治參與的特質，到今日仍然被視為「想成功促成改變」就必不可違反的天條。這種的想法，多年後發展成泛民主派全面擁抱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教條。
英國最後的二三十年管治，是不民主的賢人政治，後來逐步開放衣冠楚楚的代議政制。壓力團體和政黨只要出來拉橫額、遊行、示威，香港政府通常從善如流，大家都有面子下台。因為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實質上是異族統治，其管治合法性，全看其管治成績。除此之外，她亦要維持一種對民間的開放假象，通過各種諮詢機構，盡量將門路打開，營造出一種與民共治的感覺。
因此，當年的壓力團體和政黨，並不需要像南韓、台灣、日本那樣在燃燒彈、催淚彈、水炮和防暴警察之間抗爭。他們只要和平請願，就可以得到政府善意回應。然而，這種良性循環在零三年之後已一去不返。
零三之後，中共一改「回歸」初年的不干預政策，將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權力擴大，香港開始出現兩個權力中心，一個是港府，一個是中共的直屬機關。五十萬人上街後，中共回應香港民怨的方法，是用經濟手段對治經濟動物：開放自由行，用大陸的遊客和熱錢迅速令香港經濟回春。幾年之後，惡果紛呈：經濟單一依賴大陸，使大陸官民對香港也不需要再客氣。自由行陸客來港撒野，無日無之；京官對香港事務指手劃腳，多不勝數。香港政府是由北京指揮，在香港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北京對香港事務也越管越細，也不再理會「一國兩制」或者輿論反應，手腕越見粗暴。拖延普選、干擾各級選舉、濫權打壓示威者，看麻木了。早前中共國務院更推出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書，公然宣示「一國」大於「兩制」。
香港人每年參與七一遊行，政治狀況卻每況越下。民間對於固有抗爭模式，漸感焦躁；泛民主派的談判妥協路線、香港可以對大陸輸出民主的想法，大受質疑。中共已經關起談判大門；「香港回歸中國」的官方詮釋，意味著中國統治香港是天經地義，是基於國族血緣不可挑戰的合理性。因此中國對香港，不如英國般小心翼翼。去到最後，你仍不滿意，愛國流氓就會辱罵：「你們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嗎？」中共的「中國夢」，是民族主義，是極權流氓最後的避難所。中共在香港的管治，也已經拋開中英之間的規定，而只訴諸武力和民族狂情。
香港這一代社會中堅，以往受英國管治所洗禮，他們既是經濟動物，又沉溺於自己的靜好歲月。比起許多曾受威權政府統治的人，他們更欠缺抗爭意識，一廂情願認為政府會在市民齊齊「站起來」、遊行、請願之後退讓。「和平佔中」其實也是這種思維的延伸。
妥協、移民，是他們面對社會問題的心態。他們迷戀著零三年的光輝，希望遊行人數很多，奇蹟會再出現。就是這種妄想，令香港的公民社會越來越退縮，甚至轉去消費被迫干政的未成年學運團體，謂其純潔、無機心，對他們說幾句「香港的未來靠你們了」，再以「和理非非」掩飾自己的懦弱。
當有行動者願意將抗爭推前一步，泛民主派卻抹黑其別有用心。他們看著台灣的反服貿抗爭，熱血沸騰、搖旗吶喊，甚至專程飛到現場「體驗」，但轉個頭來，對香港自家那些激烈程度不及台灣十分之一的抗爭者，卻大肆批判。香港社會就是充斥這些葉公好龍的社會名流。靠他們與雄起發惡的中共周旋，就像「七一」遊行推倒政府一樣，同樣是一個美麗但不設實際的幻想。上一代人的牌已經打完了，但香港社會仍未找到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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