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量的增长并不能决定一切，其质量、结构、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人口与环境、政治构架的设计等整个文明要素的配套发展才是决定一种文明能否最终崛起——成就某种文明模式的根本。
四月三十号，世界银行有消息说，中国的GDP 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于今年超过美国。 尽管按汇率转换的方式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依然比美国小很多，如按更具有指标性的人均收入来看，中国更是离”超美”遥远，仍处在一种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但这样一个信息，无疑会让某些”爱国者”兴奋不已，给不断在找各种”自信”理由的中国官方提供某种新的论据，或许也会再次引发这几年已议论甚多的所谓的”中国模式”，如何看待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处理能力等问题的讨论。
“一丑遮百丑”的唯经济增长论
鉴于中国二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许多人对”中国模式”大加赞颂，这其中不仅有国人，也包括许多不同国家的各类人士。虽然中国官方故作谦虚地不太去直接肯定和宣传”中国模式”，但从一些与此相关的御用文人受到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不难看出官方对此的青睐；而对”中国道路”的吹捧和宣传，事实上也不外乎是另一种变相地鼓吹”中国模式”的形式。在一些人眼里，不仅”中国模式”好像能改造中国，更能行之普世，大有就此与国际主流模式一较长短，甚至取而代之之势。
对这种看法，笔者一向不以为然，也曾在多种场合和文章里多次提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这种提法欠缺历史感，欠缺的历史的纵深和宽广的国际视野。姑且不说二十世纪苏联帝国及其华沙集团的整体实力超出今日中国，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也曾被人热捧为”世界第一”（”Japon number one”）被视作他日定会超美的世界经济领袖之星。然而，曾几何时，又无论习总书记如何惋叹愤惜，苏联和华沙还是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了；而不论日本某些人如何遗憾，日本不仅没有成为第一，且跌到第三，至今仍然面临诸种发展的瓶颈。这其中有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值得深思，无法在这里一一加以探讨。只就一点来说，就足该让国人在提及文明发展模式时稍为谨慎，那就是经济的量的增长并不能决定一切，其质量、结构、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人口与环境、政治构架的设计等整个文明要素的配套发展才是决定一种文明能否最终崛起，成就某种文明模式的根本，那种以为有经济增长就可以”一丑遮百丑”的唯经济增长论不仅浅薄无知，有害于社会发展，事实上也已被中国现实日渐显露的各种危机性现象所证伪。
中国经济问题关键是结构性失调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但好多国家都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包括前苏联。而当今之世的一些新兴发展国家，与中国体制全然不同，也在经历高速增长，因此以体制特点作为充分条件直接对应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能成立的，还有其他的诸种变量需要考虑进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考虑这种增长的各种社会和环境的成本，那是早晚要偿还的。就这一点来讲，笔者曾多次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前的例子，那也曾是个经济经历十数年高速发展的国家，七十年代德黑兰的繁华曾让许多人惊叹。但由于社会的不公正，制度的不配套，贪污腐败裙带风的盛行，终于激起民变，一场以伊斯兰教义为名义的革命彻底打断伊朗的现代进程，三十多年后，伊朗依然还在摸索新的道路。
这几年对”中国模式”的吹捧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从零八年起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遭受的经济危机。对这场危机的成因、解决和影响涉及多种复杂因素，暂不在这里讨论，这里只说与本文有关的中国对这场危机的处理以及与”中国模式”的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强力推出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经济当时躲过了衰退，有效地拉动了世界经济的需求，因此赢得赞扬，一些人也因此对中国的所谓”权力集中能办大事”的模式钦佩不已。09年夏当二十国峰会在伦敦召开，中国政府宣布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当晚，本人受邀在法国电视台France 24 与另外两位法国人士现场直接评论这场峰会，但主持人问笔者如何看待中国的四万亿计划时，笔者的回答是：绝对会产生效果，但不见得真正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主持人有些不解地看着笔者，不知笔者为何发此论。笔者的意思其实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其它危机国家的不同，不在于增长的问题，而更在于其结构性失调，增长模式的问题。显然，在一个时间有限的电视节目上，在主持人和其他受邀者缺乏中国背景知识下，这是无法具体展开讨论、说明的。几年过去，关于这四万亿计划造成的问题，今天已越来越成为国内甚至是国际经济界的某种共识。由此例，我们也可以再次说明，许多问题是需要用一个时间的维度、需要将其置身不同的背景下来加以衡量说明的。
中国下一步要经历更大的挑战
这几日，读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论述，其中谈到在应对十七世纪世界范围内因气候、疾病等因素造成的全球性危机时，与欧洲国家不同， 满清政府借用其在征服中国中重建的权威，用当时还是相对先进但却是很传统的技术和制度很快地应付了危机。但是，这种对明代以来就出现的问题用危机理论家的术语来讲的”假性解决”，引起欧洲人倾羡的专制制度模式，事实上却掩盖了许多更严重的问题。两百年后，当着欧洲人再次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时，这些问题尤其是其制度性的僵硬暴露得一览无遗，使中国很难做出其他制度性的选择。在以往的有关历史的各种阅读中，笔者便对历史的这种辩证和吊诡有了很深的体认，伟斐德这里举的例证，再一次强化了笔者的这种认识。而在一个节奏加速了的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这种历史的辩证和吊诡也以更加快速的方式不断地显示着，在笔者看来，或许只有具备相当的制度弹性的国家才能更好地应对这种状况。对那些很自信地宣称”中国模式”的伟大的人来讲，笔者的一句忠告或许就是：且慢，先别急着下结论，中国下一步也许要经历更大的挑战。前一段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帮助中国应付了零八年危机的某些因素是否正在显露出其内在的问题，带给中国更大的危机呢？笔者不是历史决定论的信徒，相信历史中行动者的选择和能力能造就不同的历史结果，但前提显然是他们要有正确的判断，做出某种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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