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5月中旬，将天安门广场挤得水泄不通的学生抗议已持续了一个月。当时，张刚是一些寻求缓和学生抗议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中的一员。他们一直试图劝说政府和示 威者做出让步，以结束那场激烈的对抗，保护腹背受敌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当时，赵紫阳与党内元老邓小平的分歧日渐加大。
张刚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天深夜，另一名官员走开接了个电话，回来后脸色苍白。那名官员称，党内领导人围绕天安门抗议的分歧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
"他的表情非常严肃，转向我说，'小平的家里开了会，紫阳靠边了。'"
"当 时的政治平衡非常脆弱——非常非常脆弱——一旦爆发学生运动，这种脆弱的平衡一定会被打破，"张刚说。"一方面，我们没办法控制老同志，另一方面，我们也 没办法满足学生的要求。"1989年，张刚供职于赵紫阳领导下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他于同年逃往海外，最后到达美国。
大约两天后，赵紫阳诡 异地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他的那次现身很有名。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业已下令在北京城区戒严，而此举将会让成千上万名士兵与 学生和民众展开对抗。在5月19日约凌晨4点，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在照相机和惊愕的学生的包围下请求抗议者结束绝食抗议，回到校园。
"我们来得太晚了，"出生于中国中部河南省的他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对他们说。他说完后，学生们纷纷围着他索要签名。
这 次戏剧性事件以6月4日的镇压行动而告终，赵紫阳的下台是其中核心的一幕。时隔25年后，此事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赵紫阳看望学生后的第二天，总理 李鹏签署命令，在北京城区实行戒严，开启了抗议者和军人之间长达两周的对峙。起初，学生抗议者和同情抗议的民众挡住了军队，但6月3日夜里，军人进城，被 授权在夺回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开枪。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成百上千名示威者和旁观者在街头遇害。
对共产党当局而言，赵紫阳这个话题依然是一 个禁忌。赵紫阳2005年去世时，官方几乎没怎么提及他。1989年，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指责赵紫阳分裂领导层，向外界泄露高层的分歧，导致北京的动荡局势 恶化。但对敬佩他的人而言，赵紫阳难能可贵地坚守了自己的原则，是一位开明的领导人，宁可选择放弃权力，也不愿指挥一场大屠杀。
不过，一些敬佩他的人也承认，赵紫阳错误地解读了变化莫测的政治局势。当邓小平转而反对他，支持希望对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做出强硬回应的李鹏等人时，他应对不力。
"赵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吴伟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说。1989年时，吴伟是赵紫阳的高级幕僚鲍彤的秘书。"他一直认为邓对他主持的改革是支持的，但他没有去想邓小平不支持他的时候会怎么样，没有对党内斗争尖锐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 1989年倾覆的政治平衡涉及各有取舍的交易和高层之间的联盟。在之前10年，尽管赞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官员，与对赵紫阳及其前任胡耀邦支持的自由化政策 感到恐惧的保守派之间关系紧张，但他们之间的交易与联盟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石。掌控这些交易的是邓小平。对任何重大决策而言，这个元老人物的支持至关重 要。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随即引发了学生抗议，而上述紧张关系也开始急剧深化。学生的抗议活动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中国其他数十个城市也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领导人面临着赋予民众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以及走向民主的呼吁。
赵紫阳赞成捍卫一党专制，但他希望通过对话及加快改革步伐的承诺来平息抗议活动。不过，邓小平站到了希望采取强硬立场的领导人一边，尤其是将学生视为共产党统治的威胁的李鹏。《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使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扩大。文中谴责抗议活动是反党"动乱"。这一定性引发了赵紫阳的担忧，尽管它反映的是邓小平的观点。
政治学者严加其曾在1989年之前担任赵紫阳的顾问，曾在逐步推进自由化的政改方案上出谋划策。"赵紫阳想慢慢地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他说。当年的镇压事件后，严加其流亡海外，现居美国。
他说，"邓小平担心，如果学生运动继续加强的话，他会像在文化大革命一样被赶下台。"那段时间，邓小平遭到激进学生的排斥和攻击，这些人大力拥护毛泽东当年的呼吁，要求将破坏革命纯洁性的官员清除出去。
中国的高层政治极为隐秘，在这个推崇混沌、忌讳直白的迷宫般的体制中，就连党内权贵也会迷失。赵紫阳显然成了牺牲品。1989年的时候，他以为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最后却发觉自己失宠，继而被视为敌人而遭到唾弃。
4 月23日，赵紫阳开始了策划已久的朝鲜之行。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学者孙万国(Warren Sun)称，赵紫阳走之前，从邓小平那里获悉，期望他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然而，回国以后，赵紫阳试图推翻那篇反映邓小平观点、谴责抗议者展开"动乱" 的《人民日报》社论。赵紫阳过世后，他的回忆录于2009年在海外出版。文中讲述了他如何通过讲话和施压来努力淡化这一社论。然而，这样的努力惹恼了邓小 平。
接下来，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学生抗议者的同时，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到访北京。赵紫阳此时出现了关键性误判。戈尔巴乔夫此行是为了进行高级会晤，以展示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对手长达数十年的敌对 状态就此结束。
然而，5月16日，赵紫阳做出了让邓小平非常恼怒的举动。尽管赵紫阳是正式的总书记，但他告诉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意味着两党关系的恢复。他还解释，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邓小平来掌舵。
在回忆录中，赵紫阳表示，他没有其他想法，不过是想确保，苏联代表团理解戈邓会晤的重要性。
"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赵紫阳说。"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
邓小平本人、他的家人及支持者则认为，赵紫阳的言论是企图将领导层的分歧公开化，并且迫使邓小平走出幕后，为政治危机担责。曾担任政府官员的张刚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给赵紫阳打了一个小时电话，从头到尾都是骂。"
或许，赵紫阳本可以带着政治伤口保住地位，但他与邓小平的分歧涉及一个重大决策——是否通过戒严令来迫使学生离开广场。根据当时的总理李鹏的回忆，5月17日，在邓小平家里召集的会议中，当着赵紫阳等高级领导人的面，邓小平提出实施戒严。
在回忆录中，赵紫阳称，他当天准备了一封辞职信，不过与他关系密切的军中领导人杨尚昆劝他收回，警告消息传出去会使形势更加激化。然而当晚，赵紫阳告诉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他不能主持在北京举办的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
赵紫阳回忆，在解释自己的决定时，他告诉其他领导人，"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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